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07三国史-第9章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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达,今之走,避锐锋,非有恶意。宝货仓库,国家之有”。遂封藏而去。 
  操入南郑,见仓库完好,意甚嘉之,又知鲁本有降意,乃遣人前往抚慰劝喻。鲁即率家属出降。操拜鲁为镇南将军,封阆中侯,邑万户。鲁五子及阎圃等皆封侯。 
  操有汉中,对益州构成重大威胁,故当鲁逃入巴中时,备即派军迎接,虽未迎得鲁,但得占有巴中。操将张郃前来争夺,为张飞所拒,双方相持五十余日,飞率精卒万余人,从他道邀郃交战,山道狭窄,前后不得相救,飞遂破郃,郃弃马缘山,独与麾下十余人从间道退还南郑。 
  汉中是益州咽喉,被操占领后,成为刘备家门之祸,所以备势必来争。但备新得益州,一时尚无力来夺取汉中;操因山路险远,粮运困难,取得汉中,尚且非易,更无力再图益州。于是操留夏侯渊、张郃、郭淮等镇守汉中,自己引军北归。            
三、刘备取益州、汉中     
  赤壁战后,刘备占有长江以南的武陵、长沙、桂阳、零陵四郡,原庐江营帅雷绪率领部曲数万口间关归备,荆州原有吏士归备的也不少。刘备为了安抚荆州人和堵塞孙权欲独吞荆州的意图,特表刘琦为荆州刺史。不久,琦病死,群下推备为荆州牧,治公安(今湖北公安县油江口)。孙权这时占有江夏和南郡,权见备已有相当实力,既想拉拢备继续对抗曹操;也怕备势力增长,对自己构成威胁。由于前一因素更为紧要,所以权对备继续采取笼络手段,嫁妹于备。备往京(今镇江市)见权,周瑜、吕范主张拘留刘备,鲁肃则持不同态度,他对权说:“曹操威力实重,初临荆州,恩信未洽,宜以借备,使抚安之,多操之敌,而自为树党,计之上也”。孙权权衡利害,认为鲁肃的主张比较稳妥,所以同刘备继续保持盟好关系。周瑜这时镇守江陵,他到京见权,建议进取益州。孙权答应了他。可是他在回江陵的路上就病死了。权令鲁肃接替周瑜的职任。肃劝权把江陵借给刘备,与之共拒曹操。权从之。于是以鲁肃为汉昌太守,屯驻陆口(今湖北蒲圻县陆溪口)。 
  当时吴人流传着刘备向孙权借荆州的说法。实际上,荆州的江南四郡是刘备自己取得的,江夏郡原为刘琦所有,战后被吴占领,所以赵翼在《廿二史札记》卷7曾论述借荆州之非。我认为南郡郡城江陵主要是周瑜从曹仁手中夺取的,如果说刘备向孙权借了江陵或南郡,还大致说得过去,如果说江南四郡都是借的,就缺乏理由了。一般人都说由于赤壁之战,形成了曹孙刘三分鼎立之局,这话并不中肯。因为那时刘备所占有的地区,不仅很小,而且人口寡少,经济落后,并且处于曹、孙及刘璋等强大势力的夹缝中,很难长久支撑下去。所以谋士庞统曾对刘备说:“荆州荒残,人物殚尽,东有孙权,北有曹氏,鼎足之计,难以得志。”诸葛亮后来谈到这时的情况也说:“主公之在公安也,北畏曹操之强,东惮孙权之逼,近则惧孙夫人生变于肘腋之下。当斯之时,进退狼跋”。可见当时刘备的处境是极为困难的。假若他不向西发展,取得“天府之土”的益州,实难维持住独立的局面。所以我们说赤壁战后的刘备也尚未得到安全保障。 
