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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我就把盘子吃下去。”小琼斯说。
“你吃吧！”巴布教练说。
“什么是clip？”芬兰医生问。爱荷华巴布找来十分情愿的朗达·蕾伊做示范，韩国女孩们害羞地吃吃窃笑。日本人奋斗个不停，手上忙着对付火鸡和奶油刀，耳里听着弗兰克含糊不清的说明，嘴上还得应付蛋蛋连连尖叫的“什么”。
“这是我吃过最吵的一顿饭。”弗兰妮说。
“什么？”蛋蛋叫。
“耶稣基督。”父亲说。
“莉莉，”母亲说，“拜托多吃点。这样你才会长。”
“怎么回事？”有名的芬兰医生说。不过听起来像是“者么围事？”他看着母亲和莉莉问：“谁不会长？”
“哦，没什么。”母亲说。
“是我，”莉莉说，“我不长了。”
“你没有，亲爱的。”母亲说。
“她的成长似乎停滞了。”父亲说。
“喝，‘停滞’？”芬兰医生瞧着莉莉说，“不会长，嗯？”他问，莉莉微微点了个头。医生用手摸摸她的头，看看她的眼睛。除了日本人和韩国女孩，大家都停下刀叉。
“你们怎么说？”医生问着，然后对他女儿讲了一串怪字眼。
“卷尺。”她说。
“喝，卷尺？”医生叫道。麦斯跑去找了一个。医生量了量莉莉的胸、腰、手腕、脚踝、肩膀和头。
“她好得很，”父亲说，“没事的。”
“安静。”母亲说。医生把测得的数据全写下来。
“呵！”他说。
“快吃，亲爱的。”母亲对莉莉说。但莉莉一直看着医生写在餐巾上的数字。
“你们怎么说？”医生问完，又对他女儿讲了一串怪字眼，这回她答不出了。“你不知道？”医生问女儿。“字典呢？”他问。
“在宿舍。”她说。
“喝！”他说，“去拿来。”
“现在？”她说着，一脸不舍地看着她堆积如山的第二盘烤鹅和填料火鸡。
“去、去！”医生说，“当然现在。快！呵！快！”蓝白滑雪装的大个子女孩走掉了。
“这是——你们怎说？——一种病态。”芬兰名医静静地说。
“一种病态？”父亲说。
“一种成长停滞的病态。”医生说，“很常见，原因也很多。”
“一种成长停滞的病态。”
母亲重复一遍。莉莉耸了耸肩，学韩国女孩剥鸡腿的皮。
高大的金发女孩气喘如牛跑回来，发现盘里的菜已经被朗达·蕾伊清掉，脸都绿了；她把字典递给医生。
“喝。”弗兰妮在对面向我悄声说。我从桌底踢她一下，她也回敬一脚；我又踢，却不小心踢到小琼斯。
“哇！”他说。
“对不起。”我说。
“喝！”芬兰医生指着一行字大喊，“侏儒症！”
一桌默然。只有日本人还在跟他的奶油玉米奋斗。
“你是说，她是个‘侏儒’？”父亲问医生。
“喝！对！侏儒。”医生说。
“放屁！”爱荷华巴布说，“什么侏儒！她是小孩！她只是还没长，你这江湖郎中！”
“什么是‘江湖郎中’？”医生问女儿，但她不肯答。
朗达·蕾伊端出派来。
“你绝不是侏儒，亲爱的。”母亲悄声对莉莉说，但莉莉只是耸了耸肩。
“是又怎样？”她勇敢地说，“我是好孩子。”
05 圣诞快乐，1956（12）
“香蕉。”爱荷华巴布黑着脸说。没人知道这是指治疗的方法——“喂她吃香蕉就好！”——还是“放屁”的同义词。
