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后来，当小妖偶然间对悠悠提起这个蓉蓉以及“1979”和凯歌等人时，悠悠面带疑惑地提了几个问题。比如，蓉蓉的身高、体态、头发的颜色、玩弄ZIPPO火机的熟练度等等。最后悠悠告诉我们说，这个蓉蓉就是泡泡，不信可以看看她的胸口，肯定有一只玫瑰色的蝴蝶文身。至于她在“1979”里面干什么，我们不得而知。当然，像我这种无事生非的人肯定会带悠悠去“1979”观摩一下的（那时小妖已经立誓不去了）。凯歌不费吹灰之力认出了我，把我介绍给他们“泡妞俱乐部”里的成员。趁着那些饿狼对我进行围追堵截的机会，他和悠悠迅速搞到一起。泡泡（或者蓉蓉）那时早就不在那里唱歌了，她住进路之给她买的房子，每天一个人唱卡拉OK，据说水平高到可以参加王菲的模仿秀。这都是学长告诉我的。
那天我再次喝多，每次出来玩耍的记忆总是被刷新成醉酒的记录。依稀记得我是躺在学长怀里醉倒的，装醉也说不定。他们三个人浩浩荡荡地把我送回父母家，害得我大半夜砸了半天门，让我爸妈以为我被学校开除了。转天我觉得自己发高烧了，一试温度计，我还真争气，正好38度5！我一支烟都没敢抽，就怕自己不小心咳嗽一声。接下来我声音颤抖地给小妖和学长打了电话，假装感谢他们送我回家，实际是想听听他们有没有咳嗽的迹象。又过了一天，我退烧了。再往后的一个礼拜中的某一天，很不幸，我必须去医院探望病人。在医院里，我被医生里里外外地消过毒之后才被允许进入。回家的路上我终于崩溃了，歇斯底里地哭，认为遭到了医生的歧视。接下来我就被送到了精神病院，SARS期间它比别的医院更安全。SARS被控制住之后，我陆续光顾市内各大医院的心理门诊。在我每天只吃四种药的时候，我离开了家，出现在Joe面前，那时已经是苍蝇蚊子纷飞的夏季。
直到今天我也不知道自己为什么会得这种病，到底是被SARS吓的，还是被和学长之间无望的爱情折磨的？但愿是后者。不过当Joe陪在我身边时，我向他描述的仅仅是SARS的可怕。而他却为我嫁给一个乔这样遇到困难就退缩的丈夫感到难过，并发誓要好好照顾我。我爱他这个承诺。这个傻傻的Joe啊！
给我一把椅子
再这样下去，我就完蛋了。
7月，在我爸的安排下，我和槟榔在公园门口的路灯下见了面。我想，我们事先肯定并不知道要见的人是谁，至少我不知道。这是一个不好玩的巧合。天太黑，路灯被树影挡着，我看不清他的脸，但是父亲的脸在斑驳的树影下露出了满意的微笑。我心想，坏了。他不会认为我们是郎才女貌吧？
从我20岁起，我爸就担心我嫁不出去（他并不知道我的那些桃色新闻），自此我便开始了漫漫相亲路。这条倒霉路在我开始写字以后曾经停滞过一年，我猜大概是因为他觉得这么大的一个女儿整天呆在家里坐在电脑跟前是不务正业的表现，他羞于启齿为我张罗婚事。后来，非常不幸的“后来”，我的名字出现在报纸上，大有愈演愈烈的趋势，我爸开始有了一点满足感。再到后来，同样更加不幸的“后来”，我爸侥幸了几次接待送稿费的邮递员。那个穿绿衣服染黄头发的圆脸大男孩问他这里是不是住着一个作家，我爸的虚荣心得到了莫大的满足。后来，也就是现在，并不是“最后”。我爸开始重新评定我这个人，我的工作，我的选择。他说我选择了世界上最苦的一个差事，但将是最快乐的一个人，并预言我会成为最伟大的作家。这样的一个人——我，应该尽早解决“个人问题”。他又开始张罗让我相亲了。
我很爱我爸爸，我有着和他一样的眼睛。像很多小孩子一样，我曾经怀疑自己是火车站、马路边、垃圾箱里拣来的。出生于上世纪四、五十年代的中国父母还不大可能向他们的孩子描述那个精子与卵子结合的过程，那简直就是当着孩子的面“耍流氓”！于是我和我的同学们都有过这样的困扰——是谁把我放到火车站、马路边、垃圾箱里的？再加上我和父母长得一点都不像，我就更加渴望知道我的亲生父母在哪里。后来，同样是“后来”，我长大了，用实际行动证明了“女大十八变”的真理，顺便也证明了“进化论”和“仿生学”。人们开始说我长得像爸爸，我们的眼睛是那么相像。我不再怀疑自己的制造商，也明白了那几亿弟兄经过奋力挣扎最终只有一枚脱颖而出与卵子拥抱在一起的全过程——我是父母亲生的。
