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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丧家狗”的称呼，适合比拟不得志的孔夫子，适合比拟失意的自由主义者胡适之，适合比拟对现实心怀不满的知识分子，也适合比拟作为思想流派的儒家的历史形象。
在西汉以前，儒家多不得意于当时，？？惶惶，奔走列国，岂非如“丧家狗”乎？后来汉武帝“罢黜百家，独尊儒术”，儒家才总算被政治招安，从此两千年间，大都成了君主制度的“看门狗”。直到辛亥革命天崩地解，传统帝制终结，儒家无所依附，又从“看门狗”变回“丧家狗”。这是儒家的不幸，也是儒家的幸运：不幸的是丧失了制度依靠，不再有权力作后盾；幸运的是不必依附权势，更容易养成独立的批判精神。
现代以来的新儒家，如张君劢，如徐复观，皆在文化上坚守中国本位，而在政治上借鉴西方民主，对独裁制度作不平之鸣，正是“丧家狗”式的儒家；相反者如钱穆，为古代的君主专制做辩护士，为当代的独裁者做政治花瓶，则是“看门狗”式的儒家。至于今日大陆的新儒家，鼓吹所谓“政治儒学”、“现代仁道”，手淫思想，意淫政治，盖欲作“看门狗”而不可得者也！
“丧家狗”的训诂问题，只是一个细枝末节的考证问题；但由“丧家狗”引申出来的解释问题，却是不同的价值取向之争。关于“丧家狗”的争辩，无非是借题发挥，借考证问题发泄其价值拷问，借学术问题显示其思想姿态（亦如明代对《大学》古本问题的考辨，背后实为朱熹、王阳明的思想路线之争）。故训诂问题、考证问题即使可以解决，思想问题、立场问题依然无法调和。胡适在《与柳田圣山论禅宗史书》中说：先生似是一位佛教信徒，似是一位禅宗信徒，而我是一个中国思想史的“学徒”，是不信仰任何宗教的。所以我与先生的根本见解有些地方不能完全一致。
同样道理，李零作为一个文献学家，一个非儒非孔的怀疑主义者，与作为信徒的新儒家之间，可谓鸡同鸭讲，是无法真正展开对话的。
陈明先生批评李零只是“训诂家的眼界”，无法承担解释《论语》的工作。确实，训诂方法不足以完全解决思想层面的问题，但它至少可以更加接近文本的原始面目，也更加接近古人思想的原貌；相反，由信仰出发的思想讨论，既以信仰始，亦以信仰终，则丝毫无益于文本问题的解决。训诂当然不是目的，不是结束，但却是前提，是基础；没有训诂作为基础，所谓思想不过是沙上之塔。换句话说，没有思想的训诂还是训诂，而没有训诂的思想只不过是信仰而已。
道术已裂，世论多歧，辨如不辨，了犹未了。我原本只希望能解决一个小小的考证问题，其它的话，终不过是多此一举罢。
（《南方周末》2007…06…07）