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下层阶级来说，这一价值观却已失去了存在的意义。而政府对这一现象的纵容将对整个社会造成极大的威胁。
那些从没在海上奋力划桨的人根本体会不到相互间的激烈竞争和之后的筋疲力尽，也体会不到手上的老茧和劳动带来的满足感。他们无法想象德国经济在过去的几年所承受的国际竞争压力。其所持有的标准和价值以及行为准则都与劳动者的标准背道而驰。这也是为什么看似分处社会两端的上层阶级和下层阶级拥有相似的观念和行为方式。作为无须付出劳动就能获得收入的人，许多长期失业者特别是拥有家庭的那些，即使外出工作所获得的收入也不会比政府给的救济金更多，而大多数有钱人根本不需要在自己的企业中上班就能获得不菲的利润。因此，他们自然而然地将精力转移到更有利可图的事情上面，比如利用法律的漏洞从税务局或劳动部门获利。不劳而获与旁门左道有着典型的因果关系。
社会学家西格哈特内克尔观察到：财富阶层们已经对劳动和收入之间的联系视而不见，对他们来说，成功的标志是分红和利润，经济利益已经取代了辛勤劳动。上层阶级的成功不再是努力的结果，而是一件理所当然的事情。就像是其与生俱来的权利，他们命中注定要获得成功。下层阶级眼中的成功也与付出脱离了关系，因为其缺乏由此走向成功的机会。这样的情况在他们的生存环境里可以说少之又少，即使有人做到了也会选择马上逃离原来的环境。下层阶级习惯于将成功的希望寄托于彩票中奖、参加选秀节目或坐等职业介绍所为其推荐的好工作。可见，他们的成功也归结于命运。下层阶级想要在德国变成中产阶级是非常困难的，上层阶级的地位更是不会发生改变。中产阶级因此基本上只待在他们自己的世界里。没有哪个经合组织国家的社会流动性像德国这样贫乏。柏林科学中心的赖因哈德波拉克在一项研究中证明，德国的社会流动性仅仅存在于中产阶级当中。跨阶级的纵向流动几乎是不可能的事情。各阶层的群体之间基本不会发生人员流动。上层、下层、中产各居其位。只有当社会发生危机时才会出现社会阶层降低的情况，这种恐惧只会在中产阶级中传播，因为上层阶级明白其财富即使在最糟糕的危机中也不会受到任何影响，去年发生的金融危机很好地证实了这点。而下层阶级对此也无须担心，因为政府总是能按时发放救济金。
第7节
中产阶级选择视而不见
社会流动不是唯一局限于中产阶级的现象，财富分配斗争基本上也只存在于中产阶级的生活中。对于雇员所创造的剩余价值该如何分配，工会和雇主各执己见。然而对像昆特家族这样的资本所有者从中获取的利益，工会方面则闭口不提。乌尔里克赫尔曼a称之为“一种奇特而盲目的阶级斗争。真正的资产阶级被忽视，斗争则在雇员之间展开”。看来阶级斗争如今也仅局限于中产阶级。在国家分配政策的讨论中，上层阶级和下层阶级也都能置身事外。公共交通支出、诊所费用、育儿补贴，特别是个人所得税都是政客们讨论的问题。那些无须工作的群体自然不在征收对象之列，只有中产阶级才是为这一切买单的人。而真正的财富再分配却从未引起人们的注意，即以资本收益和政府救济金形式被上层阶级和下层阶级同时取走的社会财富。长期以来，德国的中产阶级不单被视为是大多数人甚至可以说是整个社会的代表，直到人们意识到了其他边缘群体的存在。2003年，柏林的历史学家保罗诺尔特b在时代杂志上发表了一篇关于新兴下层阶级的文章，首次引起了公众对这一边缘群体的注意。尽管对下层阶级的各种讨论始终徘徊于问题的本质之外，但德国民众意识到下层阶级问题的时间还是比其发现上层阶级所发生的变化早了近10年。关于财富阶层的社会讨论始于2011年夏季的占领法兰克福金融区运动c。为何中间隔了这么长的时间？原因之一是公众话题的转移。在过去的几十年中，许多不同的话题被推到了德国公众眼前，整个20世纪80年代人们都在谈论环境和公民自由问题。而到了90年代，两德统一问题是人们眼中的重中之重。世纪之交后，德国如何在日趋激烈的国际竞争中站稳脚跟又成了人们最关心的话题。而上述的两个平行社会就是在这30年中渐行渐远。新兴下层阶级文化在各城市的贫民区中慢慢成型，同时巨额社会财富被上层阶级收入囊中。而这一切的发生都没能引起包括学术界、媒体、民众和政治界的注意。∧米∧花∧书∧库∧ ；www。7mihua。com
