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和感受力。他们的性格是矛盾的组合。时常，那两个人的痛苦就是他们自己的痛苦、迷惑与悔恨。他们决心要改变自己，但他们从根本上改变不了什么，只好任其自然发展下去。时光流逝，他们终于明白一切全是命中注定，于是也就习惯下来了。习惯不等于消除了痛苦。只要他们活一天，先知的目光就总是粘在他们身上，推销员就总要对自己那卑鄙的私欲、那无理的要求羞愧难当，上楼将变得更为艰难，向一个病人推销商品将变得更加难以启口；而描述者，也会在那位超凡脱俗的妇人面前自惭形秽，他的存在的理由也会更加荒谬和站不住脚。与此同时，这酷刑般的生活将一直进行下去，不会中止。不要寄希望于先知的目光会有任何改变，但可以寄希望于人会渐渐适应这种蔑视的目光，适应自己接连不断的失败，适应自己背上那沉重的包袱。人，同那两位先知一样，也是具有承受的天赋的。可以说，人天生就是先知的搭档，要同他们一道，将这出受苦的戏演到底。推销员和描述者，以他们上天赋与的天才的敏锐，感到了先知所有的内心磨难，从而某种程度上单方面不断企图与先知沟通，这无止境的沟通又使生活变得更加难以想象。可是难道他们本身的存在不就是难以想象的吗？谁又能预料从未发生过的事永远不会发生呢？它偏偏就在这里，在我们当中发生了！
推销员找老商人推销货物的事件，是一次灵魂沟通的冒险。敏感而自卑的推销员与那同样敏感，却外表迟钝的老人在老人的住宅里见面了。对于犹豫不决的推销员来说，发生的一切就如一场噩梦。首先是他的要求由于老人身处困境，由于他的痛苦和不耐烦而难以启口。后来，推销员终于不顾一切地说出了自己的要求（即推销某种商品）；而老人，就由于他这无耻的举动带给他的折磨而昏死了过去，使推销员完全陷入绝望慌乱之中。一切都显得那样古怪和不会常理。可是这个推销员，是多么地善于体会老商人的情感和心理变化啊！他为老人的痛苦而痛苦，为自己在这种情况下向老人提要求而羞愧，甚至为旁边那位同行（他的镜子）的荒唐举动怒不可遏。然而他还是卑鄙地提要求了——像内心受到了魔鬼的驱动似的。从老人这方面来说，他只是忍受推销员的存在，就像忍受那烦人的命运；他神情淡漠，轻蔑，心里有难以言说的苦处。这一切都为情感细腻的推销员看在眼里。这两个人的情绪常常重叠。实际上，老商人就是推销员的灵魂。而推销员，反复地踏上这艰难的沟通之路，反复表演他那浅薄的游戏，这也是老人的需要。老商人虽然体弱又老，还有过敏症，生命力却是顽强的，只要稍稍受到自然和风的吹拂便会重新活过来，重又恢复他的傲慢与冷淡。推销员明明知道沟通不可能最后达到（即老商人永远不会接受他的商品），他还是要自讨苦吃。推销是他的终身职业，除此之外他不知道自己还能干什么。老商人住宅里的氛围是多么可怕啊！一切都充满了敌意，一切都在谴责他的不合理的行为；这氛围折磨着他，而他的存在又折磨着老人；而老人，是他既畏惧又敬仰又同情的人。这种微妙的关系网使我们看见了诗人灵魂的层次，他们是这样结构的：推销员——儿子、妻子、同行商人——老商人。老商人是核心部分，深不可测；推销员属于表面的部分，直接表现为生命的活动，异常的丰富和敏感，集浮浅与深沉于一体；儿子。妻子和同行商人扮演着自我意识的角色，他们是推销员的良心，推销员通过他们不断谴责自己，指出自身行为之荒谬，不断地在自己通向目的地的道路上设置障碍。推销员在这次愚蠢的沟通行动中显然吃了败仗，在绝望中逃离了现场。不过在明天，在一个适当的时候，他又会收拾好他的手提箱，忧心忡忡，抱着渺茫的希望再次艰难地爬上那楼梯，战战兢兢地出现在这位坚不可摧的老人面前的。他的前景是越来越惨淡了，生活变成了两点之间的一条直线。而老人是决不开思的。他和推销员同样倔强，他的内心十分冷酷，他的一丝微笑就能把推销员心里残存的一点点希望击得粉碎。这真是一种奇特的沟通尝试！当事人一次又一次地努力，回答永远是“不”。这种单方面的努力的唯一成效只是与老人建立了特殊的关系；或者说，老人于无言中含糊地承认了推销员的身分。而就连这点都值得怀疑。不然老人为什么表现出那么厉害的轻蔑呢？
