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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嗯，说下去。”
“二姨派我去山里找到那股土匪，任务是接上关系，了解情况。”
“二姨有什么打算？”
“暂时看不出有什么具体打算。这个人做事很稳，目前好像只是想多了解些情况。”
“是不是还有点儿不想动？”
“有这种可能。潜伏了二十年，没有任何活动，自以为很有本钱了，要干自然就得干件值得的大活儿。二姨对武胜山区位置的重要性是怎么估价的，我还不知道，但另外一点我能明显地感觉到：二姨不怎么相信那股土匪成得了多大气候。”
“这就是说，短时期内不会有大举动。”
“如果我向二姨报告情况时再打点折扣，几乎可以肯定会这样。”
“既然是这样，你完全可以按正常系统报告情况嘛！”
“问题是我临时采取了一个行动。”
“你说吧。”
“武胜山虎牙峰一带共有四股土匪，它们的人员组成和政治态度互有差别。和台湾挂上钩的那股，成员中地富成分比例较大，为首的是个越狱的反革命罪犯。且不谈另外两股；还有一股，活动地区与刚说的那—股邻近，而它的组成，除了—部分刑事犯，大部分是邻近省份因派性斗争而逃出来的人，领导权也在这批人手里，为首的叫叶军，可能是化名。”
“你想利用这股土匪？”
“是的，因为我认为这是当时当地可能找到的最有利的办法。部队显然暂时顾不上管土匪的事，我们又不能听任那股与台湾挂钩的土匪活动、发展。那样将来清剿时就得付很大代价。您可能不了解那里的地形……”
“不，我了解一些。”
“那我就不再说明这一点了。”牛威将信将疑地瞥了父亲一眼，“我当时想，我的计划是必要的．但是也涉及重大的政治原则问题，需要上级批准。我觉得原来的系统不会立即做出决定，而我也不能等待……”
“你认为你的直接领导没有决断能力？”
“他不缺少这个能力，我怀疑他缺少勇气。”
“为什么？”
“因为‘文化大革命’。”
“这样笼统的说明不行。牛东贤态度严厉而语气刻板。其实他对别的下级也不都这样。这种过分，实际上还是他偏爱儿子的一种曲折反映。
“我不能指责我的直接领导。再具体一点讲，那就是‘文化大革命’对每一个人的心理都会产生影响，即使我们这个部门的人也不例外。在关系重大的问题上做出决断时，会怕犯错误，怕担责任，不敢果断做出明确决定，甚至不敢明确地向上级请示。这样就会使我失去一次不可再得的机会。”
牛东贤把烟斗从嘴角挪开一点。他心里承认儿子的话有道理．并且可以猜想到大概那个直接领导已经有过几次不敢负责的表现，只是儿子不愿明说罢了，但仍以挑剔的语气问：
“于是你就自己做出决断了？”
“当时是这样，但我留了余地，就是事后要得到您的直接批准。如果您不同意，我可以停止进行，并且取消已经达成的协议。”
“什么协议？”
“我看我还是按顺序讲。根据二姨的要求，我首先到了那股与台湾挂了钩的土匪那里，接上了关系，了解了一些情况……。
“这些情况日后你补一份报告来。”
“是。离开那里以后，我绕到了以叶军为首的土匪那里，并且和叶军进行了一次单独的谈话。我使他相信了我是一个有权威的公安人员，但又不使他感到是一个直接的威胁，只让他感到是个潜在的压力。做到这一点以后，我们的谈话就比较容易地产生了结果。就是说：叶军同意对那股台湾土匪加以监视、袭扰、削弱，如果可能就消灭他们。不过他说短期内没有这个力量。”
“你的交换条件呢？”
“承认他们这样做——如果确实做的了——是我们所希望的。”
“他们不会满足于这个笼统的说法”
“是这样。我要叶军自己提提，希望从这种‘承认’中得到什么具体好处。结果他提了三点：第一，他们希望在适当的时机能够不受审判地投降；第二，即使需要审判，也应从宽处理；第三，他希望理解他个人的苦衷。”
“当土匪的苦衷吗？”
