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1992年夏日的一个傍晚，有人敲门，来客头发灰白，身体发福，热情灼人，见面就问：“我是谁？你还认得出来吗？”我立即惊呼：“刘福祥，你是动力厂的刘福祥！”他笑着说：“我看到《成都晚报》上发表你的文章，亲自到报社打听，终于见到了你，我好高兴啊！”
近20年不曾谋面了，他还是那么热情，爽朗，说话的节奏很快，还有些夸张。他详细叙述了“*”开始后的情况，在试制新型柴油机中他成了技术骨干，与技术室主任郭剑一起，参加过全国性的专业研究会；后来制作大型毛泽东像章，他又成了技术尖子，制出的像章抛光极好，轰动一时。后来，由于“一号通令”，动力厂大批就业人员和犯人去了石棉新康石棉矿，少数人去了荞窝农场。他在石棉矿也大显身手，参加了南桠河大桥的建设工程。*后任该矿技术科长，被*部门安排为县政协委员，退休后来成都在四川社科院的《四川年鉴》任编审。
从此，刘福祥君常到我家造访。他的父亲刘子如先生是爱国*人士，为了恢复其父的名誉，刘福祥四处奔走，终于得到领导部门的认同，在江北县建成纪念刘子如先生的雕塑。
我家迁入新居不久，又有一位身材高大的长者叩门，自称是庞杰，南下老干部，60年代曾在动力厂劳教，在三车间成品库工作，在那时认识了我。庞君在抗日战争时期参加党领导的游击武装，后编入华北野战军，南下时做后勤工作，与韩念龙一起进入成都。后调到阿坝自治州任科长，因对赫鲁晓夫有微词打成“反苏”，补划为“右派”。
他是自己拉着行装到动力厂报到的，没有公安人员押解，动力厂的干部对他也比较关照，未让他参加体力劳动。以后调往石棉，和众人一起分享了长久的饥饿，专政的严酷，拥挤的住所，饱尝铁窗风味。落实政策后在成都落户，娶了一位小他二十岁的贤慧的妻子。在整个劳教队伍中他算幸运者，劳教使他得到了从底层审视一切的眼光，谈起动力厂的人和事，他和我的观点大体相近。但他不想动笔，因为一*实就可能给党的事业造成负面影响，还是烂在自己肚子里吧！
1999年初春，又一位自报家门的难友来访。他看上去精力充沛，步履坚实，是当年“动力”的小字辈，文娱组吹笛子的张茂志。他带来重庆《二二三联谊会侧记》一文，联谊会一语双关，它的确是2月23日举行的，又有当年铁窗每日粮食定量的内涵，“早上二两，中午二两，晚上三两”，使人回忆起那段十分可怖的日子，《侧记》写道：
一个风和日丽的好天气。人们沉浸在春节欢乐的海洋中，重庆野狼公司二楼上，公司女董事长李丽蓉主持的二二三联谊会正在热烈地进行着，场中人头攒动。欢歌笑语如热浪翻滚。原来是与会学友在表演同学们都能倾心会意的节目，一时间掌声如雷，喝彩不断。绝妙的表演把人们的思绪带入了流失的岁月，寻觅着依稀的记忆，早已松弛的神经琴弦被拨动了。
这是一个特殊的联谊会，与会者年长的七十有余，年少者也四十好几。在那个特定的年代里，每个人都发生了不该发生的故事，改变了他们的人生轨迹，许多人家庭破碎，亲友散失，虽只是历史的瞬间，却是数十年的恶梦。如今历史翻开新的一页，同学们也讨到了说法。迈开新的脚步。很多人在市场的搏击中成了弄潮儿，付出超常的辛劳，获得了巨大成效。
他们中有著名企业家、纳税大户、野狼鞋业公司女董事长李丽蓉，高级工程师刘福祥，工会主席曾干，司法战线上秉公执法的监狱长、一级警督余健昌。西南建筑学院副教授李朝文。
中学校长颜永兰，省川剧学校高级讲师薛明光．高级工程师曾庆钊……历史证明，他们都是不可多得的人才。今天他们能相会在一起，真是舒心爽意，情至浓处喜极而泣。整个联谊会充满激情，催人奋进，相邀共跨世纪，相邀来年再会……
这真是历史的剪影和时代的进步，如果倒退若干年，谁敢主持和参加这样的盛会，不怕被打成裴多菲俱乐部吗？
张茂志君在会上仿杜甫《赠卫八处士》赋诗一首，诗日：
同学难相见，
动若参与商。
今夕何复夕，
冷月照铁窗。
年少能几时，
鬓发皆已苍。
询旧多作古，
惊叹当年郎。