与老商人的迟缓形成对照，小妇人的主要特点是敏捷快速；对任何将要发生和发生的事，她都毫无例外地先于描述者感到。描述者对她的感情是非常矛盾的。描述者佩服她的持久不衰的活力，迅速果断的判断力，以及她那超人的灵敏，这种佩服到了崇拜的地步（也许还有爱）。不幸的是，小妇人又正因为具有这些本领而对描述者感到无比厌恶，不能容忍。其表现厌恶的方式又与众不同。不是当面指出，也不是背后议论，却是做出一副因描述者而受苦的样子来引起众人的注意，从而反过来使描述者感到剧烈的不安。这种阴险的做法果然使得描述者不安了（尽管他总想否认这一点），又由这不安产生了怨恨；于是在心里呼啸咕咕，想出种种理由来贬低小妇人对他产生的影响，做出可以不把她放在眼里的样子。实际上描述者对小妇人的关注时常到了忘我的地步，没有谁能够像他那样理解她。她因为他的存在而受苦（描述者又因她的受苦而不安）；她因为对他的绝对的反感而态度傲慢；她因为洞悉了他的本性而不期望他有任何改善；她只是冷酷地观察他，永远兴趣不减，以此作为他加给她的痛苦的报复；她利用众人的怀疑，处处使描述者难堪，等等。这一切都为描述者感觉到了，却一点办法也没有。唯一的办法似乎只在于改变自身，去适应小妇人。他就这样做了，可惜又完全没有成效。小妇人对他的拒绝是一种不可改变的原则，不论他如何改造自己，其结果还是只能引起她的厌恶。而她，天生是个好斗者，从不会装假掩饰，也不会控制自己的感情；所以她总是对他大发脾气，这样做的结果仍然是她睡不着觉，脸色苍白。既然不管描述者改变或不改变自己，他们之间关系的实质总是一样，这种关系就成了固定的模式，不会再有什么发展了，唯一的发展是描述者对事件态度的变化。描述者由先前的不习惯发展成了今天的镇静的态度。他变得更果断，更能切中事情的核心，与此同时内心也更烦躁了。这是一种镇静中的烦躁。从前，当小妇人在绝望中发作，泪流满面，甚至晕过去时，他总认为关键时刻已经到来，他要为自己的行为承担责任了。经过多年来的观察他终于明白了：没有什么最后的关键时刻；小妇人的发作是种周期病，将持续下去；而且也用不着过分为她担心，她体质强健，承受得了。还有一种变化是描述者村旁观者态度的变化。多事的旁观者曾使他不安，以为他们会要从外部渗入这件事，引起危机。后来他才明白旁观者只能永远是旁观者，他们决不会有所行动（那超出了他们的权限）。既然一切全在描述者的把握之中了，他为什么还要烦恼不安呢？原来烦恼注定了就是他与小妇人关系的基调。一个人是永远不能做到被别人的眼睛盯着不放而无动于衷的；他一定会不安，期待最后的决定，明知那决定永远不来也要期待。并且这种状况在由青年走向老年时变得完全清晰了，不再有任何疑问了。这就是描述者的生活，他还会这样过下去。
《小妇人》里面，诗人灵魂的结构与上一个故事是同样的：描述者——旁观者或众人——小妇人。
与自己的灵魂的直接沟通只不过是一种单向、无望、永远自发地持续的运动。
1997年9月28日，英才园
良心的判决——解读《判决》
同《变形记》一样，这篇作品涉及到了良心的问题。但这里采取的形式比那一篇更为高级，界限被突破，冷酷而严厉的真理直接显现。
被现实折磨得老朽、颓败、摇摇欲坠的父亲，正是艺术家内在的良心的化身。人们平常都被日常现实所淹没，他们那伤痕累累的灵魂从垃圾堆里沉到了看不见的深处。艺术家在这一点上也不例外，只是灵魂的形象更为可怕，不但千疮百孔，而且散发出棺木里的尸水的怪味。还有一点与常人不同的是，艺术家的灵魂会时常于冥府之中浮出表面，来检阅遍地狼藉、不堪入目的现实，击垮生存的支撑，并发出那种阴险恶意的怪笑。作为良心化身的父亲，是那样的强大、有力，每一击都打在格奥尔格（日常自我）的要害之处，毫不费力地就抽去了他赖以生存的、由谎言所编织起来的、经不起分析的那些根据。这样一场闻所未闻的、从根源之处直接发难的战争，对于格奥尔格这样一个敏感的、沉溺于自我分析的人来说的确是致命的。