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第16节：1 大 佬（16）
一开始，金德斯利告诉诺曼，他需要英格兰银行提供300万英镑，其余200万英镑由皮尔逊和拉扎德投资银行巴黎支行等额提供。7月17日（周五），由英格兰银行最高级别管理人员组成的财政委员会召开了特别会议，会议同意拯救拉扎德投资银行伦敦支行，因为英格兰行业不允许拉扎德投资银行伦敦支行“这样知名的承兑银行”垮掉，“否则伦敦将会出现金融恐慌，其他重要银行很可能会面临一系列的困难”。根据拯救计划，英格兰银行将向皮尔逊的培生集团提供300万英镑抵押贷款，然后培生集团将这笔钱贷给拉扎德投资银行伦敦支行，这些贷款收益也只可用于重振拉扎德投资银行。还有100万英镑将由英国国内税收局（Inlａｎｄ Revenve，英联邦的税务机构，等同于美国的国内收入局IRS）提供，英格兰银行的副行长“有理由认为”余下的100万英镑将来自拉扎德投资银行巴黎支行和纽约支行。该委员会还进一步达成共识：“整件事情将不得向任何媒体曝光，预付款项不得向常务委员会报告，也不得纳入年度审计项目的预付款项中。”
到了周六，财政委员会再次召开了特别会议，英格兰银行的副行长报告了他在“前一天深夜”与培生集团主席克里夫·皮尔逊的会谈情况。皮尔逊在会谈时说，拉扎德投资银行巴黎支行已经无法支付100万英镑，因为这“会过度削弱该行的财务状况”，因此请求将巴黎支行支付的金额降低至50万英镑。这样英格兰银行现在需要支付350万英镑，否则拉扎德投资银行伦敦支行将无法在下周一营业。皮尔逊同时要求英格兰银行降低贷款的利率。“皮尔逊先生认为，除非英格兰银行能够做出这些让步，否则他们公司的董事会将不得不停止拯救计划，接受现有亏损，让拉扎德投资银行伦敦支行在周一停付债务。”副行长在报告时这样说道。
但是英格兰银行不肯让步，因此周六整日都在进行协商，当天晚上拯救拉扎德投资银行伦敦支行的计划出炉了。除了先前的各项计划外，英格兰银行将向培生集团贷出300万贡镑的款项，然后该集团向拉扎德投资银行伦敦支行提供该款项。英格兰银行向培生集团提供的贷款以培生集团的资产做抵押，也就是说，培生集团将自己作为了拯救拉扎德投资银行伦敦支行的抵押物。英格兰银行对所提供的贷款收取“惩罚性利息率”，贷款超过时限后利率将大幅提高，贷款要求在7年内还清。拉扎德投资银行巴黎支行和纽约支行为拯救兄弟银行将共同出资100万英镑，该笔支出将由银行的所有人戴维·戴维－韦尔、安德鲁·梅耶和拉扎德所有人的几位继承人提供。“很长一段时间里，”米歇尔·戴维－韦尔后来说道，“安德鲁·梅耶和我父亲都处于负资产状态，这种情况一直持续到1938年。”当诺曼要求退回拉扎德投资银行合伙人在过去5年里上交的银行收入税时，英国国内税收局提供了帮助。就在这决定生死存亡的一周里，美国国内税收局设法向拉扎德投资银行退回了100万英镑。
从其他角度来说，拉扎德投资银行伦敦支行的拯救费用是极为高昂的。第一，拉扎德投资银行伦敦支行的现有合伙人不再有任何所有权，也无法再从公司的利润中分得半杯羹。从此以后，英国的常务合伙人成为了公司雇员—他们的薪酬比其他雇员高不了多少。由于英格兰银行断定，拉扎德投资银行伦敦支行的管理不善是导致最近这场灾难的主要原因，因此它强制要求拉扎德投资银行关闭了在布鲁塞尔、安特卫普和马德里的外汇交易所。（在马德里，拉扎德的另一名交易员也进行了不正当的外汇投机。）
当融资拯救计划完成时，培生集团拥有拉扎德投资银行伦敦支行80％的股权，另外的20％则由拉扎德投资银行巴黎支行持有。但是8个月后，拉扎德投资银行的问题再次浮出水面。4月月末，在英格兰银行财政委员会的会议结束前，诺曼在会上免去了三名成员的职务，“然后向委员会的其他成员通告了一条消息，并且声明为了维护城市的信用，该消息不得向常务委员会或高级法院公开”。英格兰银行财政委员会通告的秘密消息是：“拉扎德投资银行巴黎支行现在遇到了麻烦，急需200万英镑资金以保持继续经营，但是该行为了维持信用，不能在巴黎借款。”因此，英格兰银行再次涉足拉扎德事务，向拉扎德投资银行巴黎支行提供了100万英镑的贷款，以巴黎运抵伦敦的“法国证券”作为这些款项的抵押物。美国国民地方银行在审查了拉扎德投资银行巴黎支行的“资产负债表和股东名单后”，向其提供了100万贷款，以此资助该银行。拉扎德投资银行巴黎支行急需的200万英镑就这样凑齐了。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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第17节：1 大 佬（17）