我愿意听到别人说我长得像父亲，我为我父亲而骄傲。他很帅，能长得像他是我的荣幸。初中时他去给我开家长会，我们班的学习委员刘欣（这是真名）对我说：“你爸真帅，眼睛多好看啊！”我听了特别高兴，心里乐开了花。那时我爸爸刚从部队转业回来，雄心勃勃地要在干一番事业。他穿白色的暗条衬衫，浅驼色的水洗布休闲裤，腰带上别着一个BB机，走起路来永远昂首挺胸，迈着军人特有的步伐。我爱他那时的样子。遥想老爸当年，英姿勃发……
他说他永远不能原谅我在他50岁生日的时候缺席，而我永远不能原谅自己在那一天告别了处女。爱并不适合奉献给学长这样的已婚男子。
现在我爸爸56岁，我25岁。他知道我永远不会缺席他的生日，但他开始希望我不要一直一个人活得这么凄凉，他希望生日时的家庭聚餐上可以多一个人。我才25岁，他怎么就知道我会一个人过完一生呢？我会凄凉吗？我一定要把自己划在某个男人的名下他才会觉得心安吗？如果有一天他知道了Joe，知道了乔，知道了创可贴，知道了学长……他又要开始为我担心什么？
7月，他给我带来了槟榔，我已经记不清这是5月以来的第几个“青年才俊”、“业界精英”、“白领先锋”。我和槟榔假装不认识，他故意伸出一只手来等着我握，我不得不把我心爱的手递给他。我并没看清他那的表情，但肯定是一脸坏笑。我爸一定能看得清槟榔，他是飞行员的视力，1965年开苏联伊尔战斗机，他可以在高压线下进行飞行表演，不过这好像和视力没什么关系。他早就相中了槟榔的一身正气，满意地笑了。我心想，坏了。我没有享受多久的单身生涯就要结束了。
进入4月，今年的4月，Joe离开我后的那个4月。我开始莫名其妙地烦躁，时刻被一种不祥的感觉笼罩。我暴躁、易怒、乱发脾气、月经不调，但是我再也不会喝酒了。我有大量的工作要做，我需要保持清醒的头脑。我迫切地需要每天听到那个黄头发圆脸的邮递员按响门铃，然后说：“你好，请拿戳子，有汇款单。”那声音异常美妙。我需要这样，要离开乔就必须这样。
我越来越讨厌上街，我怀疑物价在背着我偷偷地疯长。要是我爸爸问我：“你想买的都买了吗？要不要我给你一些钱？”我会笑得特别凄惨。这个世界上我想买而没买的东西永远占绝大多数，还是看看我都拥有些什么会觉得比较幸福。我需要万恶的money，越多越好，但是我不想成为父母脊背上的水蛭。万恶的money啊，我怎么越恨你就越爱你呢？公务员长工资，我的稿费却从未突破过四位数。我在“周大福”的柜台前像可怜的玛蒂尔德·路瓦栽，虚荣是我身上最致命的硬伤，我管所有的编辑都叫“衣食父母”，情真意切。我爱那枚黄金戒指，我才25岁却对黄金如此痴迷，我真是一个投错了胎的物质女郎，我应该叫“吉普赛姑娘”！我几乎已经看到了那一幕——我有了买戒指的钱，但是戒指早就卖出去了。这太可怕了！我知道，再这样下去，我就真的完蛋了。
在此之前的那个3月，也就是Joe离开我后那个3月，我给一个企业老总写自传，这在日后成为我忘记Joe的良方，也成为我拒绝和槟榔约会的借口。很合适，我爸爸说不出什么。我十分鄙视自己接手这样一个活计，但是想到那些不可缺少的钞票，我又觉得人应该学会妥协，向自己的欲望妥协。学长看到那份厚厚的打印稿，问我收入可以有多少。我报给他一个数字，他惊讶地问道：“那还给他写那么多？”
字数要和稿费成正比——这是学长的理论，早知道就给他写自传了。可我只是对他笑笑，而且充满骄傲，不是顾影自怜的凄楚微笑。
4月上旬，我在外地写剧本，学长打来电话向我表示祝贺，恭喜我的书终于出版了。他一直盼着这一天，我喝醉时曾经许诺过，书出版我就剪发，他一直盼着我剪发。可是Joe喜欢我的长发，他比任何人都会高兴我的书终于出版，他是那么喜欢我的长发。我冒着支付手机漫游费的风险和他聊天，庆幸自己比他能坚持，这一次终于是他先撑不住了给我打了电话。我爱死这个无意义的胜利了。
