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问题。军宣队找他谈话，他不低头，还是说：‘１７年，走的是红线！’后来北京卫戍部队副司令员对他说：‘你不认错，好，我们有地方搁你，半年之内，不会有人理你！’骆宾基回到牛棚，流泪了，居然对我说：‘斤澜，５年后，赶上你们，归队。’”
林斤澜说：“现在想来，什么黑线红线，１７年，大家细细找找看，有多少好作品，有多少可以流传下来的杰作，一部《茶馆》，一部《山地回忆》，此外，大家自己报名吧。文艺界走到八十年代，‘紧箍咒’松了，多元了，才出现了许多好作品。——什么‘周扬也是左派’，骆宾基难道一点也不知道，周扬打人那么在行，栽在周扬手里的文艺家还不够多吗？”
林斤澜说：“骆宾基认真，不会逢场作戏。革文化之命，意在打倒刘少奇。‘揪刘火线’出现后，文坛已无票房价值。‘敌’‘我’双方都在走过场，骆宾基的坚持‘红线’，活像堂吉诃德与风车战斗。”
林斤澜说：“‘文革’之后，有人把骆宾基认作‘左线’，骆又不能接受，老泪纵横，铁骨僵化了。他和几个人共编刊物，向我约稿，特别指出：‘朦胧的不要。’我非常了解他的文艺观，传统，守旧。后来我编《北京文学》，努力创新，走回归文学的路子，骆宾基意见极大。他说到文学和政治，声似霹雳，仿佛控诉，有一天，竟然又老泪纵横，呜呜咽咽……”
林斤澜说：“骆宾基是作家，一生只有小说。他的工夫在写实上。他主张‘真实现实主义’，他的代表作，比如小说集《山区收购站》，的确见出写实的功夫。这种写实的功夫不是一般作家能够达到的。可八十年代文艺不再为奴，回归本体之后，他又写不出来，埋头于金文考古，是文坛一谜。我想他是写不下去，写实也‘实’不下去。又不会做假。连考古也不被理解，很是愤懑。”
林斤澜说，上个世纪八十年代末，骆宾基已经半瘫不能走路，可是坚决上街，向解放军献花。
林斤澜说，端木蕻良与硬汉萧军、骆宾基很不一样，是另外一种作家、另外一种人。
端木读透古今中外著作，重思考，多理性。一次说：“我都不明白《包法利夫人》多么了不起！”有独到见解。他提出“意象现实主义”的文学主张。举例《红楼梦》，说《红楼梦》有两种现实主义，其一是写实主义，写实也就是写“真”，其二是意象现实主义。说其一不是曹雪芹的风格，其二才是。他说的意象大概是象征的意思，他说自己每每读到“形象”，总要思索形象后边的意蕴。
林斤澜说，耄耋端木的艺术主张，当时竟和几个青年评论家不谋而合。保守者气愤，以为标新立异，或曰：“又出幺蛾子了！”——他有新思想，这又不是萧军、骆宾基能够做到的。
林斤澜说，端木出身于清华大学，做过复旦大学（流亡重庆）的教授。二十一岁写出长篇小说《科尔沁旗草原》。后来郑振铎读了，驰信端木：“这将是中国十几年来最长的一部小说；且在质上也极好。我必尽力设法，使之出版。这样的大著作，实在是使我喜而不寐的：对话方面，尤为自然而漂亮，人物的描状也极深刻。近来提倡大众语，这部小说里的人物所说的话，才是真正的大众语呢？选”郑振铎还预言：“出版后，预计必可惊动一世耳目。”１９３９年，《科尔沁旗草原》经历了长达六年的辗转终于问世，立刻惊动了华夏文坛。批评家巴人评论指出：“直立起来的《科尔沁旗草原》有他最大的成功之处，语言艺术的创造，超过了自有新文学以来的一切作品；大胆的，细密的，委婉的，粗鲁的，忧抑的，诗情的，放纵的，浩渤的……”
