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打造自己的圈子，要讲求一点方式方法，运用一点圆滑变通的手段。读圣贤书的文人才子，有时候要沾染一点大家都免不了的“坏习气”，才能与周围的环境协调。要经常参加朋友的聚会，不管这种聚会在家中，还是在声色场所，千万不要显得格格不入。否则，就只能孤芳自赏，失去了根基和依靠，一辈子孤苦无依。
确立一个大家都能接受的兴趣点，是与人交往的必然要求。文人仅以才交友，范围必定有限，而且或许因为学术上的争论，观点的不同，分道扬镳，容易陷自己于一类不善行动的人群中，郁郁不得志。纪晓岚不但能够广交学术上的有才之人，而且善于团结最大多数的文人，形成一股势力，一个圈子。这个圈子的粘合剂，就是女人和性。因为在当时，文人狎妓侑酒成风，这是古时候流传下来的传统。
在中国古代，大多数著名的学者象诗人苏东坡、秦少游、杜牧、白居易之辈，都曾逛过妓院，或将妓女娶归，纳为小星，故堂而皇之，无容讳言。
唐代的官吏狎娼，上自宰相、节度使，下至庶僚牧守等小官，几乎无人不从事于此，有很多风流韵事。唐代的官吏嫖妓，还有些制度化。唐代进士放榜以后的活动中，有一项“探花”，即在同科进士中选择两个俊少者，使之骑马遍游曲江附近或长安各处的名园，去采摘名花，这两人就叫两街探花使，也叫探花郎。这就是所谓“春风得意马蹄疾，一日看尽长安花。”探花宴上，通常总有妓女助兴。
唐代诗人韩偓于昭宗龙纪元年（公元８８９年）中进士当了“探花郎”，与他相好的妓女“以缭绫手泉寄贺”。韩偓收到礼物后写了一首七律，中有“解寄缭绫小字封，探花宴上映春丛，黛眉欲在微微绿，檀口消来薄薄红”之句。
在唐代，写嫖妓之乐的诗不胜枚举，如李白的《对酒》：“我瑁宴中怀里醉，芙蓉帐里奈君何”；李商隐的《碧城三首》之二：“紫凤放娇衔楚佩，赤鳞狂舞拨湘弦”等。白居易的《江南喜逢萧九彻，因话长安旧游，戏赠五十韵》将妓院的环境、妓女的服饰、妓女的歌舞和宴会场面、嫖客和妓女的亲昵做爱等绘声绘色描写得淋漓尽致。
唐代官吏公然狎娼，甚至有因恋妓而至于死的，还有在外贮营妓而生子的。唐代的官员狎妓最出名的，武将当数韦皋、路巌，文臣当数白居易、元穗。韦是因狎名妓薛涛而出名的。路巌这个武官是个“小白脸”，镇守成都期间，溺于伎乐出了名。白居易自中书舍人出守杭州，徙苏州，首尾五年，自云：“两地江山游得遍，五年风月咏将残。”可谓极宦游之乐。他曾经夜泛太湖，有“十只画船何处宿，洞庭山脚古湖心”之句。他泛舟连五日夜，寄元稹诗云：“报君一事君应羡，五宿澄波皓月中。”宋朝龚明之写的《中吴纪闻》说：“乐天为郡时，尝携容满、张志等十妓，夜游西湖虎丘寺，尝赋纪游诗。为见当时郡政多暇，而吏议甚宽，使在今日（指宋代），必以罪闻矣！”《南部新书》还记载白居易任杭州刺史时，蓄养婢妾、妓女很多，后携妓还洛，又复遣回，呼来唤去，不算一回事。至于元稹，也是唐代的一个大诗人，与白居易齐名，世称“元白”，曾经做过丞相。他《与晦侄等书》说：“吾生长京城，朋从不少，然而未尝识倡优之门，不曾于喧哗处纵观。”似乎具有清风亮节，操守甚严。