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几个副校长联合起来反对我。其实；会议定在九点，九点一刻他们还没有露面，我就应该意识到了。多少冠冕堂皇的会无非就是走个过场，讲*，搞集体决策，最终还不是一把手说了算？大家举举手，走走形式，让私下的酝酿合法化，让个人的决定变成集体的决定。再说，请一个年轻的作家来讲讲文学课，搞点儿名作欣赏，陶冶一下学生的情操，不是正好符合素质教育的要求吗？再说，又不是什么大不了的事情。大家坐下来，我简单介绍情况，大家举举手表决，本来也就五分钟的事，却没想几个副校长公然站出来严词据理地提出反对意见。文化人讲话不明说，但话里话外能听得出，在这件事上，他们认为我就是个人主义、法西斯、武断、*、极其固执已见，技工学校开文学课，闻所未闻，破天荒，瞎胡闹。
从理智和现实的角度上讲，他们没有错，技工学校给学生提供的是手艺和技术，说到底只是一种生存的技能，好让他们步入社会不至于落到无所适从不能自食其力。他们需要做的是要脚踏实地地面对这个世界，搞懂电路、用好铣床、焊好管缝是他们的未来，卡夫卡、马尔克斯、杜拉斯、契诃夫离他们太远了，他们永远也做不了查泰莱夫人的情人，也成不了罗密欧与朱莉叶。把那些虚幻的、不切实际的东西带给他们能有什么好处呢？对于技工学校来说，无非是出风头，作秀，想在报纸上搞个头条吸引眼球。可最终谁落到好处？自然是这个学校的校长，吃亏的却是学生。
我不这样认为。历史总是理智与感性并存的，一个人完全受理智指配，就会变成一架僵死的机器，只有感性的人才会懂得快乐、幸福，才会享受美。人生的最终理想是幸福，幸福的标准是快乐，所有的快乐都来自自由，难道我们办学，只是为了制造产品和机器，而不是为培育知情识爱、有血有肉、道德高尚的人？尼采说用爱来拥抱必然，才是真正的自由！可一架机器会爱吗？一件产品有爱吗？（事后，我都惊讶自己的口采）最后，我冲他们拍了桌子（那时感觉光彩照人的薇拉就站在身后，她那令人心醉的气息是我拉开嗓门大喊大叫的坚强后盾），我愤怒地瞪大眼睛，逐个儿盯着每位参会者说，这人我要定了，如果出了问题，一切责任我来承担。既然说到这种地步，这个会开得就没有意思了，与会者举了手，但前提是一切不可预想的问题，由我来解决。
这次会议的情况薇拉不知道，没有人会告诉她。不过，她夸奖了我的真知远见，说我是个真正懂得育才育人的教育家。可她哪里知道，我的一反常态全都是因为她。
当天，我让后勤科给薇拉收拾出一间空房做宿舍（反正学校有的是空房，别人无非奇怪我对一个外请的老师为什么特别关照），这样，她什么时候来学校都可以，想呆多长时间都没问题了。我就是要让她感觉到学校的（最好能感觉到是我的）温暖和关心。我不指望她会领情，只要她能安下心来，不要以任何理由离开，在她讲课的时候，我走过教学楼的楼道里能听到她的声音，从窗口处能看到她的身影，就心满意足了。
薇拉的宿舍安排在图书室的顶头，紧挨图书馆，比较隐蔽，也免受打扰。里面收拾得较为简单，写字台，文件柜，床，单人沙发，我怕收拾得太好，她会产生疑心，不过，那屋子窗户向南，朝阳，外面是一排还没长大看上去很清秀的柳树，柳树再开外的地方是一人多高爬满绿藤的铁栅栏，那是学校的后山，很少有人来，她一定喜欢，她可以躺在淡粉色的床上看看书，或者摸着枕头套上的卡通人物睡会儿觉，可以在屋里来回踱步构思小说，累了，可以拉开粉底碎花的窗帘看看窗外。
我完全按一个女孩该有的喜好对后勤部提了要求。后来，我真正接近她后才发现，我的薇拉，最喜欢的地方不是繁华的现实，而是幽暗压抑的十八层地狱，她喜欢那里的阴冷，喜欢那里的暗无天日，在那里，她把自己打得粉碎，然后看着四处游散的灵魂组合成无数个各式各样令她眼花缭乱的自己。
醒（八）
醒 8
一个阴郁的下午，我和薇拉在学校南边的未名湖畔散步。
她说：“尽管文学已经失去少女的光鲜、少妇的风韵，变得像个弃之可惜不弃又无大用的酸腐老太太，但还是有人，特别是像你这样的人，能发现它的美，真是难得。”