马克思和恩格斯将这两个平行社会分别称为“流氓无产阶级”和“资产阶级”，并对其表达了同样的鄙视。在《共产主义宣言》中他们提到了“流氓无产阶级是旧社会最下层消极的腐化的部分”。恩格斯还将上层阶级称为“寄生的贵族”和“贵族出身的流氓无产阶级”。而马克思在他所写的《法国的阶级斗争》中提出：“法国贵族阶级是流氓无产阶级在公民社会上层的重生。”这样的阶级斗争口吻让人想起了过去。而德国人绝对不愿意再次回到早已成为过去的阶级社会。他们已经不习惯用阶级的标准来划分社会。统一前的东德视自己为社会主义的统一社会，从而消灭了上层和下层阶级。而西德的社会学家赫尔穆特舍尔斯基a提出了“平均化的中产阶级社会”这一概念。他相信，有越来越多的人正在分别从下层阶级和上层阶级变成中产阶级。社会阶级的概念最终将失去意义。而战后重建的十年间确实发生的经济奇迹和巨大的社会流动性为其理论提供了依据。如今的许多成年人就是在这样的氛围中长大的：不管怎么样，我们都是中产阶级。如今的德国人早已不具备这样的经验，在自己的社会中看到不同阶级间的区别。这个社会的自我认识是根据统一的中产阶级视角形成的，然而这一狭隘的视角却导致了人们对正在其社会边缘发生的重大变化视而不见。对德国社会阶层存在的否定，使德国人选择无视这种正在摧毁其社会凝聚力的变化。而这种早就开始于社会边缘的改变，作为身处社会中层的人刚刚才逐渐察觉到。这也是德国社会在几十年后才惊觉其存在的原因之一。
不但认识到平行社会的存在对于德国人来说是困难的，就连如何称呼他们也并非易事。许多人认为使用“下层阶级”一词违背了政治中立性的原则。而相对政治中立的“无产者”则大多出现在社会研究的学术专著中。让事情变得通俗易懂并非德国社会科学界的强项。“上层阶级”虽然有许多近义词，但哪个都不能说是十分贴切。“上层阶级”本身就让一些人联想到知识分子或住在老房子里的学者，和财富之间缺乏联系。“精英”一词则只能代表最优秀的意思。“高收入者”所造成的误区是大部分高收入者连真正财富的影子都没见过。因此，没有一个称呼是完全准确的。对于叫不上名字的事物，人们当然也说不清楚。这也是为什么关于两个阶层的讨论总是因为对象的不明确而以失败告终。大家都在各说各的。这种失语现象正是这两个危险的社会阶层在未被察觉的情况下形成的重要原因。
第8节
“贫穷”和“富有”倒是经常被人用来形容这两个阶层，但它们同样受制于一个片面而错误的分析结果。收入低于中等平均值60％的人被定义为穷人，而收入比中等平均值高出1倍的人即可成为富人。这样的标准使社会中的大部分不是成了穷人就是莫名其妙地变成了富人，或在二者的边缘徘徊。这两个概念也因此失去了意义。到底这种贫富划分与现实生活之间的差距有多大，那些工程或自然科学专业的大学生在毕业后对此深有体会。学生时期的他们绝对是符合标准的穷人，但其第一份工作的薪酬立即就能让他们一跃成为所谓的富人。他们跳过的中间地带正是在德国被称为中等收入水平的部分。如果这些新晋的富人在汉堡、斯图加特或是慕尼黑找到了第一份工作，他们马上就能发现自己每月赚的钱也就只够租一间不大的房子。德国人习惯于用收入标准来划分其社会结构，这种简单的思维模式将社会的复杂性压缩到了对贫富标准的制定上。然而月收入的多寡并不是对社会现实进行有效评判的标准，它只是德国中产阶级错误的固有思维。因为月收入这一标准对于上下两个阶级来说不具备任何意义。上层阶级所拥有的财富使其特有的生活方式成为可能，是进入其上层平行世界的通行证。它同时也向我们展示社会财富向上转移的真正规模。下层阶级生活同样不受月收入的影响。在20世纪70年代，德国的中等收入水平比失业救济金标准高出40％。二者之间的差距在其后的40年中不断缩小，目前已达到相同的水平。如今的失业者每月可以和辛勤工作的护士、油漆工或邮递员拿到同样多的钱。然而，下层阶级与社会之间存在的差异并非是经济层面上的，而是文化的差异。平行社会的产生必然会伴随着其特有的生活方式。下层阶级的标志体现在他们无力承担生活的责任，无论是日常生活、夫妻关系、个人健康或是孩子的抚养。下层阶级缺的不是钱而是教育。
