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有什么高筒礼帽、踢踏
舞鞋或者酸巴巴的诗。它们开始有目的，开始设定目标、梦想和抱负。我的花生就在我眼前，变成了人。矮的、高的、胖的、瘦的，要不就是稀奇古怪的，但仍然是花生。棕色的、黑色的、白色的、黄色的，以及这其中任意两种颜色的混合，但仍然是人。为什么我们不在乎花生的外壳，却死盯住人的肤色？
我想得越多，就越觉得这种想法有道理。我开始思考自己的人生，许多次我碰到偏狭的人。人们带着偏见判断某事，完全忽略了 “花生”。这听起来有些奇怪，还有点嘲谑。我想这是我曾有过的最重要的认识。世界和平仅仅是一个梦想，因为人们不允许自己和周围人简单地变成花生。我们也不允许一个人心的颜色成为他皮肤的颜色、信仰的颜色和自我价值的颜色。我们不允许他成为一颗花生，因此也不允许自己生活在和谐之中。
日记 19
亲爱的日记：
我不敢相信俄克拉荷马城发生的事。一百六十八名无辜的男人、妇女和孩子的生命被一个怨恨政府的人终止。出于愤怒，蒂莫西？麦克维决定把自己的挫折失望发泄在别人身上，给这个国家敲一记警钟。不幸的是，这是致命的警钟。
格鲁维尔小姐要我们写一篇报道记述俄克拉荷马发生的事。通过写这篇报道，我意识到我们是多么容易受到暴力侵害。而并不是所有威尔森的学生都意识到这一点。课间和午饭时间仍然有打斗发生，其原因都很愚蠢，比如某个人从和他不同的人群中走过。基于种族或穿衣风格不同的打斗都是愚昧无知的。这无法解决问题，只能让事情更糟糕。
每天我们周围都有很多蒂莫西？麦克维，令人十分惊奇的是，这些人是人们最预料不到的。他们就像行走的定时炸弹，一旦爆炸，后果将是致命的。滴答声常常从贬损的评论开始，却能引发一场爆炸。
无论我们是什么种族、什么民族、什么性取向，或者有什么样的观点，我们都是人。不幸的是，不是所有人都能这么想。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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日记 20
亲爱的日记：
我今天参加了实地旅行考察，去了容忍博物馆，观看了电影《校园大冲突》。电影揭露了社会的虚伪和人们的偏见。格鲁维尔小姐认为它和我们在课堂上学到的内容相关。电影结束后，我们聆听了一组成功人士战胜不幸的故事。
给人印象最深刻的是一个日本人，名叫奥井松。他举家迁入美国来追寻美国梦，但是日本轰炸了珍珠港，他们被关进集中营。仅十几岁的他和他的家人突然之间变成了“敌人”。松被送到曼赞纳集中营，就是我们读的《再见集中营》一书中讲的那个集中营。
松所在营地和《再见集中营》的作者珍妮？娃卡特斯基住的地方很近，所以他可以回答我们的所有问题。即使被拘禁，日本人仍在集中营里成立了一个社区，于是松使珍妮的故事变得栩栩如生。
我很兴奋，因为这是我第一次读到一本真正和自己生活相关的书，我是亚洲人，曾在柬埔寨战争中被关入集中营。
和珍妮？娃卡特斯基一样，我的家人也被剥夺了所有的东西，并被安置到一个集中营。虽然我们待的集中营与珍妮的不同，却有很多相似处。比如，珍妮住的小木屋在沙漠中央，而我的小屋是由茅草和松树枝搭造。除了居住条件相当恶劣，身体健康也成为一个大问题。我们吃错了东西，都生病了。珍妮描述了人人难逃的“曼赞纳痢疾”。与我不同，她不必担心哪天会没有食物可吃。就算食物的味道不怎么样，至少他们还有吃的。不幸的我们却常常担心一家人能否活下去，因为从来没有足够的食物。我们常常一整天都没有吃的，似乎一直在找果腹的东西。
和珍妮一样，战争把我的父亲和家人分开。集中营剥夺了父亲的尊严，过去慈爱的父母会因为微不足道的小事大发雷霆。父亲和家人分开，回来时，身体、情感和精神都改变了。他们虐待人，不在乎是否伤害了他们。
战争给我们带来那么多创伤。它扼杀了我们的灵魂，想尽一切办法夺走我们的生命。这就是偏见和战争的结果—制造了敌人。但是，正如松所说：“我才十岁，怎么就成了‘敌人’？”
日记 21
亲爱的日记：