  当然,事业的成败盛衰不只在于力量的强弱,人谋和偶然性也常起作用。恰好就在这时,给刘备提供了西取益州的机遇。益州牧刘璋是一个懦弱无能的人,在他统治之下的益州,不但存在着土著将领与外来将领的矛盾,而且刘璋部下一些才智之士也感到没有出路,渴望另外找一个英明的君主,以保障自己的利益和前途。正如诸葛亮在隆中对刘备所说:“益州……智能之士思得明君”。当刘璋听说刘琮向曹操投降的消息时,非常害怕,派出州中大员张松向操致敬,并观望动静。张松自负其才辩,也想从曹操那里捞到好处。可是这时曹操已到达江陵,把刘备打得七零八落,狼狈逃窜。操不免胜利冲昏头脑,根本不把刘璋放在眼里,对张松更不屑给个脸色。因此张松怀恨在心,回去劝刘璋勿再与操来往,另外走与刘备联合的路。刘璋听从了张松的话,又派出谋士法正到荆州结好刘备。刘备巴不得有这样好的机会,他对法正“厚以恩意接纳,尽其殷勤之欢”。法正回去在刘璋面前极力称述刘备的好处,背地又给张松述说“备有雄略”,于是二人进一步密谋迎接刘备,以为州主。 
  建安十六年(211年),刘璋闻曹操要遣将征张鲁,甚怀恐惧。张松趁机向璋建议迎接刘备入蜀,使讨张鲁。于是刘璋再次派遣法正将兵四千,往迎刘备。法正至荆州,向刘备献策进取刘璋。备谋臣庞统亦劝备趁机取蜀,否则,刘璋亦终为他人所并。刘备遂留下诸葛亮、关羽守荆州,以赵云领留营司马,自与庞统将步卒约二万余人,随同法正西上。刘备到江州(今重庆市)后,由垫江水(今涪水)乘船至涪(今四川绵阳市)。刘璋亲自率军来迎。法正、庞统向备建计于会所袭璋,刘备认为初入益州,恩信未著,不可如此仓猝。刘璋增备兵,使击张鲁,又令督白水军(即白水关守军,白水关在今四川昭化西北一百二十里)。这时刘备的军队增至三万余人,车甲器械资货俱备。可是刘备到达葭萌(今四川昭化县南)以后,即停留不进,唯“厚树恩德,以收众心”。 
  建安十七年(212年),曹操东击孙权,权求救于备。备向璋求增万兵及资粮。璋但许兵四千,其余皆减半。备即以此为反璋口实,他激怒军士说:“吾为益州征强敌,师徒劳瘁,而积财吝赏,何以使士大夫死战乎!”这时张松兄广汉太守张肃,恐松谋被璋发觉,祸连及己,因向璋告发。于是璋收斩松,敕关戍诸将勿复与刘备关通文书。备大怒,召璋白水军督杨怀、高沛,责以无礼,斩之,并其兵,进据涪城。南向成都。璋遣诸将拒战,或败或降。只是在雒城(今四川广汉县),备遇到坚强抵抗,费了一年的工夫,损失了庞统,才把雒城攻克。建安十九年(214年),备进至成都城下。这时,诸葛亮、张飞、赵云也自荆州分路引军来会。不久,马超脱离张鲁来降,与备等共围成都。刘璋见大势已去,乃出城投降,备遂得益州。刘备获得了形势险固、物产富饶的益州,便可以进攻退守,应付裕如。所以我们说:刘备取得益州,是三国分立局面确立之始。 
  建安二十二年(217年)十月,法正向刘备献策说:“曹操一举而降张鲁,定汉中(时在建安二十年)。不因此势,以攻巴、蜀,而留夏侯渊、张郃屯守,身遽北还,此非其智不逮,而力不足也,必将内有忧逼故耳。今策渊、郃才略,不胜国之将帅,举众往讨,必可克之,克之之日,广农积谷,观衅伺隙,上可以倾覆寇敌,尊奖王室;中可以蚕食雍、凉;下可以固守要害,为持久之计。此盖天以与我,时不可失也。”备善之,乃率诸将进兵汉中,法正亦从行。 