但《旧唐书·元稹本传》记载：“稹移任越州刺史、浙东观察使，会嵇山水奇秀，……而镜湖秦望之游，月三四焉。而讽咏诗什，动盈卷帙。”又说：“稹既放志娱游，稍不修边幅，以渎货闻于时。”元、白二人交情很深，有时还交换妓女，相互狎玩，如白居易任杭州刺史时，就曾让元稹把杭州歌妓商玲邀往越州，狎玩了一个多月才归还。这种状况当然决不仅限于“元、白”，“骑马倚斜桥，满楼红袖招”，几乎成为当时文人雅士普遍的风流行径。诗文中也大量地反映出这方面的内容，如“温、李”以及“香奁体”等。
在公元１０世纪的上半叶（约在唐末与五代之间）流行一种铜钱，正面镌刻着“风花雪月”四字，背面则有四幅男女合欢图，表现出四种不同的性交姿势。这种钱被称为“春钱”，又称“堂子钱”，这实在是当时社会风气的一种反映。
由此可见，“唐人尚文好狎”，这是当时的一种风气，尤其是官吏宿娼狎妓如此之盛。清人咏曰：“风流太守爱魂销，到处春翘有旧游，想见当时疏禁纲，尚无官吏宿娼条。”
许多妓女是一些才智和艺术趣味高出一般妇女之上的女性。她们不仅姿色出众，伎艺超群，而且具有一定的文化素养，大多数能够歌唱诗词，有的还善诗能文，甚至精通琴棋书画，令当时的文人雅士大为倾倒，可以说形成了妓女文化。
嫖客最注重的是妓女的“诙谐言谈”，其次为“音律”，再次为曲中“居住及饮食”，而对妓女的姿色并不是如后世那么看重。嫖客的“口味”既然如此，妓女当然要加以迎合，所以，当时聪慧、文化素养高、口才敏捷的妓女特别受欢迎。当时的人们对嫖妓女把精神方面的满足看得重于纯肉欲的满足，这也说明当时的文化素质较高。
正是因为这个缘故，当时的文人与妓女关系很密切，文人多有风流之举，而妓女也很敬重文人，特别是那些名士，名士们的一诗一文往往可以决定妓女的名声与兴衰。白居易《与元稹书》说：“……及再来长安，又闻有军使高霞寓者欲聘娼妓，妓大夸曰：‘我诵得白学士《长恨歌》，岂同他妓哉？’由是增价。又足下书云：‘到通州日，见江馆柱门有题仆诗者’，复何人哉？又昨过汉南日，适遇主人集众娱乐，娱他宾，诸伎见仆来，指而相顾曰：‘此是《秦中吟》、《长恨歌》主耳！’自长安抵江西三四千里，凡乡校、佛寺、逆旅、行舟中，往往有题仆诗者，士庶僧徒孀妇处女之口，每每有咏仆诗者。此诚雕虫之技，不足为多，然今时俗所重，正在此耳。”白居易的诗浅近易懂，所谓老妪都解，传播很广，白居易写给元稹的那封信，也有点沾沾自喜的味道，但是“时俗所重”，以至青楼，这也确是事实。
当时的名妓首推薛涛。她字洪度，本来是长安良家女，随父宦游，流落蜀中，遂入乐籍。她的口才、文才都好，诗笔艳荡而工，七绝尤长，著称于世。她１５岁时就被镇将韦皋召令侍酒赋诗，韦十分赏识她，特以校书郎奏请，虽然由于“护军未及应”而罢，但“薛校书”之名已远近流传了。自韦皋镇蜀至李德裕入川，凡历十一镇，薛涛皆出入于幕府，并以诗受知于时，当时的著名文人、士大夫如元稹、白居易、令狐楚、张祜、刘禹锡、裴度、牛僧儒、严嫒等，都乐于和她来往唱和。她暮年退居浣花溪，着女冠服，制纸为笺，时号“薛涛笺”，今日尚存她的《洪度集》一卷。她的诗多反映妓女生活与情感、男女的欢情、对幸福生活的向往等，如《谒巫山庙》：
乱猿啼处访高唐，
路入烟霞草木香。
小色未能忘宋玉，
