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产生什么影响。
最重要的是，皇帝本人对帝国的认识形成了他统治时期的特征。他作为
一个军事统帅而取得了权力，并用武力夺取了皇位，所以他并不认为自己应
受任何约束，甚至不受他父亲制定的《祖训》的约束。他不受约束地行使皇
权，以实现他的目的。他与北方边境蒙古诸部打交道的经验给他灌输了一种
远远超过他父亲认识的对帝国的新看法，但从长期看，由此形成的战略决策
证明并不是成功的。他不但试图由北至南实施统一的统治，以此使边境领土
与内地一体化，而且把目光放在本土的边境以外，把他的霸权扩向四面八方
——从真正的世界中心睥睨世界。对世界的这种新看法指导着皇帝的对外政
策和国内政策。他一旦执行这些政策，就决不后退。尽管永乐帝的国内政策
和对外政策存存着种种矛盾，但他仍决心完成他的目标，并把各种没有解决
的困难留给了他的那些不那么有活力的继承者们。
永乐帝的国内计划和对外征战的花费是巨大和浪费的；它们给国家和黎
民百姓造成了异常沉重的财政负担。这些计划的耗费引起了诸如夏元吉和李
时勉等朝廷官员的批评，前者反对对蒙古的第三次征讨和郑和的几次远航，
后者反对在北京建都。还有人对征剿安南而造成人力和物力的紧张状况，对
漕运制度以及其他国内计划和对外的冒险行动发表了反对的意见。
不可能确定用于这些活动的金钱的数额，因为史籍没有记载准确的或完
整的数字。明政府并不编制综合的预算；它对国家财政和财政管理采取零敲
碎打的方法。某一项目的收入指定用于某一项目的支出。此外，不同税赋份
额的数字不过是相对的指数，因为除了这些税收外，国家还得到征用劳动力
和军屯形式的无偿服务，还不定期地向平民索要粮食和建筑材料。平民以不
同的方式弥补进行中的项目的任何经营亏损。
因此，虽然朝廷表面上收大于支，但这是一种假象。实际上，如同黄仁
宇的推测，永乐帝进行的一切事业的费用（这些在史籍中很少透露）可能超
过国家正常收入的两倍或三倍。这些财政需要无疑使国库空虚（国库通常只
保持一年的储备），而且确实削弱了国家的财政管理。它们还使人民增加负
担，使人民为了偿还欠税而负债累累。从长期看，由于使越来越多的纳税人
陷于贫困，这些政策减少了国家的收入。为了帝国的建设和霸权，这种代价
的确是昂贵的。②
永乐帝留给明代后来的君主们一项复杂的遗产。他们继承了一个对远方
诸国负有义务的帝国、一条沿着北方边境的漫长的防线、一个具有许多非常
规形式的复杂的文官官僚机构和军事组织、一个需要大规模的漕运体制以供
它生存的宏伟的北京。这只有在一个被建立帝国的理想所推动的朝气蓬勃的
领袖领导下才能够维持，这个领袖能够不惜一切代价，并愿意把权力交给文
官，以保持政府的日常职能。永乐帝的直接继承者都不具备这种英勇的品质，
① 见司律思：《永乐时期中国…女真的关系，1403—1424 年》＇456＇（威斯巴登，1955 年），第 3 章；又见
罗塞比：《元明时期的女真人》＇434＇（伊萨卡，1982 年），第 16—36 页。
② 司律思：《永乐时期中国…女真的关系》＇456＇，第 25—28、42—71 页。
但是他们仍然坚持他关于帝国的远见和他所奠定的政制基础。
以后的几代皇帝并没有他那种对帝国的认识，还认识到维持他的政策的
