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纪晓岚随机应变方圆之道-第33章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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方圆实战:思立掀天揭地的事功,须向薄冰上履过

    《四库全书》的编修,除了乾隆皇帝用来夸耀文治,显示自己尚文好古,博取美名而外,其编书的根本目的,是推行文化专制主义,借以巩固清王朝的统治。
    在编书的头一年,乾隆曾两次提出:编写《四库全书》时,对古籍该“毁弃”的应予毁痉,该“删改”的应予删改。第二年八月,他在给几位军机大臣的谕旨中,明确说过:凡“有诋毁本朝之语,正应乘此机会查办一番,尽行销毁,以杜绝、遏止邪言,正人心而厚风俗。”在编纂《四库全书》的过程中,凡近朝野史及明人有关奏议文集,只要内容稍有嫌疑,而对清廷不利者,也一概焚毁勿论。更有甚者,一些并不“诋毁本朝”,甚至与政治毫无干系的著述,如顾炎武的《音学五书》等,也遭到毁版的厄运,至于那些补删改的书,往往被弄得面目全非。《四库全书》的里面,凡是“胡、虏、贼、寇”一类的字眼,都一一改换。例如“胡”改为“金”,“虏”改名“敌”,“贼”改为“人”,“虏廷”改为“北廷”,“入寇”改为“入塞”,“南寇”改为“南侵”等等,此类情况,不胜枚举。
    《四库全书》的编纂过程,也是对中国古代文化的一次劫掠。据统计,在编书的十年中,仅浙江一省,就毁书二十四次,被毁书籍达五百三十八种,一万三千八百六十二卷之多。
    江西巡抚海成,仅在乾隆四十一年,就搜缴焚书八千多部。就全国来说,焚书数量之巨,实在是惊人之极!要几倍、十几倍、甚至几十倍于《四库全书》的数量。因此,乾隆焚书之甚,也堪称空前绝后,是中国历史上焚书最多的人。
    乾隆四十六年,纪晓岚经过八年殚精竭虑,全力以赴,整天手不停挥,有时竟至整日不归,终于完成了《四库全书总目提要》,将抄录入府和抄存卷目的图书,全部汇要于内,钩沉撷萃,各得起所。进呈御览之后,龙颜大悦,重重地赏赐。
    这八年来,纪晓岚也因自己的苦干,深得圣上的垂抚,官职屡屡升迁,初任总纂官时,他只是侍读一职,继而为侍读学士,不久升为京察一等,两年后便晋为内阁学士,总理中书科。
    《提要》完成,第一部《四库全书》也初具端倪,这时乾隆皇帝便为御制序文忙碌起来,这样一部旷古奇书,御制序文更极不一般,连皇帝也不轻易下笔。乾隆将纪晓岚留在宫中,要他代做,但又怕别人知道,便让纪晓岚住在御书房里,每日夜晚,两人商量,如何编制,如何措词,每每忙到深夜。
    转眼到了次年正月,纪晓岚等人纂修的第一部《四库全书》缮成,共收书三千五百零五种,七万九千三百三十七卷,装订成三万六千余册。全书封面,经部绿色,史部红色,子部蓝色,集部灰色,简目目录为黄色。全书一律用宣纸朱栏,黑笔手抄,每页十六行,每行二十一字,鱼尾下标注书名,卷次及页数,红框白口,天宽地阔,清朗美观。这部中国前所未有的大丛书,规模宏伟,卷帙繁富,保存了许多珍贵的文献,有的采自府内藏本,有的来自藏书家的进献本,有的是《永乐大典》中的辑本,弥足珍贵。
    御览之后,圣心大悦,诏令庋藏于紫禁城内的文渊阁。文渊阁内,设置领阁事、提举、直阁事及校理等官掌管,此时的纪晓岚,即被任为文渊阁直阁事,同时兼任兵部右侍郎。
    此后,《四库全书》又分缮六部,建阁度藏。盛京沈阳故宫内一阁,称“文溯阁”,圆明园内一阁称“文源阁”,热河承德避暑山庄内一阁称“文津阁”,连同文渊阁,谓之“北四阁”或“内廷四阁”。又以江浙为人文渊薮,在扬州的大观堂建文汇阁,镇江金山寺建文宗阁,杭州圣因寺行宫建文澜阁,各贮全书一部,称为“南三阁”或“江浙三阁”,允许士民赴阁,传观抄录。到乾隆五十五年,七部全书才全部缮写完成,送藏七阁。从开馆修书算起,共经历了18个年头,才告竟成功,以十数年之岁月,成如此壮观宏伟之巨构,实在是古今中外所仅见。
