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同年，浙江温州永嘉县人民，在县委书记李桂茂的带领下“有组织、有计划、有目的、有步骤地推广”包产到户的试验——在一个“已是悬崖百丈冰”的时刻，浙江人勇敢地展示了“犹有花枝俏”的杰出精神品格★。但是这场勇敢试验的结局，是一部分人被撤职和开除党籍，一部分人受到批判，一部分人被送进监狱。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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伏牛少年（1）
传统中腐朽、丑恶的东西，有时候就像人的“香港脚”，虽然表面上不见了，但其“根”仍在，所以一旦遇上潮湿天气，真菌又开始发作。
在孙中山的辛亥革命砍断大清的“龙脉”、剪掉中国人头上的辫子之前，两种叫做“连坐”和“刺字”的中国传统刑罚，已经被晚清的修律大臣——浙江人沈家本和香港人伍庭芳，在1902年至1907年的修订法律活动中清理出《大清律例》了★。
但是半个世纪后，一种叫做“黑五类分子”的“历史脚气”，又在当时中国“潮湿”的历史气候中流行起来。“黑五类分子”的运行逻辑，兼有“连坐”和“刺字”的运行逻辑：一人被认定为“黑五类”，家属也要承担“黑五类”的“政治原罪和社会歧视”；一经认定有某种罪行，则终生脱不了“黑五类”的“刺字”。
当时的中国，有数以千万计的带有“政治刺字”的青少年，从一出生就注定不能享受与其他同龄人同等的权利，因为他们的父辈或祖辈是地主、富农、反革命、坏分子和右派，他们天生就没有资格和别人一样去升学、参军和就业。更可怕的是，后来不仅是歧视还有滥杀。北京郊区的大兴县、湖南省道县和广西壮族自治区等地，先后爆发了滥杀地富分子及其子女的狂潮，连他们襁褓中的婴儿也不能幸免★。
楼忠福的父亲是“反革命分子”，幼小的楼忠福自然必须“分享”“黑五类”的所有现实负担。因此当楼忠福上学之后，有的同学和老师常常对他另眼相看。尽管他争辩说自己比别人更忠于毛主席、忠于党中央、更恨阶级敌人，但“黑五类家属”的帽子还是无法为他赢得正常对待。很多活动他都被排除在外，很多当时的荣誉没有机会获取，吵架的时候他总是被别人指着鼻子嘲笑“小黑五类”。
然而这个在打铁铺里“锻造”出来的“小黑五类”，却像一件经得起打击的铁器，而不是一件易碎的瓷器。尽管歧视带来自尊的伤害，但是他并不因此而变得自卑、畏缩。相反，该吵的架他从不回避，该打的架他勇猛出手。个子虽然不高，但是粗短而结实的身材、张飞一般圆鼓鼓的大眼睛却是打架的好“装备”，所以他的拳头和勇猛为他的童年赢得了一个孩子应有的自尊和平等★。
当然楼忠福是幸运的，因为东阳毕竟是一个“远离帝都”的穷乡僻壤，而在中国社会的舞台上，他也不过是“一棵无人知道的小草”。但当时在北京，已经是二十多岁青年人的遇罗克就没有这么幸运了。虽然他的《出身论》所激烈反对的出身歧视和对“黑五类”的不公平，也正是小小的楼忠福所反对的，可是他却因此而成为枪下冤魂。毗邻东阳的义乌人、胡适的学生、当时的北京市副市长吴晗，就更悲惨了。他不仅自己因为“大毒草”——《海瑞骂皇帝》被批斗致死，而且妻子、女儿和弟弟、妹妹也受株连致死。
学校教育在20世纪50年代末至1976年的中国，是一件可有可无的事情。学生升学的依据不是学习成绩，而是阶级成分和政治表现。所以读完小学，楼忠福就被迫无奈地离开了学校。
离开学校不久，以批判义乌人吴晗的《海瑞骂皇帝》为导火索的“文化大革命”开始。毛泽东“炮打司令部”，号召青少年“横扫一切牛鬼蛇神”。表现的欲望长期被“黑五类家属”的“黑锅”压抑的楼忠福，自然想到北京去见见“心中的红太阳”，想成为捍卫毛主席思想的“红卫兵”，天天去搞串联、搞批斗、搞阶级斗争。但是正在他要去报名的时候，关于他的大字报已经贴出来了，他的红卫兵梦也胎死腹中。少年楼忠福的心，再次被现实深深刺痛。
