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让司机等着，他和黄文下了车，手牵着手，往百货店里走，黄文一路走，一路笑着说：“我们俩真是有点疯了。“
《别人的爱情》第五章
钟天是个儿女心肠非常重的人，自从和包巧玲结婚以后，自己的四个孩子几乎和他断了关系，这一点让他感到很痛心。倒是包巧玲的小儿子杨卫文经常跑来蹭饭，他的工作关系在话剧团，离这不远，一抬腿就来了。右派平反落实政策，杨如盛又一次获得机会可以调回话剧团，但是他再次放弃了机会。既然是落实政策，杨如盛和当时已经离婚的前妻包巧玲商量，让小儿子杨卫文顶替他的职。杨卫文属于那种脑子不太好使唤的小孩，上学时，考试总有几门不及格，高中考不上，初中毕业后，一直在社会上闲荡，进了话剧团以后，除了打杂，什么正经事也干不了。想让他当水电工，很快就发现真让他干，非出人命不可，不是电死别人，就是电死自己。这些年，话剧团很不景气，已经好多年不排演新戏，演职人员都自己在外面找活干，杨卫文身上什么技术活也没有，眼见着就要下岗了，他反正也不急。
包巧玲知道钟天的心思，钟天打电话给自己的儿女，儿女们都很冷淡，每次挂了电话，都要闷闷不乐好多天。他尤其喜欢钟夏的儿子小雷，过去媳妇徐芳星期天常带着孙子回来，现在徐芳正和钟夏闹离婚，两个人分居已经很长时间，钟天想孙子，挂电话过去，每次都被徐芳找各种借口推辞掉。结果钟天为孙子买的一个真皮足球，搁在小房间里差不多快大半年，仍然还没有送出去。有一天，小雷已经说好了要来，钟天很高兴地把足球拿出来，放在客厅的沙发上，没想到后来孙子还是没来，打了一个电话过来，徐芳说家里有什么事情，原订的计划不得不取消。钟天感到莫大的悲哀，到晚上看电视的时候，闷闷不乐地抱着足球，从头到尾不说一句话。
包巧玲为此感到有些歉意。她知道自己是这个家的敌人，现在登堂入室，走进了这个家庭，钟天的儿女会采取这样的态度，也是理所当然，包巧玲自己并没有什么儿女心肠，和钟天相比，她知道自己是个很不称职的母亲，多少年来，她自己的两个小孩，其实一直是由杨如盛的义父带大的。杨如盛的姐姐有一个多年的老跟班，其实就是家里的男佣人，对女主人一直忠心耿耿，杨如盛小时，很长一段时间，就靠他照料。解放后，杨如盛的姐姐入了狱，老跟班无处投奔，在外面流浪了几年，最后就跑来找杨如盛，为杨如盛照料家事，帮他带孩子。杨如盛被打成右派以后，包巧玲就把襁褓中的杨卫字交给了他，后来差不多过了十年，又有了小儿子杨卫文，同样也是交给他带，因此杨卫字杨卫文兄弟，都是这老人家一手带大的。等到两个小孩都分别成人，他得了一场不大不小的病，死了，那一年杨卫文正好十八岁。
杨卫文常来蹭饭，包巧玲知道钟天心里不是很乐意。她知道他并不在乎多一个人吃饭，而是因为看见杨卫文，会想起自己的儿女。钟天对儿女的牵拴对包巧玲也是一种触动，这让她想起她对自己两个儿子的不负责任。在过去的岁月里，她显得极不称职，感情上是这样，经济上也是这样。两个儿子对她都很敌对，因为他们的生活，全靠父亲杨如盛的接济，杨如盛的薪水并不高，所以他们的日子过得非常艰苦。他们称为爷爷的那个老人，常常厚着脸面和邻居借钱，很长的一段时间里，老人一直靠为街道小厂糊纸盒贴补家用。两个儿子既感受不到父爱，更谈不上有母爱，他们和老人的关系甚至也不能算是融洽，这个老人有些固执，像照顾自己嫡亲孙子一样的照顾他们，但是让他一发现他们的学习成绩不好的时候，就像揍贼似的猛打他们。有一次，暴怒的老人，甚至用小板凳往杨卫文的头上扔，因为他考试成绩一塌糊涂，却爬到窗台上去偷看女邻居洗澡。
