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个人不好仁而恶暴。仁能克暴，可知我比炸弹力强得多。目前虽有炸弹猖獗，最后胜利一定是我的。〃
缘缘堂的被毁对丰子恺似乎是一个界标，他的人生态度开始由佛家的消极转向儒家的积极，他的大量散文和漫画都自觉地承担了一种爱国者的责任，自此开始，丰子恺便告别了自己冷眼旁观的隐士生活而回到人间，他的文章和图画也开始具有人间烟火，凛凛然是条汉子。
1938年4月，丰子恺来到当时的抗战中心武汉，成为《抗战文艺》编委之一，并且为《抗战文艺》的创刊号画了封面、题了签。在武汉，丰子恺的心再也平静不下来。他置身于抗日的洪流中，积极从事抗战时期的文化艺术工作，尽情发挥着他各方面的才能。柯灵在《抗战中的丰子恺先生》一文中评论此时的丰子恺说：〃他本来不是一个革命家，但战后呢，由我看来，却是很积极的了。虽然不免老朽，不曾上前线杀敌，但已经是一位民族统一战线中的可敬的战士，他勇敢，坚决，乐观，和一切的战斗者一样。作为证据的，是他一年来的行动和言论。用画面强烈地控诉了战争践踏人性摧残生命的罪恶。用惨不忍睹的画面，直接揭露日寇暴行，以激发民众的抗战热情。在另一类作品中，则表现了人民热爱和平，企盼战争尽快结束的愿望。〃
由于此时丰子恺积极宣传抗战，需常在外奔走联络，为了行动方便，他脱掉了平日惯穿的长袍，改穿中山装，神态异常活跃。此时的丰子恺与往日大家对他的印象判若两人，著名作家王西彦描述此时的丰子恺说：〃从他身上完全看不到超脱出世的样子。〃友人们戏称丰子恺〃返老还童〃，并对他说：〃如果剃去长须，完全可以冒充年轻人了！〃有意思的是，大约是这句话传开去了，有好几家报纸都登载了〃丰子恺割须抗战〃的消息。消息传开，亲友读者纷纷来信，询问是否确有其事。但事实上，丰子恺并没有剃掉他自1927年起蓄的长须，为明真相，丰子恺只得拍了一张全身照片分送诸亲友，想来此事也必定是让他哭笑不得。不过割须是假，抗战热情却是真。丰子恺曾对宋云彬、吴欣奇等友人说：〃我虽未能真的投笔从戎，但我相信以笔代枪，凭我五寸不烂之笔，努力从事文画宣传，可使民众加深对暴寇之痛恨。军民一心，同仇敌忾，抗战必能胜利。〃
三、〃以杀止杀，以仁克暴〃
丰子恺曾在《丰子恺自述》中说：〃我十年流亡，一片冰心，依然是一个艺术和宗教的信徒。〃确实，丰子恺毕生都没有割舍他的佛缘。1927年，丰子恺在缘缘堂皈依佛法，并由弘一法师（俗名李叔同，丰子恺的老师）取法号〃婴行〃，成为一名佛家居士。护生、信佛等等，往往使人联想到迷信，而丰子恺的信佛却是有着普渡众生的慈悲，他曾向人解释过自己对佛的理解：〃信佛为求人生幸福，我绝不反对。但是，只求自己一人一家的幸福而不顾他人，我瞧他不起。得了些小便宜就津津乐道，引为佛佑（抗战期中靠念佛而得平安逃难者，时有所闻）；受了些小损失就怨天尤人，叹〃佛无灵〃，真是〃阿弥陀佛，罪过罪过〃。〃对于佛法，丰子恺始终抱有虔敬的心情，他认为〃真正的佛教，崇高伟大胜于一切〃。1928年，丰子恺为预祝弘一法师五十岁生日，在上海与弘一法师合作《护生画初集》，共五十幅。由丰子恺作画，弘一法师写诗，一诗一画对照。《护生画集》与佛教的因缘十分深厚，佛教鼓吹仁爱，劝人戒杀从善的要义，在作品中得到了明显的体现。