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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开复，如果你的理想在中国，你可以自己在微软选一个设在中国的职位啊。”我对鲍尔默说，“斯蒂夫，我不认为微软在中国还有适合我的职位。”“那你想在总部做什么业务？你想做什么都行啊！”我面露难色：“斯蒂夫，我在微软工作的这7 年真的感谢你，我学到了很多东西，不过现在，我认为在微软工作已经激情不多了。我想，失去了激情的工作很难表现出色。”斯蒂夫·鲍尔默是一个很强势的人，他的强势在此时显现了，“开复，如果你真的去 Google，我们只有采取法律行动，希望你不要认为是在针对你。你在微软的贡献很大，我们不是要制裁你，而是要制裁Google！”我感到震惊，“可是，我在Google 从事的是完全不同的工作啊！斯蒂夫！”鲍尔默说，“还是别走了，在微软，你可以任意挑选工作，想想吧，这几天，我就给你安排一个新的职位，好吗？”此时，我沉默了下来，我忽然意识到，想离去并不是件容易的事情。这个时候离职，似乎已经碰
触到了微软那个最敏感脆弱的部分。因为近来越来越多的微软人去了Google，很多人都已经开始认为，硅谷最牛最热的公司不再是微软，而是后起之秀Google，越来越多的天才已经对Google 趋之若鹜，这已是不争的事实，而这是微软最无法忍受的。我对鲍尔默说，“好吧，斯蒂夫，我很感谢你的挽留和对我的重视，那我再等几天吧！”走出了鲍尔默的办公室，我闷闷不乐地走进了研究院资深副总裁里克·雷斯特的办公室，他是我的老师，也是我后来做微软中国研究院时代的老板。我把当天的对话描述给了这个曾经和我友谊甚笃的朋友，他听了之后很着急地对我说，“你别走了吧，你要是走，鲍尔默可能真的会把你推上法庭！”
对于鲍尔默提到的敏感字眼——“诉讼”，我开始并没有放在心上，但是现在经老师提醒，我吓出一身汗，不会是真的吧？离开雷斯特的办公室以后，我急匆匆地到了一位律师朋友那里。我认为职业的变迁应该是我自主的选择，是在不违背原则下“追随我心”的行动。难道这次离职真的有法律风险？
律师分析了所有的情况，然后对我说，“开复，你加入微软的时候签订了‘反竞争条约’，承诺一年之内不到别的公司从事同样的工作。但是如你所述，你将要在Google 中国开始的工作，与你在微软从事的工作不重叠，因此没有问题。另外，从历史上看，在Google 的微软员工已经有400 多人了，级别从低到高都有，可是微软从来没有诉讼过任何人。所以，开复，你不必担心！”
听了专业律师的见解，我悬着的心轻轻地放下了。离开微软的决心已定，只不过，我希望能等到鲍尔默慢慢地想通。我知道，这对于他们来说，也许一时之间很难接受，但我想这只是时间问题。
2005 年7 月13 日，鲍尔默再次打电话给我，“开复，我们想了想，可以给你新设一个‘微软中国研发集团董事长’的职位，同时提高你的待遇，再给你一笔股票，别走了！”
我能感觉到这是很有诚意的挽留，不但满足了我回到中国的愿望，还提高了待遇，虽然我从来没有透露过Google 给我的待遇，但是微软增加了这笔薪水后，已经赶上了Google 给我的报酬。可是，选择一个工作，金钱的多少并不是衡量它的唯一标准。微软这个新职位的致命缺点是，没有足够发挥的空问，也没有我学习成长的空间。
我对鲍尔默说，“斯蒂夫，谢谢你的挽留，但这个职位依然不是我心中想做的，对不起！”
鲍尔默仍旧在想尽办法说服我。
2005 年7 月15 日，比尔·盖茨终于结束休假回来了。15 日当天，我们就在办公室里见面了，比尔没有那么强势，但他也很鲜明地表达了自己的态度。他说，“开复，鲍尔默一定会提起诉讼的。你知道，以前几百个工程师离开，鲍尔默都没有告他们，只是因为他们的资历没有那么深，而人们又都同情弱者。但你是副总裁，斯蒂夫认为我们只有告你才可能遏制Google 的大肆挖脚！”
噢！不！我感觉到，我曾经服务多年的老东家正在软硬兼施地阻碍我跳槽。但原则告诉我，我不能妥协也不应该妥协。因为，我反复倾听了我内心的声音，我坚信自己没有做错！