水声犹似哭襄王。
朝朝夜夜阳台下，
为雨为云楚国亡。
惆怅庙前多少柳，
春来空自斗眉长。
还有一个名妓是关盼盼，本来是徐州名妓，后被尚书张建封买为家妓，十分宠爱。关盼盼“善歌舞，雅多风致”，白居易游徐州时，张曾宴请过他，并命盼盼侍宴承应。白居易曾赠诗赞曰：“醉娇胜不得，风袅牡丹花。”几年后，张逝世，归葬东洛。而彭城有张氏旧第，其中有小楼名燕子，关念旧爱而不嫁，独居此楼十多年，并作《燕子楼》三首以抒发感情，思念故主，其中有一首是：
楼上残灯伴晓霜，
独眠人起合欢床。
相思一夜情多少，
地角天涯未是长。
后来有人拜访白居易，因吟新诗，诗中有《燕子楼》三首，词甚婉丽，白问及来处，才知道关盼盼为主守节事，很是感慨，立即和盼盼诗原韵作《燕子楼》诗三首，对她的遭遇和处境深表同情。但过后不久，他又写了《感故张仆射诸伎》一诗曰：
黄金不惜买蛾眉，
拣得如花三四枝。
歌舞教成心力尽，
一朝身死不相随。
这首诗的意思是，主子既然待你这么好，你既然对他这么忠贞专一，与其孤守贞节，为什么不相随于九泉之下呢？盼盼得诗泣曰：“妾非不能死，恐我公有从死之妾，玷清范耳。”乃作《和白公诗》，诗云：
自守空楼敛恨眉，形同春后牡丹枝。
舍人不会人深意，讶道泉台不去随。
以后，她旬日不食而卒。从今日观点看来，白居易做了一件错事，“始作俑者，其无后乎”，白居易不过是用一种较为间接、隐讳的方法迫使一个妇女为主子殉葬罢了。
还有一个名妓是鱼玄机。她是长安女子，字幼微，一字蕙兰，喜读书，有才思，补阙李亿纳为妾，后来失宠了，就入咸宜观为女道士。如前所述，唐代的女道士在性方面是很自由的，她多与士大夫交往，实为一变相的高级妓女。后以答杀婢女绿翘事，为京兆尹温璋所戮。她写过一首《赠邻女》云：
羞日遮罗袖，愁春懒起妆。
易求无价宝，难得有情郎。
枕上潜垂泪，花问暗断肠。
自能窥宋玉，何必很王昌。
这首诗抒发她在性爱生活中的情怀，感伤于自己的身世，而“易求无价宝，难得有情郎”成为千古名句。这种大胆、热情、奔放、深刻的诗句虽然是妓女的口吻，但也只有历尽沧桑、懂得爱情的人才能说出。还有钱塘名妓苏小小。时语曰：“钱塘苏小小，歌声上林鸟。腰细楚王宫，杨柳摇春风。”可见她当时是多么著名了。
唐代平康妓郑举举也很出名，她为曲中都知，善令章，巧谈谐，常为诸朝士所眷，凡进士同年宴，多邀为席纠。一次有个叫刘崇的人考取了状元，处于一种“春风得意马蹄疾，一日遍看上阳花”的心情下，召聚同年欢宴，恰因举举有病不能与会，于是就叫同年李深之为酒纠，刘崇作诗云：
南行忽见李深之，手舞如蜚令不疑。
任尔风流兼蕴藉，天生不似郑都知。
由此可见郑举举当时的名声与影响。
其他如刘采春、常浩、舞柘妓女、王福娘、杨莱儿、王苏苏、楚儿、史凤、盛小藂等等，都是古籍中有记载的名妓，还有一些妓女才貌俱佳，但姓名没有流传下来，古籍中只记了平康妓、太原妓、武昌妓等，她们在唐代的性文化中占有重要的地位。
在我国古代，历来传诵“佳人爱才子，才子爱佳人。”从唐代开始，每至春闱前后，京师都会出现一次才子佳人谈情说爱的高潮。这时，不仅是文人、士大夫寻访名花的浪漫季节，也是妓女选择意中人的大好时机，往往有许多韵事传播京师。例如《开元天宝遗事》载：