20世纪60年代是一个充分“组织化、军事化”的年代，任何一粒“散沙”都必须装进组织和单位的“麻袋”。所以离开学校、又被排斥在红卫兵队伍之外的楼忠福便成了生产队里的一个小劳力，任务就是替生产队放牛。这是一件比上学快乐得多的事情，因为牛不懂得什么是“黑五类”，也不知道“一句顶一万句”的真理，只要给它青草和水就很欢喜。
当中国大多数青少年在上个世纪60年代末到处去串联、抄家、批斗的时候，在浙江东阳吴宁镇的田野上，有这样诗意的一幕：一个少年总是在晚霞映照的田野间，横坐在牛背上，哼着歌颂毛主席的歌曲，一摇一晃地归家。这充满诗意的一幕，不但让别的少年羡慕，还赢得一个姑娘好感的眼神。一个叫王益芳的同村姑娘，对这一幕更是看得格外入迷，楼忠福也偶尔让她骑在牛背上，自己在前面牵着。在那个空气都透着红色，连睡觉打呼噜都必须有“阶级斗争的声调”的年月，一个少年牵牛，一个少女骑牛，是多么罕见的人性化图景啊。
就这样，楼忠福在生产队里边放牛，边干一些别的农活，度过了离开学校后的最初几年。
1969年的春耕就要开始。一天，生产队长对已经十六岁的楼忠福说：“你已经十六岁，可以加工分了，也要干成人的活了，你放养过的那头水牛就交给你来驾驶，你今天就开始拉它去学耕地。”楼忠福听说自己要加工分、可以干成人一样的活，自然高兴。“驶牛”在中国农村从来都是成年男子的工作，所以让一个少年去“驶牛”，就等于让他去拿成人的“资格证书”，给他举办“成人加冕礼”。于是，他就拉着那头给他带来过不少欢乐时光的水牛去学耕地，并希望能在生产队里成为有点名堂的主劳动力。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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伏牛少年（2）
然而，过去的“感情”并不能让这头霸王牛在套上牛轭的时候变得听话。它一点也不买那份“友谊”的旧账，一进地就乱踢乱跑，弄了半天也没有翻出一条像样的犁沟。
“你这畜生难道也要一辈子做秦始皇吗？”
盼望拿到“成人资格证书”的楼忠福愤怒了。于是，一个盛气少年与一头“特立独行”的水牛之间的较量开始了。他跑到山边折来一根拇指般粗的树枝，照着牛屁股猛打。水牛也愤怒了，腾起后蹄猛踢，然后又调过头来向他直冲。
树枝打断了，只剩半截，牛冲得更猛了，绳索也挣断了。现在是一头失缰的猛牛，和一个只有半截树枝、身高只有米的少年对峙★。
牛冲了过来，楼忠福闪到左边。调头之后，牛又第二次进攻，楼忠福闪向右边。调头，牛发起第三次攻击，楼忠福没有躲闪，而是一把抓住了牛鼻子上的铁圈，然后高高擎起。半截树枝打鼓般落在牛头上，牛进他退，牛退他进，只是击打不停。
树枝断，牛还不服，楼忠福的气也还没有消。两条粗短的手臂紧紧抓住牛角，猛力一扭，水牛倒下了。
牛老实了，楼忠福的气也消了，但时间已经是下午5点。
楼忠福给牛重新套上轭，开始耕地。这回牛既不踢也不跳了，但是耕起地来还是喜欢“大跃进”，楼忠福只能一路把着犁跟着小跑。八点五分地，半个多钟头就全部犁好。
这一幕，全被骑车路过这里的吴宁镇城关修建社的队长于永炎看见。他被这个粗短少年的举动深深吸引了，所以驻足观看。
“喂，小伙子你真能干，你是铁匠楼茂春的儿子吧，叫什么名字？”
“楼忠福。”
“我是于永炎，城关修建社的队长。我认得你父亲的。我看你是一个很能干的小伙子。你别在家里耕地了，耕地是没有出息的。你跟我去做建筑工吧，我们正需要人呢。”
“到哪里去？”
“嘉兴，明天就跟我一起坐火车去。”
就这样，那个年代很多人渴望得到的一份建筑小工，馅饼一般落入本来只配做农活的“黑五类家属”楼忠福手上。
第二天，他告别了生产队，告别了父母，告别了那头“特立独行”的牛和那个骑过牛的小姑娘王益芳。开往嘉兴的火车出发了，载着他，也载着他的梦想、激情和对外面世界的憧憬。这是他第一次坐火车，也是第一次到东阳和义乌之外的世界。
他与建筑业的终生缘分，就从这份每天收入1元4角5分的小工开始。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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1976：终结就是开始