和比尔谈完，我再次心情低落地飞到加州。落地以后，我开车直奔Google 首席律师兼资深副总裁大卫·德拉蒙德（David Drummond）的办公室，在他的办公室已经聚集了一批律师。大卫说，“微软的人
已经几次打电话给我们，要求我们不要雇用你，并希望双方能够和解，让你继续待在微软。我们正在谈，估计诉讼的概率是不低的！”“你知道，你在中国，尤其学生方面有着相当大的影响力，如果中国
的人才都开始追随你到 Google，结果将不堪设想，这才是微软最不愿意看到的！”
我陷入了沉默，然后说，“我实在不希望看到和老东家对簿公堂的场景！”对方说，“开复，你放心。首先，你的案子有胜算把握，我们是站得住脚的。何况，微软在华盛顿州，Google 在加利福尼亚州，而加州根本不承认‘竞业禁止协议’。”
其实，我和德拉蒙德并不知道，当我连辞职信都还没有交的时候，微软在开出条件挽留我的同时，一系列的诉讼准备工作已经暗中启动。他们已经做好了最坏的打算，也准备开始用最犀利的手段对Google 宣战。我当时以为鲍尔默和盖茨所说的诉讼只是表达强势的一种方式，它始终不会发生。但实际上，一轮又一轮准备诉讼的会议已经在暗中紧锣密鼓地进行，各种收集材料的工作已经在微软展开。
2005 年7 月17 日是我正式辞职的前一天，我在这一天去办公室用电脑写完了我的辞职信。而极富戏剧性的是，这封辞职信从来没有从我的发件箱里发出，一直到今天，我还依然保存着这封信。
在辞职信里，除了表示我要离开以外，我还写道，“我意识到你们对我的离去并不高兴，我希望我们能有一个友好的离别。从我个人的角度来说，我
已经陈述过，我将遵守加入微软时签订的保密协议。另外，我的新书也将于今年9 月在中国出版。在新书里我已经以微软为例，阐述微软在公司管理、领导力和公司价值观方面的优质观点。对于我来说，过去7 年是非常珍贵的记忆！”
写好邮件，我开始清理个人用品。我把画框从墙上摘下，收起桌上女儿的相片，从抽屉里整理出所有的私人用品，放在我提前准备好的纸箱里。这种清理就像是一种告别仪式，我的心里五味杂陈。半个小时之后，我抱着纸箱到了车库，把箱子放进了后备箱里。
谁也无法想象的是，从我进入车库开始的那一时刻起，所有场景，居然都被一个摄像头拍摄了下来，并成为法庭上的一个证据。后来，我在华盛顿州的法庭上看到了这些画面。我看到自己的身影在慢慢地向车库挪动，那个一手抱着箱子，一手夹着
画框的孤单身影让我的内心泛起阵阵酸楚，而泪水早已经在心里流淌。
2005 年7 月18 日，是我准备递交辞职信的日子。但是，当天我还有一项工作要完成，那就是和微软亚洲研究院送往总部的中国优秀学生—— “微软学者”座谈。我们在会议室里轻松而顺畅地交谈着，我怀着善始善终的心情来完成在微软的“最后的任务”。正当座谈进行到一半的时候，我的电话再次开始震动了。我一看，来电显示是加州。
我走出会议室接通了电话，听到的第一句话是，
“开复，我们被起诉了！”“GooSe 公司刚刚接到了律师函，微软起诉我们违反了竞业禁止协议。”我呆了，“可是，我还没有辞职啊！我本来今天要去交我的辞职信的，可是我还没有交，他们怎么可能起诉？”“事实是，他们已经先动手了，看来就是要让我们措手不及，不过开复，你不用着急，你按照计划去辞职吧，我们会帮助你渡过难关的。”“那好吧！”我挂掉电话，头脑一片空白。
我没有想到，这个我服务了7 年的公司，这个我曾经全力以赴维护的公司，会以这样的方式和我告别。这对于一直奉行诚信为本价值观的我意味着什么？这对于我一直珍爱的名誉意味着什么？这对于我的家人、我的小孩会造成怎样的重创？这对于我的职业前景意味着什么？一时之间我无法理出任何头绪，也没有人会给我一个完整的答案。
这也许是我生命里最具戏剧性的时刻了，但这种戏剧性却充满着悲剧色彩。即使我此刻回忆起来，仿佛仍能感到当时来自心头的那种彻骨的寒冷和失望。“如果我现在不辞职了呢？是不是会让微软闹出一个大笑话？”这样的念头一闪而过，一秒之后，我就又回到了现实当中，现在不是赌气的时候，怎么能拿自己的慎重决定开玩笑。
尽管当时心情之复杂难以形容，但我还是保持了最大程度的理性。我强行压抑着悲愤和委屈回到了座谈会的现场，继续和“微软学者”们交谈。交谈的主要内容，正是这个即将把我推向法庭的公司。
