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中山没能助战。但张作霖并没有埋怨孙中山，他很理解孙中山的处境：“那边有个陈小子。这边有个张杂种，坏了事。胜败乃兵家常事，算不了什么。不过孙先生是文人，带兵是为难的。我不求他别的。只要他对国家大计多想办法，这帮家伙让我来用武力收拾他们！”① 孙中山脱险到达上海后，张作霖找到宁武，很仗义地说：“宁孟言，我要在患难中交朋友。我不写信，信也难写，你就代表我去探望孙先生，请他到东北来住。”宁武到上海晋见了孙中山，转达了张作霖的邀请。孙中山婉言谢绝了。但提出，可否向张作霖商借一笔款子。张作霖听后，毫不犹豫地说：“患难中交朋友。好！我送孙先生１０万元做他的生活费用。回粤平乱问题，请他派代表来详细面商，你去发电报。”此后，孙中山曾派汪精卫、叶恭绰、宁武、程潜、孙科等到奉天同张作霖商谈合作事宜。张作霖也派姜登选、韩麟春、杨大实等同孙中山见面会谈。人员来往，电函去回，十分密切。 １９２２年８月３日，东三省保安司令部参谋长杨雨霆致函国民党人张继称：“去今两载，彼此函电宗旨相同。”史学家吴相湘根据这条记载，证明早在１９２１年奉系同孙中山就有来往。其实，这是不确的。从以上当事人宁武的回忆，可知粤奉的交往最早可追溯到１９２０年夏季。 奉系与南方联系的中心人物是姜登选。姜登选，字超六，河北冀县人，１８８１年生。早岁留学日本。日本陆军士官学校五期工兵科毕业。１９１２年任保定陆军军官学校教官。１９１３年朱庆澜任黑龙江将军时，他任参谋长。后来，朱庆澜任广东省长，他也同去。还跟朱庆澜一起到过四川和云南。因此，姜登选结交广泛，人缘甚好，特别是他同广东很熟。自然，奉系同孙中山的联系就落在了他的肩上①。 当时，奉系张作霖除通过宁武这条线和孙中山联系外，还派姜登选同广东联系。姜登选曾两次派人去见谭延辏В放扇嘶胤谩Ｈ缓螅僖哉抛髁氐拿澹珊氪喝ス阒菡桨莼崴镏猩健Ｋ镏猩较群罅酱闻赏艟赖椒钐彀菁抛髁馗缸樱桃樘治獯蠹啤：罄从峙晌槌嗬捶钐炜疾欤徊酱俪稍练詈献鞯氖迪帧！ ⊥艟揽梢匀衔撬镏猩降氖紫恚椒钐炝酱巍Ｍ艟溃酌啪溃憬揭酰ń裆苄耍┤恕＃保福福衬晟＃保梗埃的昙尤胫泄嘶幔院笞匪嫠镏猩匠锝ǜ锩橹＃保梗保澳辏闭ㄉ阏踉劂悖滦贡徊叮兄丈砑嘟＃保梗保蹦辏梁ジ锩蟊皇统鲇绦邮赂锩疃Ｋ焦毡尽⒛涎蠛团分蓿歉龃车词澜绲娜宋铩！ ≡谛梁ジ锩昂螅艟赖拇竺窍院盏摹６运牡嚼矗抛髁匾斐Ｐ朔堋Ｋ嫱吹幕褂新沸⒊溃比喂愣浅４笞芡掣尉Ｕ抛髁厮担艟浪蔷醚隽恕Ｋ肼≈氐卣写且幌拢硎局厥铀镏猩降拇恚龈毡拘」砜纯础＞龆ㄕ抛髁睾驼叛Я几缸忧鬃越哟⒚钣铞⒑氪骸⒔茄〉热司咛灏才拧７罘阶隽司淖急福愿吖娓竦拇笮脱缁峄队艟赖热恕！ 』队缁崾窃谒Ц筇傩械摹８吲舐罂腿缭啤３∶婧甏螅⒖隹涨啊Ｕ抛髁厣碜糯罄穹窕婪⒌爻鱿衷谘缁嵘稀Ｕ庖磺校几烂娴耐艟懒粝铝松羁逃∠蟆Ｋ闯隽苏抛髁囟运镏猩降木把鲋椋蔡寤岬秸抛髁赝镏猩胶献鞯囊庠甘钦娉系摹！ ≡诜钇诩洌艟劳钕嫡攀细缸蛹把钣牿⒑氪骸⒔茄〉热耍啻位嵛睢Ｍ艟捞岢隽肆礁龇桨浮� 。 想看书来
三角同盟（3）
