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从漆咸道南的楼房搬到平安大楼，让我们一家有一种从天上掉到地下的感觉。原先那层楼房，面积超过两百平方米，总共有四五间大房间，我们一家住在里面，是相当宽绰的。而平安大楼楼高共十八层，每层有十户人家。我们家住在十三层，房子的面积只有五十多平方米。这么小的地方，要容下我们一家，那是完全不可能的。好在在我们最初搬进平安大楼的时候，父亲已“失踪”，大哥在美国，二哥在台湾，四姐在日本，留在香港的只有母亲、五哥、六哥、七哥、我和弟弟六人。五哥当时还没有到加拿大留学，在山顶警署中任翻译，不住在家里。尽管如此，我们五个人住在这么一间小住宅中仍显拥挤。
平安大楼（2）
如果说，这间住宅原先还能勉强容下我们几个人的话，1960年二哥从台湾回来之后，问题就很大了。前文已经说过，二哥原在台湾师范大学英文系读书，毕业后曾一度留在台北工作。其后他离开台湾，回香港发展，因此他回来并不是一个人，而是带着二嫂与三个孩子一起回。可是他刚回来时，并没有立刻找到合适的工作，因此他们一家也没有栖身之地，只好都和我们住在一起。这样一间小小的住宅，一下子又多了五口人，挤逼可知。为了安置下这么多的人口，母亲只好请人把房子隔成了四个鸟巢一般大的房间：二哥夫妇住一间，他们的三个孩子住一间，别的哥哥住一间，母亲自住一间。母亲因为实在想不出什么法子来安置我和弟弟，便在客厅里安了一张架床，让我们分睡上下铺。
父亲经营失败，特别是失踪之后，我们家失去了经济来源，生活自然很快就陷入了贫困。说实话，因为当时年纪太小，我始终没有弄清楚，作为一位纯粹的家庭妇女的母亲，是如何把这相当艰难的一头家支撑起来的。后来读了二哥的最后一本自选集《校园与尘世》，才知道了一些端倪。他在收入书中的一篇散文《我的父亲母亲》中写道：
她向娘姨借了些钱，她们日日追上门来又嚷又骂。弟弟们还小，帮不上忙；两个大弟弟，一个在政府任职翻译，一个在赤柱航海学校教书，月入不多；而我们年长的两个全去了外地。那时每次从台北回家见到母亲，她都是暗黑眼袋、睡眠不足的样子。窘困日子直到我唯一的妹妹在日本早稻田大学毕业开始寄钱回家才告一段落。
姐姐有钱寄回补贴家用，是因为她大学毕业后嫁给了我姐夫赵纯——一位成功的旅日企业家。她当时寄回来的钱，对于我们家来说，实在是雪中送炭。
在大人的眼里，我和弟弟处在这样的家境中，一定是很“苦”、很“可怜”的，可是奇怪的是，我与弟弟处在这样的境况中，却都没有什么“委屈”感；相反，我们觉得生活得很快乐，因为我们不需要为每日的柴米油盐发愁。即使在过年时得到的封包比别人家的孩子少，我们也不在乎，并不觉得自己有多“寒碜”。其实一般的孩子，是不怎么计较（或不怎么懂得计较）家庭环境的好坏的；对于他们来说，父母的钱是“多”是“少”，家庭生活是“好”是“坏”，都只是一种“常态”，习惯了就好了。对此他们并没有很深的概念，口袋里有几块钱，就愿已足矣。苦与不苦，并不在外在生活，而在于内心感受。
现在我觉得，由富变穷，对于我来说并不见得都是坏事。它使我经历了完整的生活状态。
▲由富变穷，对于我来说并不见得都是坏事。它使我经历了完整的生活状态。
仓促南徙
一群又一群的人，或者背驼肩扛着各式各样的行李，或者手中牵着高矮不一的孩童，或者搀扶着老态龙钟的长者，在熙熙攘攘的人群中急急忙忙地与人擦肩而过，然后冲到拥挤不堪的码头边，争先恐后地踏上轮船的舷梯。随着轮船汽笛的一声巨响，黑沉沉的船体缓缓驶离码头，甲板上的人与码头上的人于是哭成一片，纷纷挥泪招手……这是我们在战争电影中常常看到的海边镜头。我们从天津逃往香港的场面，想来也应当是这样的。不过当时才三四岁的我，对我们一家离开天津的具体情景已印象不深。留在朦胧的记忆中的，只有码头上的一片黑压压的人群。但母亲和我那一群已懂事的哥哥姐姐们都清晰地记得那一刻的情景。站在舷梯上，看着码头上离我们越来越远并最终消失在视野中的那些前来送行的亲友，母亲和我的哥哥姐姐们心情的复杂与惆怅，是可想而知的。他们一方面庆幸自己终于离开了眼见就要遭受战火蹂躏的天津；另一方面又对这片自己栖息了这么多年的故土依依不舍，心想不知到什么时候才能回来。他们一方面很想快点到达香港，以便和离别了好几个月的父亲团聚；另一方面心里又忐忑不安，担心到香港之后找不到父亲而流离失所、衣食无着。然而，无论心情如何，我们一家终归还是走了，而且一去不返……