十月一日到来前夕，包巧玲准备多做些菜，把钟天的几个儿女都叫回来吃一顿饭，大家团聚一下，热闹热闹。她和小保姆一遍遍地讨论着菜谱，不厌其烦地向钟天打听，他的那些孩子们，究竟喜欢吃些什么。钟天知道她的苦心，知道她是为了讨自己的好，但是她越是忙，他心里反而越感到不踏实。感情的事勉强不得，钟天有一种预感，就是事情很可能事与愿违。很多事情永远说不清楚，尽管钟天一直想当一个好父亲，可是孩子们恰恰都不喜欢他，反而喜欢他们的母亲。凭心而论，钟天对待子女，要比冷悠湄尽心尽责得多。冷悠湄是有了工作就忘了家的女人，她是个女强人，对孩子从来谈不上什么迁就，她对他们的态度，就像一个女干部对待他们的下属，孩子偏偏就是喜欢她，他们越怕她，就越尊敬她。
和包巧玲的关系，是孩子们看不起钟天的一个重要原因。钟天承认自己在这一点上，最对不起的首先是四个孩子，其次才是妻子。他伤了孩子们的心，在他们幼小的心灵上，蒙了一层阴影。他承认自己喜欢包巧玲，对于这个差不多是送上门的女人，钟天从来就没有过轻视她的念头。尽管关于包巧玲的生活作风问题，有太多的流言蜚语，她自己也勇敢地向他承认过这些错误。无论是在他们婚前，在他们轧姘头的那段日子里，还是他们结了婚，成为老来夫妻，钟天都没有看不起她的意思。一个过来人就不应该在过去的事情上斤斤计较。如果让他在两个女人中进行重新选择的话，他宁愿选择包巧玲，因为冷悠湄是一个毫无热情的女人，在后来的日子里，她在床上对他充满了敌意。她没有完全拒绝他，只是因为夫妻的义务，她的那种冷漠，对钟天构成了极大的伤害。冷漠有时候比拒绝更能刺伤男人的心。
和冷悠湄相比，包巧玲完全是另外一种女人。她不是放荡，只是从来不知道拒绝，具有一种天生的奉献精神。在满足男人的某种欲望方面，冷悠湄显得过分吝啬，她始终是鄙视xing爱，把性交看作是一种很不高尚的行为。和钟天结婚之后的包巧玲，已经过了更年期，而且按照她自己的说法，即使在年轻时，她那方面的欲望也不强烈，虽然经历过很多男人，她很少体会到女人应有的高潮。她对于性的认识，就是让男人快活一番，然后他们就心满意足。再婚以后的钟天对于男欢女爱，也已经看得很淡，但是他们仍然能够在床上找到那种相应的乐趣。天意怜幽草，人间重晚晴，这是老爷爷和老奶奶之间的爱情游戏。与早年的疯狂大相径庭，那时候的通奸固然能带来欢乐，能带来那种犹如熔岩喷射而出的热情，由于幽会地点的不固定，通奸本身的负罪感，也会迫使应有的欢乐和热情大打折扣。