关于拉扎德投资银行再次濒临破产的风声从未向新闻界或拉扎德投资银行的对手泄露过。当时没有任何文章报道拉扎德投资银行面临的危机，这也正是英格兰银行的真正意图所在—避免大范围的金融恐慌。雨果·金德斯利是罗伯特·金德斯利的孙子，也是拉扎德投资银行的长期合伙人。他曾就此这样说过，拉扎德投资银行发生危机的消息从未向外界泄露过，这一直让他非常惊讶，不过这也正是他祖父所期望的效果。
1933年10月5日，正值51岁壮年的考德雷子爵二世—本名威特曼·哈罗德·弥勒·皮尔逊，为威特曼·皮尔逊之子—意外过世，他的遗嘱执行人要求德勤会计师事务所对子爵生前在拉扎德投资银行持有的股份进行估值。长达14页的估值报告显示，在考德雷子爵二世过世时，培生集团全额拥有拉扎德投资银行伦敦支行发行在外的股份（共337 500股），而不仅仅是该支行80％的股份。由此推知，为了解决1932年5月拉扎德投资银行巴黎支行的危机，巴黎支行所持有的伦敦支行的20％股份已经被全部转让。此外，会计报告显示，拉扎德投资银行伦敦支行对奥地利信贷银行的贷款额实际达到了20万英镑，而非4万英镑，但是能够收回的款项仅为贷款额的20％。
根据这份报告，拉扎德投资银行伦敦支行在当时的估值非常低，德勤将拉扎德投资银行伦敦支行全部股份（337 500股）的估值定为931 250英镑。这个估值是有确凿根据的：前两年的危机已经导致拉扎德投资银行巴黎支行和伦敦支行的常务合伙人失去了拉扎德投资银行伦敦支行的全部股份。
由于伦敦支行债券的发行以及欧洲经济的改善，拉扎德投资银行伦敦支行在20世纪30年代中期开始一点点恢复活力。随着时间的流逝，它所欠的英格兰银行的债务也得以清偿。
我们很难了解拉扎德投资银行纽约支行在拯救伦敦支行的行动中所发挥的作用。没有任何公开资料显示纽约支行的参与情况，仅有的线索只是英格兰银行的“秘密”会议记录，其中显示纽约支行将注资100万英镑。米歇尔·戴维－韦尔相信，弗兰克·阿尔兹切尔和纽约的合伙人们一定也应要求提供了相应的援助，但由于经济环境不佳，他们的援助相对而言就显得微不足道了。“纽约的合伙人肯定怒不可遏，”米歇尔这样解释道，“好不容易熬过了大萧条后，他们在没有得到任何解释的情况下就被要求向欧洲送钱，这肯定导致巴黎支行和纽约支行之间的气氛非常不友好。”阿尔兹切尔的许多信件都避免提及1931年和1932年间巴黎支行及伦敦支行所发生的事件。而且从1931年3月30日到1934年4月13日，阿尔兹切尔和远在巴黎、伦敦的合伙人之间确实没有任何通信联系。
但是在1931年8月10日，纽约支行和伦敦支行向阿尔兹切尔发送了一封秘密电报，这封电报似乎与伦敦支行的危机有关。电报原文使用了密码，解密后的电文充满了一种绝望的情绪：“英格兰银行对伦敦支行施以援手后的几周，在日益恶化的事态面前，我们现在所做的事情只是应急的权宜之计，而不是出于维护银行声誉的考虑。我们现状堪忧，而且我们认为改变我们当前状况的做法是极其错误的。此外，我们认为，如果巴黎支行能在刚开始情况比较乐观的时候向法国中央银行借款，然后将款项用于解救危难，那么巴黎支行的情况会大大改善。”
当时，阿尔兹切尔似乎更关注1933年新颁布的银行法—《格拉斯－斯蒂格尔法案》对拉扎德投资银行所产生的影响。大萧条中的大量银行破产事件催生了新的银行法，该法将商业银行（吸收存款的业务）和投资银行（证券承销业务）严格分开，华尔街公司要在一年的期限内决定自己的业务种类。对于阿尔兹切尔和拉扎德而言，做出决定是轻而易举的事情，因为拉扎德投资银行早已退出了商业银行业务。
