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所以，当福柯过去的一个学生打电话问他去不去参加葬礼时，他一点也不曾犹豫：怎么，我当然要去啦！在那个阴沉沉的春天的下午，当他沉没在沿塞纳河左岸林阴道前行的巨大人流中时，他又一次（也是最后一次）发现了他的路和萨特的路相交。他的在场就足以说明，他是承认萨特的伟大的，尽管有些不大情愿。
不过对他的那位旧门生（他在队列中一直跟福柯走在一起），福柯既未表示他尊敬萨特，也未表示他热爱萨特。就在他们跟着棺材走的时候，他像个年轻人似地解释道，“我想抛弃的，正是他和他所代表的一切。”萨特的影响在他看来就是一个词：“恐怖主义”。③
The Death of The AuthorThe Passion of Michel Foucault福柯的生死爱欲Waiting for Godot第二章等待戈多其实早在30年前，二战余殃尚存的时候，就开始了萨特时代的终结。萨特是在1945年秋被公众奉为亨利·伯格森以来法国第一个真正的哲学名士的。也正是在这个秋天，福柯第一次来到巴黎。这时他年仅18岁，然而已是一名志向远大的哲学家了。他朝气蓬勃地开始寻求一种自己的、不受萨特的压倒性影响约束的声音。
这个法国首都被盟军解放还不到12 个月。尽管城市没有遭到严重破坏，战争的遗迹仍随处可见。食品和燃料短缺，许多人的精神创伤有待愈合。家庭失去了儿子，妻子失去了丈夫——或许更重要的，是整个民族在某种程度上丧失了自尊。1940年法国在德国的进攻下简直是不战而降的，这就使这个国家很难避开同谋和犯罪的问题，尤其是在纳粹恐怖的全部暴行已为人们所知之后。死亡营的公之于世，使那种几乎吞没了西方文明的邪恶第一次明朗化了。
萨特关于坚持自由和承担责任（即使在一个失去了拯救意义的世界里）的坚定口号，就是在这种背景下深深地震撼了人们的心灵。正如福柯后来所说的，“鉴于战争、屠杀和专制主义的荒谬，看来个人依据存在经验而作出的选择得靠他的主体来赋予意义。”④
作为一个生长在普瓦提埃（法国西南部的一个古老的罗马式小镇）的少年，福柯像他的其他同代人一样，多半是隔着一段距离来经历这场战争的。尽管年龄太小不能参战（而且法国人在1940年以后很少作战），他却已长大到足以知道害怕了。盟军的飞机常常飞越小镇上空去袭击火车站。位于“维希法国”境内离边境只有20公里之遥的普瓦提埃，本身在整个战争期间就一直为德国官员所控制，德国人在这里定期兜捕犹太难民并把他们带往集中营。这是一个这样的世界：那里死亡的威胁无处不在但又大都不可见，与其说是一种有形的现实，不如说是一种噩梦般的谣传。而福柯就是在这里成年的。“我记得小时候经历过一个绝对骇人的世界，它能把我们吓死，”福柯在1981年回忆道。“作为一个青少年而在一种必须结束、不论好坏必须走向另一个世界的情况下生活过，势必会产生这样一种印象，似乎整个孩提时代都是在黑夜中，在对黎明的企盼中度过的。那种对另一个世界的期望是我们那一代人所特有的，而且我们都怀着（也许过头了）一种世界末日般的恐怖之梦。”⑤
直到1945年，普瓦提埃一直是他全部生活的舞台。他于1926年10月15日在那里出生，按他父亲的名字命名为保罗—米歇尔·福柯（PaulMichel Foucault）。其父保罗·福柯（Paul Foucault）医生，是一位在当地享有盛誉的外科大夫。福柯是家里的第一个男孩，在三个孩子中排行老二，成长环境十分优越，具有上等布尔乔亚的风貌。这个家庭的生活十分传统，有一个保姆照看孩子，一个厨师照料家务，学校教育保守，礼拜天去教堂做弥撒是雷打不动的家庭仪式。然而福柯一家人并不特别信教，而且家里的政治气氛，据达尼埃尔·德费尔后来回忆，是坚决反对维希政权的。⑥
在后来的年代里，福柯很少谈起他的童年。他常常说他是一个“少年罪犯”。他告诉朋友说，他父亲是一个“暴君”，“曾监视和惩罚过他”。看到他学习成绩不好，父亲一气之下在1940年把他关进了圣斯塔尼斯拉斯中学——“他所能找到的管理最严格的天主教学校” 。他父亲试图迫使这个孩子步他的后尘当一名外科医生，但没能成功。⑦
