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３．４ 罪犯与功臣
乔治？吉尔德指出，当作为资本主义的中枢神经系统的 ｉｎｔｅｒｎｅｔ 出现的时候，激进的鲁德主义（Ｌｕｄｄｉｔｅ ｌｅｆｔ）作出了爆炸性的反应，他们反对“微观宇宙和远观宇宙”（ｍｉｃｒｏｃｏｓｍ ａｎｄ ｔｅｌｅｃｏｓｍ），反对相互联结的电脑和电磁通讯的环球发射。汤姆？彼得斯在接受《福布斯》杂志采访时，预言９０年代新技术将会发生令人难以置信的进展，现此相伴随的是反技术主义和鲁德主义的卷土重来。托夫勒对《连线》杂志的第一批读者也作过类似的预言。
对于黑客可能造成的危害性的夸大想象是人们抵制 ｉｎｔｅｒｎｅｔ 的重要原因。
这是一种常有的现象：当一种新的技术力量出现时，有一些人基于既有的价值观念和种种偏见与误解对新技术产生不信任或反感。在重大的社会和技术变革来临的时候，“狼来了”的呼声总是不绝如缕。即使是在ｉｎｔｅｒｎｅｔ的发源地美国，从好莱坞到哈佛，一些被认为是美国最有头脑的人（ｂｒａｉｎｌｏｒｄ）不约而同地加入到抵制电脑技术的大合唱之中，以致于出现了一种被称为“反技术的十字军东征”（ａｎｔｉｔｅｃｈ ｃｒｕｓａｄｅ）。一些科学幻想小说和电影出于哗众取宠的原因，描绘出关于未来世界可怕图景。其中，关于某个黑客或“魔鬼终结者”式的技术疯子如何有可能威胁美国人甚或全人类的命运描写尤为常见。
关于黑客的误解可能左右我们对于 ｉｎｔｅｒｎｅｔ，对于信息产业以及整个数字文化的态度。在数字时代即将来临的时候，“狼来了”的呼声有可能使我们为了消除某种危险而作茧自缚。只要我们不是面向现实和未来，而是面向错觉和过去，我们就可以轻而易举地发现一种新生的社会和技术力量的种种缺失和弊端并加以无限的夸大，既而使阻止、扼杀它的行为显得理所当然。为了消除关于黑客的贬损性的神话信息，我们需要对黑客的真实形象有所认识。为数不少的黑客犯罪及其造成的严重后果是一个无法回避的话题。黑客们利用他们掌握的先进的电脑技术在赛柏空间中兴之所致地闯入他们感兴趣的任何领域，实施与现实世界中的种种犯罪行径实质等同的犯罪，并且有愈演愈烈之势。据有关报告统计，近年来美国国防部的电脑系统受到的袭击日益增多，已发现的有：１９９２年５３次，１９９３年１１５次，１９９４年２２５次，１９９５年达到５５９次。而据专家估计，美国国防部实际受到的袭击可能多达２５万次。其中绝大多数袭击很难被发现，更谈不上作出有效反应。“国防部官员称，袭击者通过窃取情报，修改或破坏软件和数据，输入有害文件和病毒，甚至关闭整个系统和网络手段，严重影响国防部的正常运作，每年因此造成的经济损失达到几亿至几千亿美元。据英国银行协会的统计资料，现在全球因电脑犯罪所导致的损失每年大约在８０亿美元统计。而电脑专家认为，实际损失可能大大超过这个数字，大概要达到１００亿美元上下。”（《当前电脑犯罪的三种形式及其预防》，载《计算机世界》１９９６年第４０期第７７版）