当分析的结果证明了自己不是别的，只是一名彻头彻尾的卑鄙小人时，除了去死，他还会有什么出路呢？父亲暴躁而又冷静，神经质而又出奇地理性。他在这场较量中反复提醒格奥尔格，不要将他盖上，他还‘股有被完全盖上。”他的话是令人战栗的。这个从冥府里浮出来的魔鬼，是来向格奥尔格讨还血债的。所有格奥尔格于心安理得或惶惶不安中做过的卑鄙事情，他都一笔一笔记下来了，毫无遗漏。他一直在等待时机来清算，所有做过的都要得到清算，以前只是时机未到而已。在父亲面前，世俗的辩护是没有用的，绕弯子也是绕不过去的，谎言会被他直截了当地戳破，生活的理由会被他粗暴地击得粉碎。单单一句“难道你在彼得堡真有这样一个朋友广就唤起了格奥尔格的全部负罪感。他向格奥尔格证明了，无论被埋得多深、多久，他还是随时可以浮出表面，来进行这场战斗的。然而这一切是多么的恐怖、残忍啊！我们不是听到了咀嚼骨头的声音吗？当然，正是艺术的魔咒将这个幽灵从冥府里唤出来，来进行这场自相残杀的战事的。
文章一开头，是格奥尔格怀着深深的同情因而进退两难地、绞尽脑汁地给他远在俄国的一位朋友写一封充满谎言的敷衍的信。他越写下去，越觉得除了谎言，再也没什么别的可写，因为真话会伤害这位朋友，而格奥尔格又是一位十分善于体会别人心思的人（用他未来新娘的话来说则是一个根本不该结婚的人）。但是他终于还是遵循常规将这封信写完了，并带着这封信走进了好几个月不曾去过的父亲的房里。父亲的序问异常阴暗，疲惫的老人镇定地坐在那里，双眼射出明察秋毫的光。刚刚因为写完了信而有点放松的格奥尔格在他面前立刻显出了踌躇和紧张，因为父亲的思想和意图是无法预料的。这位劫后余生的老人不喜欢度话。他咄咄逼人，只谈真实。他的话就像警钟一样震得格奥尔格头脑发昏。格奥尔格开始为自己辩护（实际上是为他的生存辩护）。他的理由是那样地琐屑、轻飘，并且同样充满了谎言。而父亲，这个已接近坟墓边缘的老人，突然变得无比的强大有力，无比的雄辩，而且用一种奇怪的方式向格奥尔格透出了不祥的征兆——玩弄胸前的表链。情感层次十分丰富的格奥尔格立刻就感到了凶兆的来；临。他站在那里感受着老人所说的一切，任凭他肆无忌惮地揭露自己在生活中的罪行，任凭他的手术刀将自己解剖得体无完肤。但这个时候，他还没有打算放弃生命，即使这生命已让他感到是如此的荒谬。于是他可以做的唯一的事便是反击。他就反击了。那反击是多么地卑鄙啊，他恨不得咬断自己的舌头。他的反击不但卑劣，而且无力。垂危的老人更加斗志昂扬了；抱着必胜的信心，老人更加严厉地数落他的罪行，并告诉了他真情——他所犯下的每一桩罪恶，他都完全知情，并且决不会忘记；他已深入到了他那卑劣的灵魂的核心，他无处可循，无法可想，只能以死来解脱。到这个时候，格奥尔格的生存意志就完全崩溃了，他再也没有任何东西可以用来与父亲的意志抗衡。被他埋葬在深渊里的罪恶感，在一瞬间如滔滔巨浪船翻滚起来，很快将他淹没。临死前喊出的那句绝望的辩白是多么软弱无力啊。
格奥尔格已经是个成年人，一直与父亲住在一块。实际上，在他日常的、繁忙的生活间隙里，他从不曾有一刻真正忘记大房子一角里那个阴暗的存在。只不过他总是用世俗的。浮浅的快乐来麻醉自己，企图将那个古怪的老人忽略罢了。他的努力终究失败了，这位父亲在他的忽略中不断以他的罪恶为养料，发展出自己复杂精深的世界，变成了地狱里的阎王，掌握了惩罚格奥尔格的大权。当格奥尔格意识到灵魂最深处的这个魔鬼的意图时，一切都已经晚了。格奥尔格的思维与感受跟父亲处在同样的层次上。我们根容易看出，他们都同样严谨、敏锐、有深入分析的习惯。他们之间的区分只在于，其中一个生活在五彩斑斓的谎言中，处处敷衍过关；而另一个生活在阴暗的真实里，被折磨得奄奄一息，难以动弹。日常生活又不断地加剧着二者之间的紧张矛盾，导出了出乎意料的结局：用血来偿还宿债。