“他说，他，还有他手下的一些人，本来都是普通群众，有的还是团员，后来参加了派性武斗，比较积极，有的打死打伤过对方的人，比如他承认他就打死过对方两个人，其中一个还是对方武斗队里的头头。再后来，对方占了绝对优势，把他们这—派彻底打垮了。他和另一些人虽然当时侥幸逃脱，但对方四处追拿他们，扬言要向他们‘讨还血债’。他们也都知道落在对方手中断无生理。叶军说，对方有些人很残暴。武斗当中，你死我活，可以理解，可是对方有一次打赢了之后，竟把被他们打死的人的尸体吊在树上练习打靶。”
“你好像有点儿同情他？”
“不！我只是客观转述他的话。任何人走上犯罪道路都有他可以说明的原因，这是您教给我的。即使是那股台湾土匪，我接触了其中几个地富成分的家伙，其实他们本来也不一定是刁顽之辈，尤其是那些地富子弟，在生产队里干活，虽说待遇有些差别，只要过得去，他们也认头。我了解了一下，他们确实比较集中地来自几个地方，而这几个地方，正是运动初期横扫牛鬼蛇神斗得最凶的地方。有人告诉我，他所在的那个县，四五天当中就打死了‘四类分子’及其家属二百七十多人，包括一个七十岁的老太大和一个不满周岁的婴儿，有十几户人家被满门杀绝。被打伤的、致残的就更多了，‘四类分子’及其家属几乎没一个没挨过打的。这个人说，他如果不跑出来，肯定会被打死，因为他知道自己脾气倔，挨打时不会下跪叩头求饶。”
“你离开正题了。”
“是。叶军讲的那些情况，我都是听听而已，因为一时我无法辨别有多少是真的，多少是假的，或者有没有夸张之处。不过，他最后有一句话，我原则上表示了同意。”
“什么话？”
“他说，他既然把国民党的土匪当敌人对待，至少应该承认他是有爱国心的。”
牛东贤沉思了片刻，结论地说：
“好吧，尽管我不完全同意你的一些具体说法，不过我不反对给叶军一次机会。如果他真能做些好事，将来自然可以将功折罪。这是我们的一贯政策，即使没有什么协议，也会这样考虑的。当然，既然建立了这种联系，你可以把它保持下去，并且利用这种联系主动做些工作，比如劝他们尽量少侵扰附近群众，有条件的话自己种点粮食、蔬菜。”
“他们已经这样做了。叶军带我去看过他们的稻田和菜园。”
“嗯，总之，他们欠帐越少，将来算帐时咱们就越主动。有两点你要特别注意：一、不要抱不切实际的幻想，思想上始终要保持高度的警惕；二、客观上讲，他们强一些，对那股台湾土匪的牵制就会更有力些，但这要靠他们自己；绝对不允许你通过任何直接间接的方式帮助或纵容他们发展力量。”
“是。”
“这部分活动，既然这样开始了，以后就直接向我报告吧——少让下面的同志担些政治上的责任也好。我给你另外安排一个请示报告的系统，安排好了，让他去找你。你得立即回康平以免引起二姨的疑心。”
“明白了！”
“还有问题吗？”
“没有了。我立即回康平，不能去看妈妈和小弟小妹了，他们都好吗？”
“都好。”
“表弟也好吗？”
“阿昌也好。他虽然开始工作还不久，有时候显得比你还成熟些。我总觉得你比较感情用事。”
“是，我努力改。”
“噢，”牛东贤笑了笑，“这话是作为父亲对儿子说的。对了，工作谈完了，你坐下吧。坐—会儿——两分钟。你显得很累；身体还行？”
“身体很好。现在是有点儿累，不过还顶得住。我有时候整月数月地一点事都不干。”
“要坚持锻炼。不要荒疏了业务。”
“您忘了？我是工学院队体育器械保管员，这个身分正好掩护我从事业务锻炼。”
牛东贤点点头，但没再说话，似乎又在想着什么事。牛威站起来，说：
“爸，我走了。”
“不，你再等一会儿。”牛东贤叫住了儿子，但没再让他坐下，而且又想了一会儿才说，“刚才我想起了项河。他在武胜山打过游击，我了解一点武胜山的情况，就是听他讲的。他的儿子项光是你的同学，也在康平……”
“昨天我遇见项光了。”
“噢？怎么刚才没讲？”
“我原以为这些细节不必向您报告。”他简单讲了讲与项光邂逅的经过。
牛东贤一边听着一边又陷入了沉思。牛威讲完后好一会儿，他才下了决心地说：
“这事我很为难。不过幸好……”他原想说幸好你是我的儿子，但终于没说出来，留给牛威自己去理解，“幸好你还可靠。项河的案子与你无关，你不要问，甚至也不要做任何猜想。你可以这样理解，由于某种个人的原因，我承担了照顾和保护他的家属、子女的义务。”
