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1949年4月21日，毛泽东主席、朱德总司令发布了向全国进军的命令，命令我军奋勇前进，坚决、彻底、干净、全部地歼灭中国境内的一切敢于抵抗的国民党反动派，解放全中国。当时解放军二野、三野的百万雄师在长江五百余公里的战线上强渡长江。4月23日，解放了国民党二十二年的统治中心——南京，把红旗插上了伪总统府，并继续朝华东、华南各地进军。
在西北战场上，我西北野战军在各族人民的大力支援下，从2月10日至3月18日，发动春季攻势，攻占了铜川、耀县、富平、大荔、朝邑等县城，歼敌7000余人，解放了渭北广大地区。并集结在澄城、交道、宜君、白水地区整训。4月19日，一野在司令部驻地平城召开前委扩大会议，由于彭总正在指挥太原战役，由王震传达了中央七届二中全会决议和毛主席总结讲话精神。毛主席号召全党全军将革命进行到底，不要做怜惜毒蛇的农夫。会议期间，传来了南京、太原相继解放的消息，对与会同志是极大的鼓舞。会议结束时，习仲勋在会上说：“胡宗南现在把他手中的几个军撤到陇东、泽阳、高陵、临潼，背靠秦岭组成保卫西安的新防御，但是我们已经给他布下了天罗地网。中央已决定十八、十九兵团由华北入陕，加强西北战场。因此，我军要抓紧时间进行军事训练，筹集粮食，准备解放西安，解放大西北。”会议之后，全军掀起学习七届二中全会决议的热潮，学习毛主席、朱总司令向全国进军的命令、人民解放军约法八章及野战军政治部发布的《我军城市政策十五条》，加强“攻坚”、“巷战”的训练，“打到西安去，活捉胡宗南！”成为全军的战斗口号，筹集了充足的粮食和饲料，动员、组织民工担架支前人员积极地为新的战斗作着各种准备。
5月17日晚，野司在驻地杨村召开军师级干部紧急会议，张宗逊副总司令开门见山地说：“告诉大家一个重要情况，胡宗南要向汉中逃跑了。他将六个军的主力陆续撤到咸阳、乾县、礼泉、永寿地区，从宝鸡沿川陕公路入汉中，准备等待时机，联合“三马”（马步芳、马步青、马鸿逵），反扑关中，假如失败了就经四川撤到云南，因此。我们必须抓紧这一有利时机向西追击，歼敌主力，同时解放西安。”
根据党中央、毛主席和彭总的指示精神，迅速调整了我军的部署，一、二、四军立即出发向西截击敌人，六军向西安挺进，三军为预备队。
罗元发军长急忙赶回军部驻地澄城，开会研究战斗部署：第一、命令侦查科长王正臣带领军侦查部队和十六、十七两个师的侦察部队连夜出发，查明咸阳敌人在渭河两岸的兵力和防御部署，选择好渡河地点，利用夜间渡过河，向大王镇、户县方向侦查前进，保障我军渡河后右翼的安全；第二、命令十六师、十七师在18日12点以前做好一切战斗准备。下午两点，十六师攻占咸阳以东林场，十七师攻占咸阳以西五陵。
18日，十七师四十九团和五十团急行军100余里，当晚到达咸阳近郊。这时，王正臣率领的先头侦察部队，以配合二军等兄弟部队，在咸阳东面的新庄、闫家堡全歼敌九十军五十三师一五九团及骑二旅四团一部，俘虏敌人1200多人；扫除了进攻咸阳的外围障碍。咸阳敌人惊恐万状；急忙撤到渭河以南；并拖走了北岸所有船只；炸毁了咸阳大桥，妄图凭借渭河天堑，阻止我军前进。敌人在逃离咸阳时，还派出一支爆破队，去炸咸阳纺织厂，纺织厂的工人在地下党的领导下，组织了护厂队，奋不顾身地阻止敌人爆破队的破坏活动。敌爆破队长气急败坏地喊道：“谁不闪开，老子就给他脑壳上钻个窟窿！”正在这千钧一发的紧急关头，我先头部队一个连赶到，挫败了敌人炸厂的阴谋，工人们英勇护厂的斗争精神，给部队以极大鼓舞。