晚年的钟天在包巧玲身上获得了从容，他们既不疯狂，也不过分保守，平静，祥和，配合默契。有时候他们什么也做不了，于是就互相安慰，用一种老年人的耐心，等待着奇迹的出现。这种安慰有时候也会成为强有力的鼓舞，他们会把对方都当作稚气的孩子，不管做得好不好，从来都不批评，他们相互表扬，有时候甚至是相互吹捧。别人怎么看并不重要，起码他们觉得自己是幸福的。包巧玲对自己的归宿很满意，不管怎么说，钟天是她遇到的一个最体贴她的男人。他和别的男人的不同之处，在于他们当年并没什么交易的成分。包巧玲不得不承认自己做过一些交易，剧团里有好几个沾她便宜的男人，都是交易的一部分，他们无一例外地都是在她有所需求的时候，趁虚而入，很轻易地就攻下了堡垒。既然包巧玲不是把自己的贞操看得很重，那些男人乐得玩她一下，她毕竟是剧团里的主要演员，而且一点都不难看。
钟天几乎给了她一个女人晚年所需要的一切东西，宽敞的住房，宽裕的经济，公费电话，出门常常有小汽车坐，名正言顺地享受着钟天的老干部待遇。她很满意自己现在的这种生活，而且很快如鱼得水。刚进钟家的时候，她对小保姆看得很紧，小保姆不漂亮，但是毕竟年轻，男人总是喜欢年轻的女人，包巧玲在这一点上，深有体会。小保姆和年老的男主人睡到一张床上去，结果闹得不可开交，报纸上常常会有这样的报道，包巧玲想自己既然已经走进这个家门，就应该有义务防止这样的事情发生。她总是忘不了年轻时候的事情，当年她和杨如盛刚结婚的那一阵，那时候她还是白玉无瑕，自己就是因为对杨如盛没有看紧，以至于发生了他和化妆师之间的丑闻。这件事是他们婚姻大堤崩溃的第一道裂缝，也是后来许多糟糕事情的起因。多少年过后，包巧玲总觉得自己早就忘了这件事，她和杨如盛之间，不但已经扯平了，而且应该说是她更对不起他，但是她只要一想到，就仍然感到心口隐隐作痛。
包巧玲亲自给徐芳打电话。在钟家的小辈中，徐芳是唯一让她不感到拘束的人。也许因为她也是外人的缘故，包巧玲和她对话时，不像和钟天别的子女说话那样有障碍。
钟天的几个小孩，个个都有来者不善的一面，包巧玲忘不了过去岁月中曾经有过的尴尬境地，那是她和钟天的奸情刚败露不久，有一天，包巧玲冒冒失失地去钟家，钟天的老母亲把她堵在客堂里，用最恶毒的语言咒骂她，后来她终于突围，跑了出来，钟家的小孩，有两个就追在后面，捡起地上的石头掷她。包巧玲至今也弄不清是谁掷的石头，有一块小石头就砸在她腰上，她很狼狈地夺路而逃，竟然连回头看一眼的勇气都没有。时过境迁，按说今天已经不再这样那样地担心，她已经名正言顺地和他们的父亲走到了一起，但是包巧玲想到过去的遭遇，仍然不寒而栗。
在给徐芳的电话中，包巧玲用辞恳切，近乎哀求，充分描述了钟天对孙子的思念之情。她的话显然打动了徐芳，答应一定要来，并表示不管自己是不是和钟夏离婚，她绝不会不让儿子去看爷爷。她说她知道钟天喜欢孙子，说孙子也经常念叨着要到爷爷家去玩。徐芳说的显然是客气话，但是包巧玲把这话转达给钟天时，他高兴得手舞足蹈，像孩子似的哼起歌来。孩子们对他的疏远，是他再婚后幸福生活里的美中不足，他极需要有这么一个机会，向孩子们表示他是爱他们的，他很在乎他们对自己的态度。他不指望他们能改变对包巧玲的敌意，他只希望他们多少能给些面子，就足够了。
