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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王文莉有什么好的，就是说话娇滴滴一点儿，嗲嗲的，要胸没胸要屁股没屁股。”我说。
“你没发现苏月长了一张狐媚脸吗？一脸克夫相，你要小心点。”锅头说。
我们互相诋毁着对方的女人，最后几乎同时觉醒。“苏月是我的什么啊，她不是我女朋友。”我说。锅头点头同意，说：“王文莉都不要我了，我还在这里维护她干什么？”
停顿一会儿，他反问道：“她要过我吗？”
段方杰打断我们，犹豫了一会儿，一副想说而又不知从何说起的样子。
我说：“你有屁快放。”
段方杰咬了咬牙，说：“王文莉下个月要结婚了。”
锅头愣住了，刚刚端起来的酒杯啪的一声掉到桌子上，酒泼在他的衣服上，顺着衣襟往下滴。
我说：“真的假的？你听谁说的？”
段方杰说：“就是下个月，嫁给济南一大款，三十多岁有房有车的那种。”
1、别人的地盘我作主
一个流传甚广的手机短信是这样写的：
当我们读小学的时候，读大学不要钱；当我们读大学的时候，读小学不要钱；我们还没能工作的时候，工作是分配的；我们可以工作的时候，撞得头破血流才勉强找份饿不死人的工作；当我们不能挣钱的时候，房子是分配的；当我们能挣钱的时候，却发现房子已经买不起了。
其实，时代对每个人都是公平的，有的人居于上层，有的人只能陨落于芸芸众生。可是你不得不否认，越来越多的人离开了自己的村庄、离开了自己的城市，每一座城市里都寄居着来自四面八方的人们，他们中的大部分人根本说不清楚自己到底想要什么，在家乡实现不了的所谓理想，换了一个城市就能够实现？
刚开始还是我的地盘我作主，现在已经成了别人的地盘我作主。
每一座城市都被夹杂在普通话里的各种方言占领，北京如此，济南如此，南京上海都如此。有时候我就怀疑，济南是不是一个缩小版的北京呢？是不是另一个西安、另一个成都呢？
这是我一个人的漂流时代，同时又是我们所有人的漂流时代。我翻出锅头送我的诗集《二十岁老处男的精辟见解》，看到这样一首诗：
我该怎样告诉你，这个伟大的
时代，漂流是一件幸福的事情
西伯利亚的空气漂流在济南上空
冬天让每一个人欣喜若狂
只剩下残枝的柳树，漂流在路旁
冬天，漂流在每一个人的脸上
我漂流在别人的生活里
别人漂流在我的视线里
没有谁停下脚步，享受寂寞就像
享受静止一样奢侈
没有人记住我
就像我忽视了所有的表情
总有人经过我
到城市更深的地方去了
我总要经过一些人
从离开起点开始
就要为寻找一个中途停靠的码头
用掉一辈子的孤独和寂寞
——锅头《漂流时代》
虽然锅头写的是冬天，但是我依旧能感觉到，这个烈日炎炎的夏天，他一个人踟蹰在济南街头时那种孤独落寞的身影，一个人的漂流时代，没有人能取代我，没有人能取代锅头，我们在我们自己设定的世界里兴奋着、幸福着、痛苦着……txt电子书分享平台
2、救命钱
针对我这种刚进报社的见习生，报社出台了一项异常高明的措施：没有保险，没有底薪，没有交通补助伙食补助，没有一切可以证明我们是这家报社的员工的证件。美其名曰，为了调动我们的积极性，见习期三个月，一切收入全凭稿费，多劳多得。
很不幸，曹爽、韩颖和我成了一条绳上的蚂蚱。
我们拼命报选题，拼命采访，拼命使自己能够留下来，因为老总说了，能不能留下来就看我们自己了，是骡子是马拉出来溜溜。
我们从没见过执行主编——编辑部的头儿，据说那个失意的老男人正养病在家，又据说他因为夹在老总和编辑部主任之间左右为难，而不得不早早退休，回家守着妻儿，整天养鸟斗蛐蛐去了。
人们私底下传着编辑部主任和老总之间的花花事儿，说编辑部主任就是老总的初恋情人，现在以工作为幌子，继续构筑他们的初恋往事。