19日下午，各部队按照各自的任务到达渭河北岸。十六师集结在咸阳东北的李家、羊角寨、新庄一线，十七师集结在咸阳以南的五陵、大寨里、石村、酥家集，抓紧时机，准备抢渡渭河。渭河是西安西北部天然屏障，咸阳大桥是通向西安的重要通道。在我军占领咸阳后，敌人撤到渭河东南面，构筑了大批防御工事，配备了炮兵，拉走了船只，炸毁了大桥，与我军隔河对峙。
当时正是春洪季节，河水深一般都在一米以上。部队一到西岸，各师团立即派出小股侦察人员进行试渡，并选择适于徒走渡河的地段，各连队也都把水性好的战士组织成先捷登岸组，担任突击任务。19日晚，下达了作战命令，决定夜间十七师四十九团在咸阳以南，十六师四十七团在咸阳以北偷渡过河，然后迂回到守桥敌人两侧，配合五十团全歼守桥之敌，掩护全军渡河以后，兵分两路，十七师主力沿三桥镇向市区攻击前进，十六师从鱼化寨方向向市区攻击前进，相机夺取敌人机场，然后向西安市区进发。
20日拂晓前，徒步偷渡前夕，掩护渡河的炮兵，在夜幕笼罩下，悄悄进入阵地。罗元发军长和几位军领导在指挥所里等待着担任偷渡的先头团的消息。突然，敌人阵地上飞起几颗照明弹，把河水照得通明，紧接着敌人的炮火猛烈地向我渡河部队射来，炮弹在河水中炸开，飞起一股股水柱。四十九团指战员刚刚进到河心，就被敌人发现，处境十分危险。罗军长当机立断，命令各师集中一切火力掩护渡河部队强渡成功。霎时，我军炮兵开火了，一排排炮弹腾空而起，飞向对岸，隆隆的炮声在敌人阵地上发出天崩地裂的声响，敌人阵地上冒起了滚滚浓烟，各种轻重火器遮天盖地压向敌人，敌堡开了花，敌阵地起了火，敌人的炮火成了哑吧，渡河的战士们在我军炮火的掩护下，边还击，边向东岸冲去。十六师四十七团在大桥北侧强渡成功，占领了预定目标沙梁林。十七师五十团向桥头敌人冲去，“先捷登岸组”的马宏勋、刘永白、高文英三位战士，手提冲锋枪，腰里挂着手雷，沿着桥梁向敌人冲去，到了被敌人炸毁的地方，他们毫不犹豫地从一丈多高处，跳入激流中，游向对岸。岸边是陡峭悬崖，三个战士叠起人梯，爬上峭壁，用手雷炸毁了一个敌堡，消灭了敌人一个班。他们冲进另一个敌人的掩体时，马宏勋端着冲锋枪高喊：“缴枪不杀，保证你们的生命安全。”冲向敌群，敌排长带着全排士兵缴械投降。四十九团四连连长魏书庆带着30名战士组成的突击队，最先登上东岸，插入敌阵地纵深，配合主力歼灭了敌四十八旅一个营。四十六团二连九班班长贺文年，带领全班担任连的前哨搜索任务，冲到敌人一个营指挥所，俘虏敌营、连军官13名，缴获轻、重机枪各1挺，手枪、步枪14支。黎明时分，各部队向守敌发起总攻，全歼河防守敌整编第二旅第六团，胜利完成了抢渡渭河的光荣任务。