    编纂期间的校勘工作,费些周折。在乾隆四十三年,乾隆初览进呈的部分抄本,发现讹误很多,遂于五月二十六日批谕:“进呈各书,朕信手抽阅,即有论舛。其未经指出者,尚不知凡几?既有校对专员,复有总校、总裁,重重复勘一手经数人手眼,不为不详,何竟漫不经意,必待朕之遍览乎?若朕不加检阅,将听其讹误乎?”从此以后,校勘考核更严,经纪晓岚复勘文津阁的藏本,查出誊写错落字句,偏谬之书各六十一部,漏写《永乐大典》三部,漏写遗书八部,缮写未全者三部,坊本抵换者五部,文字舛误者一千余条。
    其他六阁的藏书,自然会有此类情形。事实上这么多的书,讹误之处在所难免。早在编纂之初,纪晓岚就意在避免差错,严格校对,处罚出现差错的纂修官和各处人员,时时有之,但防不胜防,屡屡出错。纪晓岚亲自查问,各纂修官推诿处分,不肯承认是自己的差错,尽管册簿记着某人负责某书,也不肯承认,说是:记录簿记错,张冠李戴了。纪晓岚便也作罢,不再硬逼。他在墙壁上题了一首诗:
    张冠李戴且休谈,
    李老先生听我言。
    毕竟尊冠何处去,
    他人戴着也衔冤。
    再说那些校勘官,还有一段给皇帝拍马屁的秘事:就是在进呈御览的书中,每一页的头一个字,故意写成错字,留待乾隆校阅指斥,好让皇帝显得圣明。如果错字没有被乾隆发现,那么就成为御定之本,即使校勘的官员发现,那也不敢改正了,这真是荒天下之大唐!
    也难怪事与愿违,拍马屁拍得太不是地方了。皇上发现伪谬如此众多,龙颜大怒,责令重为校正,因此负责校勘的官员,受到处分的人次,为数众多,也是罪有应得。
    总校官陆费墀,受的处分最重。文澜阁、文汇阁、文宗阁三阁藏书的面页、木匣,皇上责令由他出资装治。有了经济制裁还不算,仍下吏议夺职。这下更麻烦了,不久陆费墀便在忧愁之中死去。这时皇上又下令籍没陆费墀的家产,只剩下千金,用来赡养妻子儿女,其余的全部作为三阁藏书的装治之用。陆费墀,字丹叔,复姓陆费,浙江桐乡人,乾隆三十一年进士,改庶吉士,授编修,充任《四库全书》的总校官后,像纪晓岚、陆锡熊一样,接连升迁,初擢侍读,累迁礼部侍郎,但因校书一事,落得个家破人亡。
    陆锡熊与纪晓岚同为总纂官,虽然没有取得纪晓岚那样大的成就,但受到的处分却不比纪晓岚轻。皇上谕命将《四库全书》“重为校对”,此番的缮写之费,“责锡熊与昀分任”,陆锡熊掏了大部分,纪晓岚拿小部分。又诏令陆锡熊去奉天,校正文溯阁藏书,没等校书完工,陆锡熊便命归黄泉,死在了奉天。
    总纂、总校几人中,最幸运的还数纪晓岚。承上诏谕特准免议,但他身为总纂,在责难逃,就让他出点钱了事。直到七阁《四库全书》全部告竣时,纪晓岚的官职已升至礼部尚书。这当然是因为与他受命篡改遗诏有关。但皇上深知他勤勉于事,编纂、校正不辞劳苦。那年夏天,乾隆到总纂处巡视,看到纪晓岚脱光膀子苦干的情景,圣心为之感动。
    至于陆锡熊、陆费墀以下的校勘人员,有很多人所受的处分是很严厉的。翰林蔡葛山就是其中一员,他与纪晓岚交情很深,曾向纪晓岚发牢骚说:“我校四库书,因为讹字夺俸,实在觉得冤枉。但又有什么办法呢?这些年,白白辛苦了一场,不但得不到升迁,还把这些年积存,全搭进去了。”纪晓岚劝慰道:“事已至此,先生何必太认真?因此事受罚之多,多至几百人。您与他们相比,境况尚属不错。您不见总校陆费犀,新近郁郁而死,落得倾家荡产,人亡家败吗?先生何不想想,若非此事,那些遗书秘籍,一生还会有读到的机会吗!”“要说也是。”蔡葛山点点头,“我确有一事,深得校书之力。”
    “是哪件事?”