我仍在理解演讲小组讲述的有关多样性的事实和信息。所有的演讲者都有不同背景，但每一个人都因为他们的种族、阶级、宗教和性别而面临歧视问题。尽管有不同的背景和过去，但所有人都在不懈努力以成就辉煌。
丹尼？哈罗，一个来自洛杉矶东部的拉美人，离开了老家，成为一名律师。现在，他是爱德华？詹姆斯？奥莫斯① 最好的朋友之一，我们看过的纪录片《生命危机》中也有他。莉莎？莱米雷兹是第一个作为电视制作人和导演荣获艾美奖的拉美女性。她和丹尼一样家境贫寒，是家族中第一个考上大学并实现梦想的人。鲍勃？简特律过去一直被人欺负，因为他是同性恋，但最后，他成为加利福尼亚州第一批同性恋市长之一，同时也是格鲁维尔小姐所在学院的院长。奥井松被迫离开学校，生活在关押日本人的集中营里，最后却成为一名教师。最后的演讲者雷内？费尔斯通在大屠杀中失去了一切，包括她的家人，却仍然来到美国，成为了一名成功的时装设计师。
所有小组成员中，雷内的故事最打动我。她谈了她的生活以及在集中营里得到的教训。她谈到在捷克爆发战争前，她和父母工作多么卖力。最后她全家被迫迁入匈牙利贫民窟，随后起程去奥斯维辛集中营。到达那个死亡之营后，她和妹妹与父母隔离。当雷内问
①美国电影明星，曾出演过《黑帮大时代》、《银翼杀手》等影片。
一个盖世太保，她能否和家人再见面时，那人指着一个冒着烟的烟囱说，那儿就是她和家人再聚的地方。
雷内从集中营出来后，无处可去。她需要从头开始，那就是她来美国的原因，虽然她还不会说英语。她说她离开欧洲时，身上揣着大概二十美元，还带着她刚出生的孩子克拉拉—取的是在奥斯维辛死去的妹妹的名字。当她到达埃利斯岛时，他们拿走了十六美元的人头费。她带着属于自己的四美元，开始创造美好的生活。
雷内的女儿，克拉拉，也来到这里，告诉我们父母都在集中营的孩子的生活是什么样的。令人惊讶的是，她说父母亲经历过不幸再抚养她长大，却要她“身上不要有一块偏见的骨头”。雷内打断了女儿的话，告诉我们，永远不要集中评价一群人—那样很容易把他们搅和在一起，成为一个整体，并给他们扣上帽子，大屠杀就是那样开始的。
讨论过后，我们和小组成员在世纪城万豪酒店吃晚饭。因为格鲁维尔小姐周末在万豪酒店工作，酒店给我们提供了一顿超值的丰盛晚餐。到酒店后，我们走到组员面前和他们握手。晚餐时，雷内来到我们这一桌和大家说话。她给我们看了胳膊上在奥斯维辛留下的文身。文身看起来像条形码上的数字。她告诉我们他们用的针头怎么传染疾病，以致有些人得了皮肤病。她还告诉我们怎样从皮肤里吸出墨水，一个给她文身的医生悄悄告诉她的。如果她没有把墨水吸出来，第二天就会被带到毒气室，因为她的号码被叫到了。
今天所有的事都和我们在课堂上读过或看过的东西相关。格鲁维尔小姐不辞辛苦地联系所有人来和我们聊天，这真令人惊讶。通过和这些人见面，我们在书上读到的内容变得更加有意义，也让我意识到一切皆有可能！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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日记 22
亲爱的日记：
现在快午夜了，我感觉自己就像灰姑娘，从舞会中奔回家，心里清楚马车就要变回南瓜了。我想你可以说我也是从“舞会”回家—我们都盛装打扮，吃饭时用的银餐具比我可能拥有的多得多，我还见到了白马王子。这个王子不会骑白马，也不会骑其他任何东西把我带走。那好吧，反正上次从马上摔了屁股后，我再也不喜欢马了！但是为了这个童话，他会骑的。
这个王子就是约翰？图，城堡就是洛杉矶的这个大酒店 —世纪城万豪酒店。我在想，格鲁维尔小姐工作的那家酒店是不是也一样棒。到处都是水晶，厕所里还有真正的毛巾。天花板上没有纸团，地上也没有灰，厕所隔门也不会像学校里那样不翼而飞。甚至连厕纸都感觉柔软，不像能把学生送去看校医的砂纸。我从来不知道待在厕所里也是如此美妙的事！
但厕所和晚餐相比可不算什么了。菜式比辛普森 ①的申辩还多。餐巾像餐桌中间摆设的装饰品，食物美妙得我他妈的都不舍得碰。最棒的礼遇是约翰？图坐在我这桌。和我们在一起的正是这个有很多话可说的人，但他们却一直让我们说。
