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第二天起床，狱警进来察看牢房，看见我这副模样，便知道发生了什么情况，于是叫人把我扶到办公室，问我是怎么回事，我说让那些老犯打了一顿。他便问：“你能不能指认是谁打的？”
我说：“可以。见到他们，我一定能认出是谁。”
“那好，我明天就安排时间让你来指认。”那狱警说。
当天，他将我从那间大牢房里调出来，关到一个单独的小隔离间内。这种小隔离间相当于监狱里的禁闭室，被戏称为“水饭房”，因为人一旦被关在那里，每天就只有喝开水与吃白饭的份。本来，一般囚犯是很怕被关进“水饭房”的，因为蹲在那里，不仅没有菜吃，而且没有人与你说话，但我却求之不得。被关在这种地方，除了比较寂寞之外，对于我并没有什么不好。由于我不是因为违反监狱的纪律而被关进这种地方的，因此我的伙食与其他囚犯并没有什么区别。当天晚上，在饭堂吃饭的时候，一名囚犯悄悄坐到我旁边，趁着狱警不注意，恶狠狠地对我说：“我劝你识相点，明天最好不要认人，否则小命不保！”我本来是打算把那些打我很凶的人都指认出来的，现在经他这么一说，便犹豫了起来。当晚躺在床上，细细盘算思量，是认还是不认。若是不认，那帮恶家伙就可以逍遥法外；若是认，监狱里什么事情不可以发生？掂量了半天，我决定装聋做哑。第二天，狱警领我去认人，我装模做样地看来看去，却谁都不敢指认。我对狱警们说：“牢里很黑，我当时真的看不清楚他们的模样。”狱警说：“既然你认不出来，那我们就不能保证你的安全了。那你还是依旧住在隔离间吧。”我一听，正中下怀。就这样，我在隔离间里住了老长一段时间，直到自己也成为了狱中的“老犯”。
芝麻湾监狱（2）
芝麻湾监狱是一个以劳动来教化囚徒的监狱，任何一位犯人进了这里，都概无例外地要干体力活。根据狱方的安排，有犯人在厨房做饭，有的在车间做木工，有的在洗衣间洗衣服……上述这类工作，在犯人眼中都是“轻活”。最苦最劳累的工作，是在野外做苦工，例如搬石挑土。算我倒霉，在这里，我获得的就是这种“待遇”。狱方大概觉得我这种人也不是什么善类，在牢房里挨了人打却不敢指认，瞎折腾警方，应予以惩罚。当监狱的督导员告诉我狱方对我的工作安排时，我对他说：“报告！这活我干不了，我患有哮喘病。”他说有哮喘又怎么样，死得了人吗？不由分说，就把我赶进了做苦工的队伍。
就这样，每天我都要走好远一段山路，来到一个石矿，将石头一块一块地装满竹篮，然后背下山。每天都是早上六点钟起来，吃过早餐之后就匆匆上矿，要干到下午五点钟才能收工。才干了几天，我的身体就支持不住了，不仅挨打的伤处隐隐作痛，而且哮喘病也真的发作了。但是狱方不管这一切，依旧要我干这份工作。不仅如此，在出工和回营时，还经常有人欺负我。我走在路上，总是有人无端突击我，不是用竹竿抽我的屁股，便是用小石块砸我的头。疼得我跳起来，可是转回头看却不知道是谁干的。过了一会儿，当你放松了警惕时，“啪”地一声，攻击又来了。而面对这种攻击，监狱的督导员总是装作没有看见。我感到很绝望，有一天，在收工回营的时候，走到荒山的一条小路边，下面是一条山涧，心里曾想，假若我从这个地方跳下去，摔伤了，明天岂不是就不用干苦活了？这个时候，我真有跳下去的冲动。可是，山涧实在太深，跳下去，很有可能不仅仅是受伤的问题，弄不好要摔死，最终我还是没有胆量往下跳。
我在石矿干了一段时间之后，眼见差不多要瘫掉了，狱方看见我实在不行了，才中止了对我的“惩戒处罚”，让我到图书室管理图书。在监狱里，这绝对是一份好差使！我一个人呆在那里，每天只需将读者放乱了的图书资料重新归类安放，将破烂的封面或内页用胶水修补好，工作就算完成了。在没有人来要我服务的时候，我还可以自由自在地读书，这真是让人感到很快意！在被安排到图书室工作之后，我便觉得可以在监狱里熬下去了。