我问林斤澜：“你说的骆宾基写实工夫好，而端木蕻良才华横溢，但他们终究没有写出光芒四射、流芳百世的作品，这是为什么？”
林斤澜答曰：“主要是荒废了！文学创作非常复杂，除了写什么如题材，怎么写如方法，还有政治的气候、周边的环境、自我的心境等许多问题。特别是后来叫做‘时代烙印’的东西，更加害人。骆宾基和端木较早就拘谨了，到北京之后几乎不能写作。如端木，他熟悉的题材，比如‘三厅’（歌厅、舞厅、咖啡厅等城市生活），他能写吗？他写过京剧《戚继光斩子》，为解放台湾鼓劲，他把赵树理小说《罗汉线》改编成评剧，为的配合宣传《婚姻法》……胡风出事之后，糊里糊涂两人也给缠上，审查随起随落，不戴帽子，不做结论，不死不活，特别难受。等到允许‘多元’，三十多年过去了！重新拾笔，光芒已无，何来流芳！——虽说好汉不提当年勇，老病的端木有时还情不自禁地说：‘那时一天写一万字！’并做手势似扫落叶。”
林斤澜说，他知道端木蕻良这个名字，在十三四岁。《爷爷为什么不吃高粱米粥？》，题目那么长，一看作者，端木蕻良，名字也比别人要长。后来再看一篇《遥远的风沙》，端木写的是关外、草原、森林，沦落的国土、铁骑和屠刀。因此，“我生长在江南鱼米之乡，还一点不懂文学，倒是已经有了一般少年人的幻梦，总以为远方为好，别说风沙，连铁骑都可以浪漫起来。”
四十年代，林斤澜在四川贵州一带充当流亡学生，一边谋求生存，一边读书。读到端木部分小说，与前不同：写都市生活，写抗战大后方的畸形人物。例如短篇《生活指数表》，通篇是两个男女青年的对话，细巧让人惊讶。林斤澜以为懂得一点文学，自己“断定先前是为粗犷感动，如今是让细巧愉悦”。“文革”之后，林斤澜才敢问端木，端木啊啊几声，仿佛记起，说了一句：“你喜欢这些东西？”似惊弓之鸟，又禁不住欢喜。
林斤澜说，端木也写歌词，才情奔放时写的《嘉陵江上》流行甚广。热血男女唱，流亡学生唱，晚会上唱，专业歌会上唱。
那一天
敌人打到了我的村庄
我便失去了我的田舍、家人和牛羊
如今我徘徊在嘉陵江上
我仿佛闻到了故乡泥土的芳香
一样的流水
一样的月亮
我已失去了一切欢笑和梦想
江水每夜呜咽的流过
都仿佛流在我的心上
……
林斤澜说，端木是他的第一个上级。北京市文联成立不久，林斤澜到文联创作研究部工作，端木是部长。端木驼背，早就哈腰，声细，气虚。没有关东大汉的硬朗，没有铁马金戈的气派。“我开始学写小说，他是关心的，尽力的，他巴不得部下赶快打响。他看我最初的稿子，如阅卷，还写评语，如对学生作业。我们还不是专业写作，或多或少做点机关工作，和大家上下班。有时要看个好电影，找他告假，他会说：给我也买张票。他也溜出去。”
林斤澜说，政治风浪初起，端木就不多说话了，谨慎疑世，应付环境，回避深藏，如野兽钻洞。论人论事，偶露嘲讽，用字不多，每每锋利。文联秘书金寄水，真正多尔衮的后人，此人饱经沧桑，回避是非，有时委婉其词，又多见识。他拿四字总结端木：“恃才傲物”。
