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活在雪的世界，与白色共存不是他们的选择，是他们的责任。
忽然就想到了好几位在大雪中牺牲的人。
那空军的一家三口，那六个探亲回来的年轻军官，那四个背年货回连队的Ｘ站的兵，还有许许多多我尚不知道的人，风雪毫不留情地要了他们的命，不管他们情愿与否，都将他们留在了白色世界里。雪山处处埋忠骨。
还有一位乃堆拉的指导员，都要出去休假了，走的头天晚上他一个班一个班去告别。一是因为新兵刚下连他不放心，嘱咐他们不能感冒了；二也是兴奋，他已经两年没休假了，本来儿子出生前他就要回去的，没走成，现在儿子满月了，他急着赶回去当爸爸。他跟战士们一一叮嘱，一一告别，还答应给他们带儿子满月的糖回来。走完最后一个班返回宿舍时，已是凌晨，天空飘起了雪花，他一脚踩空，掉下悬崖。第二天早上发现时，人已冻僵。
指导员姓穆，叫穆忠明。在他死后的两个月，家里的一封信寄到了哨所，里面有一张儿子满月的照片。那是一个永远失去了父亲的儿子，一个西藏军人的后代。他的父亲长眠在了雪山脚下。他要在许多年后上学读书才会懂得，那叫牺牲。
牺牲。我想起了许许多多牺牲在西藏的人：张贵荣司令员，张国华司令员，高明诚团长，任致逊和马景然，还有杜永红，他们牺牲在岗位上，死得让人景仰。
还有那对探亲路上出车祸的军官夫妻，两位在那曲军分区病故的年轻女军官，两位去岗巴营探亲患脑水肿死在那里的军属，他们死在寻常的日子里，死得让人心痛。
牺牲的情形各不相同，但都是牺牲。
古时候，牺牲这个词是名词，专门用在祭祀中。指的是献给神的供品。我不想这样来解释我们的官兵，无论是什么样的神，他们都没有资格拿走我们官兵的生命。但他们也是牺牲，他们把自己供奉给了这个雪世界，供奉给了他们的理想，他们的责任，他们自己心中的神。
西藏军区每年的非正常死亡人数很多，而在这些故去的人中，有些情形是你完全不能想象的，比如巡逻途中，被山上滚下来的石头砸死，或者被泥石流冲下河淹死，甚至在原始森林中被突然断裂的枯枝砸中身亡；还有，年轻轻的，正在打篮球，猝然倒地而死；还有，在高海拔哨所中站哨，被雷电击中而死；还有，在大棚蔬菜中劳动，被强烈的阳光暴晒中暑而死；下大雨，电线漏电触电而死；还有，去机场接自己的妻子，翻车而死。有四名战士的死因更让人心痛：在部队水库中抢修电站机组，两个玩耍的孩子不知情，将水闸打开放水，四个战士无一幸免……
太多太多了，多到我不忍心细写。
军人的职业原本就有牺牲的意味，而坚守在高原上的军人，令这种牺牲更多了一份悲壮。即使不在战时、灾时、乱时，他们也需要付出生命，他们也需要时刻做好牺牲的准备。那是一种看不见的默默无闻的牺牲。
我手头有一份西藏军区这１０年来的牺牲情况。从１９９５年到今年，１０年间，据不完全统计，仅仅因车祸而亡就有近百人，占死亡人数的３５％，因各种疾病及冻亡的，也有几十人，占３２％。就是说，仅仅这两项就占了７０％之多。我可以肯定这两项的百分比，一定超过了其他军区，不因为别的，就因为他们在高原。