4月中旬，我返回天津，非常不人道没义气地把剧组亮在一边，参加爷爷的葬礼。我写了祭文，赚取了所有直系亲属的眼泪。然后我发现我不再烦躁，终于没有了那种不祥的感觉。我似乎已经习惯了悲伤与分离。最后我又开始愤怒，竟然有人找我要祭文的底稿，她的职务都是工会主席。而现在，我时不时地还会有点沾沾自喜——“寄哀思，长风浩渺泣凋零，婆娑泪眼。心肝碎，一夜霜雪罩鬓间，悲恸惊天！”我最喜欢这两句，适合做挽联，给任何人。
4月的最后一天，我坐在鞍山西道的箱根咖啡店里面和妈妈一起吃饭，并且主动自觉自愿地买了单，94元。两点半，我等来了那位在我看完《罪与罚》之后，就被我称为“彼得·彼得罗维奇·卢任”的企业老总，他迟到了半个多小时，没有一丝抱歉。但想到他将要付给我剩下的三分之二稿费，我决定保持微笑，不用地球人都知道的礼貌来要求他。
卢任先生来了，把我写的稿子放到我面前，上面连个圈改的痕迹都没有。他兴师动众地从皮包里拿出发言稿，提了数十条修改意见。我发现如果说当初他只是让我写一条鳟鱼，那么现他在让我从单细胞的草履虫开始写起，讲述生物进化的全过程。他不再坚持给自己树碑立传的想法了。老天保佑，他终于明白自己其实也没什么可写，普通的有钱人一个，既没有娶到莱温斯基，也没有贪赃枉法，我再具备想像力也无法凭借他提供的资料把他描述成洛克菲勒似的大财阀。他只给了我一个蒜头，我没办法妙笔生花。现在，他要一部小说，一部由我创作却署上他的名字的小说。最后，他踌躇满志地点燃一根烟，满怀憧憬地对我说：“如果写好了，被改编成电视剧也未尝不可。”
究竟是哪个王八让他明白“可读性”这三个字的？这年头，什么梦都有人敢做。他终于明白了虚构的力量，但是这个白痴根本不知道报告文学与小说的区别。
我想说，去你妈的！你去死吧！别再弓虽。女干神圣的文学了，现在“美女”已经把“作家”弓虽。女干得够戗了！但是我却说，非常平静地说，我不写了，我们的合作到此为止。我会把钱退给您，稿子我拿走了。
这显然出乎他的意料。他来的时候揣着一大堆抱负理想，他几乎已经看到了自己签名售书名利双收的光辉前景，我几句话就把他赚钱出名的路给毁了。可怜的卢任先生不是太高看了自己，就是太高看了我。我懒得向一个白痴解释WHY。
卢任先生提议给我加一点钱，以抚慰我的不合作态度。在他眼里，我的举动无非是一些小花招儿，生意场上司空见惯的，没创意的讹诈手段。我几乎换成了一种恳求的语气，让他不要再拿他那些破玩意儿来侮辱我的眼睛了。我的神经需要放松。整天闻臭豆腐，嗅觉会失灵的！最后，他很不高兴地给我七天时间考虑，“黄金周”里他要去香港。我的耳朵又听见了“黄金”两个字，那枚戒指又在我眼前跳啊跳啊的。我简直不能忍受这种折磨！这个有钱的大便！我要杀了他！
卢任走了，我知道不管我有多少物质梦想，我都不会把它们建筑在这个有钱的大便身上！我说不清他侮辱了我什么，但我确确实实地受到了侮辱。眼泪大颗大颗地滴在那厚厚的打印稿上。一个浅色的身影突然闯进我那有限的视野，我咽了一口唾沫抬起眼睛……
学长就像是特意来这里找我来的似的，他那么自然地走过来，一直走到我身边，把我的头揽进怀里，抚摩我的头发，在我的头顶亲了一下。这是4月最后一天的下午三点半，他在大庭广众之下亲了我的头发，这么亲昵，这么温柔。他是怎么了？宠爱、呵护、疼惜，都是给我的吗？他知道我需要抚慰吗？他知道我需要抚慰是因为什么吗？
我们上次见面是11月，某个夜晚，一个我碰巧回家没和乔在一起的夜晚。他开车到我家楼下，说想见我一面。我马上跑下楼，大衣里面裹着睡衣，像个一时性起离家出走的已婚妇女。我没戴眼镜，找不到他的车，一辆白色的汽车冲我按响刺耳的喇叭，惊醒了一条沉睡的狗，狂吠。我跑了过去。他没有对我说什么，拆开一包烟放进嘴里一支，打开天窗让烟雾在空中蒸腾
他抽着烟，空着的手握着我的手。我想说：“嘿！别这样！我要嫁人了！你拉着我的手像什么样子？”可是我没告诉他，不知因为什么我就是没告诉他，我说不出口。我没有想到Joe，我想到的仅仅是乔那颗微秃的头。