代价，开始收缩和重新巩固帝国的行政。但是，他们不能解决他们采纳的国
家政策和必须赖以进行统治的制度之间的内在矛盾。虽然文官政府得到加
强，政府的开支也减少了，但耗费巨大的军事组织、北方的京城和漕运制度
仍必须维持。军事收缩无意地削弱了边防，从而给以后的统治者们造成了许
多问题。在所有这些方面，永乐帝比明朝的开国皇帝对以后明代历史的进程
具有更大的影响。
洪熙统治时期
１４２４ 年 ８ 月永乐帝在最后一次远征蒙古之役后回朝时死去，这标志着强
有力的军事扩张的结束和一个内部改造的时代的开始。这些新的为政的态度
被继位的洪熙帝之治制度化了。虽然他在位不到一年，他的儒家理想主义的
影响在以后整整一个世纪中仍能感觉得到。
洪熙帝（朱高炽）是永乐帝与其嫡妻徐氏所生的长子。他 生于 １３７８ 年 ８
月 １６ 日，当时他父亲为燕王，年仅 １８ 岁。在他儿童时代，他接受武术和儒
家学术的正规教育。虽然他在一定程度上学会了箭术，但总的说他很少表现
出从武的资质。相反，使他的老师们十分欣喜的是，他专心致志于经籍和文
学——事实上，这可能使他体质单薄，健康不佳。①
朱高炽的祖父洪武帝亲自关心燕王的几个儿子，为这位未来皇帝的温和
性格和他对政治的强烈兴趣而感到高兴。一次，洪武帝派这个少年在破晓时
去检阅军队，后者回来报告之快令人吃惊，他解释说，清晨太冷，检阅应等
到士兵们吃完早餐以后。另一次，洪武帝要他审阅几份官员的奏章。他有条
不紊地把文武两类分开，并相应地作了报告。他的祖父不断地被他的文才和
行政能力所打动。
但是他的父亲对他却不相同。由于永乐帝本人是一个受过锻炼的指挥将
领，他偏爱他的两个较年幼和更好武的儿子朱高燧和朱高煦，并常常带他们
去参加征战，①使其长子接受一种不同类型的教育。这样，朱高炽在早年把大
部分时间用于儒术研究上，并接受他父亲挑选的学者的指导。他们之中有杨
士奇、杨荣、杨溥和黄淮等人，他们都培植了与他的友谊，并在他登基后担
任了重要的行政职务。 ②
１３９９ 至 １４０２ 年，朱高炽逐渐直接介入地方政治，并且在必要时他不只
会咬文嚼字。当他父亲率军起事反对建文帝时，朱高炽和他的顾问们负责燕
王的封地北京的事务。１３９９ 年 １１ 月，他手下只有 １００００ 士兵，却巧妙地组
织了城防，并挫败了帝国将领李景隆的一次攻击。这一次他表现的责任感和
正确和判断力，有助于改变人们对他的看法，③１４０４ 年 ５ 月，他的已成为永
乐帝的父亲在大学士解缙和黄淮的极力要求下立他为皇太子，这当然引起了
他的几个弟弟的不快。从此，朱高炽不管是住在南京，或是住在北京，在皇
帝离开时就担任监国。他在此职务上的表现赢得了他的老师们——大部分为
翰林学士——的尊敬，并得到了宝贵的实际行政经验。
可是在以后几年中，他成了他几个兄弟的支持者发动的旨在反对他的阴
谋的受害者。１４１４ 年 ９ 月，永乐帝刚从征蒙之役返回北京，朱高煦诽谤他的
兄长未能为皇帝完成某些任务。皇帝申斥了朱高炽，并囚禁了他的两名最亲
① 关于亦失哈几次出使的简明叙述，见罗塞比：《两名出使内亚的明朝使者》＇438＇，第 6—12 页；关于他
的传记，见《明人传记辞典》＇191＇，第 685 页。
① 吴晗：《朝鲜李朝实录中的中国史料》＇585＇，第 176 页以下、187 页以下、237 页以下；《明人传记辞典》
＇191＇，第 1595—1597 页。
