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一样面对一批又一批满怀疑窦又充满好奇的农民，一次又一次回答相同的问题，从早上7点到晚上9点，忙得连上厕所都有人跟着提问“进城后户口问题怎么解决”……最壮观的情景出现在交纳地价款时，农民们争先恐后把一捆一捆的钱往柜台里塞，镇政府只得临时组织民兵到现场维持秩序。
凭一张图纸就集得1。2亿元，这样的“空城计”今天听来无疑是令人愉悦和赞叹的，而在当时当地却潜伏着令人生畏的政治风险：按照国家法律，所有土地一律不准买卖，陈定模卖土地集资造城算不算是犯了天条？就在龙港对外开放后的第三个月，调查工作组就悄然而入，把猪皮的公文包胀鼓鼓地塞满材料后，又悄然而去。各种足以证明“毁田建房”的“证据”上报到市人大，某领导大笔一挥：严肃查处！
有意思的是，若干年后，该领导与陈定模在某场合见面时，陈定模问及此事，他居然说忘了，想不起来了。
后来，陈定模总结说，中国探索集镇化建设的路子的阻力主要来自“脑子”，一旦你迈开了步子，事情比你想象中的要容易，而意识形态的阻力又超乎你的想象。为了让龙港的路子继续走下去，他只好自己找“尚方宝剑”：翻遍了马列经典，想给“买卖土地”找个理论说法。终于，他找到了马克思在《资本论》里引用过的威廉·佩蒂的一句话：“土地是财富之母。”他还找到恩格斯讲过的一句话：“地租，土地所有者凭借土地所有权而获得的收入。”按这两条经典论述，“非农土地商品化”或许不行，可是“土地有偿使用”应该是允许的吧。在龙港干了几年，他出口成章，竟可以把马列原著倒背如流。有一回，一位中央领导考察龙港，陈定模整段整段地背“语录”。领导同志十分惊奇：看来温州干部的理论素质的确很高。
陈定模说：“官”字有两个“口”，别人一个口工作，一个口吃东西；我一个口介绍经验，一个口做“检讨”。面对一次次的质问和调查，陈定模申辩无效，论理无功，他违心地检讨自己：“土地是国宝，是很严肃的政策问题。我们把握不严，一定改正……”而与此同时，在龙港却还是春笋般地冒出高楼大厦。他以农民特有的“狡黠”的“怠工”心理，一以贯之地干他的事。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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第10节：挡不住的商业旋风（4）
1987年，《农民日报》以十分严厉的口吻报道了龙港的“毁田事件”。6月，在陈定模的邀请下，《农民日报》总编、中国农村问题专家张广友及中国社会科学院著名教授马家驹等一行十余人聚会龙港，跟“土理论家”陈定模进行了一场别开生面的对话，这场对话构成了当年一件颇为引人关注的新闻事件。
专家问：土地是国家公有的，怎么能商业化？
陈定模答：我们现在的土地制度并不是名副其实的公有制。比如哪个部门或农民在哪一片土地上盖了房子，所处的那片土地实际上就是他的了。国家得到了什么？所以我们应当学习西方国家的级差地租理论，用土地有偿使用的方法，以地租的形式来真正保障土地的国有化。
问：这套东西是不是太西化了，适合国情吗？
答：我觉得是适合的，至少在龙港是行得通的。我想请问教授们，为什么在你们的城市里，各项建设老是赶不上趟？为什么城里人总是被走路难、吃水难、上学难所困扰？因为土地没有价值，国家就没有钱来进行再开发。在龙港，每一寸土地都是有价值的。先前是一片荒地，因此价值就低；后来搞建设，地价就高起来了，而且以后会越来越高。不久前我们搞了一次建筑用地的公开招标，价值最高的地段，42平方米投到了7。5万元，一张图纸我们卖了1800万元，就是用这笔钱我们搞起了市政建筑……
有资料称，陈定模是国内尝试把国有土地有偿交付给农民使用的第一人。
