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到衣橱的镜子。此时他想到了当材料科长的楼忠福，就跟楼忠福说了这事。
楼忠福立即帮忙打听，可是问了一圈的朋友，得到的答复仍然是没有。蒋立天见此情形就说：“那就算了，以后再说吧。”但楼忠福却很把老师傅的事当回事，他对蒋说：“别急，我再问问看。”
当天深夜，蒋立天睡得正香，突然被一阵“砰、砰、砰”的敲门声惊醒了。他心想这么晚了，还有谁来找。开门一看，原来是满身大汗、气喘吁吁的楼忠福，他身边就竖着一面用稻草捆绑着的大镜子。还没有等蒋立天开口说话，楼忠福就扛起大镜子说：“快！快！快！把门开大一点，让我把镜子放进去。”
蒋立天感动得说不出话来，一把抱住了满身灰尘和汗水的楼忠福。原来楼忠福扛着这面大镜子，竟徒步走了40里路。
这面镜子是怎么弄到的呢？那天下午，楼忠福通过朋友打听到金华市里一个供销社有这种镜子，便立即从东阳出发赶去金华。到了那里，又通过朋友才把镜子买到手。从金华乘火车回到义乌的时候，已经快到晚上9点，最后一趟班车早就走了。当时中国的交通还很不方便，连自行车都还没有普及，更不要说机动车了，所以楼忠福只有扛着大镜子一口气走了40里。
这样的故事，在楼忠福的朋友圈中还有很多。如果说楼忠福为人大方豪爽、广交朋友的个人美德和人格魅力由此可见，那么这只是对其性格最表面的一种“通俗阅读”。楼忠福的豁达豪爽、重情重义，是认识他的人的共同印象，这种性格最关键的“效用”并不仅仅在于“个人美德”和“人格魅力”。如果用一种社会发展的理性眼光来“阅读”楼忠福的性格，那么其关键的“效用”，还让“合作秩序的扩展”在中国特殊的文化背景下成为可能。
“合作秩序的扩展”，是哈耶克庞杂高深的思想宝库中极为重要而且锋利的一把“剃刀”，所牵涉的内容广泛而复杂。中国千头万绪的现代化进程，也完全可以借用哈耶克这把“剃刀”来“阅读”。
按照哈耶克的看法，“资本主义”是一个充满误导性的概念，被称为“资本主义”的东西的本质是“自由企业制度”或者“人类合作秩序的无限扩展”。让人痛心的是，“资本主义”经过了三人谈虎般的以讹传讹之后，被误导得最万恶不赦和误导后果最惨绝人寰的地方，却恰恰表现在尚不知道“资本主义”为何物的人群中——“宁要社会主义的草，不要资本主义的苗”，就是对“资本主义”最无知的人群在走火入魔后最歇斯底里的梦呓★。
在哈耶克看来，经济发展的过程是在越来越多的人中实现分工与合作的过程，也是“合作秩序”不断扩展的过程。“资本”在这个合作秩序扩展的过程中，虽然担负了重要的角色，但是真正不可或缺的是产权私有的社会基础和超越家族的社会分工的文化基础。这两样“合作秩序”赖以扩展的东西，前一种在中国似有非有，后一种则基本上是缺位。所以，韦伯、梁漱溟、余英时和黄仁宇都认为，中国即使再独自发展五千年也发展不出“资本主义”来。
改革开放之后的中国，这种情况虽然有所改善，但本质变化仍然不大。财产私有的现实存在虽然被允许，但在改革开放后相当长的时间内仍然没有取得宪法和法律意义上的名分。党的文化、党的组织和国家主义传统，虽然没有某种程度为“合作秩序的扩展”提供了必要的媒介和支持，但亲情、家族在中国人文化心理上的核心地位仍然没有其他的东西可以替代。绝大多数中国人的存在意识，仍然有赖家庭和家族的坐标支撑，与基督教文化下超越家族的个人意识、“天职观”意识和契约精神完全无法相提并论。
中国市场化取向的改革开放，就是在这样的精神背景和社会基础上开始的。作为市场经济中的组织者的企业家，如果要把企业在市场中做强做大，或者说把“合作秩序”扩展开去，就必须有相应的手段在中国这种特殊的文化背景下把个人纳入分工体系。企业发展的过程，实质上就是在越来越多的人中实现分工与合作的过程。
在这个问题上，无论是出于自觉还是出于巧合，楼忠福豪爽大度、广交朋友、广结人缘的性格确实帮了大忙。广泛的个人关系、牢固的友谊，给他提供了扩展“合作秩序”的信任基础。当然这并不是楼忠福的独辟蹊径，儒家文化影响下的东亚国家和地区，如日本、韩国、中国香港和中国台湾，早期的企业家要成长都必须依赖个人关系的路径，否则就谈不上相互信任关系，更谈不上“合作秩序”的扩展。