①美国黑人偶像，体育和影视明星，被控谋杀前妻及其男友。
自我介绍的时候，我紧张极了。他怎么会注意我呢？别忘了，从来没有人—包括我爸爸—注意过我。自从爸爸离开后，我一直回避见人。我觉得自己没有什么重要的事好说。但是，这里有这么一个人真的关注我。他想知道我对电影《校园大冲突》的看法，谁是我最喜爱的组员，我最喜欢《再见集中营》里的哪一段。
一个不认识我的人怎么会对我这么感兴趣？这个大富翁待我如待舞会之花，但是我的亲爸爸却当我不存在。约翰？图在七分钟里给我的关注比我爸爸七年里给的还多。
一切都很美妙，当我回到家，才意识到自己很多东西都没有 —不仅仅是梦幻般的水晶吊灯和全套大餐之类，更重要的是和爸爸的关系。奇怪的是，我居然羡慕图的孩子。如果我有他这么个爸爸就好了，我不要他的财产，都留给他自己的孩子好了。我希望他的孩子没有把他做的所有小事都想作当然，比如他说“早上好”或“晚安”，或者仅仅只是询问一下孩子们当天在学校里做了什么。那些对我来说是多么美妙啊！拥有一个那样的爸爸将会是最完美的灰姑娘的故事—没有水晶鞋，只有一句“今天在学校里怎么样”。
日记 23
亲爱的日记：
一年级我学到很多，得到的一个重要教训就是人总在变，因为我变了。今年一开始，一切都开始变。我给自己放了“三个礼拜的假”，后来到学校，格鲁维尔小姐突然问我：“你为什么缺这么多课？”我不知道该说什么。我怎么回答呢？我要撒谎吗，告诉她我病了或者讨厌上学，所以逃课？逃课给我力量。逃课的时候我才是我自己。那时我可以做任何我想做的事，而且不必回答任何人。况且在学校，也没有人注意过我。
我告诉格鲁维尔小姐：“没有人关心我做什么，我为什么要来上学呢？为什么有更好的事情不做而要来学校浪费我的时间呢？” 说话时，我从她的眼神里看出她受到了伤害。“你有什么‘更好的事情’要做？”她问。这个问题比第一个问题更难回答。除了在朋友家的垫子上坐着，故作潇洒地抽烟，我并没做什么。我告诉她： “我家里出事了，必须在家帮忙。”我退缩了，不能告诉她我做了什么。她问我：“我能帮你吗？要我打电话到你家和你父母谈谈吗？” 我立刻说：“不用！他们会朝我撒气的。”妈妈当然以为我是去上学了。她根本不知道从上课的第一天起我就开始逃课。
妈妈一直逼我接受教育，因为家族其他人都辍学了 —除了她。她能毕业的唯一原因就是外婆给她施加压力。现在妈妈也强迫我。如果格鲁维尔小姐打电话到我家，告诉妈妈，她会发狂的，一定觉得我是个失败者。可成为一个失败者对于我还不算什么大问题。
我最怕的是被抓。在外面和朋友抽烟的时候，警察突然到了。哥们儿，我得离开。我拔腿就跑，跑得飞快，以至于都没有停下来看朋友是不是还跟着我。我就是想离开。到街角的时候才意识到我就一个人。我跑回去找朋友，结果被抓了。他们把我送到少年看守所。那是我一生中最糟糕的一晚。我和一些女孩待在一个牢房里，她们都想揍我。警官告诉我可以打电话。于是我打电话给妈妈，对她撒了谎。当然，如果我能对妈妈撒谎，就能对格鲁维尔小姐撒谎。
所以，有一天格鲁维尔小姐指出我的平均学分是分，但仍有潜力时，我有了负罪感。格鲁维尔小姐对我说的话将改变我的一生。她说，她相信我。我从来没有从任何人，特别是老师口中听说这些话……
现在你能理解我为什么很高兴待在格鲁维尔小姐班上再读一年了。既然格鲁维尔小姐关心我，我也开始关心我自己。我甚至停止逃课。我讨厌承认，但我真的开始喜欢学校。我都等不及了 —明年再把格鲁维尔小姐的课上一遍。你永远不知道将会发生什么令人兴奋的事。
格鲁维尔小姐的日记
亲爱的日记：
自从我开始在威尔森高中实习以来，似乎总有些老师和我过不去。根据他们的说法，我太热情，太不成熟，而且我的教学风格太反传统。他们在教师休息室里批判的学生就是当地报纸颂扬的学生。事态发展到极致的时候到了—我的学生受邀去见史蒂文？斯皮尔伯格，这使得一些老师狂躁难安。
实习期间我忍受了所有的谣言，去年秋天返回威尔森上班时，我犹豫不决。我被分配去教阅读能力低于正常水平的一年级学生，英语部主任挑衅地对我说：“让我们看看你怎么应付这些孩子，能人！”