    “我的一位幼孙,偶然吞下一枚铁钉,郎中以朴硝等药,攻之不下。幼孙日渐弱,就在这时,校《苏沈良方》,见有小儿吞铁物方写道:‘剥新炭皮研为末,调粥三碗,与小儿食,其铁自下’。依方试之,果然炭屑裹铁钉而出。我这才知道杂书也有用啊!”说完蔡葛山欣慰地笑了。
    《苏沈良方》一书的作者,是苏东坡和沈存中,他二人是宋代的学者,都对医药很有研究,宋人将他们的药方,集成此书。到清朝初期,世上已无传本,只有《永乐大典》收其全部,纪晓岚编纂《四库全书》时,十分珍视这一文化遗产,便嘱咐纂修官王史亭,将此书排纂成帙,刊印出来,使之在世上流传下来。

方圆生活之道三:生前身后要协调
    ——《菜根潭》开篇第一则格言便是“栖守道德者,寂寞一时;依阿权势者,凄凉万古,达人观物外之物,思身后之身,宁受一时之寂寞,毋取万古之凄凉。”像我国古代民族英雄文天祥面对敌人劝降写下了气势磅礴的《过零丁洋诗》,留下了“人生自古谁无死,留取丹心照汗青”的千古绝唱。反之,像魏忠贤,和纫恍┮勒倘ㄊ频募槌寄娴常淙簧跋院找皇保丛谒篮舐涞昧松硎滓齑Φ南鲁。婵晌绞桥ㄒ皇保嗔雇蚬拧�
    而纪晓岚生前不寂寞,死后不凄凉,显然,他深谙中庸之道,较好处理了生前身后事,已经超越了《菜根谭》的处世智慧。

方圆实战:大隐于朝,为官不甘寂寞

    人说“好死不如赖活着”,其实,能“好活着”谁还“赖活着?”纪晓岚面对官场的黑暗,不仅不躲避,而且还要置身其间,不仅身处其中,而且还要谋取高位,在官场上称心如意。
    古人说:“大隐于朝、中隐于市、小隐于野。”汉武帝时期,有一个东方朔。他说:“我是在朝廷之中躲避乱世。古代的人讲求到深山老林之中避世归隐,他们哪里比不上我呢?”“在这煌煌的宫殿中,就可以避世全身,何必定要到深山之中,茅屋草庐之下。”
    纪晓岚虽是朝中大员,但他一生在经世方面,绝无大的建树。如他自己晚年说自己只是“寻常供职”、“久无建白”,然纪晓岚的一生又绝不是庸庸碌碌的,他无论在事业上还是在生活上,都是一个成功者。
    纪晓岚博览群书,在编纂《四库全书》时,几乎将中国历代有价值的书都认真阅读了。可以说,任总纂官近二十年间,使纪晓岚走进了中国文化的每一个殿堂。他从中吸取了各方面的营养。自他的曾祖父辈,他家就藏有东方朔的所有作品。少年时代的纪晓岚十分崇拜东方朔,一次,纪晓岚在读书时看到东方朔上书汉武帝却遭逮捕下狱,就对汉武帝有了不好的印象。后来编《四库全书》时,将秦皇汉武列为一类,认为都是极专制的暴君。乾隆看后大为不满,说汉武帝开疆拓土,政治清明,怎么能与秦始皇比呢?纪晓岚为此被罚俸三年。由这件事,纪晓岚对乾隆有了更深一层的认识。对东方朔这类生存方式有了心灵的期许。