我们默默地坐着，我好像听见了烟雾融进空气的声音。噼啪、劈啪。只是好像。他说：“跟我走吧，我现在后悔了。”我对着夜幕笑了。这个夜真的太黑了，全市的路灯似乎都不亮了，没有星星，没有月亮，人们在这样的夜里真的什么都敢说什么都敢干啊！可惜，太晚了，太晚了。
如果几年前他这么对我说，今天的小多还会是一个“80后”作家、一个老鳏夫的未婚妻、一个男同性恋的勾引对象、一个年轻生命的终结者吗？我真的希望他可以在几年前这么说，我宁愿做一个平凡的女人，也不愿意让眼泪把我洗劫一空。这黑色的夜啊，你来得为什么总是这样迟？
我喜欢夜，愈夜愈兴奋。我从来不认为凌晨两点是意志最薄弱的时候，我精神着呢！夏天的时候我经常在午夜十二点出门，在酒吧坐到天亮，然后一直坐到他们的肚子全饿了，要去吃煎饼果子。紫金山路上有一家通宵营业的煎饼果子铺，专门面向那些彻夜未眠的人们推销廉价的满足。我躲在车里看着他们吃得热火朝天，我只喝啤酒。
这个时候，他们叫我妖精。“嗨，妖精，还记得吗？”他们喊，我知道他们要说什么。他们总会提起那个老段子，说我喝多了，站在桌子上跳舞，黑色的长连衣裙，红色的凉鞋，性感妖娆。那个晚上我和整条街的人喝酒，而且保持不说胡话不吐不哭不闹的记录，不断有酒徒打听我的下落，想见我一面。他们还以为我不记得呢！我怎么会不记得？那天，Joe离开我整整111天。
哦，呵呵，他们那时真的以为我喝醉了，我喜欢这种误会。我那天兴致很高，在凯歌的白T恤上写了一句话——如果黑夜是个人尽可夫的婊子，我们要不要狠狠地嫖？那件T恤被他挂到酒吧里，不知现在去了哪里。我再也没有看到过。
我没有跟学长走，因为他的电话响了，他现在才想起来他还有一个重要的客户被他丢在桑拿院等着他去买单。我说，你走吧，我上楼睡觉去了。我打开车门，我这才发现这车是可爱的BMW。我甩上车门，独自上楼，刚进房间就听见手机在响，是学长。接起电话，我哭了。我什么都不想说，我不想再见他了。真的，我再也不想见到他了。他，伤了我的心。所有人，都伤了我的心。所有的人。所有所有的人。
4月下旬学长给我打电话约我出去，一个月里的第二次，前所未有的记录，而我身上却发生了这么大的变故。我说我哪里都不去，今天是我爷爷的“头期”。他说了好多宽慰我的话，我心想，这是哪儿跟哪儿啊？人死不能复生的道理还用谁教给我吗？他说，你烦的时候就给我打电话吧，我陪你。我扑哧一下笑出来了，这是本年度最经典的笑话了，他怎么会有空陪我？他还真挺会安慰人的。
4月的最后一天，我和学长在鞍山西道的箱根咖啡店见了面。这绝对是一个巧合。我本来是来收钱结账的，结果却被我的臭脾气弄得还要把吞到肚子里的肉吐出来。我呆着没走是因为我心里难受，我还没能适应这个一无所有的现状。我可爱的Joe已经走了，而我又决心放弃乔，这意味着我必须要自食其力，而我还不太确定我可以承担这个重任。学长是来做什么的我不知道，他是这家咖啡店的老板也未尝不可，反正他有钱，开一家咖啡店来糟蹋钱也不是什么大逆不道的事。但他在4月最后一天的下午三点半走进了鞍山西道上的箱根咖啡店，他一上楼就看到我低着头，瘦瘦的手臂举着一支燃烧的烟，手还在微微发抖。他向我走过来，他发现我在哭，他什么都没想就想马上把我搂在怀里，他几乎就是情不自禁地吻了我的头发一下，我是说“几乎”。如果我是他，我就会吻我的眼睛。那里有一颗泪在往外涌，那泪悬在半空含在眼里千钧一发就要滚落。要是我，我就会吻住那颗泪，那更加让人感动，心动。
他说我瘦得可怕，我无所谓地笑笑。他说我变漂亮了，我还是无所谓地笑笑。他问我现在很流行把裙子套在牛仔裤外面吗？我说，那没办法，谁让我是个对时尚失去嗅觉的傻瓜呢？他笑了，看稿子，问价钱，替我感觉不值。
我们的谈话进行不到五分钟就被学长约的人打断了，这下我可以确定他来这里不是因为他是老板了。他站起来和那人走到别处另起炉灶谈什么狗屁生意，还我要感激他的体贴吗？窗外的天开始阴了，今天的降水概率是60％，注定要下雨。我给他打电话，告诉他我要走了，天阴得不像