我还发现，各分区伤亡的情况都各有特点，比如日喀则分区和山南分区，因寒冷而死亡的特别多；林芝分区、昌都分区，以及驻守在那里的部队，因各种车祸在路途中牺牲的特别多；而那曲分区，因为海拔太高，患各种疾病死亡的特别多，包括猝死。由此不难看出，他们的牺牲和他们所站的位置，有着非常大的关联。
我的朋友吴斌役也在那曲，他告诉我，从他调到那曲，他们分区每年都有人因高原疾病死亡。他本人的身体也明显差了。调进去之前他去体检，４６项指标全部合格，但半年后再体检，毛病全出来了：心脏肥大，心动过速，血压偏高。后来又出现了心脏闭合不全，血液轻度回流，并由此导致血压偏低，心跳过慢。
对他们来说，牺牲不是一句豪言壮语，是实实在在的生活，牺牲不是一种选择，而是一种必须。当他们走向高原时，在他们的心里，就已经做好了这样的心理准备。
Ｃ大校曾跟我说过这样一句话，对军人的最大考验不是战争而是和平。在和平时期依然能站直了不趴下，那才是真正的军人。
我把我所知道的西藏边关的艰苦和牺牲告诉给大家。我不指望每一位读者能理解，或被感动。我只希望，在大家舒适的日子里，在大家氧气充足的生活中，能偶尔想起他们来，想起那些站在世界屋脊、雪山顶上的官兵，想起那些被寒冷和寂寞包围着的官兵，想起那些长眠在雪世界永不归来的官兵。
为他们祈祷，为他们祝福。
２００５年６月—９月完稿
２００５年１０月修改于成都北校场
（全书将由解放军文艺出版社出版）
潮兮鱼兮
程绍国
程绍国男，１９６０年生于温州，《温州晚报》编辑。在《人民文学》、《北京文学》、《中国作家》等刊物发表过小说和散文。曾获《中国作家》“１９９１—１９９３年度优秀短篇小说奖”。
端木蕻良、骆宾基、萧军、杨沫、浩然、刘绍棠都是林斤澜或前或后的同事。没有深交，倒很熟悉。
林斤澜对端木蕻良、骆宾基、萧军，认识较早。
林斤澜在《生命的夜里的河流》中写道：
我在北京选择了写作行业的时候，萧红早已在战争年代辞世。“东北作家群”里三位男作家，萧军、端木蕻良、骆宾基，先后曾是萧红昙花生命中的伴侣。我有幸和他们同在一口锅里舀饭，他们的故事先是文坛的佳话、花絮、罗曼史，后来惹出是非，成为打不清的官司。再后来卷入运动，交代审查不消说，批斗起来上纲上线，私下背后却尽是观赏性，可比“三堂会审”。三位都是写书的人，还有当事人、见证人、关心人、不平人、采访人都写得有文有字，编到一起可成争议丛书。不过星换斗移，热点逐渐冷却，三位男士也一一仙逝，谁愿意说什么也无大麻烦了，只还略有纠缠就是。
林斤澜认为端木蕻良、骆宾基、萧军都算好人，虽然他们之间隔阂不小，恩怨很深。所谓终身情敌，吃陈年老醋。认为他们的问题是拴在萧红身上的情感的问题，情感的问题是说不清，也不需要说清的问题。即便到了今天，之所以大家对他们的事津津乐道，当然与“鲁迅和萧军萧红”有关系，也与萧红的文学地位越发高了有关系。读者热爱萧红完全正确，谈论他们无可厚非，但今天仍然追究他们之间孰是孰非就没有必要了。