1976年，是一个不好定义的年份★。新年刚开始，邓小平就再次被打倒。这年中国各地有太多突然而恐怖的天灾，农村地区有很多恐怖的流言在传播，百姓心里非常恐慌，不过新中国的历史总算在这一年翻开了新的一页。
曾经说“时间开始了”的胡风，这时候还侥幸活着，不过他的案子似乎还没有了结，而他仍然在服刑。在此之前，陈寅恪离开了，顾准也离开了，遇罗克和张志新也走了。
敢于说话的中国人，在这时不是去世了，就是都沉默了。沉默当然不是无言，而是无声的言说。这种言说，人是听得见的，不是“聪者听于无声”吗？这种言说，天也是听得见的。不是“天听自我民听”吗？
1976年3月18日15时，一场覆盖面积达500平方公里的陨石雨，降落在吉林省吉林市郊区。据说那是目前为止世界上规模最大的一次陨石雨。最大的一块陨石重1770公斤，是目前世界上最大的陨石。5月29日，云南龙陵发生级地震。7月28日，唐山、丰南地区发生级地震。8月16日四川松潘发生级地震。11月7日，四川盐源发生级地震。这一年还是中国历史上气象灾害最严重的年份之一。这些天灾给当年的中国带来了巨大的损失和伤亡。
人祸加上天灾，令这时的中国经济更加雪上加霜。工农业总产值完成情况大大低于计划要求，低于5年前的水平。很多地方发生了巨大的经济困难，浙江这个第一个成为粮食上“纲要”的省份，也在这年变成需要大量吃返销粮的省份。天府四川，也由粮食调出变成调进。这年中国农民平均收入元。外出乞讨的人越来越多★。
这一年，还有一个不留姓名的人在天安门广场上写了几句大白话：
“欲悲闻鬼叫，我哭豺狼笑。洒泪祭雄杰，扬眉剑出鞘。”
太阳下山了，时间终结了。
而终结就是开始。
散沙里面有黄金（1）
上个世纪70年代末、80年代初，中国普通百姓的心情带点迷茫的激动，但是中国人的需求和思想意识都一样地单纯。吃饱饭和养家糊口是他们最大的愿望，尤其对于中国农民来说就更是如此★。
已经是两个孩子父亲的楼忠福也不例外，外出打工无非求得自己温饱兼剩一点钱回去养活老婆孩子。不过这个粗短结实、长着一颗硕大脑袋的家伙，因为精力过剩而脑力也过剩，所以在应付一个小工工作的同时，还可以四下张望，琢磨着如何可以过上比一个小工更好的生活。
别的小工每天都在安分地干着一个小工应该做的事时，楼忠福却经常跟他的师傅蒋立天半开玩笑地说：“蒋师傅啊，我这个徒弟，你要特殊一点，不能总叫我做下手活，多分配点技术活给我，让我早点成为大工。”
但是建筑队虽然也是力气活，可跟农村生产队大不一样，小工没有四五年的时间历练，是不会有可能升大工的。楼忠福当时还没有干满一年就想做大工，自然是非分之想。不过蒋立天并没有嫌弃这个徒弟，虽然不可能满足他的要求，但觉得这家伙确实乖巧灵活、聪明好学。
精力和脑力过人的家伙总是乐观而且情绪轻松，这类人的视野和心胸都比较开阔，比较能够与人愉快地相处。因此在建筑队中，虽然大家都干着一样粗重的活，睡一样简陋的工棚地铺，吃一样的简单饭菜，但是楼忠福显然属于那种跟谁都认识，跟谁都能够相处得很融洽的一个。加上他为人大方豪爽、乖巧灵活、做事干脆利落，所以大家都愿意跟他成为朋友，公司领导、队长和师傅们对他也印象不错。
一个夏天的晚上，建筑公司的领导和辛苦了整整一天的建筑工人聚集在一起吃饭喝啤酒。夏夜的凉风，像温柔的玉手，轻轻抚摸着这群赤裸着上身的汉子健美的肌体，大家你一言我一语地说说笑笑。从家乡的旧事到工地的新闻，从新近的国家大事到白天见过的某个女人，都成了这批东阳汉子们的话题。
聊着聊着，领导又把话题带回到建筑公司的事务上来了。那是一个物资极度短缺的年代，从木材到沙石、水泥、红砖等等物资，都得通过物资局的计划指标来调配。而这些物资的短缺常常是导致工程进度拖延的主要原因，所以领导一直盘算着应该从小工中提拔一个比较能干的人来专门负责材料购买的事情。虽然他心中已经暗暗感觉到楼忠福是一个比较合适的人选，但他还没有完全决定，所以今晚既然大家都在这里，为什么不把这个事情定下来呢？想到这里，建筑公司的领导就对大家说：“公司决定从小工中选择一个人来当材料科长，我现在出一个题目考考小工们。”大家听了领导的话，都安静下来了，很多人以为是领导在开玩笑，只是逗大家乐一乐罢了。但领导脸上认真的表情又让大家觉得不像是开玩笑，所以有一部分也很认真地思考着领导到底要出什么问题，这其中当然也包括楼忠福。