冷战时期，人们常常谈起世界上每个人都分别坐在多少吨炸药上。如今人们乐于谈论因冷战而产生的互联网给人类造成了新的、更大的威胁——有朝一日，一个或几个仇视人类的恶魔可能利用这张弥天大网把人类一网打尽。黑客的确给信息社会造成了相当大的风险，而且由于技术是动态的，不断突进的，社会无法通过一种固定的技术一劳永逸地消除这种风险。这风险成为人的新的生存环境的一种色调，是信息社会不得不付出的风险成本。
从更广的视野来看，人类自古以来一直生活在风险之中，从古至今的技术虚无主义者总是忽略这一点。洪水、猛兽、饥荒、地震、水灾、瘟疫、不治之症等天灾，再加上战争、社会动乱等人祸始终伴随着人类历史的整个进程，技术虚无主义者对过去时代的田园牧歌似的描绘，技术福音主义者对未来的温柔富贵乡的幻想，都是不诚实、不负责任的。每一个时代的现实都有这个时代的人必须面对的严峻现实，每个时代都有难念的经。每个时代的现实的特定的严峻性是如此真切，人们很容易相信他所处的时代是一个最坏的、最邪恶的时代，而在此之前或之后的时代都有善可陈。怀乡主义和未来主义情绪就是在这种情况下自然产生的。
怀有这类情绪的人是各个时代里的弃儿。他们以为消除了他们所处的现实的风险就是消除了一切风险，而没有意识到作为成本的风险的消除既是以产出的消除为代价的，又是以另一种（也许是更大的、更严峻的）风险的出现为代价的。对黑客可能带来的风险的担忧是正常的，但从这种担忧出发，却产生了对于黑客的两种态度。
一种态度是把这种风险当成是一种准自然性的风险，是在领受它所带来的产出时的“必要的丧失”，人应该以技术的态度去防范它。另一种态度是将这种担忧强化为一种意识形态和统治理论，把这种风险夸大到耸人听闻的程度。（事实上，英国最近的一次调查表明：“偷盗计算机元件、破坏网络等犯罪行为的计算机数据的丢失，只占总数的百分之八，大多数计算机数据的丢失是操作不当造成的。”见《光明日报？电脑周刊》１９９７年第７期）
这种耸人听闻的神话信息为野蛮地围捕黑客以维护信息资源的垄断找到了强硬的借口。
围捕黑客的行为令人想起本世纪５０年代中国出现的围捕麻雀的群众运动，以及麻雀被围捕后随后几年出现的虫灾以及几乎完全是各种人为造成的“三年困难时期”。“三年困难时期”让人们意识最能夺去人们口中食的并不是麻雀而是一种思维方式。（况且围捕麻雀的行为本身就是夺去人的口中食的行为之一。）围捕黑客的行为或许能够（虽然也只是暂时地）消除风险，为赛柏空间带来秩序和宁静。但这样的秩序和宁静的惨重的代价常常不易被觉察。权力造成腐败，绝对的权力造成绝对的腐败，剿杀黑客者的权力对于腐败（以及腐败所导致的具大灾难）同样没有免疫力。剿杀者在大获全胜（我们假定他们能大获全胜）时极可能成为一个绝对的腐败者。出于维护其权力垄断的可鄙欲望，技术独裁者给技术世界和赛柏空间带来的是他们乐于看到的来自萧条的秩序。这涉及到一个由来已久的话题——异端的权力，即犯忌者的合法性依据。从另一面看，这个问题就是：“正统”的非法性依据。正如恩格斯说过的，历史上的任何进步都表现为对已被视为神圣的东西的亵渎和冒犯。正是被视为邪恶的冒犯行为才给已经僵死的社会和文化秩序带来生机和活力。历史上的变革——无论是政治的，宗教的还是科学的，文化的——从“正统”的立场来看都是大逆不道的，都面临着正统势力的嘲弄、围攻和剿杀。