“您可以不必告诉我为什么，只告诉我要我做什么和怎么做。咱们这个部门不是经常这样的吗？”
“噢，不仅仅是这样。你还必须做到，不能让任何人，就是说除了你和我之外的任何第三个人，知道这件事。还有，这个任务也不在我们的正式计划之内。”
“我理解您的意思是除了当面请示报告，不得在任何系统的请示报告内提到这件事，是这样吗？那么，您得给我一个原则，然后我有权在这个原则范围内相机行事。”
“在不使任何人能感觉到我们在照顾和保护项河的家属子女——我提醒你，那会严重影响项河的案子，给党和国家的利益造成巨大损害！在这个前提下，你尽量照顾和保护项光。”
“做到什么程度？”
“最起码的人身安全。其它的不必管。”
“那么要不要劝他或者强迫他退出文化大革命的两派斗争？他可能在武斗中被打死，事实上已经受过一次伤了。如果他所在的一派输了，还可能……”
“这些暂时都不要管。如果因为这些出了什么事，那是应该由他自己负责的，对我们来讲，可以与遇到偶然车祸一类的意外灾害一样看待。总之，除非遇到直接危及他生命的紧急情况，不要让他感觉到我们在关心他。”
“明白了。”
“好，你可以走了。”
牛威确实明白了他应该做什么和怎么做。可是，如果他不是在这个部门，他决不可能说他“明白了”。他为这个任务一下子增加了不少的工作量，因为他在一般情况下需要大体上掌握，而在必要时得随时知道此刻项光正在什么地方，在干什么，有没有危险。可是如果不算武斗，天晓得项光会有什么危险！在这个部门里，“保护”这个词作为任务时是有确定含义的，那就是在保护对象遇到巨大危险时，你得准备必要时为此献出生命。可是项光似乎根本不存在这种危险，哪怕是潜在的。如果父亲了解某种这类可能性，即使不能明说，按理也该有所暗示。可是父亲没有任何暗示，他也就不好多问。他的任务就是执行；回去以后，他将把项光置于他的视野之内……
而牛东贤对于这一点是很明白的。他自己也感到了其中的矛盾之处。可他还是决定宁可委屈一下自己的儿子，以免项河的儿子遭到任何意外的危险。他甚至在内心深处欣然承认他也是在感情用事，正如他对儿子所批评的那样。做这个工作弄到一点感情都没有了未必就好。前不久他极秘密地去那个不为人知的地方见了项河一面。项河明显地有些憔悴、苍老了；但心情很坦然。项河津津乐道地讲起正在如何钻研他管过的那个兵种的当代先进技术装备和作战指挥方式，却一句都没问及他的妻子儿女。当牛东贤主动说：“陆漫和项光、项真都不错”时，项河只是默然了片刻，就又说起别的事。这使牛东贤的心情反而更沉重。他觉得即使没有明显的必要，也应该再多做点儿什么，何况过去对项光确实没怎么管，只是通过阿昌从项真那儿了解一点概况，无非是项光写给母亲和妹妹的信里讲到的那些，难免有报喜不报忧的地方。社会很动荡，康平问题复杂在中央也是挂了号的，武胜山出了土匪……这些都使牛东贤心里不塌实。不怕一万，就怕万一。万一项光有什么闪失，可就不好交待了。他必须保证项河的妻室儿女万无一失才行啊！
即使从个人讲，也得对得起项河才行。
由于工作性质的关系，牛东贤几乎没什么私交。项河是少数几个例外之一。那一年，牛东贤率领十几名精选出来的干部，穿过敌占区，到一个新开辟的根据地去建立他这个部门的工作。除了一些绝密文件，他们还携带着一些专用器材。这些器材也绝对不能落在敌人手里，不仅因为它们珍贵，更因为那会使敌人借以分析出我们的水平和方法。大规模武装护送反而招惹敌人的注意，他们由一条地下交通线负责护送，一站接一站地把他们秘密地送到目的地。这条交通线通常很可靠，事实上出事的不是交通线，而是因为偶然遇上了事先不知道的敌军临时换防。开头他们并未被敌人发现，只是被裹在了这个区域里，前后左右都有来往换防的敌军，他们只好原地隐蔽，可是这样也并不安全，特别是时间越长，危险就越来越大，随时都可能因一些偶发事件而暴露。隐蔽了三天以后，敌军换防仍无结束迹象，牛东贤觉得不能再干等下去了，决定冒险发报向上级告急，用尽可能短的电文，并且不重复，不等回电。