天知道钟天在官场上是如何摆架子的。反正在教育自己小孩方面，他算不上一个够格的父亲。对子女的过分溺爱，使得所有的小孩，对他都缺乏应有的尊重。他摆不出威严的架子来，儿女对他没规没矩，说些没大没小的话，他不仅不生气，而且习以为常，引以为荣，觉得是一种享受。他刚到五十岁的那一年，不知谁带头喊了他一声“老头“，从此大家都这么叫他。“老头“成了他的昵称，喊爸爸反而让他感到不习惯。冷悠湄生前很看不惯他这种作派，为了儿女们的事情，譬如钟春上大学，譬如钟夏当兵，所有这些后门活动都是他一手操办的。在大多数的情况下，钟天做官还是讲究一些原则，但只要是为了子女的前途，他就有些奋不顾身。为了让钟春当上工农兵大学生，钟天不惜起大早，坐在管文教工作的一位熟人的大门口恭候，那时候钟天结束审查不久，刚刚被重新结合进了领导班子。去找的那位熟人曾经是钟天的下属，见老领导为女儿的事情这么热忱，大受感动，以后和别人说起当父母的儿女心肠如何重，常常要以钟天的故事为例子．十月一号那天，除了钟夏，其他几个孩子，都回来了，钟天感到极大的安慰。他不敢做出太高兴的样子，就怕儿女们看见他过得不错，产生什么逆反心理。孙子小雷有一段时间不见，似乎又长高了许多，他不仅送了一个足球，还为他买了一个遥控的玩具汽车。小孩子都是实用主义，得到了自己喜欢的东西，跟爷爷亲热得不得了，大女儿钟春看着不顺眼，训斥小侄子说：“爷爷可不是什么大款，就你会敲竹杠。“这一天，钟春的心情不错，带了一位男朋友来，她不说明这家伙跟自己是什么关系，别人也不问，因为她是离了婚的，脾气有些怪，动不动就发作，大家都懒得招惹她。钟天从不干涉儿女的婚事，他知道自己说什么都没用。钟春的那个男朋友没吃饭就走了，看得出钟春和他很亲热。
那天唯一的不愉快，就是杨卫文不该来凑热闹，好在这事并不严重。他冒冒失失地又来蹭饭，包巧玲悄悄把小儿子拉到一边，说今天他最好别在这里。杨卫文见母亲撵自己走，怏怏地正准备离去，钟秋喊住他，说干吗要走，就留在这一起吃饭。钟春也说，都来了，干吗还走。钟天不吭声，包巧玲说杨卫文还有事，没想到他嘟嘟囔囔地说：“谁说我有事，我有什么事？”
他的话把大家都引得笑起来。杨卫文和哥哥杨卫字完全不一样，他看上去就是发育不全的样子，长了一张娃娃脸，人也白净，说话瓮声瓮气。谁都能看出他的脑子少一根筋，这孩子是文化大革命中间生的，坦白地说，连包巧玲也吃不太准他究竟是谁的种。那正是她私生活最不检点的一段时候，杨如盛宁愿待在县城，也不愿意调回到话剧团。包巧玲花了很大的努力，终于让他摘掉了右派帽子，并说好让他继续回到话剧团当演员。虽然他犯过错误，但是只要自己努力，也不是不可能演到主角。杨如盛坚决拒绝了她的好意，去了一个他完全不可能施展才华的地方戏剧团。他们还像他没有摘右派帽时一样的分居，不仅仅是那种夫妻分居两地的分居，而是一种和离婚差不多的分居，他们对各自的私生活不闻不问，心照不宣，各人对对方都有一肚子意见
到了晚年以后，包巧玲不止一次幻想，如果小儿子是钟天的种就好了。她明知道没有这种可能性。从日子推算，只有三个人才有可能是杨卫文的亲身父亲。首先应该推杨如盛，轰轰烈烈的文化大革命刚开始，杨如盛和包巧玲都受到了第一波的冲击，但是还不是太严重，当时受冲击最猛烈的，是所谓走资本主义道路的当权派。杨如盛回省城给儿子送生活费，然后和包巧玲在一起住了三天，三天里他们天天莋爱，那是他们夫妻之间最后的性生活，这以后，过了不到一年，他们就正式地离了婚。另外一个有可能成为小孩父亲的人，是一个造派的小头目，他还是刚分到剧团来不久的学员，在杨如盛离开的第二天，造反派把包巧玲喊去问话，主要是审查已被打倒的支部书记的生活作风问题，造反派小头目让她老实交待，不可以放过一点细节。包巧玲十分害怕，一五一十地都说了，造反派小头目听了还不过瘾，又叫她交待和其他男人私通的种种细节。包巧玲当时很老实，只知道坦白从宽，抗拒从严，不敢有半点隐瞒，像倒蚕豆似的，把能想起来的男女之事，全都交待了。