不过这在我看来简直没有任何可以想象的空间，你想想，就那个水桶一般的主任，和水缸一般的老总，当他们滚作一团在床上交欢的时候，该是怎样的情景呢？简直不忍目睹。再说了，这个社会想找个把女人或者个把男人还不容易？谁谁有绯闻那是正常，要是没有绯闻了，岂不怪哉？
编辑部在报社里是一个独特的部门，可以这样说，除了总编之外，编辑部占据着报社最大的话语权，一切与新闻有关的东西都与编辑部挂钩，很多不谙世事的大学生们所向往的编辑记者就是编辑部基本的组成部分。
没有人提“新闻理想”这四个字，在拥有新闻话语权的媒体，新闻理想成了最忌讳的词语，记者的基本方向是，先在编辑部呆上几年，等有了社会资源之后转到专刊部，到那时候就不是单纯的底薪加稿费了，还有更加丰厚的金钱和别的什么东西等着你。
而对于我们这帮刚出校门的学生而言，新闻理想曾经是一个多么神圣的词语。救民于水火、为民解忧、替天行道，这些高高在上的词语曾经被我们整天提及，一旦有了用武之地，便急不可耐地想付诸实施，但是有几个人坚持到最后？
刚进报社的时候，正好做一期关于俄罗斯的专题，需要采访一个研究汉学的俄罗斯专家，而那个专家现在正在莫斯科，我需要打国际长途过去，而偏偏报社的电话不能打国际长途。
于是，我跑到报社旁边的一个话吧，打电话到莫斯科，连续打了一下午，电话始终没人接。后来得知莫斯科人有一个习惯，每年夏天都要到郊区的别墅避暑，享受清凉，所以一到夏天城里就几乎没人了，不像济南，人满为患。第二天我继续打，终于有人接了，恰好就是那个汉学家，我一着急，说：“How are you，你好。”
汉学家说：“你好，咱们还是说中文吧，英文我听不懂。”
我的脸顿时红了，接下来说的什么我已经记不清了，我一直在看着电话屏幕上不断跳动的数字，数字每跳一下我的心都紧一下，俄罗斯长途每分钟四块多钱，那天总共打了将近一个小时，一个电话下来，花去我200块钱。
那时候我身上仅剩下205块钱了。
更让人郁闷的是，当我拿着话吧老板手写的收据跑到报社财务处报销的时候，那个三十多岁一脸青春痘的女人却说我的收据上没有印章，不能报销。
于是我回到话吧，让老板给我加盖印章，老板很坦然，摊摊手，说他这个小地方，哪来的印章？
那200块钱终究还是没有报出来，并且因为选题的临时更换，我写的关于汉学家的稿子最终被撤了下来，也就是说，我一分钱稿费也没赚到，另外还倒贴200块钱。
那是7月底，济南最热的时候，我握着被汗水浸得软塌塌的收据，站在报社门口的马路边不知所措。最后我把收据撕得粉碎，扔在地上，背起包走出报社大门。
那天下午，我花4块钱吃了一碗拉面，然后花一块钱坐公交车回住的地方，躺在床上，想男子汉大丈夫，被区区200块钱绊住了，像话吗？但是话又说回来，虽然只是区区200块钱，那可是我的救命钱啊。
我不得不跑到徐达和刘雅倩那儿，从他们也已经几乎见底的钱袋里掏出100块钱，支撑到月底。
这些都已经过去了，现在感觉好一些，我悄悄计算了一下这个月的稿费，估计突破2000元了，之后每天都想着怎样花这些钱，是换部手机呢还是买个数码相机，是给爷爷寄去一些呢还是存起一些来等将来娶媳妇用。
我的想法一般都不切合实际，如果真的用这些钱娶媳妇，估计我也只能到非洲去买个难民了。
三鹿事件的轰轰烈烈已经接近尾声了，诚信成了这个社会再一次扪心自问的一个经典话题。精神上的空虚笼罩着很多人，而物质上的大爆炸正悄悄向人们涌过来——经济危机来了。
从东南沿海开始，从几个月前还是一路绿灯的股市开始，从大洋彼岸那场越来越精彩的总统选举开始，从报社越来越少的广告开始，从每个人饭碗里的大米、白菜、馒头开始，经济危机来了。
本省的一个钢铁企业接近于宣布破产，很多找到工作的人还没有上岗就面临失业。突然想起了几个月前我采访的一个技校学生，那次为了做一个本科毕业和技校毕业究竟哪个好的类似于伪命题的稿子，我来到经十路旁的一个技校，教务主任领过来一个学生，说他还没有毕业就已经和本省一家钢铁企业签约，月薪两千，外加五险一金，现在刚刚毕业，就等着企业通知他去上班了。