与我们一家同时从天津逃往香港的，还有我的奶妈和三叔承勲一家。那时三叔在天津也从事保险工作，是我父亲的副手。他们家离开天津的原因与我们家无异，也是想到香港投奔我父亲。
不知道是由于违反航行禁令还是怀疑船上有什么可疑物品，轮船刚驶出海河不远，驻守在岸边碉堡上的国民党士兵便向轮船猛烈开枪，子弹打在船身上，“叭，叭，叭”地直冒火花。结果钢板上被射出好多好多的洞眼，密密麻麻的像是黄蜂窝。看到国民党士兵开火，船员与乘客们一个个都被吓得面如土灰，纷纷趴在甲板上躲避这血光之灾。我们一家则全藏在与发动机房同层的船舱里，发动机的噪音震耳欲聋，竟然压住了子弹声。尽管有子弹不断打过来，轮船还是不予理会，继续前行，最终驶出了海河，进入了渤海湾。
因为这是战争爆发后驶离天津的最后一班船，所以船票很贵。我们一家及其同行者，每人花了八百美元，才获得了上船的机会。当时的金价每盎司才三十美元，可见费用之高。不过由于付出了很多的钱，我们可以待在船员区，吃他们煮的任何东西——大部分是米饭、青菜和鱼干。我的哥哥、姐姐们清楚地记得船员们在海上捉到了鱿鱼，然后让我们用木炭烤熟了当午餐。
从天津到香港，海上航线并不算很长，在平常情况下，五天至七天便可以到达。但后来家人告诉我，这次航行对于所有的乘客而言，都是一次长期的艰苦跋涉。由于战乱，加上轮船的设备陈旧，轮船走走停停，停停走走，前进的速度非常缓慢。如果说，出发时遇到的那场兵燹对于我们而言只是一场虚惊的话，后来遇到的问题，便是实质性的了。首先是轮船开出后不久，就遇到了飓风。飓风所掀起的滔天大浪，使轮船摇晃得极其厉害，船上的人，包括船员在内，有许多人都因为晕船而吐了，有的甚至吐得很厉害，连黄胆水都吐了出来。根据二哥书中的记述，我们一家中对海浪反应最大的是年纪还很小的我。由于不适应船体的颠簸，我不停地挣扎、哭闹，搞得一家人都不得安宁。为了躲避这场飓风，轮船只好在韩国的釜山港停靠，直到飓风肆虐结束，才继续南行。由于在海上航行的时间远远超出了预期，船上出现了严重的危机——食品消耗完了。船长由于害怕兵匪的劫掠，始终未让轮船靠岸。嗷嗷待哺的乘客们在自带的食品吃光之后，无计可施，只好高价向船员购买。到后来连船员都没有可卖的东西了，乘客们只好拿出带来的金银细软，与船方交换从前晒干在船上以用做饲料的剩饭剩菜。好在当这场食物危机到了行将无法排解的时候，轮船已驶入南海，香港已经在望。
但这次航行也不是完全乏善可陈。就是在这艘南行的轮船上，我二哥有一天傍晚在甲板上观赏海景，遇到了一位头戴礼帽、身着西装和披风，戴着一副黑边眼镜的绅士。看到他态度和蔼可亲，二哥便和他攀谈了起来。他做梦也想不到，眼前这位先生，就是大名赫赫的文豪梁实秋！更让他想不到的是，数年之后，这位大文豪还成为了他在台湾师范大学英文系读书的老师！这真称得上是奇缘了。
1949年元旦后的第二天，轮船在经历了千辛万苦之后抵达了维多利亚港。疲惫不堪的我们一家，和船上的众乘客一道，带着满脸的惊奇与慌张，忐忑不安地踏上了香港这块既陌生又神奇的土地。
“小荷才露尖尖角”：找到了父亲（1）
上岸之后，因为不知道父亲在哪里，我们和三叔一家只好暂在九龙宾馆栖身。我说的是推倒重建之前的旧九龙宾馆，里面有长长的走道和台阶，显得非常富丽堂皇。在我们到达香港的时候，广东还是国民党的统治区域，当时我们相信一旦找到父亲，便会有固定的住处，因此我们家在这家宾馆一住就是六个多月，一直没有寻找固定住处。但是一家人长住在九龙宾馆中，花费也很大。我们家虽称殷实，但在宾馆这样长期呆下去，哪怕是有金山、银山，最后也会花光。没有办法，我母亲只好出去寻找固定的住地，最后与同来的亲属一起，在庙街租下了两套空置的公寓。与现在外观破旧的庙街不同，当时的庙街可是个富人居住的地方，那一带的建筑都是新的，当时像电影明星李丽华这样的名人，都居住在这条街上。