能人？真希望她知道去教一年级令我多么紧张和恐惧。她甚至没有花时间了解我，就已经给我扣帽子了。就像我保护的学生一样，我也忍受着偏见。我穿套装，老师们就叫我首席女歌手；我带学生去实地考察，就令其他老师“难堪”；甚至有些人厚颜无耻地说约翰？图是我“傍的大款”。在那一刻，我明白了为什么总有一半新来的老师离职。
在一个老师打印并散发了我写给斯皮尔伯格秘书的一封信后，我开始考虑离开威尔森。那封信只是谢谢那位秘书帮助我组织春天去容忍博物馆的实地考察。一个老师给我看一封书信的复印件 —某些部分被着重标出—我失去了理智。一个老师，我的同事，打开我的电脑并打印了一封私人信件，还复印了多份！在我看来，她侵犯了我的隐私，触到我做人的底线。我所有压抑住的憎恨全部爆发出来，我决定离开威尔森。
我参加了另外一所高中的面试，并且拿到了录用通知，差点就能干干脆脆地离开，直到我错误地告诉校长，我打算离开。当时他吃了一惊，问我原因。
“所有的老师都在斥责我！”我冲口而出。
“但是你的学生呢？”他问，“他们没有签名让你上二年级的英语课吗？如果你在开学的第一天没有出现，他们不会失望吗？”
接下来，我的虚伪击中了我。一整年来我都鼓励我的学生不要用标签化的字眼，比如“所有”和其他笼统的概括。我甚至让受过偏见之害的人来描述给人扣帽子的危险。大屠杀的幸存者雷内？费尔斯通重申了我的观点，她对我的学生这么说：“不要让少数人的行为决定你对整组人的看法。记住，并非所有德国人都是纳粹。”现在我的看法也有偏见，因为我说“所有的”老师，实际上是有一些人讨厌我，还有一些老师是支持我的。
如果一些老师得逞，把我驱逐出威尔森，孩子们就会成为永远的失败者。他们会认为我和很多其他人一样，令他们失望。我意识到我要有始有终。而且，我还没成为一名与学生心气相投的老师。所以，我决定留在威尔森，把精力放在课上，而不是进行无关紧要的斗争。
我留了下来，去年的大多数学生也留了下来。除此之外，我会有一批新学生—没人要的孩子！我的班级就像垃圾场，收容受罚转学的学生、改造中或尚在观察中的孩子。如果六月份毕业的沙罗德能够改变命运，这些新来的学生就有希望了。讽刺的是，“希望” 是他们字典里没有的词。
我问我的一个一年级学生，他认为自己能否毕业。他说：“毕业？见鬼，我都不知道我能不能活到十六岁生日！”对这些孩子中的某些人来说，死亡似乎比文凭更真实。
他们对宿命的态度影响了我对文学读物的选择。种族事件演变成关于宽容的单元，我打算重新拿它说事儿，并就这个主题扩大范围。我订了四本关于处在危机中的年轻人的书：托德？斯特劳斯写的《波浪》、埃利？维赛尔的《夜》、安妮？弗兰克的《安妮日记》、莎拉塔的《围城日记：一个孩子在萨拉热窝的生活》。最后两本是课程重点。
不可思议的是，我的学生们和安妮、莎拉塔有很多相似点。很多学生都是十五岁，莎拉塔也是十五岁，而安妮？弗兰克是在十五岁时去世的。我认为年龄、被疏远和年少的愤怒等方面的相似才是最关键的部分。
我很自然地选择了安妮？弗兰克的书，也真的很高兴发现了波斯尼亚女孩莎拉塔的书，评论家称赞她是“当代的安妮？弗兰克”。去年春天，《视野》杂志的封面人物故事是写莎拉塔？菲力波维克的，文章吸引我去读她关于被战火吞噬的波斯尼亚的日记。莎拉塔十岁时开始写日记。她管日记叫“咪咪”—和安妮？弗兰克叫日记“凯蒂”相似。安妮的生活由于纳粹发生了巨大变化，和她一样莎拉塔的生活在萨拉热窝战争中也发生了巨变。在此之前莎拉塔的生活重心是学习和看音乐电视，而后来，学校关闭，国家图书馆被破坏。随着战争升级，她在枪林弹雨中长期忍受缺衣少食的生活，并眼睁睁看着同龄人死亡。
一九九一年，莎拉塔十一岁时看到她曾经和平的家乡爆发了战争；今天，我的学生们亲眼见到洛杉矶在罗德尼？金审判后燃起大火。当莎拉塔在她曾经玩耍的街道上躲避狙击手的子弹时，我的学生们也在躲避飞车发射的流弹；当莎拉塔看着她的朋友被无情的战争暴力残杀时，我的学生们也看着他们的朋友被无情的帮派暴力杀害。在萨拉热窝，莎拉塔描述士兵如何用“战争的黑笔”在塞尔维亚人身上刻上“S”，在克罗地亚人身上刻上“C”，在穆