３．５ “红字”与“黑客”
在爱默生周围，聚集了一批美国思想和文化大师。除梭罗、惠特曼、麦尔维尔等人外，还有一位在思想史和文学史上极富个性的大师——霍桑（Ｎａｔｈａｎｉｅｌ
Ｈａｗｔｈｏｒｎｅ）。这里，我们仅就他的代表作《红字》的内容讨论一下“异端的权利”。
与许多西方文学名著一样，《红字》的题材是被习俗所禁止的爱情，即“通奸”（Ａｄｕｌｔｅｒｙ）的主题。这是近现代西方文学大师（如斯汤达、福楼拜、托尔斯泰及劳伦斯）共同关注的主题。《红字》讲述的故事发生在殖民地时期的新英格兰，距霍桑所处的时代将近有一个世纪。霍桑为什么要写一段发生在美国诞生之前的故事呢？
与爱默生、惠特曼一样，霍桑关心着美国的文化身份，关心着在这片新大陆上到底诞生了什么。《红字》讲述的是一个富有象征性的故事（文学史家认为霍桑开创了美国象征主义文学的先河）。白兰？海丝特（Ｐｒｙｎｎｅ
Ｈｅｓｔｅｒ）在来到新大陆之前已经结婚。势利而专断的父母让她嫁给了在年龄、性格上皆与他不相称的罗杰？齐灵渥斯（Ｒｏｇｅｒ
Ｃｈｉｌｌｉｎｇｗｏｒｔｈ）。海丝特年轻、貌美，热情奔放而有主见，而她的丈夫则性情阴鸷，老谋深算而兼自命不凡。他实际上是大英帝国的象征。
他们匆忙结婚之后，齐灵渥斯登上了一艘远洋轮船去寻找发财的机会，从此杳无音信，而海丝特只身来到了新英格兰。丁梅斯代尔（Ｄｉｍｍｅｓｄａｌｅ）是海丝特所在教区的牧师。他温厚仁兹的人品，他在神学方面高深的造诣，以及在管理教区事务方面表现出的才能，使这位年轻牧师受到了教民的普遍爱戴和教会上层人士的赏识。海丝特和丁梅斯代尔顺理成章地陷入到一场大逆不道的，注定要给他们带来苦难的恋爱之中。这段被禁止的恋情因海丝特的怀孕而败露。海丝特因断然拒绝说出孩子的父亲是谁而被投入监狱，孩子在监狱中诞生了。
小说从海丝特抱着刚刚出生的婴生从监狱的大门出来，在监狱前的广场上示众、再次接受审讯开始。霍桑有意略去了在此之前发生的一切事，因为他只关心这桩通奸案所包含的文化和社会意义以及它所引发的后果。在霍桑看来，监狱具有非同寻常的意义，它代表着人类对于邪恶的禁止和惩罚，是维护现有的社会秩序的强大防线，但它同也是人类制造出来的一种邪恶，霍桑称它为“文明社会的一朵黑花”。这朵花无美可言，但它是文明社会必需的设施。当第一批移民刚刚在新英格兰落下脚时，他们就匆匆建起了两样东西：一个是教堂，一个是监狱。各个时代的统治者（权力垄断者）按照他们对于“公正”（正义）的理解，或者更准确地说，按照他们建立他们所乐于看到的秩序的需要，裁培了这朵以恶抗恶的“恶之花”。历代基督教的权贵们设立了宗教裁判所和监狱，但似乎忘记了被他们奉为至尊的耶稣就是一个被判以死刑的罪犯，而《天路历程》这本在基督教世界里读者数量仅次于《圣经》的恰恰是在监狱里写成的，新教的创立者马丁？路德也曾被罗马天主教会认定为魔鬼的化身，是十恶不赦的渎神者。