长安名妓刘国容，有姿色，能吟诗，与进士郭昭述相爱，他人莫敢窥也。后昭述释褐，授天长簿，遂与刘国容相别。诘旦赴任，行至咸阳。国容使一女仆，驰矮驹赍短书云：“欢寝方浓，恨鸡声之断爱；思怜未洽，叹马足以无情。使我劳心，因君减食。再期后会，以结齐眉。”长安子弟，多讽诵焉。
在这方面还有许多可歌可泣的故事。如唐代河中府官妓崔徽因恋人裴敬中调任，不能相从，便“情怀抑郁”，乃至“发狂疾卒”。青州官妓段东美因情人薛宜僚病死竟素服哀号，抚棺一恸而卒。太原妓与欧阳詹相恋，“约至都相迎。别后，妓思之疾甚，乃刃髻作诗寄詹，绝笔而逝。”作为妓女，她们的性和爱在多数情况下是分离的、畸形发展的；但她们追求性与爱的统一，有时也能统一，不过社会的重重压力和矛盾往往使好事多磨，形成了一出出的爱情悲剧。
事实上，做了官吏的人，侍妓宥酒之宴饮，无法避免，也无虑乎诽谤羞辱。自明以迄清季，金陵夫子庙前的污浊的秦淮河，即为许多风流艳史的产生地。这个地点的邻近夫子庙畔，是适宜而合于逻辑的，因为那是举行考试的地点，故学子云集，及第则相与庆贺，落选则互相慰藉，都假妓院张筵席，直至今日，许多小报记者犹津津乐道其逛窑子的经历，而诗人学者都曾累篇盈牍的写其妓寮掌故，因而秦淮河三字极亲密的与中国文学史相追随着。
中国娼妓的风流性，文学性，音乐性，以及和政治关系的重要性，无需过分渲染。因为上等家庭的妇女不玩弄丝竹、绘图吟诗，文学程度也不太高，文人们不断寻找女性的文艺伴侣，娼妓因而培养了诗画的技能，因为她们不须用“无才”来作德行的堡垒，遂益使文人趋集妓院酒楼。每当夏夜风清，文人们静坐于画舫中听着那些来来去去的灯船上的姑娘唱着热情小调儿。在这样的环境里，文人逐多寻访这种艺妓，她们大都挟有一技之长，或长于诗，或长于画，或长于音乐，或长于巧辩。在这些天资颖慧，才艺双全的艺妓中，当推董小宛允称个中翘楚，最为一般所爱悦，后来她嫁给名士冒辟疆为妾。至其攸关一国政局兴衰者，亦复匪鲜，例如明末的陈圆圆本为吴三桂将军的爱妾，李自成陷北京，掳之以去，致使吴三桂引清兵入关，原谋夺还圆圆，谁知这一来大错铸成，竟断送了明祚而树立了满清统治权。可异者，吴三桂既助清兵灭亡明室，陈圆圆乃坚决求去，了其清静之余生于商山特建之别院中。还有李香君，她是一个以秉节不挠受人赞美的奇女子，她的政治志节与勇毅精神愧煞多少须眉男子。当时她的爱人迫于搜捕之急，亡命逃出南京，她遂闭门谢客，不复与外界往来，后当道权贵开宴府邸，强征之侑酒，并迫令她欢唱，香君即席做成讽刺歌，语多侵在席的权贵，把他们骂为阉竖的养子，盖此辈都为她爱人政敌。
中国才女的史迹，可以在薛涛、马湘兰、柳如是等几位青楼名妓的身世中找到。青楼妓女不同于一般普通放浪的卖淫妇。她须得受人的献媚报效。青楼女子经验丰富，手段娴熟，固不难略施小技，把男子压倒在石榴裙下，服服帖帖。妓女于是能让许多文人尝到浪漫的恋爱滋味；而中国妻子则使丈夫享受比较入世的近乎实际生活的爱情。有时这种恋爱环境真是扑朔迷离。至如杜牧，经过十年的放浪生活，一旦清醒，始归与妻室重叙。所谓“十年一觉扬州梦，赢得青楼薄幸名”也。有的时候，也有妓女而守节操者，象杜十娘。另一方面，妓女实又继承着音乐的传统，没有妓女，音乐在中国恐怕至今已销声匿迹了。妓女比之家庭妇女则反觉得所受教育为高，她们较能独立生活，更较为熟悉于男子社会。其实在古代中国社会中，她们才可算是惟一的自由女性。妓女之能操纵高级官吏者，常能掌握某种程度的政治实权，关于官吏的任命，凡有所说项，有所较议，胥取于她的妆闺之中。