人一旦成为囚犯之后，对所谓的“人格尊严”往往会变得满不在乎。我在图书室，看见有监狱的管理人员喝剩了的奶茶、咖啡，便笑嘻嘻地问：“呵呵，你们不喝了吗？那我就把它喝掉了。”说完，端起来一饮而尽。对别人吃过的东西，自己接着吃，我并不觉得有什么不好意思，更不管卫生不卫生。我觉得这些剩羹残肴味道十分好，食用它们时所获得的那种大快朵颐的感觉，远远超过入狱前在豪华的宴席上享用大鱼大肉。
▲人一旦成为囚犯之后，对所谓的“人格尊严”往往会变得满不在乎。
▲剩羹残肴味道十分好，食用它们时所获得的那种大快朵颐的感觉，远远超过入狱前在豪华宴席上享用大鱼大肉。
在服刑期间，我认识了一个“牢友”。他犯案，说来也冤枉。他原本是一位有钱的商人，平时住的是大宅，开的是名车。有一天晚上，他的弟弟半夜三更来敲他的门，慌慌张张地说有一小袋东西要暂时寄放在这里，还没有等他问清楚袋子里头装的是什么，他弟弟就急急忙忙地走了。他正在纳闷，一大群警员突然包围了他的家，并入屋搜查。过了一会儿，那袋东西便被搜出来了。警察当着他的面打开一看，好家伙，是一袋晶莹闪亮的钻石！——这位牢友这才明白，原来他弟弟打劫了珠宝店！后来法庭以抢劫罪判了他弟弟七年徒刑，而以窝藏罪判了他四年半徒刑。“不过才十来分钟的时间，我便由一位体面的商人成为了阶下囚。”这位牢友曾苦笑着对我说。也许是由于原来大家都是“有身份”的人的缘故，我们在监狱里相处得比较投契。他可以说是我在服刑期间所交的少数几个朋友之一。
在我服刑期间，曾有太平绅士来监狱视察。因为我懂英文，所以可以直接与他们对话。他们向我询问监狱的情况，我只是往好里讲，并不敢向他们反映狱中的真实情形。我知道自己什么可以讲，什么不可以讲。讲了不该讲的事情，小命都有可能保不住。
在香港服刑，一个礼拜家人可以来监狱探视犯人一次。我在坐牢期间，差不多每个礼拜都可以见到家人。来探视我最多的是母亲，妻子瑞芬有时也会来。从九龙到芝麻湾监狱，要坐一个小时左右的船。探完我后，她们还得同样花费一个小时回香港，因此是很折腾的。每次她们都会给我带来一些食品和生活用品，见到我，问长问短，了解我在牢里的情况。我父亲从来没有来探望过我，当时他身体不好，对此我可以理解。我的哥哥们从来没有谁来探望过我，我想他们都有自己的事情，觉得犯不着为一个不成器的兄弟操心吧。其实我也不希望他们来，因为他们并不是我想见的人。他们来了，不仅会让我觉得尴尬，还会占掉我所想见到的人的探视时间。
就这样，日子一天天地过去了，我离出狱的日子越来越近了。根据英国的法律，若犯人在服刑期间行为良好，最多可以获得三分之一的减刑，由于我在图书室工作很勤奋，狱方逐渐改变了我刚进来时留给他们的不好印象。结果我被减刑半年，在服刑一年半之后——于1974年7月，我告别了铁窗生活，离开监狱，重新获得了自由。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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中小学生活（1）
我最初入读的小学是九龙塘小学，因为学业差，只好转学，入读一家私立学校，叫明新小学。它离我们在漆咸道南的那个家不远，就在天文台道附近，现在已经不存在了。与我的哥哥姐姐们不同，我似乎天生就不是读书的料，在上小学阶段，除了英文一科之外，其他各科的学习成绩都不理想，有一回数学科甚至考了个鸭蛋。也许是断定我在读书方面是不可能有什么出息的，每当母亲为凑齐全部孩子的学费而犯愁的时候，哥哥姐姐们便会众口一辞地向母亲建议：“让肥仔在家中呆着吧！”母亲并不想我辍学，但是她又的确没有能力筹足学费以让所有的孩子都上学，在这样的情况下，她便只好无奈地按全家人的“公决”来处置我。对家庭的“公决”我并没有什么异议，每次都欣然接受。“物竞天择，适者生存”嘛，在学习方面谁最可能有出息，谁就应该获得优先读书的机会。既然论读书在众兄弟姐妹中数我最差，那么把机会让给可能有出息的人，不是很公平吗？我乐意于在家里呆着，还有一个原因，就是我认为每天坐在课堂不知所云地听老师讲课，那是一件很折磨人的事。那样打发日子，每每让我觉得度日如年，还不如在家中呆着痛快。