公众、科学家和政客面对社会行将解体的征兆所做出的反应，是这两个平行社会的又一个共同点。事态的发展首先被忽视，然后是遮掩，最后又试图用建立在错误分析上的方法去解决。
富人和穷人的新自由主义
错误的诊断往往会导致错误的治疗，政府相信人们手头有多余的钱就可以解决问题。几十年来，服务于财富阶层的游说者成功地说服政府实行了一次又一次的减税。他们一贯的理由是：让人们支配更多的金钱，他们自己知道该把钱花在哪里。在经济层面，这种观念被称为新自由主义。当提到那些靠救济金生活的家庭时，不少政客和社会慈善机构持有相同的意见。给这些家庭提供更多的救济，他们自己知道该把钱花在哪里。这是否可以称之为穷人的新自由主义？正是如此，不劳而获的生活方式才变得具有吸引力。这种掩盖了问题本质的财富分配政策不但无法帮助下层阶级，反而对他们造成了伤害。保罗诺尔特将其称之为“关怀性忽视”。高额的救济金只是造成了社会参与的假象，同时又刺激了惰性的增加。这种帮助让工作离下层阶级的生活重心越来越远。工作就意味着报酬和付出，在德国不存在只有报酬却无须付出的工作。但德国的福利政策只专注于救济金的发放，从而阻碍了下层阶级参与付出的行为。
同样对于上层阶级，政府也运用了错误的政策。BMW公司的全体员工在2011年创造了新的历史最高收益，公司大股东昆特家族则从中坐收巨额利润。一方面这些员工需要为其工作收入缴纳最高可达45％的个人所得税，而另一方面财政部对昆特家族所获得的资本收益规定的统一税率只有25％。德国的税法对财富阶层和普通劳动者所采取的态度截然不同。当个人所得税税率高于资本收益时，政府实际上是在人为地加大贫富差距。中产阶级肩上的负担越重，财富阶层就能从中获益越多。有钱人早就接收到了政府的这一信息，越来越多的德国财富阶层退出了企业中繁重且高税负的领导层工作。典型的德国富人并非其父辈一样的企业奠基人，也极少亲手打理家族企业。投资者和继承人才是他们如今的身份。
第9节
政客们的举措不但没有阻止这两个平行社会的壮大，反而通过金钱激励了这一社会变化，准确地说是用中产阶级的金钱。德国的社会福利支出在过去几十年中急剧增加。其在国内生产总值中的比重自1970年以来增长了40％，如今约占国内生产总值的三分之一。这一数据显示了，被救助人群不仅享受了社会经济发展的成果，其胃口还在不断加大。谁来对这些支付负责？当然不是上层阶级。因为其缴纳的资本收益税自1970年以来几乎缩减了一半。而同时中产阶级所承担的公共支出费用则成倍地增长a。这是上下两个阶级的又一共同点，他们从中产阶级那里获得越来越多的好处。德国真正的贫穷由此体现在社会公共支出方面，特别是在地方政府层面。作为将社会福利政策落到实处的一环，地方政府的该项支出在1992年到2012年之间增长了超过一倍。他们没有其他选择，因为社会福利是政府的责任，就算地方财政达到了入不敷出的地步也只能继续维持。迅速发展的社会救助行业则充分利用了这一点，专业的救助者在许多典型的下层阶级居住区不断寻找那些由政府买单的救助对象。地方财政在支付了这些救助者和被救助者后已经所剩无几，因此也无力再去维持学校、街道、公共游泳池或图书馆的运作。地方议会被迫看着那些凝结了几代人心血的社区逐渐走向衰败。社会福利支出已经威胁到了德国基础设施的建设。☆米☆花☆书☆库☆ ；www。7mihua。com
上层和下层阶级导致了政府负债
