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几个主要的女真集团建立了良好关系后，他就能集结其武装力量去征讨蒙
古。同时，通过设置防御性的卫和运用纳贡制度，他满足了女真部落领袖的
某些经济的和身份的要求，因为这些部落领袖派遣纳贡使团来到中国，为的
是取得金银、丝绸、粮食和其他用品的礼物，和享有在中国进行贸易的机会。
就明朝廷而言，它能取得诸如马匹、优质裘皮等商品，还能得到诸如在帝国
内不能搞到的人参等药材。
朝鲜
建于 １３９２ 年的新的李氏王朝的朝鲜国取代了长期衰落的高丽王国，它的
几个国王证明是易于接受新事物和听话的。明朝对朝鲜的政策为几个目的服
务。朝廷谋求破坏朝鲜在女真族中的影响和确保中国边境的安全以对付蒙古
的入侵。朝鲜统治者不但重视对北方的诸部落的防卫，而且珍惜他们与明帝
国的政治和文化的联系，因为他们认为，这类联系会带给统治王室以权威和
正统性。
１４０２ 年 ９ 月，永乐帝派俞士吉（死于 １４３５ 年）去通知朝鲜王李芳远（１４００
—１４２２ 年在位）他登基之事。１１ 月，国王派使者请求新的印玺和敕封；１４０３
年他又派一个使团，要求取得医治其父疾病的药材。这两个要求都被批准，
它们标志着定期互派使节的开始，使节的交流有时一年两三次。朝鲜人进贡
土产品，如人参、漆器、豹和海豹皮；但在 １４２９ 年之前，最重的负担是年贡
１５０ 两黄金和 ７００ 两白银。作为回报，皇帝赐给朝鲜王及其使者丰厚的礼物
——丝绸、精美的衣服、药材、书籍和乐器；他还授予朝鲜王及其太子以荣
誉的称号。①
但是，明朝廷常常对朝鲜人提出过分的要求；这些要求在中国史料中只
② 见吴缉华：《论明代前期税粮重心之减税及影响》＇572＇，载《明代社会经济史论丛》＇583＇，第 83—85
页。关于郭资的报告和分析，见黄仁宇：《16 世纪明代的税收和政府财政》＇254＇，第 50 页。
① 见莫里斯？罗塞比：《明代中国和吐鲁番，1406—1517 年》＇435＇，载《中亚评论》，16，3（1972 年），
第 206—222 页；罗塞比：《1368 年迄今的中国和内亚》＇433＇，第 23—31 页。
① 见罗塞比：《两名出使内亚的明朝使者》＇438＇，载《通报》，62，3（1976 年），第 15—31 页。
是一笔带过，但在朝鲜的记载中却有详细的论述。例如，永乐帝经常索取马
和牛以供军用，而朝鲜王便应命在 １４０３ 年送去 １０００ 多匹马，１４０４ 年送去 １
万头牛，１４０７ 年送去 ３０００ 匹马，以及 １４１０ 年送去另外一大批马，以支援对
蒙古的第一次征讨。还有特殊的要求。在 １４０３、１４０６、１４０７ 和 １４１１ 年，永
乐帝派他的高级宦官黄俨前往朝鲜索要铜佛像、佛骨（舍利）和印佛经的纸
张。①最为声名狼藉的要求是要朝鲜的美女，以充实皇帝的后宫。１４０８ 年，
黄俨被派去为后宫选处女，朝鲜王勉勉强强地照办了。送往北京的 ３００ 名处
女当中有五个人中选，其中的一个即权美人（死于 １４１０ 年）。她成了永乐帝
所宠爱的妃子，她的家属得到丰厚的礼物和很高的荣誉。１４０９ 年再次向朝鲜
索要处女。朝鲜人背上沉重的财政负担和忍受一定的耻辱去满足这些持续的
要求；但是朝鲜王为了他认为的迫切的政治原因，不得不答应明朝皇帝的要
求。①
