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至于刘文典和蒋介石见面的情景，当时的南开学生刘兆吉在《刘文典先生遗闻轶事数则》中回忆：
因有怨气，见蒋时，戴礼帽著长衫，昂首阔步，跟随侍从飘然直达蒋介石办公室。见蒋介石面带怒容，既不起座，也不让座，冲口即问：〃你是刘文典么？〃这对刘文典正如火上加油，也冲口而出：〃字叔雅，文典只是父母长辈叫的，不是随便哪个人叫的。〃这更激怒了蒋介石，一拍桌子，并怒吼：〃无耻文人！！你怂恿共党分子闹事，该当何罪？〃刘文典也应声反驳蒋介石为不实之词，并大声呼喊：〃宁以义死！不苟幸生！〃躬身向蒋碰去，早被侍卫挡住。蒋介石又吼：〃疯子！疯子！押下去！〃
刘文典被押进大牢。蒋介石还扬言要〃解散安大〃。章炳麟书赠刘文典的对联这件事在教育界引起很大震动，安庆大中学生举行示威，各地进步人士也来电来函声援。后来，经蔡元培等力保，陈立夫从中斡旋，蒋介石在强大的社会舆论压力下才不得不将刘文典释放，但附前提迫令刘文典〃即日离皖〃。
刘文典离开安大后，于次年初拜访他的老师章太炎（炳麟），并向老师讲述了安大事件始末。章太炎听罢，十分欣赏刘文典的气节，抱病挥毫写了一副对联赠之：〃养生未羡嵇中散，疾恶真推祢正平。〃赠联巧妙借用汉末狂士祢衡击鼓骂曹的典故，颂扬了刘不畏强暴、嫉恶如仇的气节。
有关刘文典安大事件，鲁迅和胡适在文章中都有记载。1931年，鲁迅在《知难行难》一文中曾经提到，他说：〃安徽大学校长刘文典教授，因为不称〃主席〃而关了好几天，好容易才交保出外。〃在评述刘文典的同时，鲁迅还幽了胡适一默：〃老同乡，旧同事，博士当然是知道的，所以〃我称他主席！〃〃1939年4月，胡适在《人权与约法》一文中也提及刘文典事：〃又如安徽大学的一个学长，因为语言上顶撞了蒋主席，遂被拘禁了多少天。他的家人朋友只能到处奔走求情，绝不能到任何法院去控告蒋主席。〃鲁迅和胡适因作文的目的不同，在叙述刘文典事件的细节上有出入，但是无论怎样，刘文典和蒋介石发生直接的冲突却是一个不争的事实。好一个刘文典！
二、〃宁可被飞机炸死，也不能缺课〃
1938年5月，刘文典悄悄告别家人，离开北平孤身南下。在朋友的帮助下，刘文典通过英国大使馆人员买到船票，经香港、海防，辗转来到昆明，在西南联大任教。乱世飘零，征途险阻，一路备受艰辛。数月后，刘文典的妻子张秋华携次子刘平章乘法国邮轮，绕道河内来到云南。战乱漂泊，举家终得团聚，相对凄然。对于此次孤身南下的心理状态，刘文典曾在给梅贻琦校长的信里有过透露，他说：〃典往岁浮海南奔，实抱有牺牲性命的决心，辛苦危险，在所非计。〃由此我们可以得知，刘文典逃离北平，前往云南，不仅不是一次愉快而惬意的旅行，而且还冒着极大的生命危险。刘文典离开北平前，内心有没有惶惑和恐惧，他没有留下文字，我们也就无法得知。但以人之常情推测，在战乱时期，孤身离家，冒着生命危险飘泊千里前往云南，无疑是需要极大勇气的。此时对刘文典而言，〃生我所欲也，义亦我所欲也〃，〃两者不可兼得〃的选择必然是〃大丈夫舍生而取义〃。对认为〃国家民族是大节〃的刘文典而言，这是太自然而然的事情。国破家亡，乱世流离，逃难途中的刘文典想必也是感慨万千，后来刘文典在《庄子补正·自序》中说〃五稔以还，九服崩离，天地几闭。余复远窜荒谷，公私涂炭，尧都舜壤，兴复何期。以此思哀，哀可知矣〃。语句中包含国破家亡之悲痛。
