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子，当时觉得读起来很带劲，也很贴近现实，于是，就把鲁迅原著丢一边，只把姚文元书里摘引的鲁迅的文句抄下来，把姚文元解读里的警句也抄下来，挂在嘴边，到处炫耀，以为这就懂得鲁迅了。一直到大学毕业，到了贵州边远地区，精神苦闷又无书可读，手头有部《鲁迅全集》，就一卷一卷地读起来，一读，就发现上当了。鲁迅的原意和姚文元的讲解，是满拧着的。但我的脑子已经被姚文元的马践踏了，我要走近真实的鲁迅，先要把姚文元的“鲁迅”驱逐出去，这可费了大劲。正是因为有过这样的教训，我就有了这样的担心：如果今天我们口喊经典阅读，年轻一代或者大众，却都不读原著，只读别人的解释，这就会误事，会造成比我们想象的更加严重的后果，说不定比不读更坏。鲁迅曾说，“选本”和“摘句”“所显示的，往往并非作者的特色，倒是选者的眼光”，而“可惜的是（选者）大抵眼光如豆，抹杀了作者真相的居多，这才是一个‘文人浩劫’”。而我们现在是只读解释和解释者的“摘句”，那就更是“浩劫”了。
二、怎样看孔子——“丧家狗”及其它
在我看来，李零这样的“以心契心”的研究心态与方法，这样的“平视”的眼光，是他读《论语》的一大特点，也是他的一个贡献。
李零以心契心的结果，发现了“丧家狗”孔子。……我读这个词，感觉其中有一点调侃的意思，但更有一种执着，一种悲哀在里面。
李零这本书，除了对原典的细读之外，还有自己的阐释。李零在书名的副题上标明，是“我读《论语》”，大概就是要强调解读的个人性。同样读《论语》，不同的人会有不同的理解，看法，形成不同的“《论语》观”，“孔子观”。去年我发表过一篇文章，谈在上世纪30年代胡适、周作人、鲁迅三位不同的孔子观：胡适在《说儒》里认定孔子是“五百年应运而生”的“圣者”，周作人在《论语小记》里，说孔子“只是个哲人”，《论语》所说多是做人处世的道理”，“可以供后人的取法，但不能做天经地义的教条，更没有什么政治哲学的精义，可以治国平天下”，鲁迅在《现代中国的孔夫子》里，则把孔子称作“摩登圣人”，说“孔夫子之在中国，是权势者们捧起来的，是那些权势者或者想做权势者们的圣人，和一般的民众并无什么关系”。大体上说，他们三人其实是两派：“孔子是圣人”派和“孔子不是圣人”派。现在，李零到21世纪初来讲孔夫子，而且开章明义：“在这本书中，我想告诉大家，孔子并不是圣人”，那么，他也是“非圣人”派。
李零如此看孔子，在我看来，和他看孔子的心态有关，方法有关。他说他“思考的是知识分子的命运，用一个知识分子的心，理解另一个知识分子的心，从儒林外史读儒林内史”。那么，李零是和孔子是有心灵的相遇的。这正是我最为赞同的。我研究鲁迅也强调“与鲁迅相遇”，而且在我看来，学术研究的本质就是研究者和研究对象心灵的相遇，没有这样的相遇，无法达到真正的理解，而没有理解就谈不到研究。教学也是这样，所谓引导学生读经典，其实就是引导学生和经典作家进行心灵的对话。这样的对话能够进行，其前提就是彼此是平等的：既不是“仰视”，如许多尊孔派那样，也不是“俯视”，如许多批孔派那样，而是“平视”，把孔子看作和自己一样的普通人，普通知识分子，有追求，也有苦恼，有价值，也有缺陷。当然，孔子作为一个中国文化的源泉性的思想家，他的价值就很不一般，他的缺陷也就影响深远。但这都是可以理解的，可以说明的，可以总结经验教训的。——在我看来，李零这样的“以心契心”的研究心态与方法，这样的“平视”的眼光，是他读《论语》的一大特点，也是他的一个贡献。读者、学生可以不同意他的具体分析和观点，却可以而且应该从他的这种心态、方法和眼光中，得到许多启示。