关于创作《护生画集》，丰子恺曾解释说：〃我曾作《护生画集》，劝人戒杀。但我的护生之旨是护心。不杀蚂蚁非为爱惜蚂蚁之命，乃为爱护自己的心，使勿养成残忍。顽童无端一脚踏死蚁群，此心放大起来，就可以坐了飞机拿炸弹来轰炸市区。故残忍心不可不戒，因为所惜非动物本体，意思就在于此。〃在这里我们应该可以看到，丰子恺信奉的佛教思想和战争之间是存在矛盾和冲突的。佛教教义讲求护生，讲求慈悲戒杀；而战争却又意味着暴力和杀戮。在这两者之间，丰子恺如何平衡？他又如何融合护生之旨和抗战之意？
1938年，丰子恺刚到武汉，就有朋友告诉他：〃曹聚仁说你的《护生画集》可以烧毁了。〃显然，按曹聚仁的理解，抗战时期再讲慈悲戒杀是不合时宜的，在全民抗战的激情年代就是要鼓励国民勇敢的上阵杀敌。按照这样的逻辑，《护生画集》所宣扬的佛家思想当然是不合于抗战精神的。对于此种理解，丰子恺大不以为然，他断然说：〃不可，不可！曹聚仁没有懂得护生之旨及抗战之意啊！〃对于曹聚仁的评论，丰子恺显然感到一种不被理解的悲哀。也正因为曹聚仁对他的〃护生之旨〃的不理解，丰子恺这个一向与人为善，待人宽厚的人从此与朋友曹聚仁绝交。想来当时与曹聚仁抱同样理解的人不在少数，为此，丰子恺在汉口特意写就《劳者自歌·则勿毁之己》以阐明事理，在文章中他说：〃《护生画集》之旨，是劝人爱惜生命，戒除残杀，由此而长养仁爱，鼓吹和平。惜生是手段，养生是目的。故序文说护生就是护心。……故读《护生画集》，须体会其理，不可执着其事。说者大约以为我们现在抗战，正要鼓励杀敌；倘主张护生，就变成不抵抗，所以说该书可以烧毁。这全是不明白护生之旨及抗战之意的缘故。我们不是侵略战，是〃抗战〃，为人道而抗战，为正义而抗战，为和平而抗战，我们以杀止杀，以仁克暴。〃从上面的一段话，我们可以看出，丰子恺用〃护心〃融合了佛教教义和抗战的矛盾和冲突，而这种融合事实上是把佛家的慈悲与儒家的仁爱糅合在一起。〃护生之旨〃与〃抗战之意〃究竟有无一息相通之处，我们姑且不论，但作为一个慈悲戒杀的虔诚佛徒，丰子恺能在抗战时期表明〃以杀止杀，以仁克暴〃的态度，却不能不说抗战确实改变了他的人生态度和处世方式。然而，无论怎样，丰子恺割舍不断的佛缘在战火纷飞的时代总是显得不是很合时宜，也并不是能得到每个朋友的理解，因而大家对抗战时期丰子恺的信佛总是有着种种的非议，甚至怀疑丰子恺抗战的决心。毕竟，在一般人的心目中，佛总是那么的超然物外，高坐云端冷观世相。〃佛毕竟是有灵的〃，丰子恺反复对不理解自己的朋友们说：〃现在佛已把这宗最贵重的货物交给我了。〃丰子恺拈花微笑，用一双明澈透亮的眼睛看着朋友，〃那就是不做亡国奴，就是抗敌救国。与其不得这东西而生，宁愿得这东西而死，你们还不理解我么？〃
四、〃艺术的逃难〃
丰子恺曾在《为青年说弘一法师》一文中谈及弘一法师对他的教诲，〃念佛不忘救国，救国必须念佛。
……
丰子恺小传