总之，这就是1956年的感恩节。我们便如此朝圣诞节而去，思考尺寸大小、听人做爱、停止洗澡、替死狗摆姿势、跑步、举重、等待下雨。
十二月初一个大清早，弗兰妮把我叫醒。屋里一团暗，蛋蛋绵长的呼吸从通敞的门廊传来，他还在睡。有个轻柔小心的呼吸比蛋蛋更靠近我。我感觉到弗兰妮的气味——虽然好一阵子没闻到了：浓浓的但不逼人，有点咸，也有点甜，很强烈，但不像糖蜜般稠腻。在黑暗中，我知道弗兰妮爱洗澡的毛病已经好了；全因为那天偷听到父母亲做那件事的缘故。我想，那件事使弗兰妮再度接受了自己天生的体香。
“弗兰妮？”我悄声说，什么也看不见。她的手轻抚我的脸颊。
“在这儿。”她说。她靠着墙和床板蜷在我身边。我永远不知道她是怎么挤进来而不吵醒我的。我转身朝着她，闻得出她刚刷过牙。“听着，”她悄声说。我听到弗兰妮和我的心跳、在邻室深海潜水的蛋蛋，还有像她呼吸般轻柔的某种事物。
“雨来了，呆瓜。”弗兰妮说，用指节顶我的肋骨。“下雨啰，小子，”她对我说，“你的大日子到了！”
“天还没亮，”我说，“我还想睡。”
“天亮了。”弗兰妮用气音朝我耳边说，往我脸上咬一口，然后开始在被窝里搔我痒。
“别这样，弗兰妮！”我说。
“雨来了、雨来了、雨来了，”她连说带唱，“别想临阵脱逃。弗兰克跟我早起来了。”
她说弗兰克正在控制台试我们的呱呱盒。弗兰妮把我拉下床，催我刷牙换上运动装，就像平常去楼梯间跑步一样。她带我到控制台找弗兰克，两人算了一堆钱给我，叫我放在鞋子里——厚厚一叠纸钞，大半是五块跟一块。
“这样我怎么跑？”我说。
“你用不着跑，没忘吧？”弗兰妮说。
“一共多少？”我问。
“先问她收不收，”弗兰妮说，“再担心不迟。”弗兰克坐在控制台前，活像个遇到空袭的疯狂塔台管制员。
“那你们要干吗？”我问。
“帮你看着。”弗兰克说，“万一不好收拾，我们就报个防火演习什么的帮你解围。”
“哦！多谢！”我说，“免了吧。”
“听着，小子，”弗兰妮说，“我们付钱，有听的权利。”
“乖乖。”我说。
“没问题的，”弗兰妮说，“别紧张。”
“万一只是误会呢？”我问。
“我就是这么想的。”弗兰克说，“反正到时你就把钱拿出来放到一边，继续跑楼梯得了。”
“少废话，弗兰克，”弗兰妮说，“闭上嘴查你的房。”喀、喀、喀、喀……爱荷华巴布又成了地下铁，在地底好几英里；麦斯睡在噪音里，发出另一种噪音；尤里克太太跟几个汤锅一起冒着泡泡；308的客人——得瑞一个叫鲍尔（Bower）的学生可怕的姑妈——像磨钻子一样打着鼾。
“接下来……早安，朗达！”随着弗兰克转到朗达的房间，弗兰妮小声说道。哦！朗达睡得多香！就像一阵海风拂过丝绸。我发觉腋下开始出汗。
“快滚上去吧，”弗兰妮对我说，“别等雨停了。”
我晓得这不可能，从楼梯间的窗子往外看就知道了，艾略特公园里一片汪洋，水漫过走道的缘石，形成一条条穿越运动设施的小河。雨从灰暗的天空倾盆而降。我想先来回跑个几趟——倒不是为了习惯，只是觉得这样叫醒朗达最自然。但等我站在她门外的走廊上，指头忽然有如针刺，呼吸也粗了起来——喘得比平时还厉害，弗兰妮后来告诉我，在朗达起来开门以前，他们就从对讲机听见我了。
05 圣诞快乐，1956（13）