质疑与申辩、查处与抗查，在陈定模担任龙港镇委书记期间交替出现。尽管他百般努力有时甚至不无妥协，可一直就没有从争议的漩涡中挣脱出来。一方面，龙港在日新月异地发展，越来越多的参观考察团蜂拥而至；可另一方面，对陈定模和龙港的各种各样的清算却从来没有停止过。此后不久，由省、市、县三级纪委60多人组成的联合调查组又来了，这次不是“毁田建房”，而是“清理干部私人建房”。调查组挂出了检举箱，此时，谣言四起。“陈定模被抓起来了！”“陈定模家被抄了！”活灵活现，有板有眼。居然还有人说自己看着陈定模戴上手铐被两个“大盖帽”拉上警车往温州市区去了……事情变得越来越糟。亲戚来了，朋友来了，他们不敢说找陈定模，只是在办公室、陈家门口探子似的看一看、瞧一瞧。调查组在龙港整整蹲点了7个多月，其中审计局的同志查账3个多月，结果呢？调查组的结论是：“老陈工作是有成效的，在群众中威望是很高的，我们没有发现经济问题……”
当组织上对陈定模公布这一结果时，被折腾得大半年没法开展工作的他终于火了：“你们查了这么多月，花了这么多钱，就这两句话？！”数日后，中央一位高层领导视察龙港，陈定模将整他的事、整他的人全盘托出。
他说：“多数人看，少数人干，个别人还捣蛋，看的管干的，捣蛋的告干的，组织上查干的，结果大家都不想干。”中央领导生气了，而那群站在中央领导身边比陈定模大好几级的干部们脸色骤青骤白，好不尴尬。
1989年，陈定模终于出问题了：他无视上级三令五申，为其母的丧事大操大办。这年12月底，陈定模81岁的老母过世。陈定模知道此时凭自己在龙港的地位，各路人马到时都会过来，他在讣告上写道“遵照先母遗嘱，丧事简办，谢绝送礼”，并与各单位一一做了工作。他是个有心人，他有个册子，登记花圈186个，其中私人名义送的150个。但后来调查组说有260个，因为他们有充足的证据——某君的任务就是蹲点数花圈，怎会有错。另外有个颇值得玩味的细节，出殡的队伍走了约一大半，其兄陈定汉把表示戴孝的草绳圈扣到他头上，这也成了党员干部“封建迷信”的证据。
不久，陈定模被迫离开龙港，离开温州。当他离开的时候，龙港的地区面积已达58万平方公里，与建国初期的温州城相当，居民人口15万，城内工业企业600余家。到1994年，龙港镇列全国乡镇综合经济实力第17位。至2001年，龙港实现国民生产总值38。8亿元，工业总产值87。5亿元，居民人均收入6066元，是全国最大的印刷包装、毛纺毛毯、塑料编织基地之一。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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第11节：挡不住的商业旋风（5）
1998年，温州评选“改革开放20年温州10大风云人物”，远走他乡的陈定模仍以高票入选。2002年8月，唐山市开平区委请他担任区招商办主任，帮助搞活区内的第三产业。陈定模积极运作，请到了300多位温州客商到唐山考察，最后近200位客商留在开平区建起了温州商贸城。在众人眼中，陈定模已成为温州经验和龙港改革的“教父级”人物；十多年时间过去了，当年龙港改革的“孤胆英雄”，今天仍然是一些地方政府官员的思想资源。不管陈定模最终得到什么样的评价，他的身上流淌的永远是温州人的血液……
撬开金融铁板，“抬会”带来疯狂
温州民营经济“见风长”，家庭工业作坊纷纷扩大规模，跃上档次。但生气勃勃的温州民营企业首先遇到的拦路虎就是银行贷款困难，而当时信用社存贷利率偏低，自主存款有限。在民营经济发达的苍南县金乡镇信用社，全部信贷资金只有区区40万元，存贷矛盾极为突出。
当时国家的金融利率是铁板一块，根本别想撬动。但是实利当前，猖狂的温州人开始打利率的主意了。1980年，他们从粮食有议价粮、煤炭有议价煤的逻辑推理中，天真地想到了议价利率，温州人喜欢“试一试”。
时任苍南县金乡信用社主任的陈礼铨提出实行“议价利率”。他当然谙熟国家金融政策法规对利率的严格控制，但陈礼铨是温州人，温州不仅赋予他异端天性，更为他提供了有力支持，上面领导不唯书、不唯上，很功利地支持他干，下边的私企眼巴巴地盼着议价利率给自己带来实利。10月，陈礼铨所在的金乡信用社率先突破禁区，试行“议价存贷款利率”的浮动利率改革。
果不其然，这一大胆之举迅速使金乡信用社扭转了局面。当年底该社浮动利率存款余额21万元，翌年跃升到54万元，不到两年就累计吸收个人存款817户共171万元；累计发放贷款252户，金额217万元。几番运作，年年亏损的信用社1981年竟破天荒盈利1。6万元。随后，温州人把金乡信用社的议价利率推广到苍南全县。