他估计对了：敌人正在行军当中，总算没有察觉附近还有一个电台在发报。这一天太平无事，可是转天下午到底暴露了。村里一个坏家伙躲过了封锁岗哨，溜出去向敌人报告，说村里住着几个共党的“便衣”。幸好这里离战区较远，敌人错误地以为是些地方干部，派了两个班来抓人，结果只回去了不到一个。随后来了一个排，又被挡在村外，督战的敌军连长才觉出了异样：“便衣”们的火力构成很怪，且枪法奇准。忙下令停止进攻，亲自骑马去追已经走出三十里远的营部报告。这时天已傍晚，又不能准确判明“便衣”们究竟是什么人，决定一面向团部报告，一面让那个连，再就近联络附近一个连，先把那村子包围起来，等团部的命令。
夜幕降临，两连敌军在村外拉了个包围圈。点起了一堆堆的簧火。这时牛东贤已经下达了准备后半夜突围的命令。从敌人没有急于组织大量兵力进攻，他估计自己的“身分”还没有暴露。他也估计到敌军在行军途中应变速度不会很快，实施包围的兵力不会很多．也不一定很认真。突围应该是不成问题的，虽说可能会有一点伤亡。他真正担心的是突出去以后怎么办。包围圈外还有大片的敌军换防区域，而且情况不明，如果撞上一股敌军就打一阵，那是很危险的。但他不能不做这种思想准备。他必须在突围前把文件和器材全部销毁。这上面不能存有丝毫侥幸心理，不管他是多么舍不得！
午夜过后，他下令集中文件和器材。
就在这时，一个干部跑来报告：根据地来人了！
来人一共三个。两名年轻战士，另一个二十多岁，瘦削的身材，瘦削的脸，一双不大的眼睛炯炯有神，目光像锐利的长锥子。
“我叫项河，”他自我介绍，把手伸给牛东贤。一个战士补充说：
“我们的副司令员。”
“常虹。”牛东贤一面握住项河的手，一面说出自己的代号。
这以后的事情，几乎一点都没让牛东贤操心。队伍拉到村边项河指定的地点，项河的战士打了一颗暗绿色信号弹，敌军包围圈后面几个方向同时响起了枪声。队伍跟着项河冲出去，很快就遇到了从外向里突进来接应的我军。此后这支约四十人的部队一直把牛东贤的人保护在中间，以强行军的速度疾走。牛东贤走在人群当中，看到这支队伍不时与一些部队会合，又听到项河发出种种命令，把那些部队派往不同的方向，有时自己也改变一下行进的方向。在这支队伍的前后左右，时远时近，常常突然响起一阵枪声，有时还很激烈，但时间都不长。而这支队伍本身却始终没有遇到过敌军，直至天亮以后，队伍在一片小树林里停下来休息，项河过来告诉牛东贤：已经脱离敌军换防区。
牛东贤后来听说，这是上级接到他的告急电以后做出的紧急安排。项河所在的根据地，是离牛东贤当时所在的地点最近并有足够兵力去接应救援的根据地。接到上级‘不惜代价务必将小队安全接出”电令以后，项河组织了一个大金字塔型的接应阵：以一个团的兵力向前伸出五十公里，三点一线摆开；再以一个营的兵力分散在前伸五十至一百公里段内；最后以一个连的兵力直接投入行动，以排为单位机动作战，并以其中的—个排进村接出小分队，这个排就由项河亲自率领。不到三十个小时，走路一百二十公里，接近目标时发现敌军已包围了那个村子，项河又当机立断做了突围接应的部署，并且亲自带领两个警卫员进村联络。
牛东贤可以感念项河的解救之情，也可以不感念，因为项河有义务执行上级的命令，项河自己正是这么说的。然而项河在这次行动中所表现出的个人品质，从巧妙的指挥到从容的气度，甚至包括那可能不是很必要的身履险地的勇敢精神，都给牛东贤留下了深刻的印象，成为一种个人对个人的赞赏和认同。
他们再度重逢，已经是在庆祝建国五周年的天安门观礼台上了。
“我刚从朝鲜回来。”项河说。
“听说了，在搞一个新兵种，是吧？”
“真是消息灵通人士呀！可你老兄的消息我一点儿都听不到。在干什么？”
“比不上你哟！我只能打打杂。”
项河会意地点点头，表示知道他还在干老行当。
天安门前的广场上红旗如海，募地又从旗海中腾起一片五彩绽纷的浪花，几千只五颜六色的气球升上碧空，紧接着又是大群的鸽子腾空而起，扩音器里播放着苏联歌曲：