焉知三十载，
重聚在一堂？
昔别君未婚，
眼前孙成行。
相逢如隔世，
喜极泪汪汪。
反思涅磐状，
华夏精英殇。
逝者长已矣，
存者应自强。
劫后庆余生，
峥嵘岁月长。
踏平千重浪。
百炼铸金钢。
众称相聚难，
频频举酬觥。
情浓人心醉，
无语尽衷肠。
会终挚手别，
前途路茫茫。
在动力时，我与张茂志君虽不很熟，他的激情还是深深地感染着我，使我想起动力的许多挚友，对他们今天的成就由衷地感到钦佩。张茂志如今仍意气风发，仍在房产开发事业方面奋力驰骋，大展宏图。
2000年夏，李朝文、颜永兰夫妇到青城山避暑，路过成都，得在马恒贞家一聚。在动力时，马恒贞和颜永兰同在5车间并成为挚友，被称为“动力之花”。那天，冯夷和马恒贞夫妇邀请王家鼐、许棣超、张茂志和我作陪。王家鼐曾是成都《新新新闻》和《工商导报》负责人，曾采访过蒋介石，如今是省民建的副秘书长；许棣超当年是西南建筑学院的高材生，在动力时经常帮三车间板报组作画，如今是新创意建筑设计事务所所长，总建筑师，在建筑界颇有成就。那天，冯家做了许多菜，主人殷殷劝酒，大家或叙旧，或议今，或唱歌，十分尽兴。
李朝文说，他在动力时，生活尚可，后来他和颜永兰到江北县农村劳动，在岩石上挖毛厕，劳动一天下来，只有一两角钱的工分值。那时生活十分艰苦，连两个儿子都养不起，只有送给身在他乡的兄妹帮助抚养。好长时间一日三餐难以为继，动不动就被当作阶级敌人批斗。他们虽早就摘了右派帽子，仍是另类，朋友来看望他们，要向队上报告，连一顿像样的饭菜也拿不出来，那大概是一生中最难堪的岁月。
彼此也谈了些l957年“反右”的根源，以及记叙“反右”始末的几本书。叶永烈《反右派始末》，朱正（（1957年的夏季——从百家争鸣到两家争鸣》，胡平《禅机——苦难的祭坛》，对问题的挖掘一本比一本更深入，在中国，反封建体制的斗争仍然任重道远。毫无疑问，改革开放后复出的右派，绝大多数都重新崭露头角，*、钱伟长、钱三强、费孝通、丁玲、王蒙、刘绍棠、从维熙、邓友梅、高晓声、邵燕祥……我们身边也有一长串闪闪发光的名字，他们如果不遭l957年这一劫，不是能作出更辉煌的贡献吗？
苗溪茶场人员大换血的热潮是在1979、1980年间掀起的。先是右派普遍摘帽回乡，接着是在苗溪被加刑的犯人多系因言罹祸而得到*，然后是准许就业人员和犯人对自己的案件合法进行申诉，大批深锁在大墙内满刑多年的就业人员清放回家。这几种情况汇合在一起，*几乎走空了，新来者多是“严打”进来的刑事犯罪分子。
我离开苗溪不久，田成义、杨俊德、李文富等一批被错误加刑的人也相继*释放。田成义回到东北，安排在铁岭三中校办工厂；杨俊德回崇庆县怀远镇当农民，和高家山的女社员杨明天结婚，曾送给我一张新婚照；牛立华回重庆某机械厂任高级工程师，后成为山城著名的热处理专家，自己办了一家企业，结婚后生了一位绝顶聪明的才女，屡屡跳级，高中未毕业就考入名牌大学，我曾写过一篇散文《牛老板和他的才女》。
李盛照落实政策后回到家乡隆昌，在粮食局工作。他铁骨铮铮，壮心不改，业余进行社会与历史调查，继续研究人口问题，为有关部门写内参，提建议，时有惊人之举。重庆、内江的报纸先后发表文章记述他的往事，如今他年事已高，虽不合流俗，仍可称为江湖奇人。
卢泽民君离开苗溪后到会东铅锌矿子弟中学任教，被评为四川省优秀教师，退休后在郫县三道堰安家，得一女。上世纪90年代我去郫县造访，赠给他拙作《早春的困惑》，他深情地说：“我是你的知音，最能理解你的心境，你说是吗？”
李莎*后回江油，先在李白纪念馆，随后创办《江油文艺》，后来调到县党史办，出了几本党史著作。他在江油县是老资格，为一些老同志落实政策不遗余力，口碑不错。他和一位有三个子女的寡妇结为伉俪，说：“我太同情她了。”1993年我们在江油时曾见过一面，酒席上，服务员尊称他为老革命，他愤愤地说：“我是什么老革命，我是老反革命！”举座愕然。