看来她把我归于大众，认为我是那种只会对金钱、职位、美女投资下注的男人。孟子所言，人之本性，食色性也！本没错，我们摸着石头过河，一切向钱看，一切以经济为中心，我们再不用为丢了二两粮票而饿肚子，再不用怕冬天还要穿那双露出脚趾的鞋了，我们口袋里的钱，足可以买房子，买汽车，买选票，甚至可以买到人体器官，买到女人。改革开放把全世界摆到桌上，来自全球应接不暇的产品和服务，已经让我们的感官疲惫不堪，哪里还有时间和空间让心去体会柏拉图的妙处。但这并不等于说，我们的心在夜以继日地为我们提供活力的时候，就没有需求，难道人们越忙碌越空虚，不是心的呼唤？
我不能在薇拉面前大放厥词，也不能谦虚到虚假。不过，至少我们有一些共同语言。文学对她来说，一定就像宗教，神圣、万能、无处不在。在她面前，即使违心说谎，我也只能虔诚地恭维文学。我说：“文学是高贵的，它不应该俯首屈从媚俗于大众，无论人们在它的身体上贴了多少钞票，依然改变不了它圣洁善良的本性。”多文学的语言啊！我为自己的表现暗自窃喜。
她听着，缓步向前，高跟鞋踩在石板上发出好听的声音。她有时看看周围，湖上鳞光波动，山上树密草香。我继续说下去，全然一个热血澎湃的文学青年，但没一会儿，我就意识到自己的班门弄斧与鲁莽，她是个机灵鬼，看我停下来，就稍稍放缓步子，半仰脸，眼睛看着别处，微翘着下巴，鼓励我，很好，继续。
我几乎没听到她的话，和她如此近的距离，我却两耳失聪，脑子里一片空白。一颗小小的，俏俏的，淡咖色的痣，居然长在她脖子靠近锁骨的地方。真是太美了。薇拉不得不又一次提醒我，继续。
“我刚才说到哪里了？依我看，现在的小说，精品少，垃圾多，当然不包括你。”
“不，当然包括我，我从来就这么认为。”她很愿意承认自己是在制造垃圾，接着她有点愤慨地说，“可现在，只有垃圾才能满足这些贪婪的猪，你觉得现在还有几个人像人吗？我怎么老是看不到一个人。包括你，你也承认自己是个人吗？如果拿真正的人的标准来衡量。”
这叫我怎么回答呢？言外之意，我也是猪。她并没有怕我面子上过不去，或无法接受，直接又说：“别不敢承认，其实，你也是，我也是，吃，睡，最后任人宰割！无休止的万恶的时代。”
她把我吓住了。
我们又往前走了一段，她突然停下来，转身看我，没大没小地用指头指着我笑，说我脸色大变，惨绿惨绿的。然后提议换个话题，如果没兴趣，就宣布散步结束。我怎么愿意让她离开呢？我把自己的过去讲给她，话一说开，我就发现，我是那么希望让她了解我的一切，我是那么愿意在她面前做个毫无保留的玻璃人。
我一九七四年出生在北京，长在一个一九七八年才通电、一九八五年才通公路（还不是柏油的）的山村。我母亲是下乡知青，父亲是当地农民。我是老小，上面有两个姐姐。我们算是城市与农村的结合体、杂交种，或是一个怪物，农村人眼里我们是城里人，但回到北京，我们又是彻头彻尾的泥腿子农村人。我始终说不清两种基因，到底哪种在我的身上发挥的作用大一些。
两个姐姐的命都不好，她们是被一个搞不明白的问题害死的：同样是人，同样一个国家，农村与城市的差别为什么就那么大呢。那个年代，知识和阅历同样粗浅的她们没有听说过二元经济，却切实体会和忍受了二元社会或二元人给她们造成的苦难。城市，有班上，有电影院，有公园，有商场，有电车，考试都可以加分，是天堂。农村人睁开眼劳动，闭上眼睡觉，黑暗、冷清、死寂，是地狱，如果像母亲年轻时那样，披星戴月挑灯造田，活在一种轰轰烈烈之中让个体消失也就算了，可土地下放以后，她们所分得的那点土地，就是日夜暖在怀里喂上奶，也打不出亩产万斤的粮食，即便打出粮食，也换不来电视机、玻璃幕墙、电梯。如果我的两个姐姐，没有被一个向往牵着，像当地姑娘那样没有任何想法，只盼上天开眼给自己送个勤劳细心知道体贴女人的如意郎君，也许她们还会活得很好，问题是她们被牵动了，那个向往不仅仅是城市，而且还是有直观记忆或比较的首都。她们想回北京，甚至做好了回去扛砖头、扫大街，给人家洗衣服的心里准备。我母亲坚决反对。她说，你们想回不是不可以，那就等我死了再动这个心思。