座谈完毕，学生们非常开心，他们要求合影留念。于是，就有了这张我当上被告那一天的照片，我被许多学生簇拥在中问，正努力地挤出微笑。他们并不知道，照片上的李老师，内心正在经历着怎样翻天覆地的痛苦。
下午一点，热闹而欢快的座谈散场了。我回到办公室把辞职信和工作交接计划打印好，一步一步向老板的办公室走去，去按照原计划辞职。就在老板办公室门外，几个身着西装、表情严肃的人已经站在那里等候，我一眼望去就知道他们是谁。他们是律师，按照微软的计划，他们早就在那里“恭候”我了。
走进了办公室，我再次见到了昔日的老板艾瑞克·鲁德，他也正在等待，等待着对我们都不容易的一幕发生。在这一刻，我似乎能感觉到，一纸诉状已让我们在无形中变成了两个阵营。
他看到我来了，只是轻轻地说了一声“请坐，开复。”
我脸上的表情沉重又茫然，他也有点尴尬地寻找着开场白。很显然，我们心照不宣。“开复，我想你最终还是会加入Google 的，只不过，这只会让你加入的速度慢一些。诉讼的事情早晚都会过去的！”“艾瑞克，我知道这一切与你无关，但既然事情已经发生了，我会尽可能处理好的。今天除了辞职，我还想和你谈谈工作交接的事情，我愿意花时间做好工作交接，这也是我的责任。”我很认真地表达心中的想法。“噢，不用了，现在有了这件事情，开复，你还是好好准备官司的资料吧，别再管交接了。”“那好吧，艾瑞克，我已经写好了一份交接的计划，如果你不要我参与，那你拿去参考吧！”
走出了艾瑞克·鲁德的办公室，几个守候多时的律师站起身来，将一个大信封递给了我，“李开复先生，你加入Google 公司，被微软诉讼违反了竞业禁止协议，现在请你签上名字，表示你收到了诉讼材料！”我面无表情地做完了一切。
拿到大信封，我看到右下角印着律师事务所的名称—— “Preston Gates & E1…lis”。第二个字Gates 格外刺眼，原来，这家律师事务所的合伙人之一正是比尔·盖茨的爸爸。每本商业杂志的封面都是我
这完全是一场我毫无准备的诉讼。Google 和我同时成为了被告，我被诉违反竞业禁止协议，而Google 被诉唆使我违反竞业禁止协议。
准备一份这样的诉讼材料，即使微软也至少需要几个星期的时间啊！看来他们早就开始了！微软在经历了几年的反垄断官司的折磨以后，俨然已变成了一个法律专家。我清楚地知道，微软法律部门的人甚至比微软中国研究院的人还多，微软法律副总裁的人数甚至比研究副总裁还多。
我，一个法律的门外汉，一个天天和计算机打交道的科学家，将如何面对这样一个强大的律师阵容啊！我从心底里感到绝望、寒冷、委屈、无助和悲愤！为什么偏偏是我？当个微软的副总裁就要付出这样沉重的代价吗？以我的人格、家庭和前途为代价吗？我感到天地上下空荡荡的，7 月的西雅图没有一丝温暖。更让我不敢想的是如何面对家人，尤其是幼子和年事已高的母亲。他们安静平和的生活将从此被打破，作为本分的老百姓，大概他们一辈子都没有想过自己会和官司有瓜葛。那一刻，除了自己的委屈，我想得更多的是对于家人的内疚和不忍。我
曾经一直是体贴的丈夫、慈爱的父亲、孝顺的儿子，是他们的骄傲和靠山。一瞬间，这一切都将可能失去，他们还要因为我背上黑锅，担惊受怕，受人指责。因为自古中国老百姓都认为被告一定是不光彩的。这让我如何向家人解释！这将是怎样的一场“诉讼”啊！后来，在微软的一个好朋友私下里对我说，“微软确实是在一边留你，一边准备告你。不过，他们知道咱们两个关系好，因此开完留你的会，他们就让我走了。后来我才知道，他们接着开的就是告你的会。因此，关于告你的细节，我根本无法知道！”而微软后来在媒体上公布说李开复“闪电离职”，但其实真正的内幕是微软的“闪电诉讼”。按照我的计划，我至少还需要一两个月完成工作的交接。在接到诉状后，我还非常悲观地这样想过，是不是微软根本就是在用留我的借口拖延时间，这样才能让我和Google 在毫无准备时候遭遇“闪电诉讼”呢？“能不能与微软和解？”我在第一时间询问了Google 的律师团队，如果能和微软达成庭外和解，那应该是最理想的结果。毕竟，和自己的老东家对簿公堂，挖出各种证据然后相互指责，将是一件万分残酷的事情。那也是我最不愿意看到的场景。
