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饭矣。
萧氏有言云：立身须谨慎，为文须放荡。今吾四院诗社之成立，即为广大谨慎君子开辟一尽情放荡之苗圃也。诚望同好者不以率尔操觚为耻，欣然随喜，歪诗共涂抹，狂言同赏析，则本社幸甚，四院幸甚，北大幸甚，吾中华民族幸甚矣。
骑车上班
在北京南京东京西京这样的大都市里，上班距离比较远者通常采用9种方式御驾亲征。1是专车接送，2是自驾私车，3是打的报销，4是自费打的，5是单位班车，6是驾驶摩托，7是享受公交，8是时髦单车，9是破旧单车。孔庆东是一名北京大学的臭老九，自然选择第9种——破旧单车。
其实这几年，在党和政府的热情关怀与大力干涉下，北京大学师生员工的生活水平有了很大提高，绝大多数心理正常的人都采用前8种交通方式。特别是孔庆东家住西三旗，马路对面就已经是昌平县之领土，距离他亲爱的北大几十华里，骑车单程大约要1个小时，所以他们楼至今尚未发现第2例骑车上班的丑闻。而这家伙却逆历史潮流而动，怙恶不悛，常年骑着一辆给咱社会主义丢尽脸面的丑陋破车，还取了个名叫“宝马”，不知羞耻地高高兴兴上班来，傻了吧叽回家去。这就难怪他的骑车上班成了朋友和同事们经常垂问他的话题之一。
每当被问到为何要骑车上班时，这小子十有八九这样回答：“这已经是我唯一的锻炼方式了。”于是话题就转到体育、健康和他的将军肚的起伏消长方面。他的回答也是真实的，骑车上下班的确是一种很不赖的健身之道，这家伙之所以在繁重的物质和精神压力之下没有混进英年早逝的知识分子排行榜，不能说与这种“变态自虐”没有关系。但是我有点不大相信这个名叫“孔庆东”的家伙的回答。他回答问题不是不可信，而是在可信之外好象还有什么他自己也想不明白的东西。
我觉得这小子坚持骑车上班除了达到苟延残喘的健身目的之外，起码还有3个理由。一是习惯，别看孔庆东是研究现当代文化的，其实他骨子里特怀旧。小时侯他就怀念旧社会，因为没赶上爬雪山过草地而特别失落。批林批孔的时候他就怀念春秋战国，散布谣言说“柳下跖怒斥孔老二”是错误的，因此遭到班主任的严厉抨击。上大学后他就怀念文化大革命，说那时候厂长绝对不敢贪污了几百万还强奸了工人的女儿然后跑到美国去骂中国没有人权。现在当了老师，他又怀念20世纪80年代，说那时候如何潇洒自由想干啥就干啥我想谁就是谁。因为怀旧，他对用过的东西就像娶过的媳妇一样，特有感情。30年前穿过的衣服他一件一件记得历历在目，每一只养过的猫在他肚子里都有一部厚厚的传记，至于骑过的自行车，那简直像唐太宗的“昭陵六骏”，都上了他脑子里的凌烟阁。他小学时学会骑车，率领一群“少先队暴走卒”在马路上横冲直撞，号称是模仿朝鲜空战。上大学后用奖学金买了辆旧车，然后又倒买倒卖，换了五六辆，成了倒车专家。自行车与这小子结下了深厚的革命情谊。他的破车上坐过大姑娘小媳妇，坐过老教授洋鬼子，坐过游行的学生值勤的警察，闯过红灯穿过高速掉过水沟，在郊外的大雨里狂奔，在雪后的冰地上蛇行，在下坡的盘山路上撒把……如果不骑车了，就会减少许多怀旧的资源，他舍不得那辆记载着他许多美好或者丑陋的往事的破车，怕别人骂他始乱终弃。孔庆东的现实生活是建立在高密度的历史积淀之上的，所以出于习惯，他自然坚持骑车。