丰子恺（1898…1975），浙江桐乡人。原名丰润，自名丰仁，号子凯，后改名子恺。现代散文家、画家。丰子恺受佛教影响较深，曾作《护生画集》寓以佛家护生戒杀之旨。丰子恺漫画常以儿童生活作题材，造型简括，画风朴实。其散文清新流畅，感情真挚自然。17岁入浙江省立第一师范学校，跟随李叔同学绘画。1919年到上海，参与创办上海专科师范学校。1921年东渡日本学习绘画、音乐和外语。1922年回国到浙江上虞春辉中学教授图画和音乐，与朱自清、朱光潜等人结为好友。1924年，文艺刊物《我们的七月》4月号首次发表了他的画作《人散后，一钩新月天如水》。其后，他的画在《文学周报》上陆续发表，并冠以〃漫画〃的题头，自此中国才开始有〃漫画〃这一名称。1924年在上海创办立达中学。1925年成立立达学会，参加者有茅盾、陈望道、叶圣陶、郑振铎、胡愈之等人。1929年被开明书店聘为编辑。1931年，他的第一本散文集《缘缘堂随笔》由开明书店出版。〃七七事变〃后，率全家逃难，先后在宜山浙江大学、重庆国立艺术专科学校任教，并从事绘画创作。1946年定居杭州。中华人民共和国成立后历任中国美术家协会常务理事、上海市美术家协会主席、上海市文联副主席、上海国画院院长等职。1975年9月15日逝世。主要著作有：《缘缘堂随笔》、《音乐入门》、《丰子恺书法》、《车厢社会》、《率真集》等。
郑振铎：〃为愚公移山之业〃
在众多的花木中，父亲似乎尤其偏爱那两株盆栽的石榴树，每当果实尚未长大红透时，他便挑选一些较大的，在上面用小刀逐个刻上自家的、亲友的、邻居的，几乎所有熟识的孩子们的名字。而当这些石榴长得像一个个小红灯笼时，上面刻的名字也嵌得深深的，像是天然生就似的。每当这时，大约总是挑个星期天吧，父亲便把所有的孩子都叫来，园子里的小桌上摆满了各色糖果和一个个咧嘴在笑的红石榴。接着，他便和孩子们一起唱啊，跳啊，做各种好玩的游戏，或是大家围坐在他四周，听他讲迷人的童话，最后他把糖果和石榴按照上面所刻的名字分发给大家。我们都异常喜爱这一时刻，后来便把这一天称做〃石榴节〃。
上面这段文字是郑振铎之子郑尔康对其父生活往事的追忆。且不论其人如何，单只这一幅画面便足以给人留下美好的印象。郑振铎为人豪爽、单纯，襟怀坦荡，他的学生廖静文回忆他说：〃他笑的那样单纯、朴实而又富于感染力，使人觉得他从来不掩饰内心真实的感情，流露出一颗胸怀坦白、是非分明的赤子之心。〃而唐？
对他的印象是：〃他热情、正直，从来不掩饰自己的感情，令人一眼就可以望到心底。我们几个年轻人，在背后常常戏呼他为〃老天真〃，赤子之心未泯，他的确显得很单纯，很天真，在熟人中间，像他那样襟怀坦率，精力充沛的，我还没有见到第二个。〃
一、〃唯有一腔正气〃
……上海沦为孤岛，所谓〃大道市政府〃成立，当时他在暨南大学教书，风传教育界有些人将出任〃新贵〃，他碰到他们，总是直言不讳，以民族大义相责，这些人也向他矢口否认，说了一套〃威武不能屈，富贵不能淫〃之类的话。他很快就相信了。过了几天，就是那些他所认为〃好的很〃、〃好的不得了〃的人，一个个袍笏登场。我去看他，他正瞪着金鱼眼，坐在破沙发上，默默的在生气。……