李零以心契心的结果，发现了“丧家狗”孔子。这大概是最具特色，也最容易引起争议的李零“孔子观”。我读这个词，感觉其中有一点调侃的意思，但更有一种执着，一种悲哀在里面。李零说，他感受到一种“孤独”。因此，他对“丧家狗”的孔子有这样的阐释：“他是死在自己家中——然而，他却没有家。不管他的想法对与错，在他身上，我看见了知识分子的宿命”。李零解释说，这里所用的知识分子概念，用的是萨义德的概念，主要特点是：“背井离乡、疏离主流、边缘化，具有业余、外围的身份”。李零说：“任何怀抱理想，在现实世界找不到精神家园的人，都是丧家狗”。也就是说，孔子是一个有理想的知识分子——他有“乌托邦”理想，西方还有“孔教乌托邦”之说，他的乌托邦就是“周公之治”，这也可以算是他的“精神家园”吧。问题是他在“现实世界”找不到他的精神家园，甚至找不到将他的精神家园现实化的任何可能性。这一方面唤起了他批判现实的激情，李零说他是一个“有道德学问，却无权无势，敢于批评当世权贵的人”，是“不满现实”的“持不同政见者”；另一方面，就注定了他在现实社会里，只能处于“疏离主流，边缘化”的地位，终生“背井离乡”，颠沛流离，“像一条无家可归的流浪狗”。尽管如此，他仍不放弃自己的努力，还在现实世界不断寻找精神家园，找不到也要找，因此，李零一再说，孔子是中国的“堂吉诃德”，既可爱可敬又可笑。在我看来，这是抓住了孔子本质的东西的，这也可能是一切真正的知识分子本质的东西。有人说，李零是丧家狗，我一开头说我对李零的书有强烈的共鸣，原因就是我也是丧家狗。
但问题的复杂性，在于孔子还有另一面，这就会引发对“丧家狗”的不同理解。孔子尽管实际上处于“疏离主流”的“边缘”地位，但他却无时不刻不希望进入主流，因为他有一个“国师”情结，他自认有一套安邦治国的良策，而且认定只有为统治者所接受，才得以实现；因此，如李零所说，他一方面“批评当世的权贵”，一方面又“四处游说，替统治者操心，拼命劝他们改邪归正”。但这只是他的一厢情愿，任何统治者都不会愿意有一个“国师”高居于自己之上，天天指手划脚；偶尔听听意见，也不过是利用而已。统治者要的是甘心充当帮忙和帮闲的知识分子，但孔夫子不愿意——在我看来，这正是孔子可贵之处，他尽管对统治者有幻想，但却始终坚持了自己的理想和独立性，也正因为如此，他就必然不为统治者所用，而成为“丧家狗”。但也幸亏他成了“丧家狗”，而没有成为“被收容、豢养的狗”，他才具有了为后人与今人敬仰的地位和价值，这也就是李零说的“因祸得福”。但无论如何，“丧家狗”在孔子这里，意义是复杂的，至少有两个层面：一方面，是他对“乌托邦”理想的坚守，因而决定了他的思想原意上的“批判性”和原初形态的“边缘性”；另一面，是他的“国师情结”，决定了他“替统治者操心”而又不被所用的现实命运，同时也使他的思想具有某种被意识形态化的可能性。李零说：“乌托邦的功能是否定现存秩序，意识形态的功能是维护现存秩序。从乌托邦到意识形态，是知识分子的宿命”。李零所认同的，显然是“乌托邦”意义上的，不懈地追求精神家园的“丧家狗”孔子，而对“国师”意义上的“丧家狗”孔子有所保留。在这个意义上，李零（或许还有我这样的知识分子）和“丧家狗”孔子的关系也是复杂的：这是因为我们对孔夫子的观照是一种当代知识分子的观照。
还可以追问下去的是：孔子试图将乌托邦理想现实化的努力本身，是否有问题？上世纪90年代，我写过一本《丰富的痛苦》，讨论的就是“堂吉诃德”（现在我从李零的书中知道孔子也是“堂吉诃德”）的“把乌托邦的彼岸理想此岸化”的问题，我的研究结论是：乌托邦理想此岸化，必然带来灾难，即所谓“地上天堂必是地狱”。我还谈到“理想主义很容易导致专制主义”的问题。这都是可以用20世纪中国与世界的许多历史事实来证明的。因此，我非常认同李零的以下论述：“知识分子，最有智慧，最有道德，最有理想。让他们管国家，谁都觉得踏实，放心。其实，这是危险的托付”，“真理难容谬误。知识分子心明眼亮，比谁都专制。如果手中有刀，首先丧命的，就是他的同类”。还有李零对“知识分子理想国”的批判：无论是西方的柏拉图，还是东方的孔子的“理想国”都是“一切靠道德和智慧”的“知识分子专政”；而具有讽刺意味的是：“柏拉图的理想国，名曰哲人专政，实为军人专政”，“它的灵感来自斯巴达：军事共产主义加奴隶制”，最后，柏拉图自己在多次“无功而返”以后，也叹气说：“我理想的头等国家，只合天上才有，地上的国家，还是交法律去管吧”。——在我看来，这都是李零对包括孔子在内的许多东西方知识分子的历史经验教训的一个极其重要的总结，是他读《论语》的极具启发性的心得。