抗战时期，西南联大教师们的生活条件十分恶劣，不少教授连粗茶淡饭都难以为继，为养家糊口而到处兼课，就连像闻一多这样的知名教授除兼课外，都还得为人治印换取润金来维持全家生活。西南联大的吴大猷教授曾回忆当时的艰苦生活说：〃累不必说了。皮鞋走石子铺的路一天来回二十里，不几天便要打鞋掌。更苦的是袜子。那时我有一条黄卡叽布的裤子，膝盖都补上大膏药或补钉。在学校里有些人穿的会好些，但不管谁穿什么，也没有人觉得奇怪。〃与其他教师一样，此一时期，刘文典的家庭生活也很艰难。刘文典曾在给梅贻琦校长的信中提及自己此时的生活状况：〃两兄既先后病殁于湘西，先母又弃养于故里，典今年日在贫病交迫之中，无力以营丧葬。〃于西南联大任教期间，刘文典全家的基本生活甚至都到了难以为继的地步，传说当时李鸿章之孙李广平居昆明，他和刘文典是同乡，有点远亲，性情也相投。刘文典时常〃难以为炊〃，就书〃刷锅以待〃四字差人送到李府。李广平立即〃雪中送炭〃，帮他解困。有一年除夕，刘文典全家竟然无米下锅，幸得学生送米接济才勉强度过了新年。尽管生活如此艰难，刘文典仍心牵天下，他曾写有《移居西庄舍南有流水松竹》一诗，诗中有云：〃极目关河馀战骨，侧身天地竟无心。寒宵振管知何益，永念群生一涕零。〃有一次在课堂上学生问刘文典：〃怎样才能把文章写好？〃刘文典回答说只要注意〃观世音菩萨〃就行了。众学生不解，他加以解释说：〃〃观〃是要多多观察生活；〃世〃是要明白社会上的人情世故；〃音〃是文章要讲音韵；〃菩萨〃是要有救苦救难、为广大人民服务的菩萨心肠。〃
抗战时期，为避日机轰炸，西南联大教授们都散居各地，大部都迁居乡村。教授们每天到校上课，都须长途步行，而且上课期间还须时刻警惕日机轰炸的危险。任教西南联大期间，刘文典避居市郊官渡，离学校较远，每次上课刘文典都须步行到校。正如他在写给梅贻琦校长的信中所言：〃自千年寓所被炸，避居乡村，每次入城，徒行数里，苦况尤非楮墨之所能详。〃尽管如此，刘文典却从不缺课。他说：〃国难当头，宁可被飞机炸死，也不能缺课。〃从这一细节我们可以看出刘文典对教学的态度，而与此相关更让人感慨的一件事则是：解放后，刘文典年事渐高，云南大学为了让他集中精力进行学术研究，一度没排他的课，但他坚持要上课，并声色俱厉地说：〃教授怎能不教书？不教书就是失职！〃
……
刘文典小传
刘文典（1889…1958），著名教授、学者。字叔雅，原名文聪，笔名天明等。安徽合肥人。祖籍怀宁。
刘文典幼年被送进教会学校读书。1906年入安徽公学，师从陈独秀、刘师培。1907年加入同盟会。1909年东渡日本，就读于早稻田大学，同时随章太炎学《说文》。居日本期间，爱国主义思想日趋成熟，参与编辑同盟会的机关报《民报》，宣传爱国思想和反清纲领。辛亥革命爆发后，刘文典回国，在上海同于右任、邵力子等办《民立报》，任编辑兼翻译，以刘天明为笔名发表了一系列宣传民主、反袁的文章。1913年袁世凯派人暗杀宋教仁、范鸿仙，两人身亡，刘文典也手臂中弹，但所幸未有大碍。〃二次革命〃失败后，孙中山流亡日本，刘文典也于是年再渡扶桑，参加了孙中山的中华革命党，并任孙中山的秘书，积极从事反袁活动。袁世凯倒台后，军阀混战，辛亥革命成果被葬送。刘文典感到苦闷、彷徨和失望，从此毅然远离政治，立志从事学术研究。1916年从日本回国后，由陈独秀介绍到北京大学任教，时年27岁，由此开始了他的著书立说生涯，直至终老。