第一个是军事方案，提出由南方革命政府下令###曹吴，从南方出兵北伐，用以牵制长江以南的曹吴军队。而奉军由东北进军关内，直捣北京。这样南北夹击，打倒曹吴。奉系完全同意南北夹击之议，但强调分头进行，意思是各自发动，彼此不必有统属关系。这一点取得了共识。 第二个是政治方案，即提出打垮曹吴后，如何召开国民会议，解决国家的统一和建设的问题。这个问题奉系方面根本没有考虑过，因此，张作霖父子只能含糊回答以后再说。这一问题是一个未解决的悬案。 在此期间，奉粤之间的联系是紧密的，函电往来频繁。仅在台湾出版的《国父全集》中发现的孙中山致张氏父子的函电，就达１１封之多。凡是孙中山致张氏父子的信函，都是孙中山亲自撰写。我们看到的一封影印件，信封的正面上书“面致 张总司令雨亭启 孙缄”，正文用纸为大本营公用笺。文字是标准的孙中山楷行体书，布局讲究，行笔严谨，一丝不苟，雍容典雅。漏写的两个字也用小字谨慎地添在行侧。现将《致张作霖告讨贼军情并派叶恭绰前来面洽函》，抄录于后。这是孙中山派叶恭绰赴张作霖处，通报军情，感谢资助的面交信函。写在１９２３年１１月２５日。是在第二次直奉战争之前。全文如下： 雨亭总司令大鉴：自去年陈炯明听吴佩孚唆使叛乱于后方，致我北伐之师中道挫折，因而致奉天师旅亦不克扫荡燕云，擒斩国贼，良用为憾。失败而后，只身到沪，犹奋我赤手空拳与吴贼决斗。一年以来，屡蒙我公资助，得以收拾余烬，又闽回师；又得滇军赴义，川民逐吴，遂将国贼在西南之势力，陆续扑灭，而广州根本之地，得以复还，此皆公之大力所玉成也。惟自得广州之后，残破之余，元气一时难复，而财政之困，日以迫人，以致不能速于扫荡，竟使叛逆尚得负隅东江，为患至今。而吴佩孚、齐燮元近日济以大帮饷弹，逆贼乃得倾巢来犯，旬日以来，石龙不守，广州危机。本月十八、十九两日，我军为背城之战，幸将士用命，将敌人主力完全击破，广州得转危为安，从此广东内部平定可期，而北伐计划亦可从此施行矣。故特派叶誉虎前来领教一切，并详报各情，到时幸赐接洽为盼。并候 大安。 孙文。民国十二年十一月二十五日。① 从以上信函可以看出几点： 其一，孙中山急需张作霖的资助。尤其是在北伐途中，突遇陈炯明叛乱，如果没有张作霖的大力资助，孙中山的后果不堪设想； 其二，张作霖对孙中山的资助是有力的。张作霖对孙中山在资金和武器上都给予了援助。曾一次给孙中山资助５０万元，以后又资助几十万元。孙中山说的“此皆公之大力所玉成也”，不是客套话； 其三，他们之间的关系是密切的。张作霖非常景仰、非常佩服孙中山，认为是开国元勋。张作霖可能有个英雄情结，对真正的英雄他是服膺的。孙中山有难，张作霖是能够拔刀相助的。事实也证明了这一点。当然，张作霖为了打倒直系曹吴，也需要和孙中山合作。 至于段祺瑞和张作霖的合作，也是有缘由的。张作霖所带之兵原属袁世凯之三十六镇中的第二十七镇。虽然不是小站出身的北洋正统，但也属北洋一系。因此，段祺瑞和张作霖本来就是老关系。此外，他们都是亲日派。在对日关系上，他们早就是好搭档。１９２０年直皖战争后，奉系主张对皖系从宽处理，而且暗中同皖系建立了联系。所以，“皖派虽倒，而段氏本人仍能安居在北京府学胡同不动”。这是因为有张作霖这个保护伞。第一次直奉战争前，段祺瑞由京赴津。