  建安二十三年(218年)四月,刘备进屯阳平关(今陕西勉县西北),与夏侯渊、张郃相拒。直至次年正月,备自阳平南渡沔水,缘山稍前,于定军山(勉县东南)作营。夏侯渊引军来争,法正建言可击,备使黄忠乘高鼓噪攻之,大破渊军,斩渊。三月,曹操自长安由斜谷道来至汉中,备敛众拒险,终不交锋。操军逃亡者多,操以汉中险远,粮运艰难,终于五月引诸军退还长安。刘备遂有汉中。 
  刘备先已遣宜都太守孟达从秭归往北攻占房陵(郡城在今湖北房县),得汉中后,又遣养子刘封自汉中乘汉水下统达军,与达会攻上庸(郡城在今湖北竹山县西南)。上庸太守申耽举郡降。备以耽领上庸太守,以耽弟仪为西城太守。 
  七月,刘备自称汉中王,立子禅为王太子。备留汉中太守魏延镇汉川。自己率军还成都。 
  这时是刘备势力发展的高峰期。汉中的取得,证明刘备有抵御曹操南下,而保卫自己三分基业的能力。刘备所以能从屡遭挫败中脱颖而出,与强魏劲吴鼎峙而立,不能不说是他善于访才用人的结果。除了三顾草庐,重用诸葛亮的事,为众所熟知以外,刘备其他用人的事例也值得一提。例如绰号“凤雏”的庞统,原来没有得到刘备的赏识,后经鲁肃和诸葛亮推荐,刘备把他叫来谈话,发现他确有见识,于是提拔他为“治中从事,亲待亚于诸葛亮,遂与亮并为军师中郎将。”庞统在攻取益州中,出谋划策,立下了卓著功劳。可惜他在率众攻打雒城时,中箭身亡,刘备极为“痛惜,言则流涕。” 
  法正在攻降刘璋和夺取汉中中,更立有大功。刘备得益州后,“以正为蜀郡太守,扬武将军,外统都畿,内为谋主”。正死后,备“为之流涕者累日”。陈寿在《三国志》卷37《庞统法正传》评语中,把庞统比作荀彧,法正比作程昱、郭嘉,就充分说明了二人在为刘备建立三分基业中所起的作用。 
  在随从刘备入蜀后的各次战役中,得到刘备赏识与提拔的武将有黄忠、魏延等。黄忠常先登陷阵,“勇毅冠三军”。在汉中攻夏侯渊时,“渊众甚精,忠推锋必进,……一战斩渊,渊军大败”。刘备为汉中王时,拔忠为后将军,与关羽等齐位。魏延亦屡立战功。当刘备要挑选一员重将镇守汉川时,众人以为必定会选上张飞,飞亦以为非己莫属,可是到宣布时,却是魏延,于是“一军尽惊”。刘备所以不用张飞,是因他早已洞悉张飞的弱点,即非常敬慕名流士大夫,可是不体贴吏卒。刘备常告诫张飞说:“卿刑杀既过差,又日鞭挞健儿,而令在左右,此取祸之道也。”后来张飞果然为其帐下将张达、范强所杀。说明刘备有知人料事之明。至于魏延,史称其“善养士卒,勇猛过人”,以后成为蜀汉著名宿将。但魏延也有严重缺点,即“性矜高,当时皆避下之”。当然,刘备在时,魏延资历尚浅,骄气尚未暴露出来,刘备当时不可能对他看得十分透彻,并且,一个人也不可能全无缺点,舍短用长,历来是善用人者的一致做法。            
四、孙权袭取荆州     
  前已多次提及,孙氏政权自始即以夺取荆州为国策。赤壁战后,荆州为曹、孙、刘三家分据。在荆州问题上,怎样对付刘备,成为孙吴内部有争议的问题。周瑜、鲁肃二人私人关系至好,但周瑜主张吞并刘备,鲁肃则建议联备拒操。孙权自己以为“曹操在北,当广揽英雄;又恐备难卒制”,故采纳鲁肃的意见,继续与刘备保持同盟关系。不久,领南郡太守、屯据江陵的周瑜听说益州牧刘璋受到张鲁的侵犯,向权建议西进取蜀,然后再并张鲁,留下孙权堂兄孙瑜镇守巴蜀及汉中,他本人再回荆州夺取襄阳以图中原。孙权同意了周瑜这个计划。但因周瑜得病身亡,这个取蜀计划也就跟着夭折了。实际上,即使周瑜不死,也是难以实现其雄图壮志的。刘备所以能进入益州,系有张松、法正作内应,刘璋开门引纳,即使如此,刘备还是费了三年工夫才把益州拿下。周瑜怎能以一支孤军进入益州呢?且当周瑜建策取荆之时,刘备尚在荆州,假如刘备一有变化,周瑜便将前后受敌,实属冒险之举。周瑜病逝之后,东吴也就不再提取蜀之事了。 