从1916年开始，刘文典就担任《新青年》杂志英文编辑，介绍叔本华等哲学著作，译有《进化与人生》、《进化论讲话》、《生命之不可思议》等。1927年夏，受安徽省政府之邀，积极筹备安徽大学的建校工作。第二年，刘文典担任法学院院长兼预科主任，行校长之职。1928年11月，因当面顶撞蒋介石，他险遭枪毙，后被释放。1929年，他回到北京，任北京大学教授。不久，应清华大学校长罗家伦之邀任清华大学中文系教授，并一度代理过中文系主任。1937年〃七七事变〃爆发后，北平沦陷，刘文典未能及时随学校转移到后方，整日闭门不出。1938年下半年，他辗转来到昆明西南联大中文系任教。1943年，因故被解聘，转而执教云南大学文史系。解放后，刘文典继续在云南大学任教，先后开设〃温李诗〃、〃杜诗研究〃等课程，还主持杜甫研究室，被评为国家一级教授。
1958年7月15日，刘文典因肺癌在昆明病逝，终年67岁。
丰子恺：〃为护生而抗战〃
丰子恺是我国现代著名画家，也是现代文学史上杰出的文学家。丰子恺用诗一般的笔致将儿童的真和美留在他的漫画之中，在他的散文中任何琐屑轻微的事物也都被他赋予了一种独特的风致。他是个多才多艺的人，擅长书法，精通音乐，被称为〃现代中国最像艺术家的艺术家〃。丰子恺是真正的艺术家，有艺术家的直率，更有艺术家的气质和风骨。美学家朱光潜先生曾评价丰子恺说：〃子恺从顶至踵是一个艺术家，他的胸襟，他的言谈笑貌，待人接物，无一不是艺术的，无一不是至爱深情的流露。〃丰子恺受佛家思想的影响很深，他是超脱出世的，能够看穿人世的一切。他钟情于人间的宁静和肃美，在他的心目中，最高的位置是儿童和自然。因此丰子恺作品的日文译者曾说道：〃如果在现代要想找陶渊明、王维那样的人物，那么，就是他了罢。〃
一、〃尽载一切众生，开到永远太平的地方〃
战争剧烈地改变着社会，世间所有的一切都因为战争而处于失衡的状态。当然，战争也会改变处于其中的每一个个体的生命轨迹。应该说，抗战之前的丰子恺并不追踪社会的热点问题，他并不是一个热心于政治的革命家；我们甚至可以说战前的丰子恺于社会是隔膜的，他全身心地融入自己的艺术世界中，吟诗、作画、饮酒……在童真和自然的天地里他充分感受着人生的真谛和生命的乐趣。我们可以这样说，抗战之前的丰子恺是有几分出世的，丰子恺故居他是不食人间烟火的都市隐者。但战争却改变了这一切。在抗战爆发之后，丰子恺的生命轨迹发生了什么转变？在民族存亡的危急时刻，他的目光停留在哪里？何处是他的牵挂？