② 吴晗《朝鲜李朝实录中的中国史料》＇585＇，第 185、187、199、218、224、227、242、251 页。
③ 吴晗：《朝鲜李朝实录中的中国史料》＇585＇，第 232—234、237—241 页；又见王崇武：《明成祖朝鲜选
妃考》＇538＇，载《中央研究院历史语言研究所集刊》，17（1948 年），第 165—176 页。
密的顾问，即大学士杨溥和黄淮。朱高煦最后在 １４１７ 被放逐，他作为一个直
接威胁而被清除。最后，朱高炽对他并不怀恨在心；朱高炽登基后不久就增
加了这个亲王的俸禄，并授予他的几个儿子爵位。不幸的是，朱高煦始终未
认错。
朱高炽直到 １４２４ 年 ８ 月 ２５ 日才得知永乐帝之死，这时皇帝的代表带着
传位的遗诏到达北京。他立刻与吏部尚书蹇义、大学士杨士奇和杨荣商量。
他下令加强京城的治安，并派大太监王贵通（原名王景弘）去南京任镇守。
次日，他释放了前户部尚书夏元吉；夏因反对第三次远征蒙古而在 １４２２ 年 ４
月被永乐帝囚禁。９ 月 ７ 日他正式登基，颁布了大赦令，并定次年为洪熙元
年。同一天，他采纳夏元吉的建议，取消了郑和预定的海上远航，取消了边
境的茶、马贸易，并停派去云南和交趾（安南）的采办黄金和珍珠的使团。
他重新命夏元吉和另一名被贬的官员吴中分别任户部尚书和工部尚书。洪熙
帝以这些行动开始取消或调整他父亲的行政政策。①
洪熙帝通过改组内阁，授予他的某些心腹顾问显贵的品位，以著名的翰
林学士和干练的官员充实行政官署，来开始他组织新政府的工作。在他新任
命的官员中，许多人在他在南京或北京摄政时已经为他效劳，有的人在他与
永乐帝有分歧时支持过他，为此受到了惩处。因此，在 １４１４ 年事件中被撤职
的黄淮和在同一时期被监禁的杨溥被任命为翰林学士兼大学士。他原来的老
师及最亲密的顾问杨士奇成了首辅大学士和少傅；杨荣和金幼孜也留任大学
士。
为了补偿他们以前所受的屈辱，每个人被封为一品的高官，并有兼职。
例如杨士奇兼任兵部尚书，杨荣兼工部尚书，黄淮兼户部尚书。这样，他们
就能直接过问在职大臣们的行政事务和施加政治影响。①洪熙帝由于他的背
景，与这些重要的朝廷官员有一种亲密的关系；他与其后继者们不同，经常
召见他们进行正式会议，要求在他对重要事务作出决定前在密封的奏章中提
出意见或建议。这样，内阁不再是像以前明代统治者之下的不能负责的谘询
机构，大学士亲自参加了决策。对洪熙帝大力取消他父亲的不得人心的计划
和在全帝国建立正规的文官政府的行动来说，这种集体领导是必不可少的。
在 １４２４ 年的余下的几个月中，洪熙帝把大部分时间用在改革行政方面。
可有可无的官员被解职，其他的官员在 ７０ 岁就奉命退隐；失职的官员降职，
有突出才能的官员升任更重要的职务。为了取得直率的评价和揭露贪污腐
化，皇帝在 １０ 月 １８ 日给予杨士奇、杨荣、金幼孜，稍后还有夏元吉每人一
颗银印，上刻“绳愆纠缪”的格言。他命令他们用此印密奏关于贵族、甚至
皇族胡作非为的案件。监察御史被派往全国各地去调查官员的政绩，并为官
僚机构的任命寻求合适的人选。皇帝常常要求他的大臣们直言不讳，不必担
心报复，虽然他有时在激动之下训斥或惩处少数官员，但常常后悔并要求原
① 木宫泰彦：《日华交通史》＇285＇（东京，1926—1927 年），Ⅱ，第 287—296 页。王伊同：《中日之间