“合作秩序的扩展”（2）
像《水浒》中的英雄好汉一样，为了表达交情，上世纪80年代的楼忠福常常要跟朋友大碗喝酒，在这点上他非常传统。浙江的酒文化跟中国北方省份的酒文化不太一样，浙江人在喝酒时说过的话，并不是在放下酒杯后就忘记了。楼忠福和朋友的交情也并非是靠酒杯来维系，而是靠真情、责任和事业★。
一旦成为朋友之后，楼忠福就不再是端起酒杯跟朋友说话，而是和朋友一起吃面条，一起为事业打拼。他常常跟朋友说：“做一点事业，交一世朋友。”他总能够以超出朋友预期的方式满足朋友的需要，总是以最宽松的标准来衡量和选择朋友。所以他的朋友关系像树的年轮一样，随着事业的发展和时间的推移而一圈圈地扩展，同时以他的事业为核心的“合作秩序”也一步步地扩展。
因为他豪爽大度、以诚相待、重情重义的性格，在他承包东阳三建的创业期间，公司原来两个年龄和资历都在他之上的、十分能干的“老臣”——楼正文和吴小伟都成了他最得力的左右手。这两个人在东阳三建是公认的“将相之才”。楼正文淡泊宁静、好学深思、内敛谨慎，是东阳三建德才兼具的“名节重臣”。吴小伟见多识广、干练敏捷、沉稳实干，是东阳三建开疆拓土的“征战能臣”。有此二人相助★，承包经营期间的楼忠福自然如虎添翼，公司的“朝政”自然是纲举目张，公司的经营也自然运作得平稳顺利。
俗话说“一个好汉三个帮”，楼忠福和东阳三建早期“合作秩序的扩展”所依赖的当然不是一两个人，而是一批忠诚用命的“谋臣将士”。赵学飞、吕育土、杜洪寿等一大批人才，都是楼忠福创业早期朋友和战友式的同事。
赵学飞是吴宁镇的老镇长，退休的时候楼忠福正好出任经理，楼忠福聘请他当了顾问。赵学飞是个通透圆融、胸无挂碍的天生乐天派，即使是最有心机的人也能在三分钟内将他视为交心的朋友。加上他过去在东阳长期担任公社书记，人缘广、口碑好、基层政府事务熟悉，对于上个世纪80年代的乡镇企业，这是再合适不过的顾问了。
吕育土在东阳三建城关建筑公司时期就负责办公室的工作，楼忠福出任经理后，吕育土继续承担办公室工作。不知道是先天的禀赋还是后天的职业塑造，吕育土的性格可以说是细致入微、忠诚严谨、任劳任怨。他是个天生的“内务总管”，他的办事风格精准得像一个时钟。
杜洪涛是个实干经验丰富、宽厚随和的老建筑，在东阳三建还处于“修建社”的时期就是副社长了。楼忠福出任城关建筑公司经理前，杜洪寿已经是公司的副经理，作为楼忠福的老领导，他并没有心理上的架子和感情上的不适应，而是尽心尽力协助楼忠福和东阳三建的成长。
楼忠福的朋友圈并非只在公司内，而是广泛地延伸到行内、行外，本地、外地，体制内、体制外。广交朋友是楼忠福的性格喜好，但交友并非完全漫无目的，主要为了延伸信任关系和扩展“合作秩序”。像日本、韩国、中国香港、中国台湾等东亚地区早期的创业者一样，楼忠福不但能够把极难量化的个人关系“估量”出“效用与价值”，而且能够从广泛的朋友中选拔最需要和最合适的人才。
凭借朋友圈的信任和合作关系，楼忠福所遇到的一系列问题，如公司的平稳运作、业务扩展、市场开拓、贷款投资设备、聘请技术顾问、危机处理等等，都能够比较顺利地解决。作为事业发展的“合作秩序”，也因此得以扩展。
顺着体制的河道行船（1）
朋友的支持显然是楼忠福事业发展的重要支撑，但是对于一个乡镇企业，要让“合作秩序”能够在改革中顺利扩展，更不可或缺的是传统体制力量的支持。虽然中国改革开放的目的就是要变全能政府为有限政府，打破政府包办一切的局面，但是在上个世纪80年代，“没有体制力量的支持任何事情都不可能成功”却是不可否认的事实★。
中国的改革本来就是新旧力量并行的“渐进增量改革”，非国有经济力量的生长在本质上讲就是在“体制的边缘创新”。从“经济生态”的角度看，上世纪80年代到1992年，中国正处于旧的生态系统已经打破而新的生态系统还远没有形成的过渡阶段，百足之虫尚且死而不僵，何况这“虫”只是衰老而非死亡呢！