那个比我小至少三岁的男孩不大说话，很多关于他的信息都是教务主任告诉我的，只有等到教务主任出去了，他才说了一句：“我爸说上大学没用，毕业等于失业，不如上技校，工作好找。”
现在刚刚过去两个多月，经济危机打破了本科毕业生们的幻想，是不是也打破了技校生们的幻想呢？那个男孩还好吗？
幸好我的稿费单已经发下来了，这个月是2100元，我看到了花花一堆钱摆在我面前，钱实在不多，但都是我一个字一个字敲打出来的，一个字5分钱，2100元钱，那该多少字呢？
3、我要娶的人都去了哪里？
从老家回来后参加了和徐达、锅头、段方杰几个人的毕业三个月聚会，之后我继续奔波在没有新闻现场的新闻事业上。我的生活里再次没有了那个村庄，没有了我曾经发誓一定要娶的姐姐付小芳，我只想拼命赚钱，要是有机会的话，让苏月做我的新娘。
人总是会变化的，小时候，我曾经不止一次站在付小芳面前，对她说同样的话：“姐，等我长大了，我一定娶你，你要等着我啊。”后来我变了，变得怕见到付小芳，怕她会重新提起早年的话题，如果她让我娶她，我该怎么回答她呢？好在付小芳从来没有说过要我娶她的话，她似乎已经忘记了小时候的事情，或者一直记着，只是像我一样不肯说出来？
我第二个要娶的人是高中时喜欢的女孩，记得高二的时候，我偷偷给她写信，说我喜欢她，后来她也说喜欢我，我们拉着手坐在汶河边看柳树、看河水、看人来人往。我站在汶河与上庄河交汇的吊桥上，像当年对付小芳说的那样，对她说：“将来我要娶你。”
女孩脸红了，蓝天白云作证，那时候我确实心里只有她。
我再次表现出了我的嬗变，现在我以工作为动力，否定自己的过去，甚至否定了自己，我的目标经过多少次修改之后变成了：苏月，我要娶你！
可是，我要娶的人都去了哪里呢？付小芳即将成为耿林强的新娘，高中女生早已经是孩子他妈了，而苏月却在远离我一千里外的首都。
苏月正在越来越首都，而我却越来越济南。
4、理想是狗屁
慢慢的，我的生活和工作稳定了许多。我说的稳定不是一劳永逸，不是许多人认为的衣食无忧，而是一种接近于没有头绪的状态。我看不到未来，看不到一年，甚至一个月之后我会在哪里。“媒体都是公交车，你完全可以随便上，随便下，没有人阻拦你。”刚进报社的时候，姚启功私下里对我说。
有一些潜规则并不是一开始就发现了的，后来我知道了软广告和新闻稿件的不同，知道了哪些东西可以报，哪些东西你要是报了恐怕不仅是饭碗难保的问题。我还知道了报社的收入不仅仅是发行和广告。这一点容我以后详细描述，这里不表。
不进报社不知道，现在的媒体竞争简直可以用惨不忍睹来形容！大的新闻事件就那么一点儿，全国媒体一拥而上，而且还有网络的推波助澜，信息庞杂而且纷乱，真假难辨。
更多的人选择上网，一天甚至一个月不会接触纸张，网络占据着越来越多人的生活甚至生命。这就使报纸的市场严重缩水，很多报纸死掉了，活着的都在纷纷挖空心思证明自己活着的必要。
造新闻和造话题成了有些媒体制胜的法宝，中国人多的是，文化也有五千年，并且现在全国上下正在为跻身世界强国之列而奋发图强，那么话题就多了，诸如我们时代的性福能力、中国为什么不高兴、今天，你闪婚了吗？等等，这些成了平面媒体整天乐此不疲的无聊话题。
竞争是多方位的，有外部竞争就必然存在内部竞争。报纸就那几个版面，记者就那么些，你多写一点儿我就少些一点儿，况且我们几个见习生谁都不能确定最后能够留下来。留下来的标准是什么？除了你写的稿子数量和质量，还能看什么？并且质量也是建立在数量的基础之上的，不写稿子，到哪里去要质量？
所以，这个时代的媒体环境、我们报社的基本事实，再加上时而撂挑子不愿出力，我就经常处于休息状态。一整天坐在办公室里，看别人忙忙碌碌，看电脑上的时间从上午变成下午。
登上QQ，在线的人很多，但基本上都是忙碌状态，一整天没人和我说一句话，我也几乎不和任何人说话。
一抬头，看见韩颖从主任办公室出来，因为一篇稿子被狂批一顿，趴在我旁边的办公桌上伤心落泪。我悄悄凑过去，递上一张纸巾，说：“别伤心了，这不是经常的事吗，要不下班后哥哥请你吃饭？”