从以上这段唐对郑振铎回忆的文字中，我们可以对郑振铎在那一时期的心理状况有一个大致的了解。抗战爆发之后，尤其在沪战爆发之后，郑振择积极参加上海文化界的救亡活动，热情地为抗战呐喊。对于中日之间的这一场战争，郑振铎有着自己独特的理解，他认为尽管对中国来说这是一场被迫的战争，战争也是残酷的，但这场战争却能够起到净化民族灵魂的作用，促使中华民族走向新生。他在文章中写道：〃这火原是魔鬼放起的充满硫磺气味的地狱火，但对于罪孽深重的旧中国，却将发生以毒攻毒的效验，而尽着神圣净火的功用了。在这净火里，旧中国还未洗尽的许多污垢，都将一扫而光的被澄清。〃在人们的印象中，至少在抗战以前，郑振铎并不是一个感情外露的人，也不是一个诗情四溢、充满激情的诗人，在更多的意义上他更是一个持重周正的学者。但战争在改变着郑振铎，战争唤醒了郑振铎生命深处的激情。自抗战开始以后，并不擅长诗歌的郑振铎开始迸发出诗歌的激情，他尽情地用诗歌来表达着他难以抑制的情绪和他对战争的理解。对于自己为什么会在抗战爆发后大量创作并不擅长的诗歌，郑振铎曾在他出版的诗集《战号》中表白说：〃我不是一个诗人……卢沟桥战役的发生，给我的刺激太大……我连续写着一些〃诗〃，不顾任何的形式，只是觉得这样的写，最能够表现我的悲愤，我的热情，我的希望，乃至我的信仰，我的幻想而已。……〃诗是最能够表达情绪的，抗战爆发之后的7、8两个月间，郑振铎写了不下四五十篇诗歌，而这些诗歌的题材只有一个抗战。对于个人在民族危急时刻如何选择自己生命的方式，郑振铎也通过诗歌表达了自己的看法：〃人生莫不有一次的死，但能够有选择自己的死所的机会，却只有一个：杀敌而死，死在战场上！〃
但是，战局最终还是在朝不利于中国的方向发展，1937年11月10日，日军在上海浦东登陆，11日，日军侵入上海南市，12日，最后一批国民党军队撤离上海。除租界外，上海大部地区沦入日寇的铁蹄之下，上海沦为〃孤岛〃。对于上海沦陷的情景，郑振铎回忆说：〃〃四行孤军〃的最后枪声停止了。临风飘荡的国旗，在群众的黯然神伤的凄视里，落了下来。〃上海沦陷后，郑振铎的心情无疑是沉痛的，所有的一切在此时郑振铎的眼里都抹上了一层灰色。他在文章中写道：〃血似的太阳向西方沉下去。暮色开始笼罩了一切。〃上海沦陷之后，积极参与抗战救亡活动的郑振铎自然也就陷入危险之中。为安全计，郑振铎不得不匆忙离开了家。国破家亡自然难免凄楚之感，郑振铎曾有文字记述自己离家的情景，满怀凄凉悲怆之感：〃我带着异样的心，铅似的重，铁似的硬，急忙忙的赶回家，整理着必要的行装，焚毁了有关的友人们的地址簿，把铅笔纵横写在电话机旁墙上的电话号码用水和抹布洗去。……小箴已经有些懂事，总是依恋在身边。睡在摇篮里的倍倍，却还是懵懵懂懂的。看望着他们，心里浮上了一缕凄楚之感〃。从此以后，郑振铎的生活发生了重大的改变，他告别了往日平静而愉悦的家居生活，开始了长达八年的迁徙流离而孤独凄苦的生活。在迁徙流离的八年里，有一个细节很值得我们注意，自从匆忙离家之后，郑振铎就脱去了一贯的西服皮鞋，换上了青布长衫和圆口布鞋，这种生活上的细节或许也是郑振铎一种民族意识的表现吧。
上海沦为〃孤岛〃之后，郑振铎明白，作为一个手无寸铁的书生，手中的笔就是他的武器。因此，他充分发挥自己熟悉历史的特长，开始撰写一组在当时产生了较大影响的文章《民族文话》。郑振铎之所以选择在这个时候写作这样一组文章是含有深意的，在《民族文话自序》中，郑振铎写道：〃我们民族是…个慷慨悲歌，舍生取义的民族；没有一个民贼，没有一次外来的侵略，能够消灭了或减低了我们民族意识的。……气节、人格、信仰乃是三个同意义的名词，坚定、忠贞、牺牲乃是每个人所应有的精神。〃这一段〃自序〃将郑振铎此时写作《民族文话》的目的交待的非常清楚，就是以此来激发民族的信心，鼓励民族的气节。这一段话事实上也是郑振铎在抗战时期所坚守的立场以及他的信念，其语气激昂慷慨，掷地有声，当为郑振铎当时情绪的一种自然流露。