艺术家内心的这场斗争之所以比常人更为惊心动魄，那主要的原因既是因为格奥尔格的敏感，也是因为父亲的顽强。回过头来看，人除了像格奥尔格这样生活，从而得到像他一样的下场，还能有什么别的出路呢？人是如此地软弱，精力是如此有限，要活下去就无法顾忌那么多。可是艺术家并不是要指出出路，毋宁说他只是指出了绝路，将可怕的真实揭示出来了。在这里，真理不是通过变成甲虫的人来观察到，真理直接就由模样可怕的父亲的口里说了出来。或许乍一听到人们会觉得毛骨惊然吧。真理、自由、良心，这些被人们用伪装弄得面目全非的东西，在艺术家的作品中又还原到它们原来的样子了。
1998年11月18日，英才园
拒绝生活的生活以及由拒绝所证实的生活——解读《拒绝》
我们读到的实际上是一种艺术产生的过程，以及那个永恒的二元对立的矛盾双方之间的关系。
在离我们小城远得不可思议的地方，便是帝国的首都所在。这个首都对于我们小城的人来说是不可理解的，单是设想我们与它之间相隔的距离都会令人头晕。事实却是，法令在那个遥远的处所制定，然后通过它所指定的执行人上校来施加于我们。我们的小城井井有序，居民们默默地服从着来自首都的命令，谁也不会关心自己份外的事。上校到底是怎样的人呢？表面上，他是税务官，即拿走一切的人；但他又并不是暴君，只不过是由一种神秘的传统决定的最高官员，而我们服从他也是顺从那种传统。他是执法的权威，却又最懂得我们市民的生活。似乎是，帝国的高官们将对于我们市民来说不可思议的东西具体化了，他们将法变成了一个人，一个令人肃然起敬的上校。由于这名上校的绝对忠诚，帝国对他是十分放心的。由于上校“人神合一”的双重身分，所以当他生活在我们当中时并不觉得有必要过分强调自己的身分——他太了解我们的需求了。就这样，上校在我们这个小城里过着一种拒绝生活的生活。一方面，他拿走人们的一切，拒绝人们的一切请愿；另一方面，他本人就以这种严肃而刻板的工作来度过漫长的时光。这种以拒绝生活为生活的方式长期以来消耗着上校大量的精力。每当请愿发生，仪式到来，他就像青蛙一样呼吸；他对于人的劣根性是那样地难以忍受，还是不得不坚持站在阳台上演完这丑恶的一幕，直到精疲力竭地倒在扶手椅上。多年来这种折磨周而复始。如果说上校只是为请愿所累，或者说他讨厌请愿，希望请愿不要发生，那也不对，事情还有另一面。无论何时，上校在仪式上总是笔挺地站着，手中握着两根并列的竹竿，身后是完全的虚空，那情形是十分庄严的。他是这个世界不可逾越的墙。而他生活的意义，必定就在这请愿的仪式里。只有人们不自量力的请愿，那结结巴巴的演讲，那战战兢兢的谦卑，才充分体现出他的权威，体现出他作为墙的功能。于是他在受折磨的同时又有种魔鬼样的快感，这也许是他感觉的真正实质。所以市民们卑微的小小的欲望，又是上校活下去以重返那种快感的动力。
那么上校到底是什么呢？他是艺术家的艺术自我，他体现着艺术的最高原则，他的生命由庸俗的市民们的生存请愿所滋养。他为了避免坠入身后的虚空，就一定要融入在身旁拥挤着他的市民；而要统治他的市民们，他又必须站在虚空的最后界限上。这就是他手里握住的两根竹竿的意义——法支撑着他，他也支撑着法；他在这里既代表市民又代表法。两根竹竿只能同时竖立和倒下。
市民们体现着艺术家那顽强的生命力。虽然卑微而庸俗，虽然只能以屈辱和失败为他们的生活，这些奇怪的人们从未想到过要放弃这种生活去过另外一种生活。相反，如果没有上校的拒绝，市民们反而活不下去。他们生活的目的，就是为了一次又一次地参加这种拒绝的仪式；他们精神焕发而又严肃认真，从来不对这种千篇一律的仪式感到失望或厌倦，而是从中得到鼓舞，得到继续生活下去的支撑。所以上校的一次次拒绝就是法对于生活的一次次检验。这种检验当然不是形式，而是生命发展的一个个阶段的总结，哪怕是否定的总结。在拒绝中，法和生命都被赋予了一种永恒的性质。当然，遭到拒绝必然也会滋生不满，不满和反抗是一个人活着的标志；但不满只限于私下里或日常生活中，一旦走上那个阳台去请愿，这种不满就会在超脱中消失，然后请愿被拒绝，新的不满再度滋生。这样看来，最不可理解的就是这些市民们了。为什么会一旦将生活附着于这种仪式，就像吸毒品上了痛一样呢？这种枯燥的仪式对于他们来说，究竟有着怎样无穷的。外人无法领悟而只有他们自己如痴如醉的妙处呢？他们的热情似乎从来也没有枯竭过一天，永远在