二是方便。坐车虽然比骑车快，但缺点是不能哪儿都去，尤其是小胡同进不去。而孔庆东是个喜欢“无微不至”的主儿，专爱去汽车到不了的地方，经常说什么“美国的石油大王，哪里知道北京拾煤渣老婆子的苦辛”一类的疯话。上大学时，曾立志要穿遍北京所有的胡同，后来听说北京的胡同共有九千九百九十九，就算天天不上课，平均一天穿一个，也要将近30年，这才打消妄想，改为穿完八大胡同就拉倒。骑车可以一直骑到单位的院里，朋友的门前，小姐的窗下，可以轻松绕过堵塞的车流，“间道奔袭”，可以毫不关心末班车的时间尽兴狂欢，可以在高兴时遍游校园，“春风得意车轮疾，一日看尽燕园花”……这些都是坐车所享受不到的。人坐上了车，就直奔终点，中途没有变化，人在车里还要道貌岸然，人格压抑。而骑车却是丰富多采，充满了可能和奇遇，个性也得到充分发挥和张扬。尤其是孔庆东这种无聊文人，看见书摊他要下来翻一翻，看见打架他要下来劝一劝。没热闹可看时他就一路摇晃着车把胡吼瞎唱，扰乱社会治安。明明风和日丽，他却唱“只杀得杨家将东逃西散，只杀得众儿郎滚下马鞍”；明明飞沙走石，他却唱“蝴蝶飞来采花蜜，阿妹梳头为哪桩？”一次下班骑出北大不久，这厮用山东话高声朗诵道：“当我想你的时候，我的心在颤抖；当我想你的时候，泪水也悄悄地滑落；当我想你的时候，才知道寂寞是什么；当我想你的时候，谁听我诉说！”正在摇头摆尾得意忘形，忽然身后传来姑娘的大笑。急回头看，只见两个女学生骑车紧紧尾随着他，正笑得花枝招展。见他回头，二女齐叫一声“孔老师！”这厮看见二女有些面熟，估计是北大的学生，顿时羞得无地自容，哦了一声便一溜烟骑跑了，后面的笑声跟了他二里多地。不过这种出丑的时候毕竟极少，骑车所带来的方便和自在还是其他任何交通方式不能取代的。
三是自律。骑车虽有种种方便，但也有若干不方便。比如轮胎扎了，链子掉了，钥匙丢了，比如撞了车碰了人轧死了市长的情人的丈夫的情人的吧儿狗，都是麻烦。还有孔庆东那辆“宝马”实在破得可以送进阶级教育展览馆，以至某些“衣冠不整不得入内”的单位经常怀疑他的真实身份。但这些“不方便”，也属于孔庆东坚持骑车的隐秘动机。因为有了这些不方便，他就把自己留在了社会的底层，他就有了更多的机会与下层社会往来。孟繁华先生曾经调侃道：“孔庆东过的是资产阶级的生活，说的却是无产阶级的话语。”孔庆东不把这话看成讽刺，而是看成鼓励。这厮每换一个新的工作或者生活环境时，都在醒目处贴上伟大导师毛主席在七届二中全会上的教导：“继续地保持艰苦奋斗的作风。”孔庆东现在一天的收入，就可以买一辆旧自行车，一年的修车费用也绝对超过他那辆宝马的底价。从小市民的经济算盘上着眼，早该鸟枪换炮。他有时也宠幸一下其他交通工具，每年自费打的也有几十次。但他把坚持骑车作为一种自律的象征，就像他老祖宗说的“克己复礼”。有两次深夜，在半路上，车胎扎了，气一会就漏光了。没有修车的，也没有末班车，灯火稀疏，连出租车也不往他住的那个远郊开。他就慢慢地推着走，心里想，此时此刻，一定还有许多人跟我一样，车胎扎了，正在推着走。他们走在别的街上，走在别的城市里，走在山路上，走在旷野中。他们心里也许在想，要有汽车就好了。