福柯的父亲1959年去世。福柯后来很少见到他的姐姐和真的当上了外科医生的弟弟。但他同母亲仍保持着密切的联系。经常到普瓦提埃郊外的庄园去看她，同时在那里对他的手稿作最后的润色。⑧
他的法国传记作者描绘了一个谜一般的、孤僻的少年形象。正如一位批评家所概括的（他的资料仍很粗略），少年福柯似乎“像查拉图斯特拉一样，在可怕的（倘若不是傲慢的）孤独状态下受折磨”。他和他的普瓦提埃同学们在一起拍过一张照片，那场景颇令人吃惊：“学生们在一块岩石面前友好地排成两排，而未来的《疯癫与文明》的作者却孤零零地、极其怪异地站在石头上端，身体扭曲着似乎在躲避相机，紧锁的眉头下射出审视、哀怨的目光。”⑨
他也许就是这样孤僻冷漠，但他的天赋却极好。在圣斯塔尼斯拉斯中学，福柯成长为一个大有希望的青年文史哲研究者。他违抗父命，来到巴黎，期望着能在法国精英荟萃的高等师范学院谋一学席。第一步是在亨利四世中学（法国最有名的中学之一）参加预备班的学习。
亨利四世中学位于先贤祠背后，距圣日耳曼大街上非官方的存在主义世界总部——花神咖啡馆仅几步之遥。那是一个已被载入法国思想史的中学：约30年前，让—保罗·萨特自己的哲学“奥德赛”也正是在这里扬帆起航的。
福柯便在这里着手工作。他的老师中，最重要的当推让·伊波利特，一位著名的黑格尔学者。作为萨特的同代人，伊波利特对存在主义极为赞许。由于萨特《存在与虚无》（LEtre et le néant）中的一些关键术语均借自黑格尔的《逻辑学》和海德格尔的《存在与时间》，伊波利特的赞赏自是可以理解的。和莫里斯·梅洛—庞蒂（他也许是这一代人中最有天赋的纯哲学家）一起，伊波利特高兴地加入了萨特阐发一种新的混合式人道主义的工作。这种人道主义是40年代产生的一种信条，它把黑格尔、青年马克思、胡塞尔和海德格尔的各种思想元素黏合在一起。而所有这些思想家，福柯也将不得不去努力钻研。⑩
萨特本人的著作当然不可不读。他的第一部小说《恶心》（La Nausée）1938年问世，他最重要的哲学论文《存在与虚无》出版于1943年。小说家米歇尔·图尼埃（Michel Tournier，他比福柯高两级，是福柯未来哲学上的知己——吉尔·德勒兹的密友）忆述过1943年《存在与虚无》“陨石”似地落在学生们课桌上的情景：“一阵昏厥之后，接着便是长久的沉思。这部沉重不堪、令人生畏的书散发出不可抗拒的力量：它机智敏锐、妙语如珠、博大精深，自始至终贯穿着一种钻石般简洁的直觉……而且它的最后那句话令人浮想联翩：‘我们还将为本书没有解答的那些问题再写一本书。’”
《存在与虚无》的出版表明，一种系统的新哲学正在考虑改变世界的思维方式。和萨特一起，伊波利特为把黑格尔和马克思整合到这种新思维方式中来而运用了自己的渊博学识。他对他参与制定过的存在主义理论作过这样的概括：“现在处于我们的注意中心的，是异化和异化的克服这个主题。”像萨特一样，伊波利特终生不渝地确信进步的价值。历史，正如黑格尔和马克思所主张的，乃是人类自由的传奇。不过，比黑格尔和马克思的理解都要彻底得多的是，这个传奇的情节是以真正的个人的勇气和信念为转移的，而所谓真正的个人，指的即是那种具有高度历史责任感，而且敢于行使其自由意志的人。确切地说，存在主义所提供的，是一种关于道德动机的新解释，一个在马克思那里看不到的方面。“思考黑格尔与马克思之间的关系，对于我们有一种普遍的价值，”伊波利特在逝世前不久重申。“它不仅仅是一份历史遗产。它涉及到一个令人困惑的情况，这个情况可以不断地被复查，而且在历史上的任何一个时代可以获得新的意义。”
1968年伊波利特去世后，福柯对他这位指导教师的工作表示过由衷的钦佩。他赞扬伊波利特本着黑格尔和马克思的精神，坚决认为历史是哲学的真实媒介。他也赞扬伊波利特的学者风范，说这种风范导致了“他自己的主观性被彻底冲淡了”。他回忆道，伊波利特“喜欢引用黑格尔关于无特性哲学家的谦逊的格言”。