这其中还有一个重要问题：“从乌托邦到意识形态”，是不是知识分子必定的“宿命”？我是怀疑的，因此，提出过一个“思想的实现，即思想和思想者的毁灭”的命题，并提出要“还思想予思想者”。李零说：“我读《论语》，主要是拿它当思想史”。这是李零读《论语》的一个最重要的特点，也可以说是他的追求，就是要去意识形态的孔子，还一个思想史上的孔子，将孔子还原为一个“思想者”，或者再加上一个以传播思想为己任的“教师”。在李零看来，为社会提供思想——价值理想和批判性资源，这才是“知识分子”（李零理解和认同的萨义德定义的“知识分子”）的本职，也是孔子的真正价值所在。
三、怎样看待当下“孔子热”、“读经热”中的一些现象
有些学者，宣称要用孔子来救中国。因此，他们不但重新独尊儒学，还要提倡儒教，主张政教合一，把孔子再度变成国师，其实也是“拿孔子说事”，真正想当国师的是他们自己。
李零并不讳言，他之所以要读《论语》，是受到当下孔子热、读经热的刺激，也就是说，他在21世纪初的中国，重新强调“孔子不是圣人”，是有针对性的。坦白地说，我之所以产生强烈共鸣，也是对他的针对性有兴趣。或者说孔子热、读经热中的一些现象，引发了我的思考与警惕。
首先我注意到的是，孔子热、读经热背后有一股力量在推动。而推动的动力有二，一是想用《论语》凝聚人心，二是要把孔子推向全世界，显示中国的软实力。这又涉及到“大国崛起”的问题。我对所谓“大国崛起”，始终持怀疑态度。首先是我们讲“崛起”，会不会盲目乐观，掩盖许多真实存在的问题；其次，“大国”心态的背后，我总觉得有一个“中华中心主义”情结在作怪：这几乎是我们这个“老大中国”的一个痼疾，一有机会就要发作。李零说得好，我们这个民族的心理有问题，“忽而自大，忽而自卑”，但无论自大、自卑，都要“拿孔子说事”。现在，大概是因为经济有了发展，就自我膨胀，要拿孔子去“拯救全世界”了。本来，作为正常的国际文化交流，向外国朋友介绍孔子思想，是没有问题的；但如果将孔子当作“软实力”，“救世良药”，向全球推广，就不但是一厢情愿，而且明摆着是在利用孔子。不但自我膨胀，也把孔子膨胀了。
在我看来，李零强调孔子是一个“在现实世界找不到精神家园”的“丧家狗”，就是要给这样的远离孔子真相、真价值的膨胀降降温：“孔子不能救中国，也不能救世界”。李零说：“把孔子的旗帜插遍全世界，我没有兴趣”，我也如此。
但还有些学者，宣称要用孔子来救中国。因此，他们不但重新独尊儒学，还要提倡儒教，主张政教合一，把孔子再度变成国师，其实也是“拿孔子说事”，真正想当国师的是他们自己。他们不但要把孔子道德化，而且重点放在儒家“治国平天下”的功能，也把孔子意识形态化了，而且进一步宗教化了。历史仿佛又在重演，就像鲁迅在上世纪30年代所说的那样，“权势者或者想做权势者”又把孔子捧成“圣人”了。在这个时候，李零来大谈孔子“不是圣，只是人”，还是个边缘化的“丧家狗”，还一再论证“半部《论语》治不了天下”，这都是在扫兴。不过，我觉得这个“兴”扫得好，不然我们真要被“孔子热”给热得昏头昏脑，而就在这样的热昏状态中，孔子又成了一些人的“敲门砖”了。
还有商业炒作。李零说得好：“现在的‘孔子热’，热的不是孔子，孔子只是符号”。我要补充一句：在一些人那里，孔子只是一块“招牌”。这就是鲁迅说的“孔圣人”的“摩登化”。现在有打着“振兴国学”旗号的这“院”那“院”，我衡量是真的要“振兴”，还是只是打“招牌”、吃“招牌”，有一个简单的标准：你是不是引导大家读原著，以“板凳要坐十年冷”的精神沉潜下来研究传统文化，还是只在那里吆喝，或者用手机来贩卖孔子语录？对前者，那些潜心研究的学者，认真读原典的读者，我们应该表示最大的敬意；而对后者，则要保持警惕。问题是，据我冷眼旁观，在当下的“读经热”中，真读、真研究者寥寥，而吆喝者、买空卖空者多多。如李零所言，这也是中国人的积习：“从骂祖宗到卖祖宗”，现在最时兴的是“卖祖宗”。