名医冯树州回蓉后开私人诊所，效益不错，他赠我不少关于川剧的著作。这位青年时代生活豪华的老人晚年生活俭仆，酒宴后必打包，大概是底层生活的教育使然。
许诚回天全县分在科委，办了一张《天全科技报》，内容翔实，后在雅安定居，为军大雅安校友会副秘书长，曾编著《雅安地区新闻志》。吴静回资阳后在县供销社工作，一次到芦山采购篾制品，曾有缘相见。王警文回天全经商，一度被选为基层人大代表。龙兆荣回四川省人艺一度搞基建，日子过得不错，仍酷爱读书，孜孜不倦。
谢选荣、费宇鸣、伍大云回蓉后经商，善于把握商机，都拥有幸福的晚年。谢选荣君喜古典文学，爱好诗词曲，善于处事，语言幽默，时有过从。
90年代初，成都的难友们曾在王建墓餐厅欢聚。当年身穿囚衣委琐不堪的人都成为体面人物，或国家公务员，或高工，或名医，或律师，或专家教授，或经理，人们殷殷劝酒，慷慨陈词，夫人们也都互通款曲，一见如故，毕竟是患难相知，彼此直呼其名，所有头衔、职称都不存在，只剩下*裸的有血有肉的活生生的入，真实而饱满的生命个体。当大家提起在苦难岁月里的告密者时，有人一笑置之，不屑一顾，有入愤然作色，大骂“虫”、“虾子”，聚会的主持者大概有意未通知这种人，这种人也可能问心有愧不敢与会。
人们默默地悼念在逆境中因饥饿、疾病和*而死亡的难友。可以开列一串长长的名单：盖苏文、李玉霖、李耀三、单明兴、万良成、方银舟、周继恒……尤令人扼腕叹息的是身材修长、心地善良、屡遭批判的转业军入郑万果。1979年春，他经常熬夜为他人写申诉，身体过于疲劳，一天去山上割牛草，为了割一丛矗立于悬岩上的茅草，挺而走险，不幸失足落于岩下，命丧黄泉。第二天，法院寄来*通知，他竟在黎明前死去，真是时耶命耶？
2007年5月，几十年不见的朱家希忽偕夫人来访。他年逾八十，精神矍铄，抚今思昔，感慨万千。他说：“苗溪本是个禁锢思想的地方，却出了不少思想者，像胡风、李天德、章诒和与你老兄，都堪称有头脑的明白人。”我说：“这也许是一种必然，因为民族需要思想，时代呼唤思想，思想是禁锢不了的，一个人的思想能站在时代前沿，就会青春永驻。”
相见时难别亦难。我们都深深地向那些渐行渐远的死难者致敬，为经常惦念的幸存者祝福。
90豆豆溪不舍昼夜
离开苗溪二十多年了，那是我人生中一个长长的驿站，因成为我生命的一部分而难以忘情。我曾多次回苗溪，到豆豆溪畔回眸往事，看望故人。
1979年暑假，我重访山谷庄，拜访李树人夫妇。他们置酒招待，遇到向义文的妻子李登美，她说：“你现在好了，可以充分贡献自己的知识和智慧。”又说：“向义文在政治上太幼稚，陷进去太深，幸亏得到宽大处理，今后当引为终生的教训。”
我虽然在山谷庄住了两年多，听惯了那里的风声和流水声。却未能倾心一睹她的芳容。来庄上时是漆黑的夜晚，离开时像“蒙面入”一样被架走，时隔十一年才看到山谷庄全景。当年住过的小监是那么逼仄，一扇扇紫色的小门呈乌黑色，龇牙咧嘴，真有几分凄怆，几分恐怖！往事不堪回首，我真在那牢笼中住了那么长久吗？
又一个细雨飘飞的下午，我来到胡家坪工地。那天人们正在背草肥，来来往往，互相招手问候。鲁延福高声说：“好久不见，真想念你，我爱人和儿子正好来看我，她们在工棚里，互相介绍一下。”他妻子也是北方人，和我一见如故，儿子也活泼可爱，说他三年未见爸爸了，“爸爸临走时是戴着手铐离开的，不久后爸爸就要回家了！”
1985年10月，我在芦山思延乡度创作假，体验农村生活。有一天路经粮站，苗溪茶场的卡车在那里出粮，巧遇周西林，周说：“你都走到苗溪门口了，也不回娘家看看。”于是，我两次去水电站看望舒衍琼，他正在领导水电站扩建工程，精神极好；后又到医院李伯侃处住了一夜，得悉徐孝怀老师年轻的妻子服毒自杀，不胜惊悸。
徐老师右派问题得到改正后，和自己的学生结婚，那女孩只有十多岁，人才出众，把老师当作英雄般崇拜，生下一子，后经不住舆论压力，无聊的人们瞎起哄，说：“男方是老牛想吃嫩草，女方是想发落实政策的财”，“两人走在一起活像父女，怎能成为夫妇？”那女孩一时气愤而自尽。父母状告徐老师*女儿致死，幸亏女儿留有遗书，说：“徐老师待我很好，我是自己选择这条路的，与徐无关。”徐方幸免于难。