那种“他自己的主观性被彻底冲淡抹消”，还有那种关于哲学的工作必须透过历史研究来进行的信念，无疑是福柯从他老师那里学到的影响最为持久的功课。至于伊波利特信条的核心，尤其是他关于异化能够而且应当被克服的信念，福柯以后就要斩钉截铁地予以拒绝了。
然而，这时他的态度全然不同。在他发表的第一批著作（这些著作直到1954年才出版）里，福柯拥护马克思的“革命预见”，拥护某种类似伊波利特式人道主义的东西。像伊波利特一样，他在这些年里显然也期望过逆转“发展到当今的历史”，承认过历史具有“结束异化的目的”。同时，年轻的福柯十分乐观，大谈透过某种新“人学”来掌握“人类本质的真理”。他还紧步伊波利特和梅洛—庞蒂的后尘，捍卫“一种关于具体人的人类学认识”，这种认识将把马克思主义的历史观同存在主义关于自由人类及其“伦理使命”的见解结合在一起。
不过，在1945年秋天，这些不断涌现的个人信念无疑还有待说明，因为福柯及其年轻的同学们只是在极力紧跟伊波利特深奥的课程，准备参加高等师范学院的入学考试。
在那时，入学高师须通过一系列竞争异常激烈的考试。在法国所有“名牌学校”中，这个学校也许是首屈一指的，入学要求也极为严格，全国范围的考生中只有很小的一部分能被录取——1946年入学的文科学生仅38名。才华出众的中学生在考高师以前，必须在亨利四世中学那样的学校参加一个预备班（即“khⅲ鹓ne”）。这种预备班是法国特有的一种制度，它把一些早慧的青少年从他们的正常生活中连根拔出，让他们到思想的温室里去成长。被选拔来的少数学者苗子在这里日夜研读西方文明的各种典籍，从柏拉图一直到康德。一位研究制度的学者讥讽说，典型的高师学生候选人“所经历的过程，堪与佩里高尔鹅一种填肥鹅，法国佩里高尔地区的地方特产。——译者注的经历相媲美”。
第二章 等待戈多等待戈多（2）
福柯进入了亨利四世中学，开始啃那些必须按时读完的卷帙浩繁的典籍。几个星期过后，让—保罗·萨特（他是1924级的高师学生）作了一个题为“存在主义是一种人道主义”的公开讲演。这是1945年思想界的一个重大事件。虽然这个论题在半个世纪后的今天看来无关痛痒，但在那时它不啻一个挑战的信号，一种对萨特的批评者们的无言的宣战。存在主义当时正在蒙受来自两方面的激烈攻击：天主教徒责之为非道德主义，共产主义者则斥之为虚无主义。这个现年40岁的法国人竟断然声称是德国哲学家海德格尔（一个臭名昭著的纳粹同情者）的书给了他勇气，这一情况在左派方面引起的警觉，同他直言不讳的无神论在右派方面激起的愤怒一样强烈。
讲演会预定在塞纳河右岸的一家剧场举行。萨特一到这家剧场就被一伙闹哄哄的人围住了。起初，他以为这是共产党搞的一次示威活动，结果却发现这群人是来欢迎他而不是来向他挑战的。耽搁了一个小时之后，当剧场里的气氛稍稍恢复了平静的时候，这位步履有点蹒跚的教授又被人们高高地举起，并从等待着的人群上方被送上了讲台。他开始讲话，这时他看上去就像一部罕见的好莱坞电影里的某位男主角——沉着镇静，神志出奇地清醒。他告诉批评他的人们说，确切意义上的存在主义，“不能被看作一种寂静主义哲学，因为它根据人的行动来界定人；它也不能被看作关于人的一种悲观的描述，因为再也没有比这更乐观的信条了，人的命运已被置于人本身之中。”他说，这个新哲学的原则相当简单。像笛卡尔那样，他在“人们对于他们的自我的直觉感受”中找到了“绝对真理”的基础；像康德那样，他系统地表述了他自己关于黄金法则（Golden Rule）的看法：“每个人都会碰到各式各样的事，仿佛整个人类曾密切注视过每个人正在做的事情，并相应地调整了它的行为。”这种具有鲜明特色的标语（它将成为这位战后思想大师压箱底的货色）有一个早期的范式，那就是萨特把他的基本观点加以浓缩后提出的一个命题：“人注定要受自由之累。”人甚至必须为他最显在的盲目热情负责：“从他被扔到这个世界中来的那一刻起，他就对他所做的一切负有责任”（注意“一切”二字）。很明显，这是一个沉重的负担。而且你还别想躲开它——每个人都有一种道德义务，即必须时时刻刻扪心自问，“‘我是否真是这样一个人，他有权按这样一种方式行事，以至于人类会根据他的所作所为来调整自身？’”