由于上述的缘故，我小学阶段的学业是断断续续地完成的。本来，辍学对于一个少年而言应该是一种不幸，但是它并没有给我带来什么苦恼，反倒给我带来了很多快乐。因为在哥哥姐姐们上学的时候，我可以自由自在地到处嬉戏，打球啦，钓鱼啦，逗宠物啦，放风筝啦，玩个不亦乐乎。直到我们兄弟姐妹当中性格最温和、学习也最好的五哥载宝放学了，我才需要拿起课本补习功课。根据母亲的安排，五哥很乐意也很有耐心地承担起了对我的辅导责任。由于他的尽责，虽然我常常辍学在家，但在学习进程方面并没有比同龄的孩子们落后多少。我虽然多次辍学，但在五哥的补习之下均可以做到不留级，这说明我虽然成绩不那么理想，但也并不像我的哥哥姐姐们所认为的那么笨。
要说明的是，尽管我曾数次辍学，但这并不是我少年时代生活的常态。一旦筹够了学费，母亲就会让我继续读书。她十分明白学校教育对于一个少年的意义，因此总是想方设法保证我也能像其他孩子一样享有在学校受教育的权利。
在中学阶段，我中一、中二在一家很没有名气的“野鸡学校”就读，从中三开始则转到了一家比较像样的私立中学就读，这家中学今天也同样不存在了。它位于九龙塘的牛津道，在有名的马力诺女书院附近，叫模范英文中学。私立学校收费通常都比公立学校贵，我们家并没有钱，可是我成绩不佳，便只好读收费贵的。那时的学制与现在的学制不同，不分初、高中，六年制小学毕业后就进中学，从中一读到中五毕业。中学毕业之后，在读书方面有本事的就读大学预科，或者直接读大学，没有本事的就出来工作。我是1959年开始读中学的，1964年毕业。
现在回想起来，中学时代似乎没有太多值得回忆的事情。那时候，我一个人平淡而自由地独自居住在平安大楼，每天上学、放学，到了周末则与同学打扑克牌，常常打得天昏地暗的，连饭都忘了吃。有时我也到赛马场去看赛马，常常把身上不多的几十元钱输个精光。我那时并没有什么远大的理想，对自己的未来也不曾有过设计。我想人与人是有差别的，虽然有许多职场上的成功人士在少年时代就树立了“雄心壮志”，但是并不是每一个人都是如此，至少我自己就没有。当然，一般来说，后来的事业与从前的学业会有某种关联。
中小学生活（2）
▲虽然有许多职场上的成功人士在少年时代就树立了“雄心壮志”，但是并不是每一个人都是如此，至少我自己就没有。
像读小学一样，我中学的各科成绩也不理想。但这并不意味着我很笨，在有需要的时候，我也会把原本平平的学习搞出彩来。在读中三的时候，我们班中有一位女同学长得非常漂亮，我很想与她接触。为了能有资格与她交流学业上的问题，我有一段时间学习特别卖力，成绩居然差强人意。
不知道为什么，其他各科学习成绩平平的我，英文却相当出色，每次考试都是优秀。我的英文语感很强，在中学阶段，我就能大段大段地背诵莎士比亚的剧作。有一些片段，甚至能从头背到尾。在中学时代读过的莎翁原作中，留给我印象最深的是《恺撒大帝》（Julius Ceasar）。《恺撒大帝》是一出英雄悲剧，说的是古罗马共和国末期的*者恺撒遇刺前后的故事。剧中对政治阴谋和舆论操纵的深刻描写，活脱脱就是为现实而作的*寓言，暗讽极为有力。剧中写道，曾与庞培、克拉苏结成三头同盟共同统治罗马共和国的恺撒，后来获得了巨大的权力。他集执政官、*官等角色于一身，成为了一个名副其实的军事*者。