“这要不是小强，就是特快车。”朗达悄声说，让我进门。我一个字也说不出口，上气不接下气，好像跑了一早上的楼梯。
房里很暗，但我看得出她穿着蓝色的睡衣。她刚起床的呼吸有点酸酸的——但当时闻起来还不错，她本人的味道也很好闻；虽然事后想起来，那味道就像夸张了好几倍的弗兰妮。
“老天，膝盖这么冰——穿这种没裤腿的裤子！”朗达·蕾伊说，“进来暖和暖和。”
等我七手八脚地扯掉短裤，她又说：“老天，手臂这么冰——穿这种没袖子的衣服！”我挣扎一番后也扯掉了。我脱了跑步鞋，想办法把那叠钱塞进其中一只。我想，也许就是这次在呱呱盒系统下做爱，影响了我一辈子对性交的感觉。即使今天快四十了，我还是习惯说悄悄话。我还记得拜托朗达也把声音放小。
“我差点要叫你‘说大声点’！”弗兰妮后来告诉我，“简直气死人——尽说悄悄话！”如果不知道弗兰妮在听，我或许会跟朗达说些别的。我没怎么想到弗兰克，虽然后来无论住不住一起，我似乎总觉得他正坐在对讲机前，偷听别人的恋情。在我想来，弗兰克一定边听边带着那副不屑的表情，就像他工作时一样，一种淡漠而泛滥的不快感，近乎嫌恶。
“你很快，小强，你真快。”朗达·蕾伊对我说。
“拜托，说小声点。”我傍着她鲜艳的头发喃喃说道。
这次启蒙令我日后对性事总是紧张兮兮——我始终没法摆脱这种必须谨慎言行，否则就像是背叛弗兰妮的感觉。也许是因为朗达·蕾伊和第一家新罕布什尔旅馆，我才觉得弗兰妮老在偷听？
“听起来有点压抑，”弗兰妮后来告诉我，“不过应该没关系——就第一次来说，我确定。”
“多谢你没有从旁指导啊！”我对她说。
“你真以为我会？”弗兰妮说，我连忙道歉；但我永远不知道弗兰妮会做什么，又不会做什么。
“你的狗进行得怎样了，弗兰克？”随着圣诞节一天天逼近，我碰到他就问。
“你的悄悄话又怎样了？”弗兰克说，“我发现最近常下雨喔！”
也许雨并不怎么常下——我承认我放宽了标准，把下雪也当成下雨，甚至可能下雨或雪的多云早晨也算数；反正有时也真下了。圣诞节前夕，在某个这样的日子——在我早把塞在鞋里的钱还给弗兰克和弗兰妮之后——朗达问我：“小强，你知道按照习惯，客人应该给女侍一点小费吗？”我一点就通。不知弗兰妮那天早上有没有听到这句话——还有后来钞票的沙沙响。
我把圣诞节的钱，全花在朗达身上。
当然我也买了点小东西给父母亲。我们并没有送圣诞大礼的习惯，向来都是送得愈爆笑愈好。我记得我送父亲一条围裙，要他穿着站在吧台里，上面还写了句好笑的标语，我送母亲的印象中应该是只瓷熊。弗兰克每年都送父亲一条领带、母亲一条围巾；母亲把围巾转送给弗兰妮，让她随便戴。父亲则把领带还给弗兰克，弗兰克爱打领带。
1956年圣诞，我们送爱荷华巴布一样别致的礼物，一幅加框放大的相片——爱塞特之战，小琼斯攻下得瑞全场唯一一次达阵的镜头。这礼物没什么好笑，但其他的可就不了。弗兰妮送了一件母亲绝不会穿的性感洋装。弗兰妮期待母亲会转送给她，但是母亲打死也不肯让弗兰妮穿这种衣服。
“就让她在305穿给老爸看吧！”弗兰妮对我怄气。书包 网 。 想看书来
05 圣诞快乐，1956（14）