还要说到我们的老百姓。有一件事，我百思不解：《论语》字数并不多，文字也不是太难懂，为什么大家都不去读，只是一个劲儿地追逐讲《论语》的明星？这大概是因为读《论语》原著，总是要费点劲，那像听明星讲，就像吃冰淇淋一样舒服。还有的人是把听讲《论语》当作一种时尚，做出“欣赏状”就足够了，当然无须读原著：那是别人看不见的。这里透露出来的整个社会的浮躁心态，将一切都功利化、实利化、游戏化、表演化的风气，实在令人担忧。
我因此赞同李零的态度：“不跟知识分子起哄，也不给人民群众拍马屁”。我还加一句：不跟着虚炒的意识形态走。在当下“孔子热”、“读经热”中，保持冷静、低调，独立，充当一服清醒剂。
这样降温降调，是否会贬低孔子的意义和价值？当然不会。李零说：“读《论语》，要心平气和——去政治化，去道德化，去宗教化”，这才会有“真实的孔子”。我也想加一句：“去商业化”。被政治化、道德化、宗教化、商业化的孔子，膨胀得神圣无比，高大无比，却是虚的，更是一种遮蔽。降温降调，其实就是“去蔽”，去掉人为的遮蔽，真价值就出来了。以平常心，心平气和地去读《论语》，我们就看到了一个真实的孔子，一个具有原创性的思想家、教育家，同时又是一个在痛苦中不懈追求、探索的真正的知识分子。这样的孔子，为我们民族提供了具有源头性的思想与精神传统，在当今这个“礼坏乐崩的世界”，我们是可以，或者说特别需要和他进行精神的对话，他不会给我们指路，却会引发我们思考，给我们自己的探索以启示，这就足够了。李零说：“学《论语》，有两条最难学，一是‘三军可夺帅，匹夫不可夺志’，二是‘不义而富且贵，于我如浮云’。现在，哭着闹着学《论语》的，不妨先学这两条，试试看！”在我看来，单这两条，就够我们受用的了。而且这两条也真是鉴别“真懂”还是“假懂”，“真学”还是“假学”的试金石。
四、如何看待孔子和鲁迅的关系
在我看来，鲁迅和孔子，既有分歧，也有一些精神上的相通。鲁迅和孔子都是中国一代一代的，不断寻找自己的精神家园，即使找不到还得继续找的知识分子的代表。
在鲁迅博物馆讨论孔子，意味深长。因为很长时间以来，人们总是把孔子和鲁迅绝对对立起来。捧鲁迅时，像“文革”时期，就用鲁迅打孔子；现在，孔子地位高得不得了，就用孔子打鲁迅。我一讲鲁迅，就会有人质问我：当年就是鲁迅把孔子赶跑了，现在正要把孔子请回来，你还讲鲁迅，居心何在？看来，现在是鲁迅倒霉、孔子走运的时候。
但孔子和鲁迅真的是决然对立，水火不容，有孔无鲁，有鲁无孔吗？他们的关系究竟是什么样的？这是我们必须回答的问题。
毫无疑问，鲁迅和五四那一代人对孔子有很多批判。在我看来，这样的批判是有两个层面的。首先，他们批判的锋芒，是指向将以儒学为中心的传统文化神圣化、宗教化的“中华中心主义”的，在当时的中国，正是这样的中华中心主义妨碍着中国人对世界文化的吸取，而在五四先驱者看来，打开思想的闸门，向世界开放，正是当务之急，因此，在思想文化界就需要破除将传统文化绝对化的文化神话。他们的批判锋芒又同时指向独尊儒学的文化专制主义，其实，在晚清以来，儒学的垄断地位已经发生动摇，已经有越来越多的学者对诸子百家有更多的关注，五四时期只不过是把这样的打破垄断、独尊的努力，推向自觉。因此，我们可以说，五四新文化运动包括鲁迅在内的先驱所做的，其实也是“去政治化，去道德化，去宗教化”的工作，他们所批的正是李零说的被意识形态化、道德化、宗教化的“人造孔子”，“大家把孔子从圣人的地位请下来，让他与诸子百家平起平坐，有什么不好？无形中，这等于恢复了孔子的本来面目”。
当然，鲁迅和孔子之间是有分歧的，甚至是重大分歧，原则分歧，从这一层面，鲁迅也批孔子。如李零所说，孔子是一个“替统治者操心，拼命劝他们改邪归正的人”，因此，他想当“国师”。而鲁迅，连“导师”都不想当（他的理由是：我自己都找不到路，如何为年轻人指路？