  周瑜死后,其职任由鲁肃代替。肃初驻江陵,他是一贯坚持联备拒操的,所以很快就劝权将江陵借给刘备,以共同对付曹操。孙权从之,令肃下屯陆口。鲁肃和孙权这样作对不对呢?我看,这样做至少有三条好处:第一,为吴解除了西顾之忧,孙权得以专力加强东方防务。及建安十七年(212年),孙权听说曹操将东来,便采纳了吕蒙的意见,“夹濡须水立坞”。建安十八年(213年)“正月,曹操进军濡须口,号称步骑四十万,攻破孙权江西营,获其都督公孙阳,权率众七万御之,相守月余”,操始撤军。曹操把这样大的压力加到孙权身上,若非孙刘和好,西线无虞,孙权还是难以应付的。第二,孙刘联盟的另一大好处,是孙权可以腾出手来加强他在岺南的统治,使雄长交州的士燮兄弟俯首帖耳,向权纳贡称臣。第三,孙刘联盟,使孙权能加强对山越的控制,这事容后再行叙述。 
  当然,孙刘联盟不仅对孙权有利,对刘备更有显而易见的好处,即使其在荆州能够站稳脚根,并得伺机进入益州。在这段时期内,刘备的力量究属有限,并不能危及吴的安全。从整个全局来看,吴的安全还是得到了加强而非削弱。 
  情况总是变化着的,政策也不可能是一成不变的。等刘备取得益州以后,孙刘双方在荆州问题上的矛盾,便无法调和了。过去孙权还以为刘备的势力不大,乐得与他和好,以共同防御曹操。这时刘备已得益州,吴国西面又有了一个强有力的霸主,孙权自然不会放心。加之,吴国君臣对荆、益二州觎都已很久,而现在荆州多一半落于刘备之手,又使吴人很眼红。所以当刘备攻降刘璋的下一年,孙权就向刘备提出索还荆州的要求。刘备不答应,于是孙权便派吕蒙袭取长沙、桂阳、零陵三郡。刘备闻知,从蜀引兵下公安,命关羽争三郡。吴蜀大战眼看就要爆发,这时曹操将进攻张鲁,刘备恐操侵入益州,乃与吴讲和,平分荆州,以湘水为界:江夏、长沙、桂阳属权;南郡、零陵、武陵属备。时为建安二十年。 
  建安二十二年(217年),鲁肃死,孙权以虎威将军吕蒙兼汉昌太守,代鲁肃镇守陆口。 
  建安二十四年(219年)刘备称汉中王后,拜关羽为前将军,假节钺。七月,关羽使南郡太守麋芳守江陵,将军士仁守公安。自己率军往樊城攻曹仁。仁使左将军于禁、立义将军庞德等屯于樊城北。八月,连降大雨,汉水暴涨,平地水深数丈,于禁等七军皆遭水淹。于禁与诸将登高避水,羽乘大船往攻之,禁等穷迫降羽,独庞德力战,为羽所得,不降被杀。羽又急攻樊城,立围数重,外内断绝。羽又遣别将围魏将吕常于襄阳。魏荆州刺史胡脩、南乡太守傅方皆降于羽。十月,陆浑(今河南嵩县北)民孙狼等反操,南附关羽。自许以南,不断有人响应关羽,羽威震华夏。曹操与群臣商议徙出许都,以避关羽兵锋。丞相军司马司马懿、西曹属蒋济向操献策说:“于禁等为水所没,非战功之失,于国家大计未足有损。刘备、孙权外亲内疏,关羽得志,权必不愿也。可遣人劝权蹑羽后,许割江南以封权,则樊围自解”。操听从了他们的意见。 