1986年冬，四川《文史杂志》特约我写一篇《胡风夫妇在芦山》，为补充一些材料，我再次回到苗溪，采访当年接触过胡风夫妇的干部、医生和炊事员，重访胡风住过的磨房沟，受到大队管教干部徐光伟、原13队中队长张成英和黄素华的接待。
那天清晨，我在茶场招待所门口锻炼，巧遇原l3队干事林上清。他一定要我到他家小坐，说党的十一届三中全会以来，他恢复了原工资级别，享受离休待遇，忽然转换话题说：“我给你摆个龙门阵，你走后，朱庆丰调l3队工作，经常做出一副高人一等的样子，我很见不得他的作派。一次开会学习，他自称办了几十年的专案，没有什么差错，我立即反唇相讥：‘老朱，请你不要说得那么绝对。’”他不服，我立即反击：“试问，你经办王地山的案子错了没有，恐怕百分之百地搞错了？”朱面红耳赤，无言可对。
90年代初的一个傍晚，朱庆丰来到成都寒舍。他十分和蔼热情，一副多年相知的神态，我不无惊诧：“莫非太阳真的从西边出来了。”在随意宣泄中，他竟然说：“我搞了几十年专案，感到法院办案子有时是坦白从严，抗拒从宽。”我睁大眼睛问：“此言从何说起？”他从容不迫地答道：“有些逃跑犯在外面重新作案，金额巨大，都坦白了，我在材料上批道：该犯坦白态度较好，可予从宽处理。结果法院以事实为依据，判以重刑。相反，有的案犯拒不坦白，坚持说在外面未作案，态度顽固，我报请法院从严惩处，结果却判得很轻。所以，态度问题并不重要。”他又说：“我过去也是过分相信法律判决，认为法院肯定不会有错，谁知那些年竟办了那么多冤假错案，如今反思，痛悔不已。”肺腑之言道破法制痼疾：逼供信！
又过一年，朱庆丰的儿子给我写了一封信，说他父亲最近病故，去世前说我是他生前最好的朋友。在很长时期中，我把此君看成最可怕的敌人，他何出此语？也许是他生前太左，不敢讲真话，生活也颇为孤独吧！
再访苗溪已是2002年4月，我和妻回芦山为岳母扫墓，拜会亲友，专程去了一趟茶场。老友舒衍琼住在原农行的小院里，院里草木扶疏，鲜花盛开。这些年他参与芦山县国土勘测考察，还到宝兴灵关为茶场建成一座中型水电站，成绩卓著，堪称苗溪茶场的功臣。如今退休在家，回归林泉，每日漫步于山水之间，读报、读书、写作，自得其乐。“古今多少事，都付笑谈中。”他陪我和妻拜访了商保田与黄素华，不胜今
昔之感。
商保田如今享受离休待遇，窗明几净，生活舒适。黄素华还是一脸福相，女儿黄敬在苗溪当干部，儿子是工人，我感谢她在逆境中所给予的关照，她淡淡一笑，说：“那都是过去的事了，好人终有好报，大家都加倍珍惜吧。”她和我老伴原来是熟人，几十年后重逢格外亲切。
在归来的路上，遇到周金仁，周金仁眼尖，远远地招呼我，热情握手，我说：“你是我的老领导，还好吗？”他连连点头，似有千言万语不知从何说起，他只说了一句：“人哪，总归是入……”大概在如何做人做事的问题上有许多反思。
公路旁有一家小饭馆，是另一位周指导员的遗孀开设的。沈前学在这里帮忙劈柴、烧火、打杂，用这里的灶火，每天蒸两笼馍馍，到附近几个队的工地上叫卖，也略有积蓄。沈前学满刑后不愿回家，便在路旁搭了一个棚子，以维持生活。在旁人看来，他年逾六十，孤苦无依，该是最“造孽”（可怜）的人了，他却说自己习惯了，能自食其力就好。其实，在这块地方，还有许多年迈的退养人员，每月只有百儿八十的生活费度日，有人每天只煮一次饭，吃两顿了事，或做点小生意，山上山下奔跑，身体还结实，这大概是如今最底层的生活状态……
过一天，住在铜头场的杨绍荣君前来接我和老伴。他在交通要道旁盖了一幢房，曾作旅馆，如今是图书室、小卖部，还可打台球，看录相。他最称心的是儿女已供养成人，女儿在水电厂当工人，儿子读完医专去参军，现已能自食其力。我们在他家度过一整天，住了一宿。在回县城的公路上，13队那雪白的墙壁，宽阔的晒坝，高高的岗楼由远而近，它的轮廓是那么清晰而凝重，汽车一闪而过，诗人