抗战爆发以后，过去集中在都市的艺术家、作家开始奔向抗战的后方。尤其是在上海战役爆发之后，文化人纷纷南下。但是，此时的丰子恺却并没有加入这支南下的文化大军，而是举家由杭州搬迁至他的故乡石门湾。对于一个在战前几乎是不问世事的艺术家，在此时有如此行为当然也是自然而然之事。对于自己的行为，丰子恺后来解释其中的缘由说：〃第一缘缘堂（丰子恺故乡寓所名）是安息之所，归宿之处，温暖安逸的趣味，使我难以割舍。与其死在野外，不如与他同归于尽，一时大家舍不得抛弃这些累赘之物。第二，石门湾本地人就误认这里是桃源。谈论时局，大家都说这地方远离铁路、公路，不会遭兵火。况且镇小得很，全无设防，空袭也决不会来。〃从这里我们可以看出，战争伊始，丰子恺并不想因战争而改变自己的生活，当然更谈不上参与实际的抗战活动。或许此时丰子恺只是准备做战争中的隐民，在战火纷飞中继续营造自己温馨的世外桃源。尽管汉口和四川的朋友不断写信给丰子恺，让他早日离开处于战火中的故乡，但此时的丰子恺却还沉迷在温馨田园生活的幻梦中，他不愿意离开他生活的这片土地，不愿意离开他亲手建造的带给他无限快乐的家园。1937年阴历九月二十六日是丰子恺的40岁生日，这时相距不远的松江已经失守，嘉兴也已经是炮火横飞，但处于乡村的石门湾表面却平静如初。此时的丰子恺显然还没有清醒地意识到战争意味着什么，尽管他知道中日战争已经开始，但他却总觉得这场战争相隔自己很遥远。因此，即便在此时，丰家还是在为丰子恺做寿。〃糕桃寿面，陈列了两桌；远近亲朋，坐满了一堂〃。堂上高烧红烛，室内开设寿筵，充满了一派祥瑞之色和祝贺之意。作为一个深受佛家思想影响，具有出世思想，追求无拘无束、自然适意的日常生活境界的艺术家，抗战始发，沉迷在自我营造的幻影中，有此种行为我们也完全能够理解，毕竟他还没有亲身感受到战争的来临。丰子恺后来也反思过自己当时的行为，他说：〃上海南市已成火海了，我们躲在石门湾里自得其乐。今日思之，太不识时务。〃幻梦毕竟只是幻梦，丰子恺最终还是会觉醒，正如柯灵在《抗战中的丰子恺先生》中所说：〃在前线流血的，在后方流汗的，在没落的涡流中挣扎的，在敌人的裤裆下扮鬼脸的，映照之下，嘴脸分明：有血型的这边来，缺人性的那边去。中间隔着一条抗战的鸿沟。〃在无情的战火中，哪里都不会有温馨的桃源。
1937年11月16日，跟往常一样，丰子恺继续着自己平静的家居生活。这一天丰子恺正在缘缘堂阅读《日本帝国主义侵略中国史》，他准备将日本侵略中国的无数事件用漫画的形式表现出来，编一本《漫画日本侵华史》。可就在这一天下午，丰子恺的家乡石门湾这个毫无军事设施的江南小镇，也成了日寇屠杀的战场。日机对石门湾狂轰滥炸，当场炸死三十多人，伤无数，其中有一颗炸弹是对准缘缘堂而投下的，万幸的是，丰子恺的家人都只是受了惊吓，皆平安无事。丰子恺回忆说：〃我们的房子最高大，最瞩目，犹如鹤立鸡群，刽子手意欲毁坏他。可惜手段欠高明。〃严酷的现实使丰子恺彻底清醒了，他终于明白，在无情的战火下，缘缘堂并不是温馨的桃源，他的桃源幻梦彻底破灭了。在现实的刺激面前，丰子恺决定不做日军铁蹄下的顺民，尽管舍亲别友，举家逃亡需要极大的勇气，但丰子恺依然决定〃我决定到长沙！否则半路转入沟壑！但绝不愿居浙江！仙居也许比长沙好，但我决定要到长沙〃！眼见的人间惨剧使丰子恺回到人间，尽管他喜欢温暖安逸的趣味，追求自然适意的生活境界，但是当国恨和家仇一痛，怒火和炮火齐烧之时，他便不再孜孜于充满趣味的自我生活天地，而是把个人解脱和一切众生解脱相统一，将自己的命运和民族的命运联系在一起，〃宁做流浪汉，不做亡国奴〃。