当时有好几个人在场，大家听得目瞪口呆，平时有关包巧玲的传闻，大家听说过一些，不过都只是传说，现在听她亲口娓娓道来，一个个都听傻了，听得心口咚咚直跳。
包巧玲交待完，时间已经很晚，大家一时不知道如何是好，便让包巧玲回去。造反派小头目说：“我来送这个不要脸的女人回去！“于是那天的审查就算结束。造反派小头目一路走，一路还做出生气的样子，时不时地教训她几句。他把她送到家，气呼呼地说：“你说你想想看，你已经和多少个男人睡过觉了，真不要脸。“说完，随手就给了她一个耳光。包巧玲怕他再打，赶紧用手捂着头，那年头红卫兵小将打人是有名的，她想他既然动手打了第一下，自然还会有其他的几下。
造反派小头目果然踹了她一脚，把她活生生地踢到了房间里。然后他拉开了电灯，又随手把门关上了。包巧玲只想到他还要揍自己，没想到这家伙突然孩子气地向她扑过来，迫不及待地要剥她的衣服。包巧玲出于本能地不肯，紧紧地抓住自己的裤带，脑子里甚至很荒唐地想，会不会是故意地试探自己，想看看她究竟如何不要脸。没想到他半天达不到目的，扑通往地下一跪，喊了她一声“包老师“，这一声包老师显得十分滑稽，因为作为新分到话剧团的小学员，如果不是搞运动，他们对老演员都很客气，一个个平时嘴都很甜，但是，现在再喊“包老师“，反倒弄得包巧玲不知道是怎么回事。
包巧玲说：“你是革命小将，我不能害你。”
那小头目十分委屈地说：“你已经害了我。“他抓过包巧玲的手，往自己的裤子里伸，原来他在和她搏斗中，已经很遗憾地早泄了。包巧玲有些过意不去，心就软了，她心一软，裤带便松开了，由他将手伸过来，想都到了这一步，起码该让他摸一摸。没想到他毕竟年轻，刚完事，又斗志昂扬起来，包巧玲放弃抵抗，他便乘胜追击，一边穷追猛打，一边继续喊着包老师，高一声，低一声，喊到最后，不无担心地警告包巧玲，她和别的男人的事可以说，今天这件事可千万不能说出来，这一说，就是真往造反派脸上抹黑了。
第三个有可能和杨卫文有关的男人，就是食堂里的大师傅，大师傅对包巧玲觊觎已久，他虽然早就沾过她的便宜，还是五十年代末六十年代初的时候，但是包巧玲后来一直再不给他这种机会。这件事发生以后，包巧玲无人倾诉，整整一个星期都忐忑不安，就想到了大师傅，在那个年头里，做官的差不多都倒霉了，有些名气的人也倒霉，都成了革命的对象，剩下的神气活现的，就是剧团里打杂的，譬如看传达室的门卫，又譬如烧饭的大师傅。大师傅当然不会放过这次机会，十分耐心地听她倾诉，然后把她带到食堂，让她躺在揉面团的案板上，弄得她身上到处都是湿面粉。
包巧玲不知道杨如盛是否怀疑过小儿子的血缘问题。也许他想过，也许他根本就不在乎。包巧玲和杨如盛这对形同虚设的夫妻，后来根本就没有过多少对话的机会。一年半以后，他们离了婚，由于分居的时间太久，而且都懒得联系，结果他们都感觉不出法律上的离不离婚，有什么本质的区别。孩子根本就不可能成为他们之间的