渡过渭河，十六师、十七师各部队争先恐后地向西安方向追击敌人；四十九团经禹王堡、好汉庙首先逼近西安西关；四十六团穿过铁路直插西安南门；四十八团在四十六团的配合下占领了西安飞机场，机场上的飞机、地勤人员和警戒人员全部做了俘虏。部队正要出发，这时西安地下党的代表王超北等同志赶到机场，两条战线的战友相会，分外高兴。王超北同志向部队报告了一个紧急情况：胡宗南逃跑前派了一个工兵排，要炸毁发电厂和一些重要工厂。当即命令四十六团派了二营营长王维殿带着部队跑步赶到电厂，在工人护厂队的配合下，全歼敌人工兵排，缴获了大量黄色炸药，挫败了敌人的破坏阴谋。四十九团由西门攻入市区，四十六团从南门攻入市区。五十团攻下三桥镇，发现铁路停着一列火车，当时老司机王师傅自告奋勇为我开车进军西安。刘光汉团长当即命令二营和三营上车，将枪炮架在车厢顶上，火车一声长鸣，风弛电般向西安开去。车到火烧壁迎到从渭河南岸溃退的一股残敌，老王师傅紧急刹车，战士们迅速跳下火车，冲杀过去，很快歼灭了这股敌人。火车继续向前飞奔，直达西安车站。这时，车站上有几百名敌军士兵，正在抢运物资，五十团向敌人发起猛烈攻击，很快占领了车站。接着又夺下北门，部队沿着大街冲到市中心鼓楼，并与从南门攻入市区的四十六团和从西门攻入市区的四十九团胜利会师。在西安地下党组织积极配合下，迅速占领了敌人的各要害部门。古城西安终于结束了国民党反动派的统治，回到了人民手中。
西安解放那天早晨，我由南苑门到西安火车站领面粉，将面粉领上走到西五路时听到城外几声巨响，街上的行人都慌慌张张跑开了，我也就加快了步伐，当走到东大街时，街上已没有行人，我也不知道发生了什么事，就快快地跑回家中，听说解放军从南门进入城内，下午，国民党的一架飞机在西安上空盘旋侦察，当时我站在街门口看到两名解放军端着机枪打飞机，敌机不敢再在空中盘旋，仓惶地逃走了。傍晚时分，看到南苑门街上坐着许多解放军，露天宿营在街上，对人民群众的利益秋毫不犯，老百姓们都很赞扬。
欢迎解放军
5月20日晚，彭总获悉西安解放的消息，非常高兴，来电对我指战员予以嘉奖，并指示部队“要认真执行城市政策，尽快恢复社会秩序和稳定人民生活。”罗元发军长当即在止园驻地召开团以上干部会议，按照野司首长的指示，组建了西安城防司令部，罗军长兼任西安市警备司令，并决定举行一次隆重的入城仪式。以鼓舞全体军民的斗志，会后发布了城防司令部一号通令。
5月21日上午，阳光灿烂，春风和煦，十六师四十六团、四十七团、十七师的四十九团、五十团和军直指战员，穿着崭新的军装，扛着油光锃亮的武器，在南门外集合，组成三路纵队，迈着整齐的步伐，高唱着《三大纪律八项注意》歌曲，雄纠纠、气昂昂地从南门循序而入，沿着南大街、东大街、转向东门，数万西安人民纷纷涌上街头， 敲锣打鼓，打着小旗，高呼口号，热烈欢迎人民解放军进城。
入城式结束后，部队的文工团、宣传队又走上街头，宣传演出，书写标语、宣讲我党我军的政策，散发《晋缓日报》和《解放日报》及“人民解放军政策十五条，扩大部队的影响，稳定市民情绪，恢复城市新秩序”。发电厂发电了，面粉厂开工磨面了，商店开门营业，学校照常开课，剧院照常演戏，澡堂也开门营业，西安市人民的生活走向正常的秩序。