11月21日，丰子恺一家携带简单的行李，与亲友们匆匆话别，登上一只小船告别了石门湾，踏上了逃难的路途。此时的丰子恺心情颇不平静。作为一个佛教徒，丰子恺具有浓烈的悲天悯人的情怀，他认为：〃真是信佛，应该体会佛陀的物我一体，广大慈悲之心，而护爱群生。至少，也应该知道亲亲而仁民，仁民而爱物之道。〃对于留在家乡的父老乡亲，丰子恺饱含着对他们的同情，〃我每次设身处地的想像炮火迫近时他们的情境，必定打几个寒噤。我有十万斛的同情寄与沦落在战地里的人〃。佛家历来强调慈悲为本，作为佛教徒，这种慈悲心也自然渗入丰子恺的精神血液中。1937年〃八·一三〃事变后，上海民众逃难由此心出发，丰子恺不能不对残暴的侵略战争表示极大的愤恨，同时他还以己度人，希望能将一切众生带到一个太平的地方，一个没有战争，没有惨剧，没有残暴的所在。在离别石门湾时，看着众多亲友乡亲脸上悲戚、惶恐的神情，丰子恺极其沉痛，他哀伤地说：〃这使我伤心！我恨不得有一只大船，尽载了石门湾及世间一切众生，开到永远太平的地方。〃在这里我们看到了丰子恺离别故乡时的悲哀和伤感，同时我们也分明感受到了炮火硝烟中佛的慈悲和梵音的空远。
二、〃还我缘缘堂〃
〃千里故乡，六年华屋，匆匆一别俱休。黄发垂髫，飘零常在中流。渌江风物春来好，有垂杨时拂行舟。惹离愁，碧水青山，错认杭州。进而今虽报空军捷，只江南佳丽，已变荒丘。春到西湖，应闻鬼哭啾啾。河山自有重光日，奈离魂欲返无由。恨悠悠，誓扫匈奴，雪此冤仇〃。这是丰子恺在抗战初期逃难途中填写的一首词，在这首词中有他离别故乡的伤感，有乱世飘零的忧伤，有对战火毁灭美好的感叹，有对人民苦难的同情，而更重要的是词的后两句〃恨悠悠，誓扫匈奴，雪此冤仇〃。这种金刚怒目式的文章风格，明显与在此之前雍容有度的文风形成极大的差异，这种文风的差异表明，抗战之后丰子恺开始了由隐士到斗士的路，尤其在获悉他的精神家园〃缘缘堂〃被毁之后。
自1937年11月始，丰子恺携全家老幼开始逃难，一路饱经流离之苦。于逃难途中，1938年2月9日，丰子恺接到朋友从上海发来的明信片，明信片上面说：〃一月初上海《新闻报》载石门湾缘缘堂已全部焚毁，不知尊处已得悉否？〃得此噩耗，丰子恺默默无言，他脑海里不断浮现出缘缘堂在炮火中蓦地参天，蓦地成空的景象。缘缘堂的被毁，对丰子恺而言是一个巨大的打击，同时也是一个巨大的冲击，当他苦心经营的人间乐园毁于一旦时，他的思想怎么能不发生转变？丰子恺的人格具有两面性，一方面他受佛家思想的影响而有出世的思想，因而对世间的一切都取冷观态度和趣味主义，他能够看穿一切，坦然自若；但另一方面，丰子恺又是一个儒家文化的传承者和感情丰富的人，他不可能真正做到对世事的冷眼旁观，摒弃对群体的关怀，他不能不具有强烈的入世情怀。家园的被毁促使丰子恺面向广阔的现实，从缘缘堂的灰烬中走出来的是一个金刚怒目式的丰子恺。他写道：〃房屋被焚了，在我反觉轻快，此犹破釜沉舟，断绝后路，才能一心向前，勇猛精进！〃此后，他用充满激情的笔相继写下了《辞缘缘堂》、《还我缘缘堂》等文章，文风为之一变，文章痛快淋漓地指斥侵略者，自豪地歌颂民族精神，表达抗战必胜的信念。在文章中他写道：〃很想剖开他们的心来看看，是虎的，还是狼的？〃〃世界上没有一个人不厌恶惨死而欢喜长寿，没有一个人不好仁而恶暴。仁能克暴，可知我比炸弹力强得多。目前虽有炸弹猖獗，最后胜利一定是我的。〃