的官方关系，1368—1549 年》＇549＇（坎布里奇，1953 年）、第 21—24，34—53 页；郑梁生：《明史日本
传正补》＇66＇（台北，1981 年），第 228—266 页。
① 关于永乐帝采取官方垄断海上贸易和禁止私人航海活动的情况，见张维华：《明代海外贸易简论》＇42＇，
第 22—24 页；陈文石：《明洪武嘉靖间的海禁政策》＇59＇（台北，1966 年），第 93—95 页。关于《太祖
实录》＇380＇中有关与东南亚关系的官方记载，见赵令扬等编：《明实录中之东南亚史料》＇48＇，I（香港，
1968 年），第 67—249 页。
谅。
在任命官员时，皇帝特别重视儒家道德和个人品德。权谨便是一例，他
是一名低级官员，在 １４２５ 年进入内阁完全是因为他极为孝顺。同样，皇帝任
命有才能和守纪律的人担任地方的行政和司法职务。②但是，务实的人也不被
冷落。１４２５ 年 ２ 月，不久前刚被免去他指挥职务的宦官－操江提督郑和被任
命为南京守备，历史学家已经认定，此举标志着宦官势力的崛起，但是在整
个洪熙统治时期，宦官实际上被置于严密的监视之下。①为了使官僚机器更有
效率，皇帝对文官科举制度作了一些改变。他认为这个制度偏袒南方人，于
是他规定了份额，以保证北方人占全部进士的 ４０％；这个政策经稍加修改，
在明、清两朝一直贯彻执行。
作为这同一改革的一部分，洪熙帝试图纠正永乐时期司法的弊病。他关
心的是，许多被判死刑的人可能是捏造的罪名的受害者。１４２４ 年 １１ 月，他
命令内阁会同司法官员复查案件。后来，他宣称在有些刑事案件中，甚至他
本人的判决也可以不顾或推翻，如果它们是在愤怒或不知情的情况下作出
的。②此外，在他统治时期，他两次恕免诸如齐泰、黄子澄等官员的家属，这
些官员因忠于建文帝而在 １４０２ 年被处死。①恕免令免除其家属为奴，并发还
没收的财产。１４２５ 年 ４ 月在他死前不久，皇帝颁布一份诏令，进一步告诫司
法当局要根据法律判决，并在宣判前，特别在宣判死刑前要复查对犯人的指
控。此外，他禁止对犯人滥用肉刑，和在惩处时株连犯人的亲属（重大的叛
逆罪除外）。他断言，这些做法严重地违背了儒家的仁爱原则和孝道伦理。
洪熙帝最关心的是他父亲耗费巨大的种种计划所引起的黎民百姓的财政
困境。在他短暂的统治时期，他颁布了几道诏令，取消皇帝征用木材和金银
等商品的做法，代之以一种公平购买的制度。他还免除受自然灾害的人的田
赋，并供给他们免费粮食和其他救济物品。②特别使他苦恼的是人民的频繁逃
亡，这种情况是农民无力付税和应付各种征用引起的——这是永乐统治晚期
的一个严重问题。流浪在永乐晚期使国家丧失大量收入。１４２５ 年 ２ 月，皇帝
专门颁布一份诏令，要逃亡者重返故里，答应免除他们所欠的税，在他们所
在地登记后另外还免除两年同样的税和劳役。①
此外，洪熙帝还派了一个以广西布政使周幹为首的专门小组去调查某几
② 中国派出和迎来的使团包括：派往占城国的 14 个，回访的 18 个；派往柬埔寨的 3 个，回访的 7 个；派
往暹罗的 11 个，回访的 21 个；派往爪洼国的 9 个，回访的 7 个；派往浡泥国的 3 个，回访的 9 个；派往
马六甲的 11 个，回访的 12 个；派往苏门答腊的 9 个，回访的 11 个；有帮助的背景材料，见王赓武：《明