宗教（又不仅仅是宗教）的历史常常具有反讽意味：一个冒着生命危险的犯禁者向拥有巨大权力的陈规挑战，他所希望建立的新秩序、新规范终于奇迹般地建立起来，但这新的规范和秩序也逐渐老化（宗教学上称之为“法利赛化”），成为又一种轻而易举地将一切敢于向它挑战的犯禁者置于死地的陈规。不过，总会有犯禁者站出来，于是又开始了新一轮的游戏。在通常情况下，人们当然地以为正义在“正统”一方，而“异端”只不过是“邪恶”的代名词。以婚恋为例，人们不屑、不敢去追问一桩婚姻和支持这桩婚姻的制度是否公正，而只是当然地把对这桩婚姻的冒犯视为不公正或邪恶。我们前面已经指出，当既成的文化被认为是真正、唯一的文化时，人们当然把对这种文化的反抗判定为野蛮。但公正可能恰恰在犯禁者一方。
这样的话，监狱加诸犯禁者的不再是耻辱，而是一种独特的（当然也是痛苦的）荣耀，耻辱其实是属于监狱和制造这监狱的人。一个地方在一个时代里被看作是耻辱的象征，罪恶的渊薮，在下一个时代却可能成为人们竞相朝拜的圣地。监狱是使杰出的犯冒者纯化的炼狱，是新的生命、新的希望的诞生之所。
当白兰？海丝特怀抱着在监狱出生的婴儿从监狱大门走出来时，强烈的日光照射着她和她的孩子，以致于有人产生了这样的幻觉：眼前出现的是拉斐尔的《西斯廷圣母》所展现的图景。她凛然地站在众人面前，仿佛怀抱圣婴的马利亚。教会的权贵们出于“善心”向海丝特许诺：只要她说出奸夫的名字，教会对他的罪恶既往不咎。海丝特毫不犹豫地拒绝了这样的“善心”。她要捍卫自己的犯禁者的苦难，即捍卫自己的荣耀。这当然激怒了权贵们，最后他们作出一个恶毒的决定：让白兰？海丝特终生把一个表明其通奸者身份的红色的字母Ａ（Ａｄｕｌｔｅｒｙ 第一个字母）戴在胸前，使她日后的每一次露面都成为一次游街示众。
海丝特坦然接受了这个判决。她绣了一个大大的红字Ａ，把它挂在胸前。在她眼里（即在霍桑眼里），这是一个美丽的饰物。红色，这种象征着危险、禁止的颜色在霍桑笔下被赋予了非同寻常的意义。霍桑特意写到了监狱大墙外的一簇蓬勃生长的玫瑰，这一簇玟瑰毫不示弱地开放在文明社会的那朵黑花旁边。玟瑰的红色不同于普通的红色，它的红色中略带黑色，呈现出炽烈、旺盛的生命。“红字”之“红”在原文中不是ｒｅｄ，而是ｓｃａｒｌｅｔ 深红，猩红）。“通奸”这个通常被认为是一个丑恶、耻辱的字眼被赋予了全新的意义。“红字”（Ｓｃａｒｌｅｔ ｌｅｔｔｅｒ，直译是“猩红色的字母”）不再代表着通常意义的 Ａｄｕｌｔｅｒｙ（通奸），而是代表着 Ａｎｇｅｌ（天使）、Ａｄｍｉｒａｂｌｅ（可敬的）、Ａｍｂｉｔｉｏｎ（雄心）、Ａｄｖａｎｃｍｅｎｔ（一往无前）等等。海丝特给在监狱中出生的女儿取名为“珠儿”（Ｐｅａｒｌ），意在表明，她的珍贵、美丽来自于病痛和苦难，即“苦彻成珠”。她是活生生的“红字”，换言之，她是“天使”，是“可敬的”、是“雄心”，是“一往无前”。她是犯禁带来的希望，她的血液里混杂着红色与黑色，这使得她具有非同寻常的生命力。她诞生在新英格兰，与那个象征着专横跋扈、阴鸷、老迈的旧英格兰的齐灵渥斯没有任何血缘关系。她的身世就是美国诞生的秘史。一句话，她生于７月４日。