林斤澜说，萧军是硬汉，骆宾基也是条汉子，端木蕻良是感情细腻的、城府很深的人。１９５１年认识三位以来几十年，林斤澜清楚，萧军和骆宾基谊同战友，关系极铁，两位鄙薄、怨恼端木蕻良。“文革”时候，萧军白天挨了斗，晚上回家得知骆宾基被邻院的“造反派”用瓦刀砍伤了头，怒不可遏，拎起铁头手杖，带着儿子女婿，叫板对方：“你小子出来吧，尝尝我萧军的厉害！”对方龟缩，终不敢出。——萧军跟端木蕻良直面相碰的时候，偶尔打个招呼，骆宾基跟端木蕻良生死不相往来，不用说打个招呼了。骆宾基和端木蕻良晚年同住作协“红楼”——前门西大街９７号，文联活动，派车要分头，他们不能同车！而骆宾基和萧军，对当年端木蕻良和萧红在武汉结婚一事都不予承认！但这是基本事实，胡风、艾青都在婚礼现场，有案可稽。林斤澜说，“文革”期间，特别是端木蕻良和骆宾基，互相揭发，互相攻讦。
林斤澜还说，骆宾基和端木蕻良还打官司，为了萧红作品的版权问题。争金钱？争名分？说不清。端木蕻良居然输了。我问林斤澜，这究竟是怎么一回事。林斤澜说：“也是说不清的事，据说骆宾基握有萧红‘我恨端木’的字条，还有《生死场》归萧军、《呼兰河传》归骆宾基的遗嘱。有些东西真是说不清。”
林斤澜有精彩文字，描述两萧分离、萧红和端木蕻良同居之后的“萧军再现”：
话说抗日战争初起，山西临汾有一个革命学校。这时萧军去了延安，萧红留在学校任教，与端木蕻良日夕相处，不想萧军从延安出来，身怀利刃，来到学校，直奔住处。端木才高体弱，炕头歪着，萧红在做家常饭。萧军进屋，箭步炕前，天然武功身手，更不打话，飕飕匕首在握，仰面大叫——
端木没有动弹，萧红只有发呆，说时迟那时快，萧军叫声未绝，利刃落地，口吐白沫，吧唧栽倒地上，不省人事。
萧红过来，端木下炕，一抱前夫，一掐情敌人中，同声呼救复仇英雄。
林斤澜对我说，他写的是“野史”，是从与他们关系紧密的前辈那里听来的。他没有问过萧军本人这个事，事当传奇，“东北作家群”先后辞世，真实与否，颇难说清。但，萧军“身怀利刃”要杀端木蕻良这一基本事实，以为不错。
林斤澜认为，两萧的分离不可避免。萧军曾说：“在旧社会，我打架的次数比发表文章的篇数还多！那就是我用拳头写的文章。”可惜这种文章也写给了萧红。萧红脸上有伤，萧军逢人便说梦中打架，把萧红给打了。梅志的文章写道：萧红脸上有伤，说是自己不小心碰的。不料萧军大声说：“是我打的！”
萧军还和一个叫陈涓的女子往来频繁。
１９３８年初一天，萧军不等萧红说话，当众说：“萧红，你和端木结婚！我和丁玲结婚！”
四十年后，萧军同从维熙说到萧红：“你们后来人，难以了解她的心，她的心太高了，像是风筝在天上飞。用文学的行话说，空灵是高层次的艺术境界，那是无可厚非的；可生活是具体的，加上当时正处于战争年代。”
又说：“我与萧红的婚姻，是偶然相遇，偶然相知，偶然结合，而必然分开的偶然姻缘。”两萧分手三四个月吧，萧军爱上了后来的妻子。妻子回忆录里，强调当时有三，一是萧军神魂颠倒，二是她只有十九岁，三是还是个处女。这种说法对萧红是否有辱姑且不论，“神魂颠倒”是萧军的权利，他的追求值得尊重。
而端木呢？他就没有爱人的权利？他就不能追求幸福？他明知萧红怀上了萧军的孩子，可仍然与她结婚，实不容易。然而世人很少同情他，理解并尊重他。似乎没有他的出现，萧军就不会把萧红当作漂亮的用破了的抹布，两萧就美满，就白头到老。两萧都是鲁迅的学生嘛！萧红即使一天挨打十拳，忍受全圆、不离不弃，该是多好的童话！