将业务集中于投资银行领域之后，拉扎德投资银行于1934年9月月末在拿骚街建立了拉扎德－弗瑞斯公司，该公司专营公司和市政债券的承销和分销。阿尔兹切尔被任命为新公司的主席，来自花旗银行的斯坦利·拉塞尔则担任新公司的总裁。“我们希望拉扎德－弗瑞斯能在同类业务的发展过程中发挥相应的作用。”拉塞尔在当时这样说道。新公司的初始资本为500万美元，《新闻周刊》对拉扎德投资银行的这一举动给予了盛赞：“尽管投资银行家们抱怨1933年《格拉斯－斯蒂格尔法案》对他们的业务是一种扼杀，而拉扎德投资银行却勇敢地创办了专门承销公司和市政债券的拉扎德－弗瑞斯公司。虽然拉扎德与J·P·摩根和库恩雷波公司相比规模小得多，但是它却足以与之争辉。拉扎德的巴黎和伦敦支行更是提升了它的声望。”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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第18节：1 大 佬（18）
当拉扎德投资银行伦敦支行正面临灾难性事件的冲击时，纽约支行则忙于应对《格拉斯－斯蒂格尔法案》，而巴黎的安德鲁·梅耶则经历着从货币交易员到备受尊崇的投资银行家的角色转变，他将向政府和公司客户提供各种建议和指导。安德鲁第一次展示自己在投资银行方面的才能是在与法国制造商雪铁龙的合作业务上。由于安德鲁·雪铁龙是皮埃尔·戴维－韦尔的姐姐安托瓦内特的岳父，拉扎德投资银行在前期就已经购买了雪铁龙很大部分的股份。（在戴维·戴维－韦尔位于巴黎市郊富人区（纽利）的家里，他与安德鲁·雪铁龙第一次见面。戴维首先将自己的艺术收藏品炫耀了一通，然后告诉安德鲁·雪铁龙他想重组雪铁龙的公司，这样就可以提高公司的赚钱能力。）安德鲁·梅耶也是雪铁龙的朋友，他劝说雪铁龙将雪铁龙金融子公司SOVAC出售给拉扎德，安德鲁·梅耶的目的是将SOVAC变成一家广义的金融公司。在J·P·摩根和商业投资信托公司（CIT）的帮助下，拉扎德购买了SOVAC，将它改造成一家金融巨头后，又以高价卖给了通用电气的金融财务子公司—通用电气资本公司。安德鲁·梅耶的下一个令人震惊的举动是：将雪铁龙从大萧条的破产危机中拯救了出来。一开始，安德鲁·雪铁龙请求皮埃尔·戴维－韦尔帮助他，但是情况非常不妙，因此皮埃尔转而求助于安德鲁·安德鲁。梅耶通过公司董事会与雪铁龙最大的债权人—轮胎制造商米其林公司达成了协议，根据协议，米其林同意将所持的债权转为雪铁龙的股权。由于这样的交易在当时是闻所未闻的，所以安德鲁·梅耶在法国一夜成名，成为企业总裁们追捧的对象。
尽管安德鲁的名望在迅速上升，但一种不安的氛围从20世纪30年代中期开始笼罩着拉扎德投资银行的三家支行。伦敦支行和巴黎支行仍在为债务的支付而苦苦挣扎，纽约支行在大萧条中也疲于应付。虽然纽约支行开拓了承销业务，但剧烈的竞争导致业务利润下降。银行的大部分利润都来自阿尔兹切尔心仪的项目—对全美投资者综合基金的投资。1936年7月，皮埃尔·戴维－韦尔给阿尔兹切尔寄了一封信，其中充分反映了皮埃尔对纽约支行财务状况的担忧，尤其是纽约支行几年来一直延付投资资本4％的利息（米歇尔在多年后还会在布鲁斯·瓦瑟斯坦那里遇到同样的问题）。“您应该还记得，1935年纽约支行没有支付任何利息，而且从1931年开始纽约支行就没有全额支付过利息了。”皮埃尔在信中写道，“既然纽约支行已经挣到了钱，那么就没有理由再延付利息。可能您会负责地调查这个问题，然后告诉我们您的看法。我们已经注意到，‘合伙人撤资’项下的数额在一段时间以来一直在大幅增长，我认为您对此应该提供财务解释。鉴于针对外国人的新税法条例，我认为拉扎德投资银行纽约支行的整体财务问题值得我们认真考虑。”9天后，阿尔兹切尔做了回复，他在回信中告诉皮埃尔，他正在寻找问题的答案，但是他不愿意将这些答案写在信纸上，因为“有些问题的性质特殊，最好不要通过信件简单地加以解决”。
阿尔兹切尔让合伙人阿尔伯特·福施研究皮埃尔信中所提出来的问题。福施的回答是，4％的资本年度利息支付已被分成2。5％和1。5％两部分。“之所以分成两部分是出于财务原因，而且利息源自先期赚得的利润。”他在信中写道。然后他还进一步阐释了他对协议的理解—2。5％的那一部分利息“在合同到期前可以不支付，公司获得的利润中要保留足够的数额，以备支付这部分延期支付的2。5％的利息”。
