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桓龌崞谖�100个月。
明眼人一看就明白，最大的风险在第一年，会主要把1。16万元变成10。8万元。有人计算过，一个1。16万元的会员要维持下去，到第六个月必须发展22个会员，到第12个月，要发展691个会员，到第18个月，就要发展20883万个会员。
一个“不可能的游戏”，在侥幸、狂热和从众心态的驱使下，如火如荼地玩了起来。叶三凤最风光时每月可净收入120万元。仅乐清一县，像叶三凤这样的抬会会主就有1346个，最大的抬会发展了12122万人，会主年收入1970万元。在两年时间里，温州所属九县两区有30万人参加，会款发生额达12亿元之巨。
一位经历过当年事件的老人描述说：“钱收进来，先在墙两头放着，不出两个时辰，两头的钱就连在一起，一上午整面墙堆满了。到了晚上一间房子已全部堆满钱，脚都插不进，只有封门，派民兵举刺刀看门。人们仍不肯散去，喊着要入会，把大叠的钱扔进来，民兵用刺刀让他们后退。”还有一点很有意思，被人视为财神的会主竟有八成以上是由像叶三凤这样的文化不高甚至是文盲的农村妇女担当的。
根本不可能实现的效益比，自然逼使抬会以几何级数地发展新会员作为其支撑下去的唯一手段。当年，最疯狂的会员发展方式是所谓的“短会”：入会交1。2万元，第二个月就还给会员9000元，第三个月再还9000元，本息两清。会主虽然要亏损6000元，但可以此来引诱更多的人入会。为了获得政治上的庇护，还出现了“官会”，专为官员而设，入会不必交款，而是先领款，3个月后再少量返回。这种会分10万、5万、1万三种，视干部大小而定。主要是一个干部入会，可以带动无数的百姓来入会。
失去理智、极度病态的金钱游戏总有一天会断链崩盘。到1987年底，数以千计的抬会终于难以维系下去了，出现了抬会会主的潜逃事件。很快，恐慌如瘟疫般地在各个乡镇飞散开来。抬会体系顿时发生集体性的瞬间雪崩。成千上万的讨债者疯了似地冲向会主的家，一幕幕不堪目睹的人间悲剧上演了。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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第14节：挡不住的商业旋风（8）
苍南几十个讨债的人拿着炸药包赶到一位会主家，逼迫他交出钱来，否则同归于尽；平阳两位会主被讨债者抓住，吊在柱子上，用竹签钉入会主手指，用铁钳焊烧胸肉，折磨三天三夜导致受刑人死亡；上百所小学被迫停课，原因是学生常常在路上被讨债的当做人质抓走；平阳县乡下数百名妇女步行数十里赶到县城游行，要求政府帮助讨回被骗去的钱。
在短短３个月里，温州全市有63人自杀，200多人潜逃，近1000人被非法关押，倾家荡产。
记录下这一段血腥而可怕的温州“抬会风暴”，其实是为中国民间金融史的演进留存一个令人心悸也令人警醒的片断。
既不看伟人讲了没有，也不看别人做过没有
在温州，经济体制改革的破禁更富传奇色彩。1987年，为了使民间资本冲破禁区，温州苍南县委办调研室副主任黄正瑞研究出了被称为“温州知识分子改革开放以来最重大的理论创新”——股份合作制。
那是一个充满“姓社姓资”争论的年代。当时温州的经济格局正悄悄发生变化，从简单的家庭企业到挂户经营（即挂着集体招牌的私营企业）之后，农民联户、合股等形式的企业悄然兴起，占到温州工业总产值的27。8％。温州人很敏感，如果这类企业算姓私，“资产阶级”主力军就超过温州经济总量的半壁江山，那么温州经济问题大了。黄正瑞的笔下诞生了“骡子理论”，将按劳分配和按资分配两种色彩糅在了股份合作制一张画纸上，使千家万户的小企业能把生产的规模几十倍地扩大起来。当年11月，温州市政府颁发了全国第一个关于股份合作制的地方法规——《关于农村股份合作企业若干问题的暂行规定》。
其后，温州经济增长速度之快令人称奇。到1990年，股份合作制企业产值已经占到温州农村工业总产值的2/3，由此引发了1991年初充满政治色彩的温州风波，并惊动了中央领导。