他们中一定没有官员、大款，也没有什么著名学者、教授，他们是普通市民、农民、知识分子，是普通劳动者，我正在和他们一起，一步步感觉着大地，走回我自己的家。孔庆东这厮还有一个修车的朋友，离他家也有几十里，去修一次车从时间和经济上说都是“不值”的，但那个老头之所以是他的朋友并不是因为会修车，而是他们有共同语言、共同经历和共同的欢乐。孔庆东这厮没什么大学问，但是他清楚地知道中国社会每个阶层的人过着什么样的日子，这种“知道”不是来自民政部门的数字，社会学家的统计，新闻记者的报道，文学作品的描述，而是来自他和各个阶层的人的实际接触，来自和他们同吃同住同劳动的血肉记忆。当一位学者把现在的社会夸赞得一片莺歌燕舞，家家是白领、户户点钞票时，孔庆东冷冷说道：“你大概很久没有骑自行车也没有坐公共汽车了吧？”孔庆东这厮清醒地知道自己已经跟真正的劳动人民越来越不一样了，“劳动人民”也许还要嘲笑他这个骑着破车的假装高尚的北大穷教头。他只有靠坚持骑车和有时坐坐公共汽车这类的方式来保持对大地的真实感觉。这些也许都没用，都是矫情作态，人一旦堕落成“知识分子”，就像堕落成了吸毒者，终生也难以恢复纯洁和气节了。所以孔庆东这厮颇不自信，总是对人含糊地解释说：“这已经是我唯一的锻炼方式了。”他不这么说，还能怎么说呢？
孔庆东他老婆特别讨厌他那辆破车，经常挑衅地说：“咱什么时候买奥迪呀？买捷达也行。就是快把你那辆宝马扔了吧！”孔庆东这厮是抬杠专家，慢条斯理地说：“就是买了个车队，这宝马也得留着。”于是这一天上班的路上，他就唱：“留着，却不知为什么；留着，只为了嘲笑我！把一切都看谈，在心碎以后……”
四十不坏
很早就想写一篇文章，题目为《四十不惑》，内容是吹嘘自己到了四十岁时很牛，文武全才，昆乱不挡，耳聪目明，头重脚轻，跟天天服用了“脑白痴”似的。
后来听说，两千多年前，这个题目就被一个叫孔仲尼的民办教师给写过了。
于是我想，不跟那位没文凭的本家一般见识，咱改个题目吧，干脆反其道而行之，叫《四十而惑》，内容是检讨自己到了四十岁时很衰，是非不明，善恶不分，双兔傍地，莫辨雄雌，好像《笑傲江湖》中“桃谷六仙”的亲爹似的。
后来一翻书，发现这个题目已经被北京大学陈平原教授给写过了。他比我提前十年进入四十岁，申请专利在先，又是我的老师兼领导，公然剽窃他，实在不好意思，只好干嫉妒，谁让咱生得晚呢？再苦不能怨政府，再累不能怨社会，咱再想辙就是了。
于是穷则思变，就憋出了这个题目，叫《四十不坏》。
为啥叫“四十不坏”呢？据中国社科院法学所博士后柳金蝉女士研究，涵义有三。我替她解说如下。
第一层意思是，四十岁以前俺很坏，从今往后，俺改邪归正，再也不坏啦。四十岁以前，我孝敬父母不周，对待妻子粗俗，给老师起外号，跟学生没大小，半夜里禁止邻居唱歌，大街上强迫警察道歉，对领导求全责备，对政府视若奴仆，接待纠缠的狗仔队态度凶恶，面对外国的汉学家非说汉语，勤劳无以致富，坐怀偏要不乱，遭受百般迫害排挤嘲弄诬陷仍不知低眉顺眼假充响当当一颗铜钮扣，实在恶贯满盈、十恶不赦、凶神恶煞、穷凶极恶——四大恶人都占全了。所以人过四十天过午，趁着黄土埋了半截的大好契机，今后一定要翻然悔悟，痛改前非，行年四十而知三十九年之发昏，争取将功补过，不再犯坏，做一个和谐社会的七荤八素五好公民。