１９５５年，胡风案发，株连者众，“恃才傲物”的端木，和胡风并不友好，但，从此挪到苦难的世界！林斤澜说，端木住在文联机关一室，窗户外面是走廊。从不打开，挂着窗帘，再外挂一条军毯。为隔音？为避光？为幽室静心？林斤澜有时敲门进屋，先要摸黑，如同走进一个黑洞洞。
林斤澜说，回回走过窗外，从来不见声响。啊，一直挂着的军毯，是幕是幂？是迷是谜？在端木的散文中，写到过野兽受伤，藏身洞中，悄悄自舔伤口……
端木不能在创作研究部了，到《北京文艺》当一般编辑。
后又下放石钢劳动，编写厂史！
“文革”来了，端木挨了斗，挨了打，住进牛棚，这是自然而然的事了。
有一天，军宣队对作家们宣布：“以后你们这些人，每个月，发二十块生活费！”
鸦默雀静。这种情况下总是鸦默雀静。可是，端木喉咙咔咔响了半天，说：
“我家……还有一个……小女儿。”
声如游丝，真切由衷。
“他的声音，他的语调，显得非常的凄凉。”林斤澜说。
林斤澜说，他和端木“发配”到团河农场，编在一个班，住在十来个人的屋子里。凡节日，不许外出。不许外出便蒙头睡觉，林斤澜醒来披衣起床，无意中哼哼道：“草堂春睡足，窗外日迟迟……”端木歪在斜对面铺上，全身不动，单单一双手贴身摇晃，贴身摇晃……
“在农场，端木一回向我说起审他几十年前的一件事，”林斤澜说，“这件事我已忘了，只记得让端木罚站。端木轻声对我说：‘站着就想起来了吗？站着就想起来了吗？站着就想起来了吗？……’只重复这么一句，但听得出来，一声比一声不胜愤愤。
“有一回给假回家，他的老哥哥送他回到农场，天寒地冻，风大屋小。老哥哥不禁流泪。端木也是轻声说：‘哭什么呀！哭什么呀！哭什么呀！’只重复这几个字，这回听出来不只愤愤，还傲，就是多尔衮后人说的‘恃才傲物’的傲。金寄水所言近二十年了，原来这个傲还冷冻着！
“还有一回，端木小声告诉我：心脏漏血。说夜间躺着，自己都能听得到咕哧咕哧漏血的声音。他和我不是医生，这个症状不一定叫做漏血。但从屋里出来，端木不言病，不请医，不要求照顾。其实，他已半残。”
林斤澜说，回城之后，端木在虎坊桥叫做小白楼的小小黑屋里，和哥嫂同住。一天，一位芳邻——文联的工作人员，不知为了什么事，推门进去。忽然，端木扑通跪在地上！为什么跪在地上？受的什么惊吓？这是癔症！左右芳邻，说起端木一跪，不胜唏嘘。可在场面上，仍然高呼打倒端木，揪他挂牌打揍的，也是芳邻！
林斤澜说，知青插队之后，北京发明干部插队，发配他到平谷县。有一年春节——这是个六亲不认的年头，拜年也算“四旧”，不过林斤澜还想去看看端木。端木夫人远在云南，不可调动，老哥哥已经辞世，老嫂嫂也老了，勉强能做饭。林斤澜进屋，端木眼睛一亮，随即又暗了下来。林斤澜坐下说话，才三五分钟，只见端木眼皮粘连，脑袋颤颤似瞌睡。林斤澜提高点嗓门，端木又撑开眼皮，口里嗯嗯呐呐。不一会儿，眼皮又颤颤粘连……
林斤澜暗暗吃惊。那时人心都灌了铅，又重又冷，可林斤澜给他拜年，他怎么是这种神态呢？“我这回是看见一盏油灯，”林斤澜说，“油尽灯干，火苗‘扑落’——‘扑落’是土话，说火苗‘扑’地上升，立即下‘落’。不定哪一‘落’，再也‘扑’不上来，‘落’进无底的黑暗……我的灯虽说油多了一点，但似乎眼见近底。民族悲剧，实在演得太长，太煎熬人了！”