1985年浮动利率改革在温州全市推广，第二年就有近400家农村信用社实行浮动利率。当年温州信用社实现利润1528万元，比上一年增长了近一倍。
不唯上、不唯书、只唯实。温州人不仅靠朴素的市场化功利思维得到了实利，而且无意间成为新中国金融改革的发“难”地之一。
紧随陈礼铨之后，方培林出现了。他以开“只见过一天阳光的钱庄”而被载入温州经济改革的史册。
方培林是温州第一个浮出水面成为公众人物的钱庄老板，当年只有30出头，在一家国营医院收发室做工人。
1984年9月29日，苍南钱库镇挂出了一块“方兴钱庄”的白底红字木招牌。这是新中国建立后大陆第一家由私人挂牌营业的金融机构。钱庄的挂牌在当时是一桩爆炸性的新闻，然而它有悖于国家金融管理的有关条例。
为了寻找政策上的依据，方培林四处翻寻中央文件，结果他竟真的在当时中共中央（84）一号文件中发现了这样一句话：“鼓励农民集资兴办各种事业，尤其是兴办开发性事业……”
方培林立即进行了大胆的“方氏解读”：“集资如果合法的话，那么与股息性质相同的利息私人也可以拿了。”
为了长远的发展，方培林还在经营管理中采取了当时十分罕见的“董事会制”。钱庄采取投股集资，每股金额1000元，个人入股不限，总数100股，计10万元。由股东选出董事会和董事长，由董事长委任经理主持日常工作。年终结算，由董事会研究作出合理分红。他还采取财产法人承保制，凡将现金存入钱庄，借贷双方都要有法人资格，严格借贷手续，到期不能偿还者，按政府有关条例处理。在方兴钱庄开张的当日，方培林就贴出了一张比银行更为优惠也更为灵活的存贷表：
长期存款：月息1。2％，3个月以上结算。
临时存款：月息1％，随时存取。
贷出款项：月息2％，视情况而定。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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第12节：挡不住的商业旋风（6）
方培林的钱庄得到了钱库镇政府的默许，然而却迅速遭到上级部门的干涉。就在钱庄挂牌的第二天，市农业银行就上门抗议，方培林不得不把招牌摘下来，转入地下。日后他颇为心酸地自嘲说：“新中国的第一家私营钱庄其实只见过一天的阳光。”
方兴钱庄在经营上的灵活性，恰恰弥补了银行在严格的法规体系内运行的各种制约给用户带来的不便。比如银行、信用社的服务时间是法定的8小时工作制，而方培林的钱庄是24小时的服务，贷、存款随时都可进行，钱庄因此生意兴隆。有时，手头现金不足，他就凭自己在当地的信誉临时向社会调剂，或不惜以高利向民间借贷。同时他又专门在信用社存款5万元，根据信用社存一贷三的规定，一旦需要，就有15万现金可解燃眉之急。他经常不停地奔走于各大户之间，了解各家进货和售出情况及手头现金的余缺。
有人曾详细地记录了方培林的一天，其细节很能体现钱庄在当时的运作特征——
上午10时，一位经营南北货的老板满头大汗地来到钱庄：“请贷给我一万块钱，我下午到温州市区进100箱味精。”
可此时钱庄里没钱，而方培林仍微笑着应允下来。10∶05，他来到经营百货的老陈家，向他借1万元，对方面露难色：“不行，我下午两点要向外地汇2万元，手上这笔钱不能动。”方培林说：“我知道你下午要把钱汇出去，才上午来找你的。我只需要向你借４个小时，保证下午两点钟之前归还。”
10∶20，南北货老板贷到了他所需要的钱。百货老板４小时闲置资金也被方培林利用起来。40分钟后的11∶00，有人存进１万，方培林并不急于先还给老陈，而是又用这笔钱应付了另两位求贷者。下午1∶30，又有人存进了1万多元。这时，方培林才将１万元还给老陈。不到４个小时，方培林将这笔钱周转了3次，真可谓分秒必争，滴水不漏。
利率的浮动也灵活地体现了市场的需求和规律。当时银行、信用社的月息是：活期存款0。24％；5年长期存款为0。78％；贷款利率为1。5％。而民间高利贷高达3％～5％。方兴钱庄的活期存款月息1％，3个月以上为1。2％；贷款利率为2％。这“中间利率”对存、贷客户都充满吸引力。钱庄因此生意兴隆，在开张不到一年的时间里，存贷款2400多人次，资金周转总额达500多万元。