第二层意思是，四十岁这个岁数“很不坏”嘛，人到四十很有意思、很不赖嘛，很让人沾沾自喜如坐春风嘛。据我太太黄道婆教授考证：男人四十是一枝花，女人四十是豆腐渣。如果男人四十岁上跟太太离婚，必须赔偿太太“青春损失费”——每年四十吨豆腐渣的价钱。可见，四十岁绝对是男人的钻石年龄，青春期刚过，更年期尚远，食有鱼（虾皮也算），出有车（自行车也算），智勇双全，人财两丰，年富力强，前列尚康，舂米便舂米，撑船便撑船，不论被挖到什么单位都是领导的随身膏药——哪儿疼往哪儿贴。鲁迅四十岁，发表了《阿Q正传》；毛泽东四十岁，担任着中华苏维埃共和国主席；李二狗四十岁，身穿水泥袋，在北京的工地上盖大楼——整个世界都是四十岁的男人在抗着呢，多么光荣的花季啊。四十岁，不坏啊。
第三层意思是，四十岁以后，就炼成了金刚不坏之身，想坏都坏不了啦。鲁迅有句话：“魂灵被风沙击打得粗暴”，那说的是小年青儿，自虐和他虐的程度太浅。四十岁的中国男人，一个堂堂正正的有社会主义觉悟的有文化的劳动者，咱啥罪没遭过啊？啥险没冒过啊？啥事儿没摊上过啊？啥理儿没掰扯过啊？正像经历了日本鬼子惨无人道大扫荡之后的中国爷们儿，个儿顶个儿都成了“烈火金刚”。电影《地道战》里说得好：“敌人的招数用完了，轮到我们动手啦。”四十岁，恰好是一个转折点。金庸笔下的那个独孤求败，四十岁以后用的是什么剑来着？俺当年读博士时，十分向往庄子说的“呆若木鸡”的浑然境界，师兄高远东启发我说：“呆若木鸡还不够，要呆若木！”我理解他说的就是一种“不坏法身”的境界，可是因为自己生理发育太晚，青春期太长——三十八岁还长青春痘，美其名曰“战痘的青春”——所以一直未能身体力行。如今终于四十岁啦，百炼钢化为绕指柔，如同跳出老君炉的孙悟空，再也不怕烧坏碰坏摔坏砸坏啦。
“五四”时期，激进学者钱玄同挥斥方遒地主张：人到四十岁就该枪毙！因为四十岁以后就思想僵化、情趣腐朽，只会螳臂当车、逆历史潮流而动，在“五四”先驱“青春至上”的先进理念中属于无可救药的反动派。可是若干年后，钱玄同自己到了四十岁时，他就不提这茬了。幸好鲁迅替他记得，写诗调侃他曰：“作法不自毙，悠然过四十。”大概那时钱玄同体会到“四十不坏”的滋味了。
人在不同的年龄段，会有不同的生命体验。有些道理，年龄不够，读多少美国书，开多少研讨会，也参详不透。20世纪末的一天，我问作家阿城，快到五十岁了，心理沮丧否？阿城攥着烟斗说：“我着急呀，我就盼着快点到这五十岁啊，很多话你不到五十岁没法说啊！”我敬佩阿城老兄的风采，心中也暗暗想着自己到五十岁时该说什么话。不过那还早，还有三千多天呢。现在刚四十，艳阳当空，麦浪翻滚，人欢马叫，番石榴飘香，我禁不住要像电视里的农民大叔那样抒情一句：“党的富民政策暖人心哪！”
其实了解我的朋友都知道，四十岁这一年，我经历了太多太多。有毒蛇在手勇士断臂的决绝，有三人成虎四面楚歌的凄凉，有落井下石绝地反击的悲壮。当然也有充实紧张的工作和春风般的友谊、牧歌般的笑傲。我感谢相信我支持我的老师、朋友和领导、同事，感谢那些在我困兽盘旋之时伸出的手臂。特别是2005年元旦，我被评为北京大学“十佳教师”第一名，在燕园学子的欢呼声浪中敲响新年大钟时，我心中涌起一个声音：谢谢你们，我亲爱的北大同学，我亲爱的八方读者。