西安解放后；虽然城市社会秩序得到尽快恢复；但仓皇退居秦岭山区的胡宗南，发现华北兵团并未入陕，即企图反扑西安，形势比较紧张。当时，彭总指示：要采取一切办法迷惑敌人，造成假象，促成敌人判断失误。首先各部队派人在城内到处号房子，打着十八兵团、十九兵团即将入城的样子。同时，政治部门大造舆论，到处张贴欢迎华北兵团进入西北作战的标语。这时正是6月初，由六军张贤约副军长带领的由北平起义整编的两个师抵达西安，又组织了一次热烈的欢迎入城仪式。
两个师的部队，分成四路，都打着十八兵团的番号，前面由军宣传部刘肖无同志组织的军乐队高奏军乐，先在西门，后在南门、北门、东门欢迎“华北兵团”，老百姓沿途到处设置了茶水站，军管会和城防司令部都派人去迎接。6月7日，十八兵团一个先遣师到达西安，再一次组织人民群众进行了热烈欢迎。这些活动迷惑了敌人，国民党的特工人员和敌机侦察很快传给了胡宗南，使他终未敢轻举妄动。
当时，每一次欢迎解放军进城，我都在东大街挤进欢迎的队伍中欢迎解放军。看到解放军全副武装，迈着整齐的步伐，高唱歌曲，雄纠纠、气昂昂地行进在大街上，真是振奋人心，特别是看到六个骡马拉着的大炮，更吸引了欢迎的人群，真是威武之师。“热烈欢迎解放军”“打倒国民党反动派，解放全中国！”、“毛主席万岁！”、“共产党万岁”的口号声响彻西安的上空。
我军指战员进入西安以后，自觉遵守城市政策和部队纪律，对人民群众秋毫不犯的行为，受到广大人民的高度赞扬。有些部队一时找不到住房，就露宿在街头。五十团二营抢渡渭河后，不少战士赤脚追击敌人，脚掌都磨出了血。当他们攻进火车站时，正好车站上堆着几堆鞋子。却没有一个战士擅自拿鞋穿。部队进入董钊的司令部后，里头到处都是衣物、食品、用品，虽然部队一天一夜都没有吃东西了，却没有一个人随便去取。入城后，组织部队进行巡逻，检查部队执行纪律的情况，解除了工商各界人士的顾虑。有两位中医大夫，一位叫沈超伯，一位叫吕寿昌，称誉我军为“仁义之师”。为了支援我军解放大西北，他俩自动捐赠了1000多袋中草药。许多学生、教师、市民主动送来慰问信、慰问品，深刻表达了对人民解放军的爱戴之情。
5月24日，贺总和贾拓夫等同志来到西安，立即宣布成立西安市军管会，由贺龙任主任，贾拓夫、赵寿山、甘泗淇任副主任。25日西安市人民政府成立，贾拓夫任市长。根据野司命令六军将新组建的十八师留下，守备西安。
踊跃参军
西安解放后，解放军不拿群众一针一线，严明的纪律，英勇战斗的精神，使西安市民深刻认识到，共产党、毛主席领导的解放军是全心全意为人民服务的军队，是为穷苦老百姓翻身解放战斗的军队，在家长的支持下，许多青年学生纷纷报名参加解放军和西北军政大学。仅六军随营学校在西安十多天里招青年学生400多人，其中女的40多人。
6月10日上午，我在东大街遇到了杨晟、杨静两位同学，他们已经参加了解放军。在他们动员下我与他们一块到了西大街乐育中学六军随营学校报名处，负责报名的同志问了一下情况，让我写了一篇作文，填了一张表，当即同意我参加随营学校。
学校的后勤人员给我发了军被1个、粗布军装一套“八一”军帽1个，军鞋一双等等物品，将我编入二中队十班。同志们帮助我将军服穿好，佩戴上中国人民解放军军徽和军帽，从此，我便光荣的成为一名人民解放军的战士。
就在这时，“宁青二马”企图反扑西安。为保证随营学校的安全，随校迁到坝桥附近的雾庄村进行学习训练。