现在，我多么希望如母亲所希望的那样，她们能安分一些，宿命一些，说不定将来在那山清水秀的农村，能活出个百岁寿星，她们戴着古铜色的头巾，拄着龙头拐靠在暖烘烘的石墙上，看着满院的儿孙。偏偏，我们姐弟仨从小就意识到了与那些农村孩子的“不同”（其实某种意义上是现在追求个性的另版解释），我们就是北京，万丈光芒的北京，伟大领袖居住的地方。在别人那里，北京只在书本上，报纸上，想象中，而在我们这里，我们就是北京本身。我的外公外婆都是北京人，尽管只是小市民，一个曾是锅炉工，一个曾是公交车售票员，但凭他们寄给我们的衣服就足可以让村里人联想到天安门城楼、天坛、故宫和宽敞的长安街。我们姐弟为这种不同骄傲，同时又自卑，那种优越感让我们变得更加不甘于现实，苦难无法逃避，但要麻木在苦难里就更加可悲。有时候，我们也想，就这样算了，别人不是都这样吗，同样活了一辈又一辈。可那只是暂时的，瞬间的，当课本上那张飘着红旗的天安门图像在脑中出现时，我们刚刚被自己说服平静的心，就被撩拨，被*了。我们决定离开，不论以什么方式、采取什么手段。母亲已经毁了，我们不能再继续毁下去。
第二年，外婆再次来信要求妈妈带我们返城。两个姐姐收拾好了行李，母亲再次出面阻拦，还骂两个姐姐不知天高地厚。当时，我们只认识到母亲的自私，却没有意识到我们的自私。后来我才觉得，也许母亲是害怕了。她相信了一个时代，时代却让她变得自卑（我一直这么认为）。那些天，母亲脾气怪张，行动异常，一时好一时坏，从来很少照镜子的她，开始常常照起镜子来，而且一照就是很长时间。我想那个水银已经不太好的镜子和她做了很多的交流，帮她从眼睛到心里透透彻彻地看遍了自己，决定留下来，绝不是一时冲动，也不是像她说的那样是为了守住当年的理想，或不值一提的誓言。我始终不知道该说她是大智，还是愚蠢，她没有受到返城知青婚姻问题、住房问题、工作问题的冲击，也没有受到与想象一落千丈的打击。也许她是看到自己与城市的关系已经变得了名存实亡，才把我们成为她的孩子说成是天命，她的命，我们的命，但她却成了不幸命运的帮凶和刽子手。
幸与不幸，谁知道呢？母亲发火了，说休想给她扣那么大的帽子，她承担不起，有本事，就自己出去打拼。两个姐姐带头开始，从学习到农活样样是别人的榜样，大姐初中毕业到乡农机站当拖拉机手，没想，在一次修水库拉石料中掉下山崖车毁人亡。二姐选择了另一条路，到县剧团学戏，她刻苦认真，深受大家喜欢，却在一次下乡演出时被人拉到玉米地里*后，用石头砸了个面目全非。两个姐姐的死，让母亲得了抑郁症，两年后突然双目发呆连父亲都不认识了，第三年的夏天，母亲死了，由我执笔父亲口述给北京去了一封信，信封里装了母亲一缕头发。等到北京的回信，母亲埋在当年由她亲手造的而今被撂荒的梯田里已经十三天了。后来，我们再没有收到北京的信，我们与北京的关系，也就此永无再续了。
如此情愿，又毫无顾忌地讲出这些，我还是第一次。过去，即使对桑安娜，我讲的也是另外一套。这倒不是我有意对桑安娜说谎，我只是对她虚构了心情，觉得那些真实的东西与桑安娜没有关系，何必让她陷入一种无用的糟糕中呢。
薇拉却不同，我强烈地毫无保留地想让她了解我，我的过去，我的所思所想，我的偏执嗜好，我的一切，总之什么都想让她知道。不知道这算不算是铺垫或蓄意预谋。我没时间考虑，只是觉得要不告诉她这些，我就不够彻底，不够纯粹，不够完整。仿佛对她隐瞒了什么，内心会觉得愧疚。
我跟薇拉说，我的童年基本没有什么快乐和美好的色彩，我们，包括我母亲，被美化虚幻的想象欺骗了。尽管我母亲至死不承认，也不明白她的坚持实际上是用坚强来掩饰内心的脆弱。我父亲至今还在农村，死活不肯离开村庄，连到城里打个工都不愿意。他多次来信，不让我给他寄钱，可我还是寄了，每隔几个月寄一次。过去，我一门心思就想离开那里，恨不得去当海员，死在某次海难中。
“你的过去。就是再不堪回首，也还是你的，它们组成了你，你可以痛恨它，但你丢不掉它。”