父亲送弗兰克一套巴士司机的制服，因为弗兰克实在太爱制服了；他充当旅馆门房时便穿这身打扮。难得有不止一个客人过夜时，弗兰克就会假装成新罕布什尔旅馆的专职门房。这套司机制服是得瑞的死灰色，袖子和裤管都嫌太短，帽子又太大，弄得带客的弗兰克活像个葬仪社的，一副邪气穷酸相。
“欢迎光临新罕布什尔旅馆！”他经常练习，但听起来总是言不由衷。
没人晓得该送什么给莉莉——当然不能送娃娃、玩偶，或者任何沾上“小”字的东西。
“给她吃的！”爱荷华巴布在圣诞前夕建议。我们家送礼不搞精挑细选这套，总是拖到最后才匆忙买一样，不过某天早上爱荷华巴布却弄了个大阵仗，他在艾略特公园砍了棵树，大到得一分为二才塞得进餐厅。
“你把公园那棵漂亮的树砍掉了！”母亲说。
“唔，反正公园是我们的，不是吗？”巴布教练说，“不然树拿来干吗？”毕竟，他来自爱荷华——那儿有时一连几英里都看不到半棵树。
蛋蛋收到的礼物最好，因为我们之中只有他正是过节的年纪，而且蛋蛋很喜欢各种有的没的。大家都送他玩具动物啦、球啦、洗澡时玩的小东西啦，还有在户外玩的玩具——这些垃圾在冬天过完前不是踪影全无，就是缺手断脚，或者长埋在雪堆下。
弗兰妮和我在镇上的古董店找到一罐猩猩的牙齿，便买下来打算送弗兰克。
“可以装在他的标本上。”弗兰妮说。还好我们要到圣诞节当天才送他，我怕他会拿哀愁来试。
“哀愁！”圣诞节前夕一晚，爱荷华巴布突然大叫出声。我们都醒过来，吓得寒毛直竖。“哀愁！”在空旷的三楼底下，我们听着老祖父叫了又叫，“哀愁！”
“这老糊涂做噩梦了。”父亲说着，披了睡袍奔上楼。我则跑到弗兰克房间，瞪着他。
“看我干吗？”弗兰克说，“哀愁在实验室，还没弄好。”
我们全上楼去，看爱荷华巴布究竟怎么回事。
巴布说，他“看到”了哀愁。巴布教练在睡梦中闻到哀愁的味道，睁眼一看，哀愁就站在它最爱的东方地毯上。“它看我的样子好可怕，”老巴布说，“好像要对我‘攻击’！”
我又瞪着弗兰克看，他耸了耸肩。父亲翻着眼。
“你在做噩梦。”他对老祖父说。
“哀愁真的在这里！”巴布教练说，“可是它样子变了，看起来想要我的命！”
“嘘，别这么大声。”母亲说。父亲挥挥手叫我们出去；我听见他同爱荷华巴布说话，就像哄蛋蛋、莉莉，或者我们小时候一样——我这才发觉父亲常对巴布用这种口气，仿佛把自己的爹当孩子看。
“是那条旧毯子的关系，”母亲悄声对我们说，“上面沾了那么多狗毛，所以爷爷睡觉时会闻到哀愁的味道。”
莉莉很害怕，不过她一向胆小。蛋蛋左摇右晃，好像站着睡着了。
“哀愁不是死掉了吗？”蛋蛋说。
“对啊！”弗兰妮说。
“什么？”蛋蛋说，声音大得吓莉莉一跳。
“好了，弗兰克，”我在楼梯间悄悄问他，“你到底把哀愁摆成什么姿势？”
“攻击姿势。”他说。我不禁毛骨悚然。
我猜想，老狗一定讨厌被摆布成这种可怕样，所以回新罕布什尔旅馆来作祟。它找上爱荷华巴布，因为毯子在他房间。
“把哀愁的毯子放到弗兰克那儿。”吃早餐时我提议。
“我又不要。”弗兰克说。
“我要，”巴布教练说，“放哑铃刚好。”
05 圣诞快乐，1956（15）
“你昨天的梦真吓人。”弗兰妮大着胆说。
“弗兰妮，那不是梦，”巴布沉着脸说，“那是活生生的哀愁。”莉莉听到“活生生”三个字，吓得手上舀麦片的汤匙咣当落地。