韩颖擦了擦眼泪，说：“我要吃必胜客，不，去肯德基吧。”
我下意识掏了掏裤兜，不好，早上走得急，兜里只有不到十块钱，只得苦笑一下，说：“今天没带钱，要不你先借我点儿，明天还你。”
韩颖说：“知道你就没诚意，刚才是试探你，我早跟人约好了。”
我悻悻的说：“那就好，下次一定带足了钱，请你必胜客、六乃喜、肯德基、麦当劳一并儿吃了。”
韩颖说：“好，一言为定。”
说完话的功夫，她不但不哭了，还掏出一个小镜子，开始在脸上描描画画。刚描画完，手机响了，她接通电话，娇嗔几声，说：“我这就下去。”然后抓起包，朝我嫣然一笑，飘然而去。
我叹了口气，心想不知又是哪个土大款。看看表，差不多到了下班时间，想一天又在不断的发呆中过去了，生活啊，真有趣。于是关了电脑，背上包，走出办公室，走进走廊尽头的电梯间。
刚进电梯间，手机响了，由于铃声和韩颖的手机铃声相同，都是“每一次都在徘徊孤单中坚强，每一次就算很受伤也不闪泪光……”瞬间有了种恍惚感，四下里胡乱看了一圈，确定韩颖不在电梯间里，才发觉声音来自我的口袋。
电梯里声音干扰得厉害，我对着手机喂喂了几声，没听清那边说的什么，看看号码，北京的，不会是苏月吧，赶紧随便按了一个楼层，跑出电梯，找了个没人的角落，继续朝着电话喊喂喂。
听清楚了，不是苏月，是李兆林。李兆林是我的高中同学，身高1米88，看起来彪悍至极，与身材彪悍极为匹配的是，他行事豪爽，处处都以老大自居。
那时候，我经常站在篮球场边看李兆林打篮球。场上的他就像一只游刃有余的鱼，别人都成了陪衬，只见他运球帷幄，甩掉三个人，三步上篮，将球扣进篮筐里。李兆林成了整个学校的明星，很多人像我一样站在篮球场边，就是为了能一饱眼福。李兆林也不含糊，球打累了，脱掉上衣，露出健硕的胸肌，跑到篮球场边，从一堆衣服里掏出一个手机，给喜欢的女孩打电话约她去幸福门吃拉面，然后就见从教学楼里走出一个身材高挑脸蛋圆滑的女孩，跑到他面前，在众人的目送中两个人挎着胳膊朝学校外面走去。
除了数学一塌糊涂，李兆林的其他学科在年级都能排前几名。那年高考，经不住他的软磨硬泡，我答应在考试的时候给他传答案，答案传得极为顺利，他数学考得奇好，之后进了上海一所名牌大学。
而我除了数学好点儿，其他学科考得一塌糊涂，勉强过了重点线，进了本省一所普通的师范大学。
也许是因为心存愧疚，从此以后，李兆林对我便分外热心，时不时打电话嘘寒问暖，他总会说：“别老呆在济南，出来走走吧，到上海来玩玩，一切费用哥哥我全包了。”
大三的时候，经不住他一次次向我发出邀请，我抽了一个课时比较多的时候，踏上了南下的火车。我是这样想的，课时少了我还可以在学校里干点儿自己的事情，课时这么多，我还在学校干什么呢？
我坐的是绿皮车，速度奇慢，走走停停，到上海的时候是凌晨三点。走出上海火车站，借助昏暗的灯光，远远的就看见一个粗壮的大个子朝我兴奋地挥手。李兆林在火车站呆了一夜。
那几天，他领着我在南京路上走来走去，到黄浦江上看十里洋场，还约出了两个他同专业的小师妹和我们一起喝酒。小师妹一个油嫩嫩、一个水灵灵，十分典型的江浙美女。
李兆林趴在我耳朵上说：“你随便选吧，咱们一人一个，我都已经打点好了。”
我感到非常惊讶：“她们是你师妹吗？我怎么听着你的意思像*？”
李兆林说：“就是师妹啊，没事，你就放心吧。”
我看了一眼对面的两个美女，心不禁突突跳起来。两个女孩身高都不超过一米六，什么都是小的，小胸小腰小腿，玲珑可爱婀娜多姿。我夹了一口黄花鲤鱼放嘴里，咽了口唾沫，说：“不了吧，还是你自己享用吧，我就免了。”
那时候我的心里只有苏月，对其他女孩提不起兴趣来。
晚上，我陪着李兆林给两个小师妹买了一大堆衣服、小玩具，然后送她们回宿舍。然后两个人一人提着一瓶啤酒，顺着校园的小道东拐西拐，来到一个幽静的小园子。两个人分别找了一块石头坐下，一边喝酒一边聊天。
聊着聊着，聊到了理想。
李兆林说他最大的理想