日本
与日本的外交关系在 １３８０ 年已经中断，因为洪武帝怀疑日本人与他的失
宠的大臣胡惟庸相勾结，企图篡夺皇位。关系在 １３９９ 年首先被足利将军三世
义满（１３５８—１４０８ 年）恢复，他刚在西日本建立起他的权威。这位挥霍的将
军对中国文化的爱慕是由他周围的禅宗僧人培养起来的，他急于恢复与中国
的外交关系，这部分地是为了从有厚利可图的对华贸易中获益。１３９９ 年，他
派一个使团带了一封颂扬的信件和贡品到建文帝的朝廷；使团受到良好的接
待。义满的第二个使团在 １４０３ 年晚期抵达南京，在随带的信中，将军自称“臣
日本王”，此事在日本史上是一件非同寻常和有争议的事件。这是来朝新帝
的第一个外国使团。①
永乐帝敏锐地看到了一个难得的机会并作出了积极的反应。他高兴的
是，日本的将军表现出承认他的宗主权的姿态，并且已同意控制相互间的贸
易和在结束日本在中国沿海的海盗行为方面进行合作。１４０３ 年 ９ 月，朝廷向
日本商人重开宁波、泉州和广州的市舶司，并派大臣赵居任（死于 １４０９ 年）
去日本缔结商业协定。该协定规定，在建立了称之为勘合制的公认的和有节
制的贸易形式后，将军的代表获准在宁波贸易，同时要递交与市舶司的中国
官员所持的勘合相合的特定的勘合。贸易使团不得超过两艘船和 ２００ 人，不
得携带武器，应每十年派出一次，不过最后一条规定在以后繁忙而正规的贸
易中被忽视了。
在 １４０４ 至 １４１０ 年期间，中国和日本经常互派贸易和外交使团。这种真
诚的关系因义满的善意而得到促进；他履行了逮捕日本海盗并把他们送往明
朝廷的诺言。当义满于 １４０８ 年去世时，明帝告诫他的继承者义持继续镇压海
盗。但在 １４１１ 年，义持拒绝接待中国的使团，并在以后六年中中断与明朝廷
的关系。新将军摆脱了他父亲周围的禅宗僧人，采取了一种孤立主义的政策。
① 见 J。弗莱彻：《中国和中亚》＇165＇，第 209—215 页。
① 关于陈诚的出使，见罗塞比：《两名出使内亚的明朝使者》＇438＇，第 17—25 页。陈的两个行纪名为《西
域行程记》＇52＇和《西域番国志》＇51＇，都写于 15 世纪早期；载曹溶辑：《学海类编》，1831 年；《四部
丛刊三编》，33，影印本，台北，1975 年。后一个行纪已被罗塞比译成英文：《陈诚的英译
文》＇437＇，载《明史研究》，17（1983 年秋季号），第 49—59 页。
① 关于沙合鲁的宫廷史学家所写的波斯文记载，见 K。M。梅特拉译：《一个出使中国的使团的记录摘录》＇367＇
（纽约，1934 年；1970 年再版）。
１４１７ 年 １１ 月，在中国沿海抓获了一些日本海盗以后，中国皇帝又试图与义
持建立外交关系。但是，将军宣称，日本诸神禁止与外国来往，他的父亲已
经被他的顾问引入歧途。这样，官方的大门再次对中国关闭，不过私人的贸
易通过日本南部的诸港口仍在继续进行。
东南亚
在永乐年间，明朝在东南亚的影响达到了最高峰；这个区域是皇帝主要
关注之处。郑和的探险性远航把最重要的东南亚诸国划入了明朝政治势力范
围之内。进行这些远航是为了通过和平方式扩大明帝国的影响，加强其南部
边境的安全，和通过阻止私人控制航海活动以垄断海外贸易。外国响应这些
主动行动，这不但因为它们担心拒绝会遭到军事报复，而且因为它们看到了
与中国建立关系会带来巨大的商业利益。②