“温州有人开起钱庄了。”这条新闻在当时金融界引起的震动之大，是可以想见的。在它不长的生命里，几乎每时每刻都伴随着质疑和责难。
对钱庄的定性，在金融界也一直是个争论的话题，大多数金融界的权威人士认为这是不可取的。本该持有由金融管理机构签发的《经营金融业务许可证》才可经营的钱庄，在几年金融经营活动中却一直是无证运行。方兴钱庄的经营活动在当时是不合法的。应健雄曾于1985年10月以中国人民银行温州分行副行长的身份带人对方培林的钱庄进行了调查。据他回忆，当时他们查阅了钱庄—年多的金融业务活动的账目，发现所做账本不规范。行里的两位同志用了一天多的时间，帮他重新整理。应健雄认为方培林对金融懂得不多，而整个金融的运作也不合常规，钱庄里甚至连个保险箱都没有，资金的周转主要靠手头十来个做买卖的人作为固定客户支撑着。
考虑到方兴钱庄在当地的影响，如以强制手段取缔，肯定会造成客户的损失而产生社会混乱，所以银行决定在钱库镇的银行和信用社也实行利率浮动，改变了以往的服务方式，成为由人民银行总行批准的在全国率先进行利率改革的试点地区，欲以此与方兴钱庄竞争，挤掉钱庄。
1989年，出于自身经营状况的原因，坚持了5年之久的、带有半地下色彩的方兴钱庄自行关闭。方兴钱庄由于业务发生额不大，且都是短期存贷，加上方培林对客户的认真负责，关闭后的扫尾工作做得相当出色，没留下任何令人不满意的纠纷。
温州“地下钱庄”的出现，凸显了“民间金融”或“草根金融”性质的非法性和存在的合理性之间的矛盾。它到底是钻国家金融制度空子的蛀虫，还是国家金融制度的有益补充，对当时的意义，值得进一步去探讨。当年方兴钱庄的设立，在客观上对温州试验区的金融体制改革起了推动作用，由此将中国千百年来就存在的民间借贷从地下引到地上，平抑了民间借贷的高利率，将民间资本在一定程度上纳入国家金融监管领域。2005年，温州市政府出台《关于加强民间融资管理的意见》，加强对温州民间融资的管理。这是温州第一次用政府发文的形式“堵疏结合”规范民间资本借贷。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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第13节：挡不住的商业旋风（7）
温州地区肥沃的私营经济土壤，从一开始就为民间金融的萌生提供了最好的养料。一种被称为“抬会”或“排会”的信贷交易方式长期存在。私营企业无法从银行获得信贷，为了解决一时的资金短缺，不得已便以这种民间的方式进行互援自救。它最初出现在几个人之间，各人都出一笔钱，形成一个互助性的“会”，用钱的人付给其他人高于银行的利息。有资料显示，到20世纪80年代中期，以这种抬会的方式进行流通的民间资金已超过了3亿元，成为当地私营企业发展的最重要的资金动力。金乡徽章厂厂长陈加枢——也就是那位因给美国海军陆战队制造军徽而名气颇大的老温州回忆说：“当时工厂要发展，全靠地下渠道，最多一次可以借到1000万元。”
当时，方培林钱庄的尴尬处境，似乎给他的随行者提供了一个这样的信息：进入到规范化的金融行业的大门紧闭着，可任何大胆的尝试——哪怕得不到法律的认可——都将是被默许的。
于是，在方兴钱庄开张的一年后，1985年秋天到1987年冬天，在温州全境爆发了至今回忆起来仍让人不寒而的“金融抬会大灾难”。
抬会一开始只是一种民间的融资信贷，有些抬会会主原本也是想学方培林搞私人钱庄的。可是，常规的信贷效益毕竟太低了，马上有人想到了高息融资。先是小心的尝试，继而变成大胆的扩展，在滚滚而来的金钱与永远填不满的欲望之间，一种新的特定含义的疯狂的金钱游戏开幕了。
叶三凤是一个快40岁的很会算计的女人，在镇上开了家杂货店。在别人的怂恿下，她也办起了一个抬会。她的那一套规矩在当时是最流行的：一个会员入会交1。16万元，从第二个月开始，会主每月付给会员9000元，连续付12个月，计10。8万元；第13个月起，会员再付给会主3000元，连续付88个月，计26。4万元，会主则仍然每月付出9000元。如此循环滚动，一个会期为100个月。
明眼人一看就明白，最大的风险在第一年，会主要把1。16万元变成10。8万元。有