方圆实战：朋友相交，轻天理而重人欲
古来朋友相交皆应重情轻理，但纪晓岚作为一个封建官僚，尤其是作为一个士子文人，能以情交友，真情流露，这是他天性率真，本性善良使然，也是他的一大“癖好。”
孟子讲心性工夫，首在扩充四端——恻隐、羞恶、辞让，是非。他肯定仁、义、礼、智四端的表现，皆根于人的道德心体，即本然之善性，人只要顺着四端的表现，扩而充之，则行无不善。问题是在现实人生中，因有众多的欲望，交战于心，使道德心体忽现忽隐，若存若亡，孟子对这种灵肉之战的现象，有深刻的体会，他称之为“梏之反覆”。在梏之反覆的过程中，自然形成心体与人欲之间的对立，孟子心性工夫的进一步发展，就在如何克制此对立，使道德心体能顺畅地表达。宋儒变化气质之说，是在理、欲这一层对立之外，发现了另一重的对立，此即天地之性（义理之性）与气质之性的对立。这一发现，为儒家的道德工夫论，开辟了一块新天地。
气质之说，始于宋儒张横渠，他认为人有天生的气质，美，恶，刚、柔，缓，急，偏，正，是它的属性。这些概念不是描述气质的某些特质，宋儒提出来，主要是因气质造成心体表现的障碍，是从消极面去了解它。横渠说：“形而后有气质之性，善反之，则天地之性存焉。”“善反”乃反求于心，与孟子“求放心”之义相同，指出转变气质，畅通心体的途径。
朱熹承横渠之说，对气质之性有进一步的发挥。如对气质之偏，就有较详的解说：“今人有聪明，事事晓者，其气清矣，而所为未必皆中于理，是其气不醇也。有谨厚忠信者，其气醇矣，而所知未必皆达于理，则是其气不清也。”
如何变化气质？朱熹主张从“德”与“知”同时下手。他说：“惟学为能变化气质，若不读书穷理，主敬存心，而徒切切于今是昨非之间，恐其劳而无补也。读书穷理，是扩充知识，足以使气清，主敬存心，是要从心性直接下工夫，足以使气醇，如此内外挟逼，气质日化于醇清，道德自然日进无疆。
朱熹倡导的“存天理，灭人欲”的理学信条，被纪晓岚讥讽的一无是处，他借鬼狐故事讥讽那些理学信徒口是心非，私念纷纷。对他们这种可笑面目，纪晓岚把他们揭露得淋漓尽致。
肃宁有一教书先生，喜讲程朱性理之学。有一天，一游脚僧至教馆化缘，教书先生却总不出来接待，而游脚僧也很固执，所以木鱼声不断，自早晨一直敲到中午。教书先生很恼火，赶出来责问到：“何方和尚，敢来扰乱清静？”
“多有得罪，阿弥陀佛，贫憎请求布施。”和尚于是很有礼貌地回答。
“你们本是异端，”教书先生不屑地说，“只有愚蠢的小民，才会上你们的当。我们这里全是圣贤，你别作妄想。”
和尚笑着申辩说：“佛家募化衣食，如同儒生而求富贵，同样失却本来面目，先生何故相欺？”
教书先生大怒，拿起鞭子便来驱赶，和尚只好抖抖衣服离开，却故意丢下一只布袋。
教书先生见和尚走远，摸摸这只布袋，里面全是丁当作响的铜钱，大吃一惊，心想：和尚可能再来，等一