德国的城市和乡镇在大量负债，像凯泽斯劳滕、路德维希港或奥博豪森这样的城市已经达到了人均10000欧元的负债水平a。有些地方的负债率已接近希腊的规模。和希腊一样，一些地区的信用等级也在不断下降，这导致了银行不再向这些地区发放贷款。不只是地方政府，联邦政府也一样背负着上万亿欧元的债务和担保。其中大部分是金融市场危机的结果，也就是由德国社会中最富有的一群人的投机行为引发的恶果。其所造成的政府负债规模已接近了20世纪70年代社会福利体系建立和之后的两德统一的代价a。如果将联邦、州和地方政府的负债相加，如今的德国人均负债数则较1970年增加了近25倍b。
负债意味着支出大于收入，而造成巨大财政支出的罪魁祸首之一是上层阶级。他们的高风险投机行为引发了金融危机，而政府修复金融市场和阻止情况进一步恶化的措施对国家财政造成了不可估量的破坏。除此之外，下层阶级也是造成巨大财政支出的原因之一。政府用以维持社会福利体系和支付社会救助行业的支出正在不断地增加。而政府财政收入缩减却是上层阶级单方面的责任，因为他们为国家财政所做的贡献正日益减少。德国税法在对其资本收益的放任程度上不论是比以前或是与其他国家相比都达到了不可思议的地步。由此可见，上层阶级和下层阶级携手造成了德国财政高负债率和低收入的局面。而中产阶级却独自在支撑着国家的日常运作。他们既要为上层阶级的财富提供保护，又要为下层阶级的各类需求付钱。
维护社会的团结、平衡社会群体之间的关系是政府的任务。在过去的几年中，德国政府针对下层阶级提出了一条公平性原则，即依靠社会救济生活的人群不应享有比普通纳税人更优越的经济条件。由于对财富的讨论及对上层阶级的认识还处于开始阶段，所以类似的相关共识还没有形成。但我们可以理所当然地认为：强壮的肩膀就应该承担更多的责任。也许在不久的将来，对一个百万富翁全部收入所征的税率不会低于普通纳税人的平均水平。在过去的几十年中，德国政府不光在收入方面进行了巨大的策略调整，在支出方面也一样。主体资助和客体资助是政府财政支出中两种相对的原则。政府选择资助单一的个体或家庭称之为主体资助，而客体资助则意味着政府选择投资公共设施，比如中学、大学或其他公共服务机构。瑞典的高税负使其能够在公共基础设施建设方面大量投资，而美国的税负较低，但美国人想游泳的话更愿意自己花钱造个泳池。德国的情况又是怎样呢？“没有其他国家像德国一样，在这件事情上采取如此一边倒的态度。”施派尔德国管理学院的经济学家吉塞拉费贝尔a说，“我们的政府宁可像疯子一样地给人发钱，也不愿去考虑投资公共设施。”德国是主体资助的中心，而德国主体资助的中心则是家庭。各种家庭补助的名目数不胜数，就连对此负责的政府部门也不清楚究竟有多少。当乌尔苏拉范德莱恩于2005年出任家庭事务部部长时，她授命进行了一项调查，其目标是计算出政府每年花在家庭补助上的资金总数。该项调查持续了一整个立法会议任期，最终得出的结果是1120亿欧元。乌尔苏拉的继任者克里斯蒂娜施罗德b在上任后也委托进行了后续调查。她想知道的是各项家庭补助措施的效果，而答案要到2013年才能揭晓。在那之前，各类补助只能在不知效果的情况下被继续发放。相比较而言，建设幼儿园的效果已经被证实，这应该说是一项明智的客体资助措施。但政府在无力对学前教育设施进行投资的同时却决定在2013年对每户家庭增发150欧元的育儿补贴。这又是一项典型的主体资助措施。德国每年的直接家庭补助支出比欧盟平均水平高出40％，但其对教育系统的投资却已经连续35年低于经合组织国家的平均水平。
第10节
个别利益的优先权
德国到底怎么了？独具创意且行之有效的社会制度一直以来都是德国的商标。美国人到现在都没能建立起统一的社会保险体系，而俾斯麦早在19世纪就做到了。公务员以及历史上首个公共管理体系、全民义务教育制度和现代意义的大学，谁发明了这些？德国人。更别说幼儿园这样的绝妙发明，其他国家干脆连同它的德语名字一起照搬了过去。这些都为德国人带来了具有高度组织性的美名。完善的客体资助措施代表了德国风格。然而，如今德国的各种社会体制中却充斥了混乱。比如说工作中心，失业者虽然可以在这里领到救济金，却得不到任何帮助。而联邦劳动局在所有的政府部门中的名声是最差的。早在20世纪90年代初的时候，劳动局没法帮