人民日报记者凌志军在其所著的《中国经济改革备忘录》中写道：5月，李瑞环视察温州，说了一些在温州人看来非常痛快的话。“温州这件事究竟怎么看，将来怎么样，都还要以后再研究，不要急急忙忙下结论。我看你怕人家给你戴白帽子，你给自己急着戴红帽子。我说你们先不戴帽子，脱个光头不是更凉快吗？”
今天的黄正瑞这样评价自己当年的创举：股份合作企业在当时温州已经存在，创造这个理论只是为当时温州的发展作掩护，这种创造就如同一个筐，把适合温州发展的要素都往里装。而回顾这段略微泛黄的历史片段，即使在对民营企业充满良性政治氛围的今天，仍然有着借鉴意义。
“农民手里有钱却没有城镇户口，进不了城，他们就集资建一个农民城；城里的国营商场不卖温州产品，他们就把国有商场的柜台租下来自己卖，在全国一下子就租了5万个；国家银行不给贷款，他们就创办信用社、基金会，发展民间金融、实行浮动利率，自己给自己找资金；分散的家庭经济规模，被斥之为私有制的样板，他们就创造了股份合作制，既解决规模小的问题，又戴上了公有制的帽子。”著名经济学家钟朋荣就此感叹，“温州人是否干某件事情，既不看伟人讲了没有，也不看别人做过没有，只是看实践中需要不需要，实践中能不能做得通。”
不信神也不信邪的温州人，确实可怕！
惊人的数据
形形色色的可怕的温州人，各显神通，创造出各种各样惊人的奇迹。
今天，在中国大陆，温州无疑是最富庶的地方之一。在这里，注册资本在1000万元以上的企业，每年在以三位数的速度增加。
2002年第一季度末，温州城乡居民储蓄存款总额、企业存款额、外汇存款余额三者相加高达1160。16亿元。此外，个人之间的互助性、消费性借贷，资金大致在300亿元规模。这样，汇聚在温州的民间资金大约在1500亿元，但温州民间资本市场实际上已经超过2000亿元；
2002年上半年，温州市外汇交易量达59。8亿美元，已成为国内外汇交易量最大的城市之一，排名仅次于北京、上海；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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第15节：挡不住的商业旋风（9）
2002年上半年，工行温州市分行完成单边交易量超过32亿美元，约占全国工行系统总交易量的80％左右；
2002年上半年，温州经济生产总值（GDP）比去年同期增长12。5％。自1998年以来，温州经济持续保持较高增长率，2002年经济生产总值首次突破千亿元大关。
温州是典型的藏富于民。
2001年，温州民营企业数量占该市企业总数的90％以上，实现工业产值约2000亿元，占该市工业总产值的98％。而温州的民营经济在国内生产总值中的比重也高达85％。温州的一位政府官员说：“温州的民本经济不是几棵大树，而是一片森林。”
这样的财富在20年前是不可想象的。1981年，整个温州地区有2/3的人生活在贫困线以下，农民人均年收入不到200元。农民有句顺口溜说：“平阳讨饭，文成人贩，永嘉单干，洞头吃贷款。”制约经济发展的有自然因素，“七山二水一分田”，人均耕地仅0。41亩。同时，作为战略缓冲地带，国家对温州的投入极少，30年6个亿，总额仅为同等城市平均数的1/7。上个世纪七八十年代之交，温州有10万人被迫到外地谋生、乞讨、补鞋、弹棉花，在上海车站码头帮人站队、倒卖车船票，而更多的则推销温州家庭作坊生产的小商品。这10万人被人讥为“十万细菌”。
这个深藏在浙江南部山区的城市，就在全国其他多数地方还吵吵嚷嚷地探索怎样“不得罪”社会主义、又很资本主义地开始市场经济的时候，已经悄悄地神秘地积累起财富来了。
连省委书记的眼睛都骗过了
每小时，温州人生产皮鞋12万双。
每天，温州有100万副太阳镜销往世界各地。
每年，5亿～6亿只打火机走下装配线，70％出口。温州的生产厂家打个喷嚏，全球打火机市场就得感冒。
每10个地球人中就有1人穿上温州人制造的真皮皮鞋。
每10元国内服装的产值中，就有1元是温州服装创造的。
2001年，75亿支笔从温州人的手下产出……
难以想象，这些曾在20世纪80年代看来是小打小闹的、仿冒的、低价的、靠数量取胜的不起眼的产品，而今已成为全国乃至世界各地都占有龙头地位的产品，从低端产品走到中高端，这一变化仅仅用了十来年时间。