    有一次他随乾隆登泰山,终于有机会到东方朔的老家去神交这位仰慕已久的古人。路过德州,德州与陵县之间的厌次(今山东惠民县)就是西汉文学家、幽默大师东方曼倩(即东方朔)的故乡。他走访东方朔少年时代的家乡后,与友人大谈东方朔,情动之下还写了一首《咏东方曼倩》诗,诗云:
    十八年间侍紫宸,
    金门待诏好容身。
    诙谐一笑原无碍,
    谁遣频侵郭舍人。
    这是咏东方朔,也是他的自我表白。
    东方朔在汉武帝身边任太中大夫,依靠他的幽默滑稽,博得汉武帝的欢心和信任。纪晓岚觉得伴君如伴虎,侍候君王,时时有招祸的危险,一言不慎,一字写错,即可铸成大错。只有借幽默诙谐,滑稽谈吐来保护自己,其中的酸甜苦辣只有自己知道!
    东方朔喜欢古书,爱好经学术数,读了许多儒家以外的奇书秘籍。东方朔刚到长安的时候,到公车府上书,写得非常长,一共用了三千片写奏章用的木牍。往皇宫里送这份奏书时,公车令派了两个大汉来抬,才勉强抬了进去。东方朔书写得也很特殊,写完这一句,下一句就换了木牍,写完再倒过来,害得汉武帝花一个月时间才读完。这一奇怪的举动并没有激怒汉武帝,反而觉得很有趣,于是下诏任东方朔为郎,让他经常在身边侍候,又经常把他召到面前谈笑。
    东方朔妙语连珠,滑稽不穷,每一次都让武帝十分开心,经常留他在宫里吃饭。吃饱后,东方朔还要将没吃完的肉全部带走,常常弄得满身油污。武帝因为喜欢东方朔,经常赏赐布匹绸缎和钱给他,每次都让东方朔挑着回去。这些钱财东方朔吃用不完,就用来在长安城中娶漂亮的少女,娶回家中满了一年,便休掉另娶,从武帝那里所得的钱财也因此而花得精光。因为东方朔行为古怪,武帝左右的侍郎和大臣们都叫他“狂人”。武帝听说后,对这些人说:“如果东方朔没有这些毛病,你们哪里比得上他?”
    东方朔有几个儿子,他通过各种门道,让自己的儿子们都当上了侍卫皇帝的郎官,并且经常奉武帝之命持节出使外国。一次,东方朔从皇宫的前殿经过,一个郎官对他说:“人们都说先生你是个狂人,是真的吗?”东方朔听了以后笑着说:“不然,不然,像我东方朔这样的人,是在朝廷之中躲避乱世。古代的人讲求到深山老林之中避世归隐,他们哪里比不上我呢?”