１４０２ 至 １４２４ 年期间，明朝廷派了 ６２ 个使团至东南亚各国，并接待了 ９５
个回访的使团；这不算派至安南和从安南派来的使团，因为安南在 １４０６ 至
１４２７ 年期间是在明朝的统治之下。这些使团建立了与大部分重要国家——从
菲律宾至印度洋、波斯湾和非洲东岸——的联系。①皇帝派使者携带宣布他登
基的诏书至东南亚各国去建立关系；当这些国家作出反应时，他就经常派使
团向它们的统治者赠送礼品，礼品包括历法、丝缎织品、瓷器和铜钱。皇帝
还为两个东南亚国家撰写铭文并赋诗，一次是在 １４０５ 年为马六甲王写的，一
次是在 １４０８ 年为浡泥王写的。这些文字都刻在石碑上，以证明皇帝在这些国
家的影响及与其统治者的特殊关系。①外国统治者则回派正规的纳贡使团来
华，并随带诸如贵金属、香料、异国动物等土产；支付这些物品的代价都很
高。②
可以从占城、暹罗、马六甲、爪洼和浡泥的事例中看到比较重要和持久
的各种关系的不同类型。在这个时期，中国公开宣称与占城有一种特殊的关
系，因为它们在安南互有牵连。但在 １４１４ 年以后，当中国人拒绝归还安南夺
取的占城领土时，关系转向紧张。占城人经常攻击派往他们国家的外交使团
和骚扰在安南的中国人，可是一直没有脱离正规的纳贡制度。暹罗是东南亚
半岛最强大的国家和中国的最老的朝贡国之一。中国的兴趣在于限制暹罗去
侵犯马六甲，而暹罗的朝廷则注意到中国的压力，因为它几乎每年派纳贡使
团到中国而从中得益。
马六甲之所以重要，是因为它位于香料贸易路线上。永乐帝在 １４０３ 年
１０ 月派一个使团到那里去建立关系，并授予它特殊的地位。有三个马六甲王
率领他们的国家代表团到中国，使永乐帝大为高兴。在与爪洼的关系方面，
永乐帝设法阻止它向马六甲内部扩张，和保持南洋和印度洋之间的贸易畅
通。可是中国不可避免地介入了东爪洼王与西爪洼王之间的战争。在 １４０８
② 关于这些朝贡使团的一份名单，见罗塞比：《明代中国和吐鲁番》＇435＇，第 221—222 页，和罗塞比：《两
名出使内亚的明朝使者》＇438＇，附录，第 29—34 页。
① 可扼要参阅黎吉生：《西藏简史》＇429＇（纽约，1962 年），第 33—41 页；约瑟夫？科尔马斯：《西藏
和中华帝国：1912 年满族王朝灭亡前中藏关系概述》＇289＇（堪培拉，1967 年），第 18—30 页；石泰安《西
藏的文明》＇478＇（斯坦福，1972 年），第 77—79 页。
① 关于这类接触的中国官方记载，见罗香林编：《明清实录中之西藏史料》＇356＇（香港，1981 年），第 5 — 8、
19—22、23—43 页。
② 见哈立麻传，载《明人传记辞典》＇191＇，第 481—482 页。
至 １４０９ 年郑和第二次远航期间，当他手下的 １７０ 人登上了他的对手西爪王声
称拥有的海岸时，他们被后者所杀，从而迫使郑和进行军事干涉。中国人接
受了赔偿和道歉，并恢复了外交关系，但中国人利用连续的几次航行，把爪
洼置于监视之下。浡泥在当时相对地说并不重要。但浡泥王是访问永乐朝廷
的第一个统治者，从而给了皇帝强烈的印象。它被给予比凭借它的国土面积
和力量应得的更大方的待遇。①
永乐帝在他与东南亚各国的关系中表现出灵活性；他愿意利用各种方式
去达到他的政治、军事、文化和商业的目的。外国的反应取决于以下的几种
情况：明朝外交主动行动的性质；它们与明朝的权力中心的距离；它们对安