我们一家是在平津战役已经开打的背景下来港的，走得十分仓促，包括马场道的花园别墅在内的许多物业都未来得及处理，因此在住进庙街之后大约半年，母亲见局势已相对平静，便又派年纪最大的二哥回内地去照看天津的物业，这样二哥便成为我们家在天津的留守人员。当时的香港虽然是英国的殖民地，但是边境是开放的，民众可自由出入。二哥回到天津后，统治天津的共产党政权尚未来得及没收富人的财产，于是二哥便住到了我们家在马场道的那栋花园别墅。他一边照看家中的产业，一边在原先就读的那所中学继续其学业。二哥这次回来，一个人在天津呆了一年多。那时他十六七岁，正是情窦初开的年龄，他喜欢上了班上一位高傲的公主。有一天晚上，他约她出来散步。这位女同学虽然接受了他的邀约，对他的态度却相当矜持。自尊心很强的二哥把这当做是那位女同学“不喜欢”他的表示，在首次尝到“爱情”的挫败之后，他心灰意冷，第二天便买了南下的火车票，经罗湖到了九龙，时为1951年10月14日。第二天，解放军部队突然封关，切断了内地与香港的通道。在某种意义上来说，这位对他“冷漠”的女同学“救”了他一命。要是他晚一天离开，便再也没有机会返回香港。而像他这么一个身为“买办”后代、性格又硬梆梆的人，留在内地其后半生会是什么样子，那是可想而知的。在过了五十年之后，二哥在同学聚会中获悉了这位女同学的联系方式，她“*”后随子女出国，定居在洛杉矶。二人通了一次电话，不胜唏嘘。二哥回香港后，天津的家便交给了一位比较信得过的佣人看守。其实这种“看守”已经没有任何意义了，因为过了没多久，我们家的别墅连同放在其中的物产，便全部被新政府没收了。
我们一家来到香港之后，人地两生，母亲只是一个家庭妇女，众兄弟姐妹又大小参差，几乎都没有什么劳动能力，一家人要在这里生存下来，唯一的办法就是尽快找到父亲。二哥回天津后，四姐便成了家中的“老大”，她遵照母亲的指示，带领我的几位哥哥，一天到晚在香港转悠，“侦查”的重点地方当然是港岛，尤其是北角。那时我才四岁，因此没有参加他们的寻父活动。终于有一天，他们在北角的一所住宅里，发现了父亲！
“你们怎么会在这里？”当我的姐姐哥哥们忽然出现在父亲面前时，他一脸惊愕，紧接着又浮起满脸的尴尬。因为那位与他同居的女人、原四海保险天津分公司的秘书，就站在他旁边！见此场景，姐姐哥哥们都愣住了。沉默了片刻，他们向父亲报告了南徙香港的原因与经过。父亲尽管一千个一万个不希望我们来香港，但是当我们出现在他面前时，他也没有什么法子，只好硬着头皮安顿我们。。 最好的txt下载网
“小荷才露尖尖角”：找到了父亲（2）
父亲随我姐姐哥哥们一起来到庙街，见过了我母亲。父母在此环境下相见，自有说不清楚的酸甜苦辣。不久，父亲就用他从天津带来的钱，在尖沙咀东的漆咸道南与宝勒巷的交界处的一栋房子，买了一层楼。这栋楼房共有四层，现在已经被拆改成铁路局大楼。买这层楼房，总共花去了我们家十多万港元，但这并没有伤到我父亲的筋骨，因为他从天津带来的外币与金银财宝，总值有八万美元之多，这在当时实在算得上是一个天文数字了——我在上文已经说过，当时的金价，每盎司才三十美元。听说名头响亮如上海的青帮头目杜月笙，当时带到香港来的钱，也不过二十万美元。