战后，他们之间的信使不绝于途，无时无刻不在计议如何反对曹吴。据亲历者回忆，张作霖给段祺瑞以很多资助，用来分化瓦解直系部队。 当时，属于皖系的军阀浙江督军卢永祥处于直系军阀的包围之中，他自然愿意同孙中山和张作霖合作，共同对付直系军阀。１９２４年９月１日，卢永祥派其子卢小嘉赴奉天谒见张作霖，请张作霖接济款械，借给飞机，张作霖全都答应了。此时，曾召开了孙中山之子孙科、张作霖之子张学良和卢永祥之子卢小嘉三人会议，人称三公子会议。这就进一步加强了三角同盟。 孙科在他的《八十自述》一书里写到，他奉孙中山之命自上海乘船经大连至沈阳，拜访张作霖，是在１９２４年９月，第二次直奉战争之前。大概就是在这个时候，三公子会议召开。孙科回忆他对张作霖的印象：“张作霖个子不高，人也清秀，毫无绿林出身的样子。他当时每天都派车子来接我去他的办公室，共进早餐。早餐也总是那些小米高粱等熬成稀饭，很简单的。吃过以后，他的秘书长就带着一大堆公文进来。他听取秘书长的报告后，也马上用口头指示。秘书则一旁记录。因此，每天一百多宗公文，不到一个钟头都可处理完毕。显然他是一个很聪明的人，在他住所花园里有个拱门，门上刻了‘慎行’两个字。时许世英亦衔段祺瑞命南下迎中山先生北上。是年十二月四日，中山先生抵天津，晤见张作霖——据汪精卫报告：张见中山先生后告汪：‘我从前以为孙先生是个什么难说话的人，今日才知道他是一个温厚君子。’”张作霖给孙科留下了既俭朴又聪明的印象。 。。
三角同盟（4）
粤皖奉三派尽管各自的主张不同，但是他们在反对直系军阀这一点上，却是一致的。因此，他们结成了三角同盟。 。 想看书来
张冯密联（1）
张作霖除成功地建立了反直的三角同盟外，还把目光投向了直系的内部。他想在直系内部找到一个合伙人，安上一颗定时炸弹，以备不时之需。他相中了冯玉祥。冯玉祥，字焕章，安徽巢县人。１８８２年生。１８９７年入伍。１９１３年任陆军第七师步兵十四旅旅长。１９２１年任第十一师师长，８月署陕西督军。１９２２年５月任河南督军，１０月调任陆军检阅使。１９２３年５月，兼任西北边防督办，１１月授将军府扬武上将军。 直系在第一次直奉战争取胜后，虽然地广兵众，但内部也分帮划派，矛盾重重，逐渐分化为津、保、洛三派。津、保二派联合起来，拥曹抑吴，对付洛派。以后，津、保二派又因内阁总理之争，也发生龃龉。 吴佩孚自打败张作霖后，志得意满，骄恣狂妄，不可一世。同时，对他认为不服管的部下，多方刁难。他对冯玉祥就是如此。 冯玉祥出身在贫苦之家，“早年家里奇穷”。自入伍后，要求自己很严，想干一番事业。靠着勤奋努力，逐渐当上了陕西督军。第一次直奉战争时，他痛恨“媚日祸国”的张作霖，主动请缨，率兵步出潼关，参加了直系对奉系的战争。由于牵制了河南督军赵倜的反叛，立下战功。不得已，曹吴任命他为河南督军，驻开封。冯玉祥对北洋军阀的贪婪腐败，十分痛恨。而且，他也是一个具有远大抱负的人。为此，遭到直系曹吴的歧视和猜忌。吴佩孚处处与他为难，但冯玉祥并不肯俯首帖耳。 在第一次直奉战争时，河南督军赵倜乘直系后方空虚之机，命其弟赵杰率军从正面攻打郑州，而从背后包抄的则是赵倜的军务帮办鲍德全。这个鲍德全本来和曹吴有旧，是不应该背弃直系的。