Google 的首席律师兼资深副总裁大卫·德拉蒙德是一位非常有经验的黑人律师，他曾经帮助Google 完成所有的上市准备工作。他身高1 米90，眼睛炯炯有神，声音洪亮，就像马丁·路德·金一样有雄辩的口才和永远充沛的精力。
他听完我的看法之后说，“开复，庭外和解当然是最理想的状态，但是，微软诉讼的目的无疑是杀一儆百，把你当做叛逃的例子。我想，他们的目的显然不是单纯阻止你来Google 工作，而是让微软无数有这样梦想的人断了这个念头。因此，我们会试图去和解，但我相信和解的希望微乎其微。我们还是准备好吧，准备去打一场硬仗。”“那我们现在该做些什么？”“发布新闻稿，宣布你加入Google。让你加入的消息开始传播吧！”大卫·德拉蒙德的眼睛像在冒火，他的坚毅给了我莫大的信心。
按照计划，2005 年7 月19 日，我加入Google中国的消息在美国和中国同时发布了。这个消息引
起了极大反响，众多媒体争相报道。清华大学校长顾秉林也出现在新闻稿里，代表着一个学者和科学家对我的支持。“Google 今天宣布聘请计算机科学领域的专家李开复先生，成为Google 中国的总裁以及Google中国研发中心业务的负责人。”顾秉林校长说，“李开复博士在技术天分、出色的领导力和商业智慧方面有着卓越的结合。而他一直致力于关心和帮助中国的学生和教育，李开复博士是 Google中国和Google 公司理想的候选人。”
这条新闻刚刚发出l0 多分钟，微软便启动了它强大的公关机器。瞬问，一条新的惊天消息像病毒一样传遍了互联网，“微软表示李开复加入 Google是违约行为！”“李开复已经被华盛顿州法庭起诉。”不仅如此，在所有的新闻稿里，都特意加入了一个有关“忠诚”的探讨。
这则消息无疑像炸弹一样，引爆了全球的互联网界。世界上最受瞩目的两家高科技公司打起来了，他们为了一个管理人员的去留竟然打上法庭，这一具备一切流行元素的新闻事件马上成为各个媒体争相报道的对象！
在短短不到一个小时的时间里，各种各样的说法铺天盖地席卷而来，充斥着公众的视野。按照媒体的说法，“两大巨头同时以百米冲刺的速度去争取舆论优势。”
我的离职，终于在此时此刻，演变成了一个公众事件。
人生第一次，我陷入了如此之大的漩涡中。作为当事人，我对那些咄咄逼人的新闻标题感到“触
目惊心”，比如，“微软称李开复投奔Google 蓄谋已久”，比如，“微软、Google 为争夺中国市场大打出手”，还有“李开复空降Google 的代价有多大？”
关于此事的各种言论在互联网上层出不穷。
微软律师汤姆·波特（Tom Burt）对媒体说：“（李开复的行为）简直是对他与微软所签协定最肆无忌惮的侵犯，他现在的职位与当初在微软所从事的工作构成了最直接的竞争关系。”“微软很少为竞业禁止协议打官司，但李开复投奔Google 让微软实在忍无可忍了。”7 月20 日，媒体上的争论进行得更加如火如荼，Google 发出了反击的声音，“我们仔细研究了微软提交的诉讼书，发现微软的指控毫无依据。我们一直致力于为全球最优秀的人才打造最佳的工作场所，我们非常高兴能聘请到李开复博士主管我们的中国区业务。毫无疑问，我们将针对微软这些毫无依据的指控为自己辩护。”更多的观点以评论和论坛帖子的方式进行着，一浪高过一浪的讨论再次将我置于爆炸性事件的中心。有人在猜测我是否真正地接触了微软的核心机密，有人对我如此离开微软表示惋惜，也有人说李开复即使加入了 Google 也无法适应中国混乱的互联网生存规则，还有人在详细解释竞业禁止的种种规定。更多的人在试图解决诉讼背后的引申意义。“微软的此次诉讼，与其说有法律上的意义，不如说只是一种姿态：微软打算以法律手段来解决自己的前途。而对于微软本身，其实这不是个好兆头。因为一个发展良好的公司，有时候根本不必借助于这些小动作。”
多数人看到了这场所谓争夺背后的意义，“李开复的倒戈再次表明管理人才、挽留人才、抢夺人才
已经成为商战新的制高点。”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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