不料，奇迹发生，端木熬到了新时期。他就像枯死的卷柏一样，逢水又吐绿。夫人钟耀群调回北京，而且，端木那双被砍伤的作家的手，居然摸索着《曹雪芹》的写作了。
林斤澜说，有一次，文艺界劫后盛会，生死两茫茫的老朋友，云集北京。他没有去，托人送去一瓶酒，附条致歉。他在家闭门，写他的“意象现实主义”。端木这个病秧子，在文学上胜过两位硬汉子，是文学养育生命，或是生命养育文学？奇怪得叫人说不清。慢慢地，春蚕吐丝一般，在夫人的帮助下，计划中的三卷本，硬给完成了两卷，端木这才真的死掉！病秧子死在事业上，居然死得比萧军、骆宾基都要迟！
林斤澜说，端木收藏古币，收藏古玉，收藏古瓷，同时收藏石头。端木自己说，在常人看来只能用眼睛看的石头，他能用耳朵去聆听。他说：“石头会发出声音来，而我能够听到。”石头是有灵魂的。他日复一日，月复一月，年复一年，十年复十年，孤身与石为伴。端木是卷柏，也是石头！端木死掉了，他的作品还在，石头还在！
林斤澜说，《曹雪芹》见出端木的功夫，但还不能算是杰作。最大的原因，是端木的写作方法出了问题。曹雪芹没有留下身世资料，端木断定贾宝玉的原型便是曹雪芹，那么，考据校对，返回原型，岂不就是曹雪芹的生活了。因此，端木想象的写作的翅膀终被《红楼梦》捆扎，被贾宝玉折断。
林斤澜说：“端木有城府，说话并不坦率。他没有写过对我的评论。１９６２年，老舍三次主持讨论我的作品，端木给我戴了高帽，说：‘林斤澜就是中国的杰克·伦敦，就是中国的霍桑。’他是‘说好话不花钱’。这是唯一的当众的评论。——他曾讽刺高鹗把《红楼梦》给糟蹋了。自视很高，视人就低，实际上，他对我前期的作品并不会真正的喜欢，我的《绝句》《微笑》，他可能欣赏，从他的只言片语听得出。后来我的‘矮凳桥’、《十年十癔》，他就没法再看了。”
林斤澜认识杨沫较晚，是１９６２年底。
林斤澜在《杨沫心态》里开头写道：
杨沫是抗日战争前入党的老革命，是四十年代开始写作的老作家。当然，她比我年长，就不说是长辈，也是长者。但一直连名带姓地叫着，正南巴北角叫声老大姐的时候……好像也没有过。反倒跟她说，你打响的作品是《青春之歌》，那是五十年代写的。把你也算做五十年代，和我们一起混吧。她笑道，你们要我吗？那好那好，一起混热闹。
林斤澜家有一本《自白——我的日记》，是杨沫送给他的。扉页上写道：
斤澜同志：
里面写到你，看看我对你的敬意。
杨沫
１９８６年１月
“日记”１９７１年６月３１日开头写道：
在“文化大革命”中，最易暴露人的真面目。当人处在“危险”关头，保护自己第一，还是坚持真理第一，常是考验一个人的试金石。文联中，除了浩然——他为保护我这个并没有什么问题的人，受了不少委屈和打击。我最佩服的还有林斤澜和骆宾基（他们二人还都是党外人士）。第一，林绝不看风使舵。那些造反派曾经努力拉他，但他却和我这个半专政的人成立了“战斗队”，绝不倒向得势的造反派那一边。尤其当无辜的浩然，被没完没了地挨批时，他竟敢在文联大庭广众中高喊“浩然是好人！”而且他也看透了那些“革命”的文艺理论。他向我说过，他在这种情况下，绝不写作品。但是我却做不到。（也许他比我年轻的缘故？）