将近四年的时间，与端木的结合，萧红不可能没有轻松和快乐。她创作的数量和质量都比“前一时段”要好（代表作《呼兰河传》即是）。然而萧红终究是从一个极端走向另一个极端。端木内向的性格大约并不适应于她，她心中一隅总还留恋着萧军这个豪放的人。对于这个，聪明善感的端木不会不知道吧。可能，端木的心中怀有世人难以详知的隐情。知情者说，萧红命苦，可她的性格绝不温柔温敦。为什么与萧军相处老是争吵？罗烽的妻子白朗就说她有神经质的毛病，她在病中和骆宾基恋爱上了，还说病好之后嫁给他。病中之人歇斯底里，常常冲动，对骆宾基说端木的坏话也并不是不可能的。
林斤澜说，骆宾基写《萧红小传》，含有对端木的鄙夷。相反，对是是非非，端木一个字都没有写。林斤澜又说，“东北作家群”历尽劫难，端木熬成病秧子，还能够出门时，还到南方萧红墓前，烧诗焚词：
风入松
生死相隔不相忘，落日满屋梁。梅边柳畔，呼兰河也萧湘。洗去千年旧点，墨镂斑竹新篁。惜烛不与魅争光，箧剑自生芒。风霜历尽情无限，山水同一弦章。天涯海角非远，银河夜夜相望。
１９８７年，端木偕夫人钟耀群为萧红扫墓
端木生前把萧红骨灰一分为二，埋在香港的浅水湾和圣士提反女子中学的小花园中。钟耀群按照端木的临终遗嘱，到了香港圣士提反女子中学的小花园，把端木的一部分骨灰，同萧红合葬。
林斤澜说，萧军、端木蕻良、骆宾基一一回归道山，但愿他们不要把难以说清的事再来说说清楚。只是有个现象值得反思，必须提出，以便大家“清醒清醒”：作为作家，萧军、端木蕻良、骆宾基活到八十好几，但有多少杰作流芳？萧红三十一岁，一部《呼兰河传》石破天惊，抒情牧歌，奇美惊世，像是灿烂的星星，悬挂在文学的夜空，永永远远，这是为什么！！
林斤澜说，萧军一生口碑不错。狷介耿直、豪放不羁、特立独行。值得反思的是，这种性格给他带来极大的人生痛楚。他曾公开宣称，鲁迅是我的父辈，毛泽东只能算我大哥！他去延安，毛泽东曾经似乎欣赏他：“你是极坦白豪爽的人，我觉得和你谈得来。”但单凭坦白豪爽又有何用？去延安就要懂政治规则。批判王实味，就是讲集权，讲秩序。当一大群人围攻王实味，不让辩白的时候，萧军当场喊话：“喂……让他说嘛，为什么不叫他说话？”散会后，还说围攻是“往脑袋上扣屎盆子”。这，实质上得罪到了毛泽东。后来萧军遭到丁玲、周扬、柯仲平、李伯钊、刘白羽、陈学昭、艾青等人的围攻了，丁玲说：“我们共产党人的朋友遍天下，丢掉你一个萧军，不过九牛一毛……”
萧军真的被“丢掉”了。罪名是“反苏、反共、反人民”。从１９４２年起，萧军就开始了他挨批的长征。在“文革”中，萧军和他的家属进入炼狱，他和他的妻子王德芬被抄家、毒打、关押、劳改、批斗、示众；他的大儿子萧鸣脊椎被打裂，昏死送到火葬场，几被火化；大女儿萧歌被工厂开除，不得不露宿街头；二女儿萧耘，小学教师，每天揪去像动物一般向两千多名学生展览，不许上班，不发工资，三十五岁还不准结婚；小女儿萧黛，十七岁，生性要强，挨批斗神经错乱，花季死去！
林斤澜有小品，写“文革”之初的萧军。
揪人
——“红八月”之三
老作家萧老，会武术，有传奇色彩。文化造反派开一卡车，兴冲冲到他家里去，一是抄点什么，再是揪人。