但树大招风，功劳卓著的他引起了*贵族们的妒嫉与不满。最后，他在*院议事厅遭到了以布鲁斯特和喀西约为首的暗杀团的突击，在被刺二十六刀后气绝身亡。达到目的之后，这群阴谋家们炮制了各种各样的谣言来攻击恺撒，说他有这样那样的不是，他们是为了共和国的前途，才不得不杀死他的。恺撒的爱将安东尼提出要收尸下葬，那些阴谋者害怕他趁机揭露事实的真相，便要求他不能发表任何有悖时论的讲话，安东尼答应了他们的要求。但那些阴谋者们还不放心，在安东尼讲话之前，先由叛乱首领布鲁斯特讲话，说我们不是对恺撒不忠，而是对罗马更忠，不是不爱恺撒，而是更爱罗马，为安东尼的讲话定了调门。而安东尼真是不得了，他竟然在这样的“舆论框架”中，慷慨激昂地说出了另一番意义相反的讲话，大意是说：罗马的子民们！我今天来这里，是为了葬恺撒，而不是为了赞恺撒。恺撒在位的时候做了什么做了什么，而布鲁斯特却说他不值得人们尊敬，这么看来，布鲁斯特才是值得人们尊敬的了，所以我们应当都对他表示敬意。他显然是在攻击布鲁斯特，可是布鲁斯特拿他一点办法也没有，因为安东尼在语言形式上是在“赞扬”他。结果安东尼的这番“反讽”演讲，唤醒了在场的群众，他们与安东尼联合，一起推翻了叛乱者。这是历史上很有名的一篇英文演讲，我读到这等美妙的文字，身上总是热血沸腾的。从读到这篇剧作之后，我便有了用英文演讲的兴趣。这为我后来在全港大专学生英文演讲中获奖埋下了伏笔。
坐监对我的影响（1）
坐监对于我而言，是一个“凤凰涅槃”的过程。
记得李宗仁在其《*》中曾说过：“假如我们每个人，不是从一岁到八十岁去生活，假如时间的顺序可以颠倒，每个人都从八十向一岁来生活，那么，我们就会少犯很多错误，在我们这个世界上，至少有二分之一的人会成为伟人。”这段话，当然是有道理的，只是可惜每个人都做不到这一点，于是犯错误就在所难免。
有些曾经被判过刑的人，对他们的坐牢经历总是津津乐道，不以为耻，反以为荣。有人甚至这么对我说：“没有坐过牢的人算不上是男人。”我对这种说法并不认同。我觉得，任何一个人被关进监狱，都是其人生的污点与耻辱——除非他是由于政治或宗教的原因而坐牢。这三四十年来，我绝少向人提起过我曾经坐牢之事，这一经历是我心中的一块旧疤，不到万不得已，我不会去揭它。牢狱生涯也给我的心灵留下了很深的阴影。我自从被关进监牢之后，就没有了自己的姓名，而只有一个囚号。我会常常想起那个属于我的囚号，它就像林冲、武松被充军时留在脸上的刺字，再也消除不去。出狱后我不仅不愿再提起这个囚号，甚至不愿再见到那个数字，一见到，我的心就像被烧红的烙铁烫了一下。然而不管我提与不提，曾有过犯罪的历史，这一点是我怎么也否认不了的。不管我后来的事业做得怎样，它都不会自动消失。我所能够做的，只不过是用良好的劳动表现、出色的工作业绩来让社会接受自己、认可自己罢了。我觉得一旦你的人生价值凸显出来，别人就会用一种谅解的眼光来看待你不光彩的过去。
▲坐牢的经历是我心中的一块旧疤，不到万不得已，我不会去揭它。
但上述观念的强化也有其正面的地方。我后来在从事自己的事业的时候，总是拼命地干，拼命地干，潜意识就是因为觉得自己曾是一个浪费了很多光阴的人。我想用后来的努力，去弥补从前的损失。无论如何，入狱都是我人生的一个大污点。不过时过境迁，今天再回头去反思自己的过去，如果没有这段经历，我是否能达到今天的成就，那真是一个未知数。我的经历证明了，一个人只要抱定信念，努力上进，就算是曾经入过狱，也可以有精彩的人生。
▲我的经历证明了，一个人只要抱定信念，努力上进，就算是曾经入过狱，也可以有精彩的人生。
我从来没有想过要别人肯定我的过去，但是我也不喜欢别人老提我的过去。有一年，香港保监会曾发下一份保险营业员执业表格，要求所有的从业人员