但他也和赵倜一起反直，并造成冯军的很大伤亡。郑州战役后，赵倜只身逃往上海，得以不死。 可是，鲍德全仗着和曹吴的老关系，不仅没有逃走，“反倒做了维持省城的负责者”。冯玉祥气愤地写道：“当我率领部队追击赵部残余，进到开封车站的时候，城内一班一班的文武官员都来相见，最后，这位为虎作伥的鲍德全竟也大模大样地跑来接迎。我心里想，你帮同赵倜，依附奉贼，我们多少将士牺牲在你手里，你也能到这里来见我吗？我能接受你这无耻之徒的投诚吗？立刻命令手枪队长李向寅把他逮捕，拉到空地上枪决了。”①吴佩孚本来知道冯玉祥和鲍德全嫌隙很深，却没有撤鲍德全的职，一是因为他们是老关系，二是为了用鲍德全牵制冯玉祥。不料，冯玉祥一到开封就把他杀了。后来，吴佩孚来电诘问，冯玉祥答复从未与鲍德全见面，可能已被乱军打死。吴佩孚极为不满。此其一。 冯玉祥还未到任时，吴佩孚就给他开了一纸名单，上列的全是与吴有关系的故旧私亲，推荐他们到督军署担任要职。仅留秘书长一职由冯玉祥安排。冯玉祥对左右说：“这样办，还要我这个督军干什么！”于是，将吴佩孚推荐的人选悉数拒绝。此其二。 吴佩孚来电，让他在河南筹借８０万元款项，又说以后每月经常从河南划拨给中央２０万元。对于这个强横的命令，冯玉祥毫不犹豫地加以拒绝。马上复电说，他无此搜刮压榨的本领，不能遵办。你如一定要办，那就请你来当河南督军好了。吴佩孚接到这个电报，将他恨入骨髓。此其三。 此外，冯玉祥起初欲帮助吴佩孚，曾诚恳地提出了２０项条陈，详细地陈述了省刑薄税爱民爱国的建议。不料，吴佩孚感觉冯玉祥没有恭维他，“不但没有接纳，反而引起他的很大反感”。此其四。 由于冯玉祥在筹款的问题上，捋了吴佩孚的逆鳞。更由于吴佩孚长驻洛阳，开封近在咫尺，他对冯玉祥不放心，卧榻之旁岂容他人安睡？因此，吴佩孚就把他任命为有职无权的陆军检阅使，调往北京南苑驻扎。１９２２年１０月３１日颁布任命令。三天之内，冯玉祥就率队调动完毕。冯玉祥在河南督军的位置上只呆了半年，就丢了地盘，这都是因为他不买吴佩孚的账。 陆军检阅使署设在北京南苑航空署旧址。冯军开拔前，吴佩孚答应每月仍由河南拨助２０万元，作为他们的饷银。但当队伍调动完毕后，吴佩孚早就把他的话扔到九霄云外了。冯玉祥知道：“吴佩孚此次将我调职，其用意即要置我们于绝境，使我们即不饿死，亦必瓦解。”但是，冯玉祥绝不屈服。他利用这段时间，聘请教授讲课，加强部队训练，提升官兵素质，把他的部队训练成斗志旺盛、纪律严明、能攻善守的一支劲旅。这就使吴佩孚和冯玉祥的矛盾愈发尖锐。此其五。 以上五点都是冯玉祥对吴佩孚怨恨的理由。 有鉴于此，奉系张作霖就密切注意着冯玉祥的动向，伺机而行。１９２３年春，张作霖曾派其司令部参谋处科长傅兴沛秘密入京，进行活动。傅兴沛是冯玉祥的参谋长刘骥在陆军大学的同学，素有来往。刘骥深受冯玉祥的信任。他到京后，先至刘骥的私邸与其晤面，托其向冯转达来意。刘骥十分谨慎，答应于翌晨向冯报告，并约定：“如明天上午给你来电话，你可即来南苑进见；如无电话，你就急速返回奉天吧！”第二天上午，傅兴沛接到电话，即驰赴南苑与冯会面，代表张作霖深致问候之意。冯玉祥没有多说什么，嘱咐道：“我都知道了。北京耳目众多，你立即回奉天吧！”他就于当晚离京回奉。这是张作霖与冯玉祥之间的第一次秘密联系。