这是世界上任何地方都不可想象的。
温州的经济模式主要以家庭经营为基础，以家庭工业和联户为支柱，以专业市场为依托，以购销员为骨干，具有鲜明的区域特色。著名社会学家费孝通总结为“小商品，大市场”。《南方周末》一次著名调查的结论是：从1993年开始，温州模式北渐，在浙江地方经济中唱起了主角。浙江全境选择了温州模式的改革路径。“浙江的活力之源是温州，而浙江，看起来越来越像一个温州化了的浙江。”《杭州日报》的一位资深记者对我们讲：“什么是浙江经验？浙江经验就是温州经验。”
有这样一个小故事：浙江省委书记张德江率领浙江代表团参加乌鲁木齐贸易洽谈会。空闲时间张书记想买一些新疆特色小礼物，东挑西选之后定下一把做工精细的新疆刀。但回去之后慢慢欣赏，却意外地发现，刀上刻有一行小字——“温州制造”。
如今的温州提出创建国际性轻工业城，建造十大“国”字号工业园区的口号。在从有形专业市场转向无形营销市场的今天，鞋、服装、制笔、纽扣、拉链、眼镜、锁、打火机、塑编、剃须刀、印刷包装，已形成温州人积累财富的十大小商品种类。在这些行业中，拥有７个中国驰名商标和18个全国免检产品。
作为国内轻工产品的重要生产和出口基地，温州已先后被国家有关部门授予“中国鞋都”、“中国电器之都”、“中国金属外壳打火机生产基地”、“中国剃须刀生产基地”等称号。
连五粮液厂的订单都是小意思
在“农民城”温州龙港镇，偏处一隅的批发市场“中国礼品城”外表普通，但实际上，这里是中国最大的企业宣传礼品批发中心。“光是青岛海尔每年3亿元的礼品采购，就至少有6千万元来到了这里。”“天一礼品”的一位缪姓经理满脸堆笑，他说，“连四川的五粮液也是这里的采购大户，一年几百万的订单只是小意思。”笔、雨伞、打火机……温州和周边省份制造的各类礼品，印上各种企业的名称后，就这样出现在我们的周围。温州企业有“航母”，但更多的是“小舢板”。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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第16节：挡不住的商业旋风（10）
温州人乐意自称“配角经济”。
小商品，大配角，大市场。
温州苍南县的一批印刷包装企业专门为全国的白酒企业等制作酒类包装，一年的销售额达到30多亿元。纽扣更为典型。温州的服装其实较少用本地产的纽扣，这些产品主要销往外地。按照各类纽扣的平均值算，每一麻袋纽扣的总数约为50万粒，利润仅为数千元，一粒纽扣获利最薄的以毫计。难以想象的是，这些不起眼的纽扣在2004年上半年就创造了5个多亿的产值。
金字塔经营模式
从温州市中心驱车沿温台高速公路而上，半小时左右即可见到路边一片气派的现代化厂房。这是全国最大的低压电器企业正泰电器集团的厂房。
塑壳断路器公司只是正泰繁忙的生产环节中的一个。从四川长江电机厂被高薪挖来的李俐担任这里的副总经理。接受采访时，身后的流水线正以年销售额3亿元的速度运转。沿着参观的路线，我们注意到一块展板，上面写着当月供货量前5名和后5名协作厂的名单。后5名意味着被淘汰的危险。优胜劣汰，是“温州制造”成功的秘诀之一。
著名的电器镇温州柳市占有全国低压电器的一半产量。这里共生着一个庞大的低压电器企业群，正泰电器、德力西等几家大企业位于金字塔的顶端，在这个金字塔的下面是1200个私营或家庭协作厂。媒体评价：“与其说是正泰成就了1200个协作厂，不如说是那1200个协作厂成就了正泰。”正是这1200个企业群在整体上形成专业化分工和大生产的格局，大幅度节约了制造成本及交易成本。这种模式受到国内外经济学家高度评价。
据了解，正泰95％以上的零部件在本地采购，与上游企业形成非常安全稳定的信用关系，流动资金占用量达到最小。近几年，正泰每年以60％增长率高速增长，年产值超60个亿。2002年，正泰董事长南存辉说，放慢点速度，增长30％。
搞垮日本人
温州小商品的全球竞争能力，有一个让温州人得意洋洋的故事。1998年，日本一家世界著名打火机企业组成小型经贸考察团造访温州。目的只想揭开一个谜：中国人凭什么少了一个“零”？