把我们安顿下来之后，父亲依旧回北角与那个女人同居，偶尔也会回家来看看。母亲并不认同那个女人，她曾经为此事老是和父亲吵架，闹到紧要的时候，头老往墙上撞。但是，父亲与她同居已是既定事实，她怎样闹也改变不了，无可奈何。在那个时代，男子娶妾是习见的现象。那位与父亲一起从天津私奔香港的女子虽然没有名分，但我父亲一直公开与她生活，因此在事实上已是我父亲的“妾”。我不知道她什么地方让父亲着迷，我在年纪稍大一点之后，曾随奶妈在北角见过他的这位“红颜知己”，她的长相其实很一般，甚至可以说不好看，与我那端庄雍容的母亲根本不可比，可是父亲偏偏不爱母亲而移情别恋这个女人，所以说人事真是难料啊！这位与我父亲没有名分的女子在到香港前后共生了三个孩子，但据我们分析，只有第一个孩子可能是父亲的骨肉，因为他长得很像我父亲，另外两个是谁的，那就很难说了，因为在他们身上看不到半点王家人的影子。现在他们也许还生活在香港，但与我们一家没有任何联系。我母亲显然不喜欢那个严重威胁她地位的女人，但是对她的存在采取了容忍的态度。我们从来没有见母亲在这个问题上向父亲表达过什么，作为一名旧式女人，她只能无奈地接受一个已成为事实的事实，因为她无力改变它。虽然父亲老不回家，但是母亲对父亲依旧一往情深，她常常煮一些汤水，让我们兄弟姐妹送到港岛给父亲滋补身体，这一点一直让我们感到不可思议。
据说父亲在与他的女秘书过日子时，所表现出来的是一个贤慧丈夫与慈祥父亲的形象，与在我们家的样子完全不同。我四姐说她曾经在他们“家”见过父亲背着他那边的孩子拖地板的情景——孩子在他的背上咿呀学语，而他则满头大汗地摆动着拖把……这是多么感人的家庭景象啊！可是这种温馨的情景在我们家中从未出现过——尽管他在我们这个家庭有八个孩子。
父亲与那女人在香港同居了三四年，后来父亲因为投资失误而花光了从内地带来的钱财，又患上了在当时很不易治愈的肺痨，那个女人见他已没有“价值”，就弃他而去了。
汽车轮胎事件
根据历史资料介绍，在20世纪40年代末，有数以十万计的难民从内地涌入了英国管治下的殖民地香港。这些南下的难民，不消说大多数是内地的富户。他们当中，许多人都带有大量的金银财宝，倚仗这些老本，他们在香港东山再起并不是没有可能的，至少衣食无忧没有问题。但是，不知道是由于“不服水土”还是别的什么原因，这些从北方南来的移民，在到了香港之后，真正发达起来的人很少，有的甚至陷于破产的境地。我父亲就是这种人中的一位。
前文已经说到，父亲从天津带到香港的钱财，总值有八万美元之多。这笔巨款，在当时能干很多事了。如果我父亲能以这笔款项为本钱，稳扎稳打地发展，在香港是有可能获得巨大成功的。做一个假设，假如当时他用这笔款在香港买下一块地，保留到现在，少说也值几十亿港币了。退一万步而言之，就算他没有这笔本钱，以他的商科教育背景、英语读写水准及企业经营经验，只要踏踏实实、兢兢业业地努力开拓，在香港打出一片江山来的可能性也不是不存在的；至于找一份体面的差事来干，易如反掌。可惜他时运不济，而且他在天性上也不是那种踏踏实实的人。在从天津到香港后的最初几年时间里，他居然没有从事过一项正经的事业，每天都是优哉游哉地打发日子。在他刚来香港的时候，友邦保险公司的总经理知道他曾是四海保险时代的宿耄，就劝他加入来当经理，但是父亲一心想发大财，没有同意加盟香港友邦保险公司。父亲在天性上是一个不安分的人，不愿意被一份收入有限却相当繁劳的工作所羁縻，要他为了每月的一份薪水而每天都把屁股钉在一张椅子上，对于他来说是不可思议的。他在天津是发过大财的，“曾经沧海难为水”，有过财源滚滚经历的他，无法再适应普通文员的生活。他并不为一家老幼的口腹之需而着急，也许在当时他的确不用着急，因为他从天津带来的钱已足够我们一家支撑好一阵子。就这样，他每天就无所事事地生活着，偶尔也伸长鼻子，嗅嗅哪里有发财的机会，可惜这样的机会总是不出现。
过了两三年之后，父亲认为他发财的机会来了。1950年，朝鲜战争爆发。中国派出志愿军与朝鲜军队一起，与联合国军作战。美国因此于同年取消了所有已经核准运往中国的特种物资的许可证，并对中国实行全面战略禁运。1951年5月18日，联合国通过了对中国和朝鲜实行禁运和经济封锁的决议。10月27日，巴黎禁运机构增设了专门控制和监督对中国实行禁运的中国委员会。到1953年3月，对中国实行禁运