随校刚迁到坝桥雾庄村，校部发生了枪支走火致人伤亡的重大事故。校部首先在学员中进行了枪支弹药严格管理的注意人身安全的教育，使我们懂得了枪械的性能、折装和保养方面的知识，这是我入伍第一次接受的军事知识教育。
随校开展了诉苦教育活动。诉苦大会上，同学们分别控诉了其家中在旧社会受地主恶霸剥削压迫之苦，遭受国民党部队残害毒打之苦，有的同学控诉了在学徒期间受到虐待的痛苦生活，使学员们提高了阶级觉悟，认识到受剥削压迫的根源，明确了为谁革命的道理。只有跟着共产党、推翻压在中国人民头上三座大山——帝国主义，官僚资本主义、封建主义，才能有光明的前途。
组织学员进行政治学习，副校长刘鹤，教务处正副主任陈有泉、姚文和队长杨凯，指导员魏浩分别给我们讲授了毛主席的《中国革命和中国共产党》、《新民主义论》、《论联合政府》、《将革命进行到底》等重要著作，使我们认识到，自从一八四0年的鸦片战争以后，外国帝国主义的入侵，中国变成了一个半殖民地、半封建的社会。因此，帝国主义、封建主义、官僚资本主义就是中国革命的对象。只有在共产党的领导下，依靠工人农民，团结一切革命的力量，才能推翻压在中国人民头上的三座大山，建立新民主义的新中国。用革命的理论武装了头脑，初步树立了正确的革命人生观。
进行队列训练和军纪队风教育。周永祥文化教员教唱《东方红》、《解放军进行曲》、《三大纪律八项注意》等等革命歌曲。排演活报剧、扭秧歌到附近的村镇进行演出宣传。只要全校召开大会就进行啦啦队式的唱歌比赛，整个校园是一片响亮的歌声。星期天时组织我们到坝桥河中洗澡、洗衣服、抓鱼、摸螃蟹，改善生活。
打败胡马的反扑
我军解放西安后，彭总指示：“根据敌我情况，对胡宗南匪部不必穷追，应固守西安，待敌反扑”。果然不出彭总预料，由于胡宗南集团的撤退，陇东和陕甘公路完全暴露，马家军即处在我军威逼之下，这对我军机动歼敌极为有利。马家三巨头（即马步芳、马鸿逵、马步青）为了巩固其在西北的统治，遂由马鸿逵出面向蒋介石请缨，愿出兵协同胡宗南收复西安，为表示诚意，还令甘肃省主席郭寄峤把他的保安队和王治岐指挥的一一九军开往风翔，编入宝鸡兵团的战斗序列，由胡宗南统一指挥。
蒋介石收到马鸿逵的请缨电时，犹如打了一针强心剂，一面复电嘉勉马鸿逵，一面令胡宗南协同马家军迅速出击，务必收复西安。于是，胡宗南、马鸿逵调兵遣将要反扑西安。马鸿 逵将他的部队扩充为宁夏兵团，下辖两个军六个师，两个骑兵团、两个炮兵营，约4万余人，由他的次子马敦静任司令，卢忠良任赴陕军指挥官，开往甘肃平凉一带，与青海兵团会师陇东，驻在陇东的青海兵团也辖两个军六个师，两个骑兵旅和两个炮兵营，4万多人。这两个兵团均由马步芳的儿子马继援指挥。而胡宗南的一一九军、三十八军、六十五军、九十军沿渭河两岸由武功、周至一线向东出动。
5月下旬，彭总在太原战役取得胜利后，回到西北野战军司令部，面对气势汹汹的数十万敌军，他精心运筹，指挥若定，一面命令十八、十九兵团马不停蹄地向关中挺进，一面部署现有部队，采取各个击破，分割歼灭的办法，给胡、马军一个迎头痛击。彭总分析：胡、马两家历来明争暗斗，胡宗南丢了西安不好交待，而马家军请缨出兵，为的是攫取西安。马家军内部也有分岐，马步芳想打出潼关，野心很大，马鸿逵想保住地盘