上海沦陷之后，文化界人士的处境日益艰难。1938年初，《社会日报》负责人蔡钧徒被日伪杀害，蔡的头颅还被挂在法租界总巡捕房对面的电线杆上。郑振铎的朋友，《大美晚报》经理张似旭和《华美晚报》经理朱祖同，也曾各自收到日伪特务寄来的方盒一个，内各藏一只鲜血淋漓的人手，并各附有恐吓信，说如果继续坚持反日态度，将有更〃佳〃的礼物。郑振铎友人中最先遇难的是沪江大学校长刘湛恩。刘是美国哥伦比亚大学博士，基督教徒，为人慷慨激昂，疾恶如仇，为郑振铎挚友。1938年4月7日，准备离开上海的刘湛恩在乘坐公共汽车经过静安寺路时遇刺身亡。得知友人遇刺身亡的消息，郑振铎既悲且愤。而更重要的是，当得知刘湛恩是死于某些无耻中国人之手时，单纯而耿直的郑振铎更是无法面对这一个事实。在他看来死亡并不可怕，在一场关乎民族存亡的战争中，死亡自然是不可避免的；在他心里最可怕而可悲的是在战争中一个民族的民族气节和人格的丧失。刘湛恩的死似乎在向他证实，他内心所认为的最可怕的东西正在发生，他甚至因此而开始怀疑自己对于抗战的信念。对于刘湛恩遇害后自己的反应和内心复杂的情绪，郑振铎回忆说：〃执着报纸的手因愤激而微微的抖着。1939年3月，上海汉奸团体组织的亲日游行友人里第一个为国牺牲的人，第一个死于自己人的手里的人！我不能相信：竟会有人替敌人来暗杀爱国之士的！〃〃我伤心！我失望！我悲哀！我郁郁闷闷的感到心头上有一个瘤结，化不开、消不去！我不仅仅伤心湛恩先生的死，不仅仅悲哀一个同道的伟大的人物的凋谢，我是对于整个民族的融铸为一体的抗敌的信念有些因失望而不能十分坚持了！〃
严峻的现实犹如试金石考验着每一个人。摆在人们面前的，要么是苟且偷生，甘当亡国奴，甚至出卖良心，出卖民族利益，为虎作伥；要么丢掉一切个人安危，与敌寇作殊死斗争。上海沦陷之初，对于知识分子在上海沦陷后的表现，郑振铎抱有很天真而乐观的想法，他回忆自己此时的心理说：〃也许是我的〃幼稚〃吧，我从来不曾想到过，也从来不会相信，会有人肯替敌人做事的。〃当时，郑振铎任教的暨南大学经常有学生告诉郑振铎某某教授很可疑，某某教授下水了。对于学生们私下里向他透露消息，郑振铎总是〃天真的不信赖这些〃谣言〃〃。在他看来，〃在整个民族作着生死决战的时期，难道知识分子还会动摇变节么？这简直是不可思议的〃盲猜〃与〃瞎想〃〃。我们完全可以想像，当这些所谓的〃谣言〃，最终都变成现实时，郑振铎该是如何的愤怒和痛苦。但是无论对少数知识分子败类是如何的失望和愤怒，无论处境是如何的艰难，郑振铎手迹郑振铎却一直没有改变自己的立场和信念。在他看来，作为一个知识分子，在国难中最珍贵的就是自己作为中国人的气节，无论如何也不能丢失了这个最宝贵的东西，他在日记中写道：〃我辈书生，手无缚鸡之力，百无一用，但却有一团浩然之气在。横逆之来，当知所以自处也。〃〃身处危乡，手无寸铁，所恃以为宝者，唯有一腔正气耳。〃沧海横流，方显英雄本色！
由于郑振铎是著名学者的身份，上海沦陷之后，日伪特务也一直想拉他下水。刚开始时，有一