全和贸易机会的关心。从 １４０５ 至 １４２１ 年的十多年中郑和巨大舰队的威严的
阵容，在整个这一区域中扩大了强大的中国的形象，并给贸易和外交带来了
持久的影响。但事实也很清楚，随着 １４１３ 年以后中国在这一区域的外交活动
的放松，当朝廷的力量专注于北方的事务时，这些国家能够在纳贡制度建立
的规定的宗主－属国关系中便宜行事。
永乐帝的遗产
１４２４ 年 ８ 月 １２ 日，皇帝当他最后一次征讨蒙古返回时，在多伦以外的
榆木川去世，终年 ６４ 岁。他去世的确切情况正史没有记载，只是简单地说他
病故。私人的和外国的记载说皇帝在他晚年时已经得过几次中风，并死于此
症。一个学者提出，皇帝自 １４１７ 年以来已部分瘫痪，他偶尔不能临朝，有时
长达一个多月。他瘫痪的性质不详，但要减轻病症，皇帝习惯性地服用麝香
或樟脑制成的刺激性药剂，以及他的几个随从处方的道教的丹药。这种丹药
能暂时地减轻他的瘫痪程度，但证明对身体有害，并会上瘾；它会导致间竭
性地大发脾气。①
当皇帝惩处几名劝阻他征讨蒙古和迁都北京的官员时，他可能已在受这
种丹药的影响。丹药的作用是积累性的；皇帝可能中化学毒性已有好几年了，
因为丹药还含砷、铅和其他金属。因此，当他筋疲力尽地穿过严酷的蒙古平
原而又得了一次中风时，他的健康状况已经很差，所以他的死亡是意料之中
的事。
皇帝的尸体立刻装进灵柩运回北京，准备安葬。他的长子朱高炽随后登
基成为洪熙帝。尊奉永乐帝的谥号为文皇帝，庙号太宗。他的陵墓称长陵，
建造得极为豪华宏伟，以证明他的丰功伟绩。②１５３８ 年 １０ 月，嘉靖帝把永乐
① 见《明人传记辞典》＇191＇第 1308—1309 页宗喀巴的传记。
① 这个题目的权威著作是司律思的《（明代的中蒙关系，Ⅰ）洪武时代（1368—1398 年）在中国的蒙古人》
＇457＇（布鲁塞尔，1959 年）；《（明代的中蒙关系，Ⅱ）朝贡制度和外交使节，1400—1600 年》＇458＇（布
鲁塞尔，1967 年）；《（明代的中蒙关系，Ⅲ）贸易关系：马市，1400—1600 年》＇459＇（布鲁塞尔，1975
年）。关于更简明的论述，见同一作者的《明代的蒙古朝贡使团》＇452＇，载《中亚评论》，11，1（1966
年 3 月），第 1—83 页；《明代的中蒙贸易》＇460＇，载《亚洲史杂志》，9，1（1975 年），第 34—56 页。
它们广泛地取材于《太宗实录》＇380＇的摘要，这些材料收于羽田亨筹编：《明实录抄：蒙古编》＇198＇，第
1 卷，载《明代满蒙史料》＇496＇，第 261—557 页。
② 见司律思《朝贡制度和外交使团，1400—1600 年》＇458＇，第 119—120、152—157 页；和司律思：《明
代的蒙古朝贡使团》＇452＇，第 16—22 页。
帝的庙号改为更显赫的称号：成祖。
嘉靖帝想抬高从未登上皇位的父亲朱祐杬（１４７６—１５１９ 年）的地位而使
他进入帝王的行列，从而使自己成为新的一支皇位继承世系的始祖。①因此，
把永乐帝的庙号从“宗”改为“祖”，这意味着永乐帝在推翻他的侄子时也
开创了一支新的继位世系，这显然旨在支持嘉靖帝自己父亲的正统性。选用
“成”一字，表明在其继承人的眼中，他是明统治的巩固者，应该被承认是
王朝的第二个创建人，因为他完成了洪武帝的未竟之业。