萧老上了卡车，向儿女们挥手，大声说道：
“爸爸革命去了，孩子们，再见。”
萧军不把造反派放在眼里，的确达观过了头，当他说“爸爸革命去了，孩子们，再见”的时候，他能想到后来家庭的遭遇吗？林斤澜说，萧军的“硬骨头”袭鲁迅而来，是中华少有的气节，理当歌泣。而对于个人，不能不说是局限。鲁迅就不做无谓的牺牲，柔石、白莽、胡也频、李伟森、冯铿被捕之后，“于是我就逃走”。林斤澜还说，世界是复杂的，人是复杂的，萧军的局限还表现在看人看事的单面性。好斗好胜，个人意气。不用说当年要杀端木了，就是其后五十来年仇视端木，也是很不应该的——自己离弃萧红，又时过境迁，生的什么气呢？
林斤澜说：“‘文革’时，我和萧军关在同一牛棚，一起劳动，不见萧军发牢骚。爽朗，乐天，侠义依旧。萧军在劳动时，表现得非常积极，而且，极其难得——他感到劳动非常愉快。他的愉快不是装出来的。有一回拿水管子浇水，浇到人身上去了，竟像小孩子玩水战一样起哄，全不管当时的劳动是‘奴隶劳动’。休息时，在树林中，他卷样板戏本子，学走台步、念韵白。——当时样板戏是革命圣经，怎么可以玩笑呢？不久，听说‘四条汉子’被捕，整个文坛成了‘裴多斐俱乐部’，萧军伸五指，走台步，念韵白：‘一、网、打……尽！’他把世事看破了，他倒是真正的逍遥派。”
林斤澜又说：“萧军在我面前从不谈文学，更不谈我的作品。私下觉得他对文学，只做几句旧诗词，已经无梦。令我想起‘昨夜无梦过邯郸’，萧军过邯郸（做梦的地方），也无梦。他的兴趣在考古上，自嘲‘盗墓’。他的古体诗，应酬的书法，水平一般。他的笔粗，文学成就远远不及萧红，当然不及端木，也不及骆宾基。”
林斤澜又说：“萧军八十岁时，北京作协在民族文化宫为他开会祝寿。周扬、丁玲等人都莅临致贺。历经沧桑，大家都赞美萧的为人。萧声明从此封笔——作家因各种原因，不再写作者不少，而当众声称封笔者不多。我向前致贺，他笑道：‘到时候大家都一样，你也封笔。’可是我想，我为什么要封笔？”
林斤澜说，骆宾基人品很好，性倔守拙，宁折不弯。“‘文革’下放农场，”林斤澜说，“几个作家果园守夜，夜里旧习复苏。我说三十年代女作家，文采萧红第一。有人斟酌，历数女作家。这时骆宾基大声喝问：‘男作家又怎样？’气势仿佛兴师动众。我回答：‘男作家不好说，排名排定了，鲁郭茅巴……’骆宾基倒吸一口冷气，憋住，喉间咔咔有声。很明显，对萧红，对郭茅巴，他的心中自有排法，他的排法不易改变。”
林斤澜说，骆宾基铁骨铮铮，但缺点明显，那就是僵化。“文革”首年６月１８日，骆宾基贴出《赵鼎新是左派》的大字报，文内举例说“周扬也是左派”，即成焦点。——延安时，毛泽东说，周扬这个人，长处是听党的话，党犯错误，他错误，党正确，他正确。可是建国后，周扬慢慢地摸不牢党——毛泽东的脾性了，终被抛弃。清算文艺，说建国后１７年，走的是资产阶级的黑线。周扬当是资产阶级代表人物。骆宾基认定不是这样，誓死捍卫说，１７年，走的是红线！绝不是黑线！
林斤澜说：“因为这个，骆宾基被斗得好苦。但，他不认错，绝不认错！后来我和他一同关在牛棚，他还是这个问题。军宣队找他谈话，他不低头，还是说：‘１７年，走的是红线！’后来北京卫戍部队副司令员对他说：‘你