四十岁了，我更加理解了苏东坡的处世姿态：菊花开处乃重阳，凉天佳月即中秋。日前在网上看到一份调查，有观众希望我来策划央视春节晚会。那我推出的第一个节目就是，五万名青春靓丽的小尼姑，站在天安门广场东侧，五万名狰狞威猛的大花脸，站在天安门广场西侧，齐声高唱：“春有春花秋有月，夏有凉风冬有雪。若无闲事挂心头，便是人间好时节。”十万人刚柔相济，歌声曼妙遒劲，直唱得云生五彩，凤鸣九霄，好一派泱泱大国的盛世祥光。
唉，四十岁了，还有这等幼稚的狂想。人若有一百岁的境界，八十岁的胸怀，六十岁的智慧，四十岁的意志，二十岁的激情，再加上两三岁的童心，不坏，真的不坏。
孤行影自迷
信息时代的降临，是否使人变得更加孤独，这在我看来似乎是一个伪命题。古人云：“事不孤起，必有其邻。”从哲学上讲，事物是普遍联系的，虽然夜夜思君不见君，但是日日同饮一江水，因此绝对的孤独是不存在的。我们日常讲的孤独，大抵是一种鲁迅所说的“心造的幻影”，是我们的主观感觉。它不以客观事物的演变进化和客观环境的新旧好坏为转移，它是一个彻头彻尾的“唯心主义的泥坑”。
其实，人类社会自从有了“文明”以来，就一直处在“信息时代”。结绳记事就是最早的“硬盘”，烽火戏诸侯就是一次典型的“黑客”行动，焚书坑儒则是一场大规模的病毒发作。我们目前所惊叹的这个“信息时代”，不过是早晚要来并早晚要过去的其中的一个小小的阶段。无非是由于网络技术的发展造成了一个什么“虚拟现实”，于是人们担心人与人的实际交往会进一步减少，阿Q不再去赵太爷家舂米，而是坐在电脑前彻夜搜索着“吴妈”。然而冷静地想想，我们什么时候生活在不虚拟的现实里过？人类的文明说到底，就是虚拟文明，想象文明，人类的欢乐和痛苦都源于此。人类与其他动物的根本区别，就在于我们是不折不扣的“唯心主义动物”。要说孤独，我们在伊甸园里的时候就是孤独的，在建造巴别塔的时候就是孤独的，在被女娲抛得满地打滚的时候就是孤独的，在周口店的河岸上相互撕咬的时候就是孤独的。要说不孤独，伊甸园里有恩爱，巴别塔下有合作，我们一起在女娲的肚皮上安营扎寨，我们一起在周口店的河岸上打渔杀家。孤独不孤独，不在于信息传播的速度和数量，而在于人自己所选择的感情方式。
孤独在有些人看来是无比高贵的，易卜生的一句“最孤独的人是最强有力的人”，坑害了多少中国好汉。孤独仿佛就是不俗，仿佛就是有思想，仿佛就是缺少知音，仿佛就是遭受迫害，仿佛就是“倩何人，唤取红巾翠袖，揾英雄泪”。如果说这种对孤独的崇拜在80年代是伴随着对个体的尊重和对思想的敬仰的话，那么到了90年代，它已经堕落成一种矫情的做秀。记得一部叫《柳河的故事》的电视剧中，一个老农民也无比深沉地呼喊道：“这人咋越活越孤独哇！”于是，我们理所当然地受到了矫情的惩罚，出现了一首歌，名字叫《孤独是可耻的》。
正如萨特说自由是在监狱里也不能被剥夺的一样，孤独也是不能被制造和剥夺的。雷鸣般的掌声和海洋般的的鲜花中，你可能感到孤独，而一个人被洪水围困于旗杆顶上8个昼夜，你也可能毫不孤独。杨子荣唱得好：“虽然是只身把龙潭虎穴闯，千百万阶级弟兄犹如在身旁。”杨子荣是人民英雄，所以他以不孤独为荣。