    东方朔喜欢喝酒,喝醉了,便又是唱歌,又是说胡话。有一次,他又喝醉了酒,坐在地上唱了一首歌,歌词说:“陆地上没有水,可我却沉没了,避世在这金马门。这煌煌的宫殿中,就可以避世全身,何必定要到深山之中,茅屋草庐之下。”
    有一年,长安城建章宫的后阁栏下面出现了一只奇异的动物,形状有些像糜,却叫不出名字。官员们将此事上报,武帝听说后,亲自跑去观看。武帝问左右群臣中那些博习经书、知识渊博的人这是什么,却没有一个人能够回答上来。武帝又派人去找东方朔。东方朔来了以后,探头看了看,便对武帝说:“我知道这东西的名字,但请陛下赏赐臣一桌美酒佳肴,臣才说出它的名字。”武帝答应了。过了一会,东方朔又说:“某个地方有公田渔池蒲苇数顷,请陛下将这块地赏赐给臣,为臣再说出它的名字。”武帝急于知道,又答应了。东方朔这才说道:“这个东西叫驺牙。远方的国家将要来归顺朝廷,驺牙就先出现以示兆。这种动物的牙齿前牙和后牙长得大小一样,分不出来,像没长牙一样,所以叫驺牙。”过了一年多,因骠骑将军霍去病的攻伐,匈奴的浑邪王果然率领着十多万人众投降了汉朝。为了东方朔的这个预言,武帝又赏赐了东方朔不少财物。
    东方朔在汉武帝身边十几年,经常上书,但汉武帝就是不重用他。当纪晓岚读完东方朔的《七谏》后,对“初放”一节大为感慨,说自己在二千年前找到了知音。
    经历了放逐新疆的曲折,面对人生的得失荣辱,纪晓岚不禁有一种苍凉感。从乌鲁木齐被召回京的那年冬天,有人拿来一幅《八仙对弈图》,求他题诗。图上画的是韩湘子与何仙姑对弈,吕洞宾、汉钟离、蓝采和、张果老和曹国舅五仙旁观,铁拐李却超然物外,躺在旁边树下石头上,枕着葫芦酣然大睡。纪晓岚觉得很有人生意味,觉得自己应像铁拐李那样,置一切世事于不顾才是最大的智慧,也是最大的幸福。
    明清之际著名学者、思想家孙奇逢有句名言:“风波之来,固自不幸,然要先论有愧无愧。如果无愧,何难淡然当之。此等世界,骨脆胆薄,一日立脚不得。若做好男子,必须经磨练。生于忧患,死于安乐,千古不易之理也。孟浪不可,一味愁闷,又何济于事?患难有患难之道,自得二字,正在此时理会。”
    纪晓岚经过卢见曾一案的牵连,经过二年多西域风霜的锻炼,洞视人间的世态炎凉,功名利禄之心大减;恃才傲物的性格为之一变,变得世故老到起来。这未尝不是一种收获。
    也可以说,纪晓岚是中国士人中少有的由聪明变“糊涂”的人之一。他以后在乾隆身边几十年,除完成旷世大典《四库全书》外,久居高位,但“一无建白”,因此“平生恒内愧”,但正是这种淡得无味的生活,才保全了文网严密、专制酷烈下一个知识分子的躯体。
    这是一个只需要英明皇帝的时代,这是一个只需要臣仆和奴才而不需要英雄的时代。多少年后,大才子梁启超入木三分地说:清代是一个不需要名臣的时代,而一旦“为名臣、为名辅、为名将,其性命之虞至矣。”
    中国古代的知识分子,极富理想主义,也以儒家的“兼济天下”为己任。但同时,他们又是实用主义者。在逆境中,往往又取老庄人生哲学以为自己的目标。大诗人白居易早年仕途顺利,“十年之间,三登科第,名入众耳,迹升清贵。”他当时在朝中任谏官,刚直敢谏,是极优秀的官员。他的“勿轻直折剑,犹胜曲金钩”之类诗句,完全是舍生取义的架式。这正是儒家入世精神的精髓。
    但白居易在开始遭受挫折,被贬到江州任司马,他反省自己的前半生,说:“三十气大壮,胸中多是非。”似有悔恨之意。后期生活,佛老思想占主导地位。他将儒家“乐天安命”、道家“知足不辱”、佛家“四大皆空”融合到一块,浮沉于宦海,成为世故的官僚。他的好友刘禹锡描绘晚年的白居易说“吏隐情兼遂,儒玄道两全”,非常确切。他虽然一直在作官,但他已经不关心朝政了,所谓“面上灭除忧喜色,胸中消尽是非心”,“世界尽不关吾事。”所谓“大隐隐于朝”,他晚年走的正是朝隐的道路,而且他晚年念佛茹素,俨然是一位居士了。
    道家学说对失意士人来说,的确有精神调节的作用。魏晋时期玄学盛行,在思想方面对儒家的权威地位进行挑战。魏晋玄学兴起的重要原因,在于官场黑暗,政治斗争残酷,士人视仕途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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