我们一直沿着湖边走。她的眼神既舒缓又专注，很像一个忠实的听众，不打岔，不分神，不捣乱，在她营造的气氛里，我可以毫无压力地述说衷肠。当时，我完全忘记了她的年龄，有个年长者给孩子讲一九六零年的饥饿，孩子颇为不解的说那会儿的人怎么那么傻，饿了为什么不知道去商店买面包。薇拉与我却没有这样的代沟。她很少开口，也不讲自己的事，当我像许多人那样恭维她时，她的响应只有两个字——狗屁！不过，她承认写作对她的重要性，她说，眼下没有老公没有情人没有钞票，她都会活得好好的，但要没有写作，她会死。她对文学的虔诚令人钦佩。可她说不该用“虔诚”，因为我并不了解她。
后来，我们又聊回到文学话题上来。我当然发怵。但汉克先生为了自己的目的，哪怕就为能多看她几眼，也只好谈下去，。我说，一个人活着其实是个自我认识、自我发现、自我救赎的过程，早认识早成熟，早发现早解脱，文学可能不是快捷方式，但不失为一种管道，一种方法。物欲的刺激只能使我们的身体沉重，精神麻木。我们只有灵魂顿悟，心灵才能求得安宁，人生才能活的自在。虽说技工学校是培育产业工人的地方，但工人也是人，人就不同于动物，有七情六欲，有私心杂念，如果学生在学校里没有得到很好的质量教育，即使将来一个个是博士生，把所学的知识用于满足私心，难道能说是教育的成功？
说到这里，薇拉突然停下来抓住我的手。她的手很小，温暖，无骨，但让我发颤。她那性感的唇，微微开启，很郑重地向我说了一声“谢谢”，然后补充一句，替那些孩子谢谢我。我看着她的眼睛，她的眉毛，她的鼻子，她的唇线，她说什么都不主要了，就在那一刹那，我清楚地意识到再不想与她有距离了。
那天下午她搭我的车回家。一上车，她就睡了，没给我继续和她聊天的机会。她躺在我旁边，我一次一次打量她，薄薄的耳廓、弧线流畅的下颚、滑润细嫩的脖子，自然放到胸前的双臂，每一处都令人激动。我把车开得很慢，只有在她眉头相蹙怕她醒来责怪我时，才赶紧用力踩下油门。
到目前为止，我只是在她这样熟睡时，才能轻松自然地与她交流。一种油然而生的惬意与无法抑制的愉悦告诉我，这么多年来，我的努力，我的坚持，就是为了这个人的到来。而这种坚定与决然，连与和我同居多年的桑安娜都无法冲散。
醒（九）
醒 9
我疯狂地爱上了薇拉，却不知道薇拉对我的感觉。我自己好像一点儿不关心，似乎那只是她的事，与我无关。我要做的就是做一架无形的摄像机，如影子一样紧跟其后，把每时每刻的她丝毫不落地记录下来。
薇拉讲课与别的老师不同。她很少站着，很少说教，很少板书，一堂课下来常常黑板上不写一个字。她从不到学生中走动，不管束孩子们课堂上做小动作或交头接耳，也不用目光监督他们，更不和他们做交流互动。学生们谁愿意听就听，不想听睡觉也行。似乎教室里学生跑光了只留下她一个人，她也会很投入地讲完自己的课，她不在乎，无所谓，所有主动权交给了学生。
结果，她的课课堂秩序奇好，她有时带个计算机刻件来，有时干脆什么都不带，空手坐在讲台上海阔天空。她说，写作靠悟性，技巧只不过是人为的总结与归纳，学校可以培养出工程师、教授、作曲家、画家，却培养不出作家。她希望大家真心亲近文学，因为这个社会，那些花里胡哨的消遣只能让空虚变得更加空虚，寂寞变得更加寂寞，孤独变得更加孤独，文学可以帮人从肉质的身体里抽出真正的自己，觅得真正的自由和快乐，闻到真正的鸟语花香；文学可以帮人在矫揉造作、晦涩阴沉、连片空谈假话的世界里，开辟出一块属于自己的清静、安谧、温暖的花园；文学可以帮人卸掉金钱、美女、虚名的包袱，超然物外，在沉思与丰富中归于自然……
那些孩子们听着，跟随她进入到了另一个世界，和她一起感受“寂寞深闺，柔肠一寸愁千缕。惜春春去，几点催花雨。……人何处，连天芳草，望断归来路。”的意境。她与我所接触过的任何一个作家都不同。那些作家要么手舞足蹈侃侃而谈，似乎他就是掌控文学的神，要么神乎其神故弄玄虚，仿佛文学如禅宗秘籍深不可测，要么拿腔拿调柔肠细语，句句酸到你满口倒牙。薇拉的课深入浅出，通俗易懂，荡漾着浮想联翩的诗意。
我在走廊里，嫉妒那些教室里的学生，他们可