初与东南亚的关系：一篇背景研究短论》＇547＇，第 48—55 页；王赓武：《中国与东南亚》＇546＇，转载于
《社区和国家：关于东南亚和中国人论文集》，第 70、74 页。
① 关于这些铭文，见赵令扬等编：《明实录中之东南亚史料》＇48＇，I，第 67—249 页。关于它们的重要意
义，见王赓武：《中国与东南亚》＇546＇，第 67—69 页。
② 见王赓武：《中国与东南亚》＇546＇，第 76—78 页；刘子政：《明代中国与汶莱交往考》＇354＇，载《明
史研究专刊》，5（1982 年 12 月），第 7 — 9 页。
① 见王赓武：《明初与东南亚的关系》＇547＇，各处；徐玉虎：《明郑和之研究》＇236＇，第 525—544 页。
② 关于永乐帝之死，见吴晗：《明成祖仁宗景帝之死及其他》＇589＇，载《文史杂志》，2，2（1942 年 3 月），
第 76 页；王崇武：《明成祖与文士》＇539＇，载《中国社会经济史集刊》，8，1（1949 年），第 12—16 页；
寺田隆信：《永乐帝》＇510＇，第 152—154 页：《明人传记辞典》＇191＇，第 360 页。
① 寺田隆信：《永乐帝》＇510＇，第 271 页；《明人传记辞典》＇191＇，第 355 页。
个府的纳税负担。它们包括应天、苏州、松江、嘉兴和南直隶及浙江的另外
四个府。皇帝生前未看到调查报告，但它成了宣德帝实施的减税计划的基础。
②皇帝还非常关心提供直接的救济；他几次因他的大臣们对此反应迟缓而大发
雷霆。在一次地方的饥荒中，他批驳了户部官员们的提议，即只借粮给百姓
而不是免费分发。另一次，他愤怒地驳回了一些大学士请他先与户部和工部
商议的要求，下令立即对一些受灾区分发救济粮和减免税收。
这些事件证实了这个时期加在人民身上的沉重的负担，这种负担在很大
程度上是以前代价高昂的对外政策的必然结果。洪熙帝采取各种措施以限制
明朝的扩张主义。当他登基后随即取消郑和的远航时，他已表现出了收缩和
巩固外事活动的倾向。在他在位期间，他满足于让精干的军事将领守卫北方
诸前哨以防东蒙古人的入侵，和继续保持与中亚和南洋各国的纳贡关系。但
他主要关心的是安南，虽然安南已被合并了几年，但仍没有平定。他渴望和
平，提出一有可能就承认黎利的政权；但因为这样做时机不成熟，他就继续
执行其父诱降黎利的政策。他断定黄福为人过于谨慎，不能继续在安南任市
政按察使，于是以荣昌伯陈智接替他。但是明军未得到加强，③在洪熙末年，
这种情况仍未改变。历史学家认为召回黄福是中国在安南失败的主要原因，
并委过于皇帝，因为黄福对当地的行政有丰富的经验，并得到当地人的尊敬。
最后，在他死前的一个月，洪熙帝在扭转其父政策方面采取了一个最激
烈的措施，即把京师迁回南京。据说此举是夏元吉和其他高级朝廷官员作为
把资源从北方边境转移出来的策略的部分行动而强烈要求的。洪熙帝自他登
基时起，显然已有此意；这时他已设南京守备，并派他信任的将军和宦官去
指挥。洪熙帝对先帝侵略性的北征不感兴趣，也不喜欢北京；此外，他在南
京当过监国，熟悉南京的情况，感到那里更为舒适。另外他还关心维持北方
首都的费用，这项费用不但大大地增加了中国东南的负担，也使各政府部门
难以应付。
１４２５ 年 ４ 月 １６ 日，他定北京所有政府部门为行在，如同 １４０３ 至