“活什么生？”蛋蛋说。
“听着，弗兰克，”圣诞夜前一天，我在天寒地冻的艾略特公园里对他说，“我看你还是把哀愁留在实验室比较好。”
弗兰克听了这话，一副准备要“攻击”的样子：“它已经好了，”他说，“今晚一定回家。”
“帮个忙，别把它当礼物包起来，好吧？”我说。
“包起来？”弗兰克稍带厌恶地说，“你以为我疯啦？”
我没接腔。他说：“喂，你用点脑行不行？我把哀愁做得太好了，连爷爷都‘预感’它会回家。”
我始终搞不懂，弗兰克为何总能把狗屁不通的事说得理直气壮。
就这样，到了圣诞夜。就像俗话说的，万籁俱寂，只有一两个锅子在响。麦斯·尤里克那儿杂音依旧，朗达·蕾伊在她房里。202有客人——一个来看儿子的土耳其外交官：他儿子是得瑞唯一没回家（或到别人家）过圣诞的学生。所有礼物都藏得好好的；我们家习惯早上才把礼物拿出来，放在没装饰的圣诞树下。
我们都晓得母亲和父亲把礼物藏在305——经常为他们带来愉快时光的那个房间。爱荷华巴布把礼物堆在四楼一间小浴室里——自从莉莉诊断出疑似症状之后，再也没人说那些浴室是“给侏儒用的”了。弗兰妮把她买的礼物全亮给我看——还试穿那件要送母亲的性感洋装。于是我把买给朗达·蕾伊的睡衣拿出来，弗兰妮一穿之下，我发觉应该送她才对；那是件雪白的睡衣，朗达的衣服没这款颜色。
“你应该送我！”弗兰妮说，“我喜欢！”
但我永远来不及弄清楚如何应付弗兰妮。就像她说的：“我永远比你早一年，小子。”
莉莉把礼物藏在一个小盒子里，每样礼物都小小的。蛋蛋没买半样东西，却在旅馆里到处找人家送他的礼物。弗兰克把哀愁藏在巴布教练的柜子里。
“为什么？”事后我问了又问。
“因为只藏一个晚上，”弗兰克说，“而且我知道弗兰妮绝对不会找到那里。”
1956年的圣诞夜，大家都早早上床，但没一个人睡着——这是我们家另一个习惯。我们听着公园里的冰在雪下呻吟——有时艾略特公园就像入土的棺材一样，会随着温度变化发出吱嘎声。
为什么在1956年，就连圣诞夜都有点像万圣节？夜半时甚至传来狗吠声。那当然不是哀愁，但没合眼的我们都想起了爱荷华巴布的梦——或者弗兰克说的“预感”。
然后圣诞节的早晨来临——天朗气清，冷风阵阵——我绕着艾略特公园快跑了四五十趟。脱掉衣服，我就没有穿运动装时那么“圆”——朗达·蕾伊总是这么说我。有些香蕉变硬了。不管圣诞不圣诞，身子还是得照练，全家齐聚吃圣诞早餐前，我和巴布一起练了会儿举重。
“你举哑铃，我练挺举。”爱荷华巴布对我说。
“好的，爷爷。”我依言而为。在哀愁的老毯子上，我们脚对脚做仰卧起坐、头对头做伏地挺身。家里只有一支长杠子和一对哑铃，所以得轮着练——这是我们无言的晨祷。
“你的臂膀、胸肌跟颈子蛮像样了，”老巴布对我说，“不过前臂还得多练练。做仰卧起坐时最好在胸口放个二十五磅的铁轮子——你这样太轻松了。还有，记得弯膝盖。”
“呵。”我说，像在朗达门前一样喘。
巴布拿起杠子，先轻轻松松平肩举了十下，然后又站着举几回——上面大概放了一百六十到一百八十磅。忽然一边的铁轮松开掉下来，我连忙躲开，接着另一边也有五十或七十五磅滑下来，老巴布叫道：“妈的！混账东西！”铁轮子一个