  吕蒙既代鲁肃屯陆口,他以关羽素骁雄,有兼并之心,且居国上流,终难长久保持和局,密言于权说:“今令征虏(权堂弟皎时为征虏将军)守南郡,潘璋住白帝,蒋钦将游兵万人循江上下,应敌所在,蒙为国家前据襄阳,如此,何忧于操,何赖于羽!且羽君臣矜其诈力,所在反覆,不可以腹心待也。今羽所以未便东向者,以至尊圣明,蒙等尚存也。今不于强壮时图之,一旦僵仆,欲复陈力,其可得邪!”权曰:“今欲先取徐州,然后取羽,何如?”蒙曰:“徐州地势陆通,骁骑所骋,至尊今日取徐州,操后旬必来争,虽以七八万人守之,犹当怀忧。不如取羽,全据长江,形势益张,易为守也”。权颇以吕蒙的意见为然。从我们今日的眼光观之,到此时,吕蒙、孙权等人为了其本国的利益,而图谋袭夺荆州,实无可厚非。 
  吕蒙看到关羽攻樊而多留兵,知道是羽怕自己袭击其后的缘故。蒙素多病,为众所知,这时蒙以回建业治病为幌子,以诱使羽多撤兵赴襄、樊,然后派军偷袭江陵城。于是蒙诈称病重,孙权露檄召蒙还。吕蒙乘船到达芜湖时,定威校尉陆逊献策曰:“关羽矜其骄气,陵轹于人,始有大功,意骄志逸,但务北进,未嫌于我;兼以闻病,必益不备,今出彼不意,自可禽制,下见至尊,宜好为计”。陆逊的话纵然正合蒙意,但事关重大,蒙未敢对逊吐露真情,只说了几句“羽素勇猛……未易图也”的话,就搪塞过去了。蒙到建业,权问:“谁可代卿者?”蒙对曰:“陆逊意思深长,才堪负重,观其规虑,终可大任,而未有远名,非羽所忌,无复是过也。”于是权令陆逊代蒙。逊至陆口,写信与关羽,称颂羽赫赫战功,而深自贬抑,表示愿依托与和好。骄傲而喜人逢迎的关羽果然飘飘然信以为真,于是又从江陵调走了一部分兵力往援。 
  《三国志》卷36《关羽传》言:“先是,权遣使为子索羽女,羽骂辱其使,不许婚,权大怒。”《三国志》卷54《吕蒙传》载:“魏使于禁救樊,羽尽禽禁等人马数万,托以粮乏,擅取湘关米。权闻之,遂行。”实际上,这类事都是孙权寻找或制造的借口,即无其事,权还是会袭羽的。权对荆州觊觎已久,亦料到袭羽成功以后,可能会招致与刘备的大规模战争,所以在袭羽前就秘密给曹操上书,“请以讨羽自效,乞不宣漏,令羽有备。”操得书,以问群臣,群臣咸言宜密之。董昭曰:“军事尚权,宜应权以密,而内露之。羽若还自护,围则速解,便获其利。可使两贼相斗,坐待其敝。秘而不露,使权得志,非计之上。又,围中将吏不知有救,计粮怖惧,傥有他意,为难不小。露之为便。且羽为人强梁,自恃二城守固,必不速退。”操以董昭之言为善,“即敕救将徐晃以权书射著围里及羽屯中,围里闻之,志气百倍;羽果犹豫”。至羽闻江陵失守的消息,始仓促南还。 
  吕蒙之袭得江陵城,是经过精心策划的。他到寻阳,尽伏其精兵于船仓内,使船人著白衣作商贾人服,摇橹划船,昼夜潜行,羽所置江边屯候,尽收缚之,故羽不闻知。江陵守将麋芳、公安守将士仁素皆嫌羽轻己,羽之出军,芳、仁供给军资,不悉相及,羽言:“还,当治之。”故芳、仁皆惧。于是吕蒙向芳、仁诱降,二人次第归附。吕蒙进入江陵以后,对羽及将士家皆加抚慰,约令军中:“不得干历民家,有所求取”。蒙麾下一兵士,是蒙同郡人,取民家一笠,以覆官铠,官铠虽是公物,蒙仍以犯法论处,垂涕斩之。于是军中震栗,路不拾遗。蒙更普施恩惠,使亲近存问耆老,问其所需,疾病者给医药,饥寒者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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