张冯密联（2）
而以后进行实际联系的是张作霖的亲信副官马炳南。马炳南在北京看守张作霖的府邸顺成王府。闲暇时间，他常与冯玉祥的交际处长张树声相往还。他们原来是老战友。冯玉祥在二十镇任步兵连长时，张树声任骑兵连长，马炳南任团书记官，他们早就相识。而且，冯玉祥和马炳南又都是基督徒，关系更进一步。在闲谈中，张树声向马炳南透露，“冯的处境极为苦闷，颇有与奉军联系之意”。这无疑是一个重要情报，马炳南感到必须密告张作霖。适逢直军后来强行没收了顺成王府，马炳南立即赶回奉天，把他与张树声密谈的情况密报给了张氏父子。张作霖很高兴，立即派马炳南返回北京，与冯暗中联系。 怎样才能和冯玉祥见上面呢？恰逢冯玉祥和李德全结婚，举办典礼。于是，马炳南就以公开的身份，代表张学良前去祝贺。因为冯玉祥是基督教徒，为了表示亲近，马炳南特邀前北京基督教青年会干事、北京市公益联合会总干事刘锡廉，一同前往。 在典礼后，由张树声带领马炳南单独进见了冯玉祥。马炳南借机把张氏父子愿与冯玉祥合作的口信，说了出来。冯玉祥听后，亲切地笑着说：“你在两大之间（意指他与张作霖而言），要好好负责。”①这是冯玉祥的一次公开表态，表明愿与张作霖合作。从那以后，通过马炳南、郭瀛洲的往还，曾由奉军秘密接济冯军一些军事上的补给。并经安福系要人贾德耀之手，以２００万元日币赠冯。以后，双方的联系始终未断。 在此期间，孙中山也在做冯玉祥的工作。其实，早在１９２０年，冯玉祥驻扎在汉口时，孙中山就曾派他的秘书徐谦持孙中山的亲笔信，到汉口看望他，表示希望“加强合作，一致从事革命工作”。对孙中山的知遇之恩，冯玉祥感激不尽。 １９２３年，孙张段三角同盟形成，孙中山曾派人将联合张作霖、段祺瑞的情况，告知冯玉祥，并催促冯早日发动倒直行动。这年１２月，冯玉祥的教友马伯援拟有广东之行，冯即委托马伯援代表他，向孙中山致意，并说道：“目前直系兵力数倍于我，如冒险盲动，必遭失败。待时机到来，我一定有所举动，请将此意转达中山先生。”原来，冯玉祥在滦州起义时，就同南方的革命力量发生关系，以后又结识了许多国民党人士。耳濡目染，对孙中山领导的国民革命逐渐加深了认识，并心向往之。特别是他读了孙中山的《建国大纲》之后，思想更发生了很大变化。 同时，共产党员李大钊在这个时候，有意识地接近冯玉祥。其实，他们早在辛亥革命和滦州起义时，就彼此相知。远在辛亥革命后，李大钊和冯玉祥经白毓昆老师的介绍，一同加入了同盟会。１９１２年１月，以白毓昆为首，王金铭、冯玉祥、李大钊等在北方发动了反清的滦州起义。起义失败了，但那时冯玉祥和李大钊就结下了革命友谊。 此时，李大钊在北京大学任教授，是著名学者。他为了争取冯玉祥革命，亲自到南苑去见冯玉祥。他们原来就是战友，见面格外亲热。冯玉祥对李大钊的才学品德，非常敬慕，尊为上宾。李大钊向冯介绍了苏联十月革命的情况，赞扬了列宁废除沙俄同中国签订的不平等条约的举措。并分析了中国革命的形势，总结了中国革命失败的经验教训。李大钊欣然地说：“孙先生在南方，冯检阅使在北方，如能同心协力效法苏俄，刷新政治，中国就有前途。