拉扎德投资银行纽约支行不会即时偿付利息的行为让戴维·戴维－韦尔很不满意，这也恶化了该家族本已相当窘迫的财务状况。戴维在1898年娶了伦敦银行世家财产的继承人佛洛拉·拉斐尔为妻，夫妇俩定居在纽利。在那里，他们建了一幢巨大的别墅，戴维还在此继续自己十来岁时培养起来的对艺术的热爱和追求。戴维的孙子米歇尔曾说过，除了战争年代，戴维在生命中的每一天都会为自己或某个博物馆买入或卖出一件艺术品。他每天的第一件事，就是到艺术走廊去散布，或者安排在办公室里会见某个艺术品商人，直到这个商人离开之后他才会开始一天的工作。拥有巨额财富以及高度的艺术敏感的戴维在1923年成为了巴黎卢浮宫的主要赞助人，当时他52岁。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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第19节：1 大 佬（19）
但是拉扎德投资银行在20世纪30年代早期所经历的危机以及纽约支行发放红利的长期不足，最终导致戴维·戴维－韦尔开始在财务上吃紧。到了1937年2月，在毫无预兆的情况下，戴维做出了一项骇人听闻的举动，他宣布将大部分著名的油画、素描画及雕塑等收藏品以500万美元的价格出售给维尔邓斯登。这个数目在当时称得上是艺术界有史以来最大的一笔—相当于现在的7 000万美元。不过这些藏品确实物有所值，因为这些都是世界顶级的18世纪艺术品。这次卖掉的藏品包括了60幅油画、150幅素描、50件雕塑以及几幅蜡笔画，被称做是“私人持有的法国最重要的18世纪艺术藏品”。当时《纽约时报》登载了一篇关于宣布藏品卖出的文章，但是文章对戴维的这一举动没有给出任何解释。丹尼尔·维尔邓斯登在家族回忆录中给出了这样的说法—戴维·戴维－韦尔之所以出售这些藏品，完全是因为他家里面放不下这么多的艺术品，而且他希望能收集更多现代作品。“他在墙壁上腾出位置来了，” 维尔邓斯登这样写道，“然后他又开始了收集。”
而米歇尔·戴维－韦尔道出的真相则没那么浪漫了。1937年，拉扎德投资银行伦敦支行的财务状况变得非常糟糕，戴维－韦尔家族失去了伦敦支行的股份，那20％的股份转由培生集团持有。再次买入20％股份的价格约合500万美元—即戴维－韦尔从维尔邓斯登那里得到的金额。尽管戴维·戴维－韦尔在当时做出了巨大的牺牲，但是他对拉扎德投资银行伦敦支行高达500万美元的投资在日后发挥了关键作用，正是因为这一举措，米歇尔才能在1984年通过交易控制拉扎德投资银行的三家支行，并于2000年将其合并为如今的全球性金融机构。而且，再次购入的拉扎德投资银行伦敦支行的股票本身也相当有价值。
截至1938年1月1日，拉扎德投资银行纽约支行宣布合并旗下刚成立三年的证券承销公司，成立一家新型合伙公司，新公司仍叫拉扎德－弗瑞斯公司。后人称这次合并是“一次合乎逻辑的发展，能更好地满足证券业务所需的各项条件”。拉扎德－弗瑞斯公司的办公室集中在百老汇120号公正大楼的第二层，而且公司在芝加哥、波士顿和费城共有三家分支机构。公司有7位合伙人，其中阿尔兹切尔是领导者，但是皮埃尔·戴维－韦尔对阿尔兹切尔领导下的纽约支行的业绩一直持怀疑态度。1938年6月，皮埃尔乘船来到纽约，在那里他与阿尔兹切尔讨论了公司的业绩问题。“我们都认为合伙人太多，我们必须减少合伙人的数量。此外，你、我还有斯坦利·拉塞尔都觉得应该巩固团队的实力。经过深入的思考，我们越发坚信这些措施对建立成功的新企业将起到举足轻重的作用。”在同年11月10日的信中，皮埃尔告诉阿尔兹切尔，他将在11月26日乘坐皇后玛丽号再次来纽约。“我这次旅程的目的是当面分析我们在这些问题上的看法，然后做出相应的决定。”皮埃尔在信中写道，“我认为，你、我还有斯坦利的看法是一致的，考虑到从我6月离开时起情况一直没有发生变化，因此暂缓对这些问题的进一步处理是明智的做法。”
到1938年，欧洲笼罩在了德国军事侵略的阴云中。1938年3月13日，希