在温州最负盛名的大虎打火机厂，老板周大虎的介绍令他们倒抽一口凉气：同样一个电子点火的小部件，日本公司生产一只成本为人民币1元，周大虎的进价是0。1元，为大虎厂跑龙套的家庭企业生产成本仅0。01元。日本考察团离去时，每一个团员均脸色阴郁，心情沉重。
温州目前约有1300家生产打火机的企业，年产5亿～6亿只打火机，日产100万只左右，产值可达20多个亿。为300多家打火机企业生产配套产品的还有近1000家企业。“三天一小样，七天成批量。天天有新样，家家不一样。”
据估算，总共有近20万人就业于打火机行业。如今的温州打火机已经打败了原来的老师——日本、韩国、台湾，使得80％的老师关门，使得世界原本最大的打火机生产国变成最大的进口国，日、韩许多制造商转而变为贸易商，跑到温州去进行委托加工定牌生产。温州的金属打火机占国内市场95％，占世界市场份额70％以上，出口总量占国内80％以上。如果把温州人一年做的打火机排起来，可以绕地球两圈。
头发丝都是空心的
一个地方民营经济的发达，必定和当地政府营造的良性市场氛围有关。“政府一毛不拔，事业兴旺发达。”温州人的戏言，折射出温州市政府一种独特的城市经营观。“农民城”就是政府一毛不拔建起来的。
温州出租车经营权出让价创下了全国之最，一个“顶子”68万元！
市场的力量又一次创造了奇迹。温州市市长钱兴中称：“仅这两年我们搞城市基础设施建设、搞生态环境，已投资了140多个亿。这么多的钱哪里来？我们有三条：第一是概念性的资源货币化，把无形的东西变成有形的。比如说，出租车的经营权，300多辆，我们就卖了两个多亿；第二是政府性的资源市场化，如土地使用权的有偿出让；第三是非产业化的资源产业化，比如教育、文化。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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第17节：挡不住的商业旋风（11）
垃圾处理是非产业化资源产业化的经典案例。过去处理垃圾是政府出钱，要几个亿；而现在是温州老板拿钱去投资、去开发、去建设。靠民间投资来实现和完成的垃圾处理，这在全国是第一个。温州的垃圾处理项目已进入国家的863计划。
温州市伟明环保工程有限公司董事长项光明，是国内由民营企业投资搞垃圾焚烧发电工程的第一人。据称，其中已并网发电的东庄垃圾发电厂投资9000万元，日处理生活垃圾385吨，每年可发电900万度，预计12年就可收回投资。同时，投资1。8亿元、日处理垃圾600吨的温州临江垃圾发电厂也正在建设之中。项光明还将投资2。5亿元，建第三个垃圾发电厂。
很多地方政府面对城市的各种问题，虽雄心勃勃却束手无策，没钱什么也干不了，包括城市的基础设施建设。温州人却善用“看不见的手”，获得有效资源的最大化，难怪有人说温州人“头发丝都是空心的。”
“温州的政府是值得尊敬的，有钱盖楼但不盖，不跟风、不务虚、不贪功，在很多事情的处理上很冷静，不搞争论。”温州老板对当地政府给予肯定评价。
排名全球第七大工业国的意大利与温州相似
温州之外还有个“温州”，温州的经济其实是放大了的“温州人经济”，是瞄准全球化大市场的流动经济。这是温州经济的精髓所在。
有这样一组数字：2003年温州的工业产值2000多亿元。而在温州之外的160万温州人办了3万多家企业，86％从事商业流通，去年实现销售1600多亿元，其中销售温州商品金额超过900亿元。而在海外，还有50多万温州人。1600亿元相当于什么概念？有人估算，这足够造27座纽约世贸大厦或0。8个三峡工程。
在外的百万温州大军所带来的物流、人流、资金流、信息流，使温州的资本完成了外迁与内送的膨胀循环，使温州区域经济具有了全球市场触觉。庞大的游商部落，让温州的民营经济站在了新的战略高度上。面向21世纪经济全球化浪潮，温州人处于史无前例的战略最高点。
温州市长钱兴中这样评价温州经济的特点：有形市场和无形市场并举，本地市场和外地市场并举，国内市场与国际市场并举。“在全国有多少温州的商贸城和温州街？温州人在全国和世界各地方的商业网对当地经济起到很大的拉动作用。”
有关媒体曾作过很有意思的