两段文字看出，林斤澜和杨沫互相尊重，两人的关系是融洽的，密切的。和我的闲谈中，林斤澜说，杨沫是个平和的人，通情达理的人，容易接受新事物的人，与不同时代作家相处很好的人。他不仅认识她的丈夫，还认识她的先后情人。这话使我对杨沫产生兴趣。大致说来，作家在男女方面不自闭，是不陈腐不落后的人，观念往往新进，作品往往新气。林斤澜“查无情人”，但对好友汪曾祺和高晓声的艳遇是认可的，欣赏的。汪曾祺说林斤澜的《溪鳗》有个主题就是“性”，评论中摘录一段，说：“这不是写性写什么！”
林斤澜说：“杨沫同我说，她喜欢《邓肯自传》。邓肯是位舞蹈家，《邓肯自传》写叛逆女性的女权主义，写性解放，就是今天看来，仍然特别，大众不能接受。比如傍晚，邓肯在沙滩上，遇一陌生男子，旋尔性交……”
林斤澜说，杨沫的家庭极其复杂。杨沫和马健民结合的时候，双方已经各有一个女孩子。杨沫的叫徐然（与张中行生），马健民的叫马淑敏。结合后又生了几个儿女，其中有写《血色黄昏》的著名的老鬼（马波）。林斤澜说，杨沫夫妇可能有协议约定，马健民是家中有家，他和漂亮的保姆相好，保姆是马健民的河北老乡；杨沫是家外有家，她在香山有个写作的房子，有个胃下垂的男秘书（杨沫日记中称“小康”），和她生活。２００５年６月，老鬼（马波）为写《杨沫传》，访问林斤澜，惊叹林斤澜对他家庭的熟悉，并说这个男秘书人品极坏，“文革”时带造反派过来，做事恶劣。老鬼还谈了一些家庭丑事，林斤澜说，“丑事要有根据，夫妻吵架时的气话，往往不实，少写为宜”。
马淑敏也到文联机关贴过后母的大字报，作风败坏云云。草明们接过火把，不过在文艺圈子里，也只是闲谈的小菜。
林斤澜说，杨沫对共产党忠心耿耿，她说自己的经历是革命加文学。我想，是否再加上爱情？杨沫著有《我的三个爱人》，当然还不能把胃下垂的男子计算在内。她一生爱有多少男子？我们今天看来，当是笑谈。愿她在九天或者九泉，灵魂充满朝气！
杨沫的入党，是马健民介绍的。因此杨沫对丈夫感激一生。１９６３年８月１７日日记中写道：“……小胖当时说我：‘你真奇怪，你怎么能和这样的人生活了这么久……’（过去她这个直率的、什么话都敢出口的孩子，就说过不止一次：‘要是我，早跟他离婚了。’）我冷静地想了想，拉住孩子的手，轻轻对她解释说：‘小胖，你不大知道……我是他介绍入党的，是他帮助我走上了革命道路……这一点，我是永远感激、永远不能忘掉的。’”
“我母亲对我们子女是不管，”林斤澜转述老鬼的话，“她只管她自己的，她只管她的‘革命和文学’。对子女的信条是：‘置之死地而后生’。”因此，子女们做出了许多匪夷所思的事情来。小女儿小胖意外被人枪杀，真是“置之死地”，但没有“后生”。老鬼（马波）“后生”。杨沫写道：
１９６７年春夏之交的一个上午，我家有十个男女红卫兵闯进家门。……有个特壮的小伙子先把姑姑和侄女锁在东屋里，然后跳到北屋把里面的一个大姑娘用绳子把手倒绑得紧紧的，接着在她嘴里塞了满满的一嘴破布，最后把她推倒在床，接着一把大斧头猛地劈开了我的大衣柜，把柜里的几百元钱、二百斤粮票和一个不错的收音机拿到手，最后对倒在床上的大姑娘说：“告诉你，不许你报