而另一方面，乡镇企业虽然处在体制神经系统的末梢位置、处于自食其力的生存状态，但在体制殿堂内仍然找得到其正式的“牌位”。所以乡镇企业这只“麻雀”虽然小，但五脏俱全，在基层政府的小体制中，也算一个“具体而微的国企”。尽管小体制具有大体制无法比拟的灵活性和实事求是精神，但是弱小的“麻雀”要高飞、要“扩展合作秩序”，就只能在大小体制的河道顺水行船，否则每时每刻都会有顶头的逆风。
让人奇怪的是，作为“坚硬铁匠”的儿子，从小就被排除在体制外的楼忠福，对传统体制不但没有抵触情绪，更没有认识上的障碍，相反，在处理与传统体制力量的关系时，显得轻车熟路、游刃有余。这实在不能不让人感叹企业家才能往往是天生的，而非在学校教育出来的。
如果将楼忠福对体制力量的理解、接受和游刃有余的处理能力，从源头上梳理，则可以追溯到改革开放前的上世纪70年代。1973年，郭懋阳当城关公社（1980年恢复为“吴宁镇”）书记。他是共产党基层干部中一个比较实事求是、想干敢干而又颇有魄力的干部。就任书记后，他就到各个乡村去蹲点，了解农民生活和生产的情况。蹲点期间，他发现了当地农民在传统建筑业上的优势，结识了南门塔乡书记杨文清，也发现了楼忠福这个与众不同的“拼命三郎”。尽管当时“割资本主义尾巴”的运动还在全国各地开展，但城关修建社就是郭懋阳当书记的时候，重新组建起来的公社集体性质的社队企业。
蹲点时期的郭懋阳曾到过楼忠福家几次，也对他乐观开朗、聪明敏捷、不服输的个性有深刻印象。楼忠福对这个实事求是的“父母官”也格外有好感和信任，因此这个过去一直遭遇“体制”排斥的“黑五类家属”从郭懋阳身上第一次感觉到了“体制”的温情。他对郭懋阳格外感激和信任，跟郭懋阳的交往也从此开始。
郭懋阳在1977年升任东阳县委副书记，继续大力支持东阳农民建筑业和城关修建社的发展。1978年城关修建社更名为城关建筑社，楼忠福也在这年加入城关建筑社。1980年郭懋阳出任东阳县委书记，城关建筑社更名为城关建筑公司。1982年郭懋阳被调到东阳旁边的兰溪县任县委书记，并在那里大展拳脚抓乡镇工业发展。但郭懋阳是东阳人而不是兰溪本地人，所以尽管他有魄力、能做事情，但也因此触动了当地势力，施政上遭遇阻力、反对，甚至恐吓，情感上比较苦闷。此时的楼忠福已经是城关建筑公司的材料科科长，经常为了采购而到处走动，因而也时常顺便探访老前辈郭懋阳。
此时已经出任吴宁镇工业办主任的原南门塔乡书记杨文清，也时不时探望在兰溪的老领导和老朋友郭懋阳，这样楼忠福跟这位现任“父母官”的关系也牢固起来。作为年轻人，楼忠福在感情上是很尊重和信任这两位领导和前辈的，所以很多心里话和想法都会跟他们说，向他们请教。而这两位“体制内”的干部，也颇赏识这个年轻人，认为他虽然读书不多，但是做事风风火火、扎扎实实，为人处事大方得体、敢拼敢搏、上进心强，是一块不错的料子★。
1983年，改革开放继续深入展开，实事求是、敢闯敢干的郭懋阳得到浙江省领导赏识，在仕途上更上一层楼，出任金华地区（金华1985年撤地设市，东阳县属金华）党委副书记，主管东阳。他再次大力鼓励东阳通过发挥传统优势，为农村剩余劳动力寻找出路和提高生活水平。东阳建筑业，特别是城关建筑公司——他亲手创办的集体企业，自然也格外赢得他的关注与支持。
1984年，城关建筑公司老经理陈福根任期届满，楼忠福作为公司材料科科长也在历练中成熟起来，毛遂自荐地表明要挑这副担子。郭懋阳虽然不直接管辖这个企业，但当时全国万象更新、一日千里的改革开放大气候，也确实让他觉得这个企业应该有一个朝气蓬勃的年轻带头人，就算有风险也应该试试，所以他就向吴宁镇工业办主任杨文清等领导人大力举荐楼忠福。杨文清是郭懋阳的老朋友、老部下，对楼忠福的才干也熟悉、了解和赏识，但是这些还不足以让他就作出决定，他还得考虑别的因素，也得考虑其他有决策权的镇领导的意见，因为当时还有别的人选。
在这种犹豫不决的局面下，楼忠福果断地“生米煮熟饭”，上演前面的“夜取帅印”和“三刀定军心”的场面。这种非常规的接班方式，虽然是楼忠福个人胆量和魄力的展示，但如果没有郭懋阳的举荐、支持和杨文清的默认，没有“体制力量”的承认和支持，即使他拿到了“帅印”，这个经理还是落得个“名不正而言不顺”的尴尬。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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顺着体制的河道行船（2）