“我的问题是，如果公司缺少木材，而只知道什么地方有木材，你们需要公司给什么条件，才能把木材弄回来？”
“那肯定需要请领导去跟物资局做工作要指标才可以。”一个小工不假思索地回答说。
“领导不做工作也行，但必须有东西给我们去做这个工作，否则谁能够拿到物资局的指标批文呢？”另一个小工也说出了自己的答案。
“我什么条件都不要，只要知道哪里有木材就可以了，因为其余的工作都是负责这个工作的人必须完成的。”楼忠福冷静地回答。
领导见楼忠福说得这么干净利落，也就立即干净利落地宣布：“好，既然楼忠福能这么痛快地完成工作，那这个科长就让你做了，从明天起你就不用做小工了，你就是我们公司的材料科长了。你的第一个任务就是给我去东阳水库边拆一个老祠堂，那个祠堂现在已经荒废很久了，有很多砖和木材都可以拿来做我们的建筑材料。你明天就出发！”
大家一听，都觉得好笑，以为这下楼忠福可有好看的了。祠堂可不是一般的地方，是供奉祖宗“神主牌”的地方，虽然解放后中国人早已经破除了封建习俗，但这种地方多少还有点神秘、有点骇人的。那个祠堂原本是属于一个村子的，但因为修建水库，村子搬走了而祠堂还留在那里。从来没有人再去过问过它，可关于它的鬼鬼怪怪传说不少。但楼忠福并没有犹豫，第二天他就出发去拆祠堂了。几天后，就顺利地把砖瓦和木材都运了回来。
这一段故事很类似于《致加西亚的信》★中所说的道理，但是那个年代能够翻译成中文的美国书籍还很少，更不要说这个完全属于商业社会畅销书的《致加西亚的信》了。很多东西虽然没有在中国形成文字和书本，但是这种宝贵的精神品质却仍然在中国人身上存在。童年时代给父亲送饭和青年时代追求爱情的经历，都十分明显地显示了楼忠福身上这种与生俱来的卓绝精神品质。这种卓绝的品质，在一般社会大众已经是很罕见的了。而在当时已经实行了30年计划经济、人们早已经习惯了按上级指示来行动的中国，这种天生的精神品质更是稀缺得如同漫漫黄沙中的金子。
在那个计划经济年代的中国，被宣传成英雄的人物都是一些一心想着为集体、服从领导、忠心耿耿地执行命令而不需要自己开动脑筋的人物。没有人把个人的能动性和冒险精神看作是一个人的优秀品质★。当然那时候的楼忠福，也并没有自觉地意识到自己身上的这种品质将是未来一个时代中国最稀缺和最宝贵的资源，但他在担任材料科长的时候确实非常出色地发挥了这种“自己创造条件把一个目标完成”的品质。
散沙里面有黄金（2）
担任公司材料科长之后，这个过去经常赶着水牛耕地的东阳汉子很快就学会了开拖拉机——这种“铁牛”比他在生产队以前用过的水牛还是要时髦和先进很多的。后来，他经常骑着那头“铁牛”去购买公司用的建筑材料并运回来。
他不但能够在体力上吃苦耐劳，而且在结交社会关系上表现出过人的长远眼光、度量和耐性，为了能够顺利购买到公司所需要的材料，他和掌管物资的政府部门的人员结下了兄弟般的友谊。后来在1992年离开政府下海从商并成为广厦集团高层管理者的王加仁，当时就是东阳木材公司的经理。王加仁说，楼忠福当时不但跟他熟悉，而且跟木材公司仓库的管理员都保持了很好的关系。在那个物资极度短缺的年代，他非常明白这种良好的个人关系意味着别人买不到的物资他可以更容易地买到。
那个短缺的年代，中国各地区之间，特别是省与省之间的贸易通常都是以实物交换的形式进行的。这种比较原始的物物交换贸易方式，是在国民党末期通货膨胀特别严重的情况下经常出现的贸易方式，这个时候又经常在新中国的计划经济严重短缺的年代出现了★。
有一次，王加仁掌管的木材公司想从福建购买一批木材，但是福建方面提出不要现金而要用金华火腿来交换木材。可是金华火腿虽然主要在东阳生产，但是火腿的买卖也得按指标进行，这个指标则掌握在东阳物资局手里。王加仁首先需要从物资局拿到足够的火腿指标，才能购买到足够的火腿来换取福建的木材，否则生意就做不成。可是王加仁跟东阳物资局的人不熟悉，物资局这关恐怕过不了。正在这个时候，楼忠福来找王加仁购买木材，王加仁把他遇到的困难跟楼忠福说了。王加仁还许诺他只要能够弄到火腿做成这笔生意，换到的这批木