皇帝先娶徐达将军之长女，她就是徐后（１３６２—１４０７ 年），因提倡儒家
德行和制定妇女的道德箴言而深被怀念。皇帝又封两名宫女为贵妃，一是朝
鲜美女权氏，一为苏州的王妃（死于 １４２０ 年）。权妃死后，王妃就成了皇帝
的专宠。她又成了皇室的监护人，但她的寿命没有皇帝长。②皇帝有四个儿子
五个女儿。长子朱高炽后来成为洪熙帝；次子朱高煦（汉王），三子朱高燧
（赵王）都为徐后所生；幼子朱高爔幼年夭折，其母姓名不详。还知道皇后
养育了五个公主当中的四个；她们都下嫁给有贵族封号的将军或其子。这些
驸马中有的因行为不轨而受到弹劾，有的在军事征战中丧生。①
回顾起来，１５３８ 年追赠给皇帝的最后的谥号成祖似乎是一个恰如其分的
称誉。它集中体现了与传统的治国之道的贤君理想地联系起来的文治武功。
永乐帝被公认为一个多智多谋和精力充沛的征战者，通过他的征剿和对外的
远征，他完善了开国皇帝的丰功伟绩，并使明朝的力量和影响达到了顶峰。
他被誉为一个有干劲和献身精神的统治者，他恢复了儒家的治国之术和重新
建立起古代的政制；他又被誉为一个把帝国南北两部分统一起来从而为王朝
奠定新基础的人。
但是，他的政策也受到批评。他废除建文帝的年号和残酷地清洗建文帝
时代的官员的措施受到知识分子的激烈反对，而在黎民百姓中普遍存在的不
满情绪则以关于被废皇帝的种种传说的形式表现出来；这些传说提到他没有
死，他的后裔最后使王朝不光彩地灭亡，以此向篡位者报仇。他国内的各种
计划和对外的冒险行动所引起的巨大花费也引起了官僚集团的强烈不满。当
时的批评者不是明确地谴责他的篡位；认为这件事并不是永乐帝一个人的过
错，这种看法是适当的。对他国内政策的批评则比较直截了当。他远征蒙古
的几次战役和迁都北京之举不断遭到攻击。但是后来的明代史学家一般原谅
了这些过分的行为，认为是建立一个大帝国的必由之路。因此当时的舆论强
调皇帝的积极成就和缩小它们的消极后果。但是一股强烈的批评暗流由后世
的明代学者，特别是由那些责备他为了降低学术水平和知识活力而削弱经典
教育的人表达了出来。总的来说，这是一种有褒有贬的评价，其中官方对一
① 司律思：《朝贡制度和外交使团 1400—1600 年》＇458＇，第 9、10 章各处；司律思：《明代的中蒙贸易》
＇460＇，第 38—43 页。关于设马市的情况，见司律思：《贸易关系：马市，1400—1600 年》＇459＇，第 92—93
页。
② 见司律思著《明代的蒙古朝贡使团》＇452＇第 16—22 页中的概述。
① 见戴维？M。法夸尔：《瓦剌…中国的纳贡关系，1408—1446 年》＇157＇，载《阿尔泰研究，尼古拉斯教皇
诞辰纪念文集》，尤利乌斯？冯？法卡斯、奥梅尔简？普里特沙克编（威斯巴登，1957 年），第 60—62
页；罗塞比：《1368 年迄今的中国和内亚》＇433＇，第 50—55 页。关于官方记载，见白翠琴编：《明实录
瓦剌资料摘编》＇413＇，第 19—42 页。
位雄武之君的赞誉支配了明代和清代的历史编纂学。①
传统的评价并不是对这个时期的公正评价。对评价更有帮助的是应该问
一下，永乐时期的一些事件是怎样发展和为什么这样发展的；实现皇帝宏伟
事业的费用倒底有多大；他统治时期制订的政策对以后明代的历史发展进程
产生什么影响。
最重要的是，皇帝本人对帝国的认识形成了他统治时期的特征。他作为
一个军事统帅而