古希腊人以普洛米修斯盗火的神话表达了他们关于文明起源的见解：文明始于一种偷窃行为。“偷窃”是对于垄断者、独裁者的触犯，偷窃者（普洛米修斯）必定要为他的行为付出惨重的代价，忍受巨大的痛苦和折磨。然而没有这样的偷窃，就没有为类的文明和进步。
文明的历史，就是一部不断出现“盗火者”的历史，一部偷窃者的痛苦与欢乐，耻辱与荣耀的历史。《红字》以文学的形式阐释了“偷”对于文明，尤其是美国文明的意义。
而我们再回过头来看一看“黑客”。主机型电脑所拥有的信息垄断体系正像是一场正统的婚姻，它貌似合法、公正，其实是一桩专制、邪恶的婚姻。主机型电脑把信息封锁起来，把信息变成私有的玩偶。这种“婚姻”不过是“玩偶之家”的代名词。而黑客打破了这场婚姻的壁垒，把信息及信息设备从垄断体系中解放出来。从“正统”的角度来看，黑客进入到本来的封闭信息系统存取信息无异于一场邪恶的私通。然而正是从黑客与被闭锁宫中的信息的“偷情”中，产生了一个崭新的时代。
黑客的负面意义自不待言。但从积极的方面讲，黑客是引发一种新文明的“盗火者”。
在即将到来的新的文明中，人们“自由地做出他们自己的选择，少数权力饥饿的人不再能控制社会，合作代替脆弱的、中心化的垄断”。人们不是“接受强加给他们的恐惧和无知”，每个人“可以存取丰富的信息，而不是保持在永远的匮乏和苟活的模式上”。（见Ｔｈｅ
Ｇａｍｅ ｏｆ Ｎｅｗ Ｃｉｖｉｌｉｚａｔｉｏｎ．网址：）
一位黑客曾经说过，在赛柏空间的每一个入口处，永远写着这样一句话：“欢迎你来盗火！”（Ｙｏｕ
ＡｒｅＷｅｌｃｏｍｅ ｔｏ Ｓｔｅａｌ ｔｈｅ Ｆｉｒｅ！）黑客们从一个“天堂”（垄断信息的主机电脑）“偷”来了火，使人人都拥有了“火”，从而创造了一个“人间天堂”，即赛柏空间。然而，在赛柏空间里，总有人想垄断信息，占有特权，自然而然就有层出不穷的黑客出来扮演着“天堂窃贼”的角色。在《红字》的结尾处，霍桑这样写道：“这传说实在阴惨，只有一点比阴影还要幽暗的永恒的光斑稍稍给人一点安慰：一片墨黑的土地，一个血红的Ａ字。”在赛柏空间这块由黑客开辟的土地同样是“一片墨黑的土地”，它的历史同样浓缩为“一个血红的Ａ字”。
第四章 “没有尽头的青春期”
４．１ 一切归功于“离经叛道”
我无意为黑客唱赞歌，正如你读完这本书就能看到的，我也无意为数字时代唱赞歌。我只是想说，数字时代是美国文化精神的特定产物，而使数字技术成为一种造就和主宰一个时代的技术方面，黑客起了关键的作用。他们是美国“自我依靠”伦理信奉者，是《独立宣言》所隐含的关于个人的独立性的体现者。数字时代的重要文化特征（无论是正面的还是负面的）都可以从具体化了的美国精神——黑客精神中去索解。
到目前为止，一共出现了四代黑客。我们现在来分析一下这四代黑客有哪些共同之处。
第一代黑客出现于６０年代，他们几乎全是大学计算机科学系里不大守规矩的学生。他们把主机型电脑转化成了在实际效果等同于后来的个人电脑的电脑。他们采用一种被称为“时间共享”的技术提供了大范围进入电脑的可能。第二代电脑黑客出现于７０年代，他们发明并制造了个人电脑。他们当中最杰出的代表是被称为“天才神童”的史蒂夫？乔布斯。他是一个地地道道的嘻皮士，“犯规”是他