那个夜晚很暖和，剧场里的空气似乎有些不够用，结果有些妇女晕倒了，她们被抬到附近的一架大钢琴上。这一戏剧性的场景激发了报刊的想像。一篇纪实报导的题目惊呼：多人昏厥，快叫警察。一名存在主义者成了阿拉伯的劳伦斯。此题目之上还有一个大字标题：萨特听众人山人海。
哲学何曾有过如此强烈的吸引力？也许在古代雅典有过。但在一个要求所有深刻的思想家都用一种极可憎的散文风格说话的时代（这种散文风格，萨特自己在《存在与虚无》中也运用得挥洒自如），还是萨特这次讲演中的简单表达，首先在法国，然后很快又在全世界，拨动了一般公众的心弦。事实上，萨特的表演既使存在主义演成了一种国际时尚，又为福柯一代每一位志向远大的哲学家设定了研究日程。
在准备参加大学竞考以便获取学术功名的年轻学子当中，萨特讲演产生的影响却是消极的。虽然曾为读到《存在与虚无》而狂喜过，米歇尔·图尼埃和吉尔·德勒兹两人现在却被萨特的讲话击懵了。他们对于自己的偶像在批评者面前极力为自己辩护已经茫然不解，对于他援引笛卡尔和黄金法则更是惊讶万分：“我们的大师糊里糊涂地翻出了那种陈腐不堪的人道主义破烂儿。”这个可怜的人变得痴呆了，他们冷嘲热讽地推测：或许他在做战俘时变胆小了；照这样下去他很快就会出来拥护某种新瓶装旧酒的社会主义了。
后来的事实表明，此话正巧言中。然而，图尼埃又补充道，“这种反应按其本意应被理解为：一些疯长起来的青少年，一些明白了他们的一切都来自他们的父亲并因此深感苦恼的青少年，对这位父亲作了一次清算。”
与人们的表面印象相反，福柯的很大一部分思想（如果不是全部的话）也是源自萨特的。在后来的岁月里，福柯将不停地同萨特这个榜样作斗争，他采取的方式显示了一种强烈的、犹豫不决的矛盾心理。在1968年法国电台对他的一次采访录音中，他严正声明自己同萨特及其时代毫无瓜葛，并严厉谴责了这种做法，即：“一本哲学教科书，一本理论教科书，最后总得告诉你何为生死，何为性，上帝存在与否，自由含义如何，人们在政治生活中必须做些什么，以及怎样待人接物等等。”福柯后来要求在广播之前把这些评论从节目中删去。不过这个专访录的一份未经编辑的转抄本后来仍被一家杂志误登了，这使福柯大为光火。他气愤地致函这家冒犯他的杂志，信中对萨特表现出格外的谦恭：“我认为萨特宏富的作品，以及他的政治行动，将标志着一个时代。如今许多人确实已改变了研究方向，但我允许任何人把我所从事的历史与方法论方面的研究（那都是一些二三流的、艰苦的基本训练），同像他那样的作品相比照——尤其是出于把两者对立起来的目的。”
假谦虚是福柯最显著的特点之一，但他在如何看待这位年长的思想家榜样这个问题上曾感到极度苦恼，却是毫无疑问的。在他早期发表的一篇论梦的意义的文章中，他绞尽脑汁地批判了萨特关于想像的一些看法。7年后，即1961年，他特意把他的第一本主要著作《疯癫与文明》的手稿交给了伽利玛出版社（但未被接受），因为，如他对朋友所言，这个出版社发表过前一代人的一些哲学巨著，尤其是《存在与虚无》。《疯癫与文明》最终由普隆出版社出版了，并迅速赢得了福柯同辈学者们的好评。但他还不满意——因为他希望像萨特那样，既向历史学家和哲学家们说话，同时也向普通百姓说话。他在自己的第二本主要著作《词与物》中，便把矛头直接指向了萨特本人，明确地批判了他1960年出版的《辩证理性批判》（Critique de la raison dialectique）。然而，福柯在这里又一次暴露了他的矛盾心理：那些已印在校样中的批判的文字，最后在成书中还是被删去了。但尽管如此，法国的评论家们（还有萨特本人）都已十分清楚：萨特的人道主义、他的历史观、他在思想界的领导地位，都在受到攻击。
简言之，萨特的挑战在福柯看来既不可抗拒，又无法逃避。他的名望是前无古人的。而且他的“作品”（oeuvre，福柯这样称呼之）为哲学生活的意义设立了一个崭新的标准——就是说，哲学生活的意义，不只是某种新颖思维方式的创造，同时也是这种思维方式的公开宣传；而且这种公开宣传不仅应在大学讲堂上进行，同时还应在剧场的舞台上进行——由于大众传播媒介的稳步普及，这