出任经理职位后，楼忠福更加积极地适应和顺应体制的惯性，并主动依靠体制和融入体制，而并不是脱离体制发展。当然这些努力只是为企业赢得最好的生存条件，把阻碍前进的摩擦力减到最小的限度，而不是通过企业把自己化进体制之内★。
他在出任经理后立即着手完善公司党组织及工会建设，并申请加入中国共产党，第二年也就是1985年，楼忠福加入中国共产党。同年6月公司更名为东阳三建后，11月即加入中国集体建筑企业协会。1985年东阳三建还隆重举行了第一次职工代表大会和工会会员大会，邀请金华市、东阳县和吴宁镇的相关领导到场讲话。第一年承包经营的成功，加上楼忠福对体制的顺应、适应和融入，进一步赢得了当地政府官员的信任和支持。继卢宅工程队之后，城北工程队也在1986年并入东阳三建，东阳三建的“木筏舰队”也由两艘变为三艘。
1986年东阳三建党总支部成立，同年楼忠福被评为东阳建工系统先进工作者，1987年出任公司党支部书记，接着东阳三建公司党校成立。1987年开始，楼忠福开始依靠党委组织，采用录像、黑板报和学习班的形式来开展思想和业务教育，提升职工素质和加强企业内部管理。同年，楼忠福因为东阳三建的业绩而被评为浙江省第一届“十佳”经理和金华市优秀共产党员，他在体制的阶梯上不断攀升，在行业内名气日增。
当然，融入体制的过程，对于曾经满脚泥巴的楼忠福并不是一帆风顺。1987年他被评为金华市优秀共产党员的时候，在表彰大会上，其他的优秀共产党员绝大多数都是国有企业经理或者政府中的干部，惟独楼忠福是个“发于畎亩之中”的年轻乡镇企业经理。尽管楼忠福出任经理后非常努力地补课，并参加过一些大学进修班，但其他人并不怎么看得起他，对他这个“体制外”的优秀共产党员也不服气。
而楼忠福对于这种体制内的大雅之堂，当时也还不是很习惯，所以在表彰会上多少有点心理紧张。不过发言的时候，他非常坦率地说：“我楼忠福出身穷苦，文化程度低。作为东阳三建的经理，我个人也没有多大本事。不过我记得历史上有个刘邦，出身很低，本事也不大。他自己说‘运筹帷幄之中，决胜千里之外，不如张良；镇国家，抚百姓，给馈饷，不绝粮道，不如萧何；连百万之军，战必胜，攻必取，不如韩信’。但他却会用人，信任人，所以他打败了能力比他强的项羽。我楼忠福不敢比刘邦，但东阳三建却是人才济济，我信任他们、尊重他们，所以他们也干得很出色。我这个经理没有成绩，东阳三建的成绩都是他们干出来的。”
这番说话未完，会场内掌声雷动，大家都对这个结实粗壮、只有小学学历的乡镇经理刮目相看。此后，这些体制内的人士也不再认为楼忠福没有文化，他也很快就融入他们当中，并顺利地把这些体制内的朋友“织入”自己事业的“合作秩序”当中。
这些与企业经营看似风马牛不相及的事情，在真正的市场经济中的企业家看来是莫名其妙的，即使在以引进外资为主的“珠江模式”下的广东人看来，也觉得陌生。但是这些“二胡旋律中的太极功架”，却是完全依靠自身力量从零开始的“浙江模式”必不可少的生存之道。没有这些“中国功夫的招式”，浙江人的企业家天赋根本无用武之地，乡镇企业也无从“扩展合作秩序”，实现做大做强的梦想★。
楼忠福在承包经营期间，正是凭借这些主动适应体制和积极融入体制的举措，赢得了政府官员的信任和支持，也为企业的发展赢得了一个良好的发展环境。东阳三建在上世纪80年代的很多具体问题的解决，都离不开当地官员的支持和关心。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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浙江大象能跳舞（1）
激动人心的20世纪80年代，是一个方生未死、新旧共存、乍暖还寒的年代，新与旧的碰撞不仅存在于整个社会，甚至在同一个人的头脑中存在。
改革开放的过程，本身就是利益格局和社会秩序的重组过程，加上渐进改革本身必有的不公平性，所以冲突和矛盾自然是无法避免。在这种情况下，利益的得与失和观念的新与旧，不仅在部分人