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太守向朝廷上告苏东坡持才抗命的情形。
苏东坡时年二十八岁，年轻气盛，血力方刚，又怎会服气这兵大爷出身陈公弼？人虽在屋檐下，却偏不低头，平常除非不得不应酬的公务，便来了个尽量不见面，惹不起还躲不起？
人在屋檐下，不低头必然碰头；下级想躲避上级？没那个可能。一次太守设宴，苏东坡借故不去，老陈毫不客气下了罚单：八斤铜。
其实就是我们现在熟悉的“罚款”，金额也不算多，不足现代官员的一场家宴酒钱，但却是记档的行政处分，尤其是这等于轻轻扇了这苏才子一个不疼却响的耳光！苏东坡恨极却无奈。
这倒不像大多数一二把手之间的关系：主副职之间的矛盾是天生固有的，但谁不是保持表面的客气？大面子还是需要维持的，暗地相互踢几脚那是免不了的现象，世上少见像陈、苏这样坦荡作对的领导班子。
这阶段的苏东坡还没有宰相肚里能撑船的雅量，遇到能损几句老陈的机会决不放过，不久，报复的机会来了。
陈太守在公馆造了一座“凌虚台”，也许是要考察这苏状元是否才名如世之所传，便吩咐苏东坡写篇文章刻在凌虚台的竣工纪念石碑上，这活路对苏东坡自然是小菜一碟，但东坡却借机发扬了家传绝学：学老爸苏洵借碑文骂程家，让陈太守也领教一下老苏家传旷世骂功！
作文刻石留念之雅习传统悠远，目的无非是为了传之后世，行文当然必须庄重典雅，若能富有诗情画意自然更为得体。但苏东坡却不愿意做歌功颂德的工作，碑文中他与太守开起了玩笑。
地位所限，当然不能点名攻击上级，苏东坡在这篇叙事碑文中隐藏了对太守的巧妙嘲弄，拐弯抹角的骂人不难，难在恰如其分、把握分寸，既能出气，又不致翻脸最难，绝难之处还在于必须让挨骂者体会得到，还无话可说！
至于文章是否被采用？东坡压根就没想这一节，还能有人愿意将损自己的文章刻上石碑？
东坡的《凌虚台记》文中通篇不乏对太守的嘲讽：“……而太守之居，未尝知有山焉。……太守陈公杖屡逍遥于其下，见山之出于林木之上者，累累如人之旅行于墙外，而见其身也……以告其从事苏轼，而求文以为记。
就复于公日，物之废兴成毁，不可得而知也。
昔者荒草野田，霜露之所蒙缓，狐险之所窜伏，方是时，岂知有凌虚台耶。废兴成毁，相寻于无穷，则台之复为荒草野田，皆不可知也。
尝试与公登台而望其东，则秦穆之祈年第泉也，其南则汉武之长杨五柞，而其北则隋之仁寿、唐之九成也。计其一时之盛、宏杰诡丽、坚固而不可动者，岂特百倍于台而已哉。
然而数世之后，欲其求仿佛，而破瓦颓垣无复存者，既已化为禾黍荆棘、丘墟陇亩矣。而况于此台较？夫台犹不足恃以长久，而况人事之得丧、忽往而忽来者钦？而或者欲以夸世而自足，刚过矣。
盖世有足恃者，而不在乎台之存亡也。”
亭台落成的喜庆之作，被苏东坡尽情描绘出了将来必然的坍塌毁坏之状，文中还含有嘲笑太守不知所住之城外有山的讽刺，确属罕见碑文。
偏陈公弼身居太守却有宰相大肚，竟毫不在意，吩咐工匠对此文一字也别更动，照原作刻在了石碑上。
这就是东坡的幸运之处了，陈太守为人磊落，心地并不坏。
从这件事之后，东坡也体会到了这位陈领导不是个凡品，开始了主动修好，二人的关系出现转机，从相互敌意开始变为惺惺相惜，几年之后，他甚至为去世的陈太守写了一篇碑铭。
碑铭这种文字也就相当于我们今天的悼词，人死为大，不损光夸，所以没有悼词是说真话的，你应人家子侄辈之请为其先人写墓志铭，文字当然必须多说亡者好话，所以也就必然陈词滥调满篇，言不由衷。当然，谄媚死者是行文本分。
苏东坡本来最厌恶写此种文章，即使王公贵人相求，也是坚决不伺候。在东坡一生之中，只写了七篇墓志铭，皆有特别的理由，那是的确有话要说才写的。为陈太守写的碑铭就是其中一篇。
二人不打不成相识，以至最后似乎成了隔世钦佩的忘年之交。
应该说，苏东坡在凤翔任职，这个仕途初步还算开头不错，这期间的苏辙却还没有在自己的为官路上迈开第一步，自东坡离京后，苏辙便一直在京偕同妻子侍奉老父苏洵。
而苏老泉苏洵的做官也并非一帆风顺，宰相韩琦与富弼等人与苏洵交往一段之后，对他的看法有些变化：一个喜欢妄论朝政的书生而已，夸夸其谈，道理十足，激情有余，不顾实际――这不是活脱一个现代愤青吗？
这种人才历朝都不敢委以重任，也“不能”委以重任，书生误国，古来有之！为什么历史上有那么多大文豪、天才诗人终一生也难混成高干？就如后主李煜、宋徽宗赵佶这样的做了皇帝――他的国家倒霉。
假如让杜甫、李白这种不世天才执政宰相，对人民来说也未必是什么好事，欲“使天下寒士俱欢颜”？只能是良好的愿望与梦想，比廉洁奉公、杜绝贪官还难。
苏洵的日子过得是：
愁眉紧锁眼前事，苦味从来久后甜。
痴情报国终不悔，只把雄心寄明天。
苏洵曾留句为证：“佳节每从愁里过，壮心时向醉中来。”
不过苏洵还是以无比的耐心等来了出头的希望，在宰相韩琦的照顾下，苏洵得到了“秘书省校书郎”的小官，注明：前面有个“试”字――也就是说，只是试用。
北宋官制，官员职称前一般要加四字：“行”、“守”、“试”、“权”。高职兼低职称为“行”，低职任高职称为“守”，“试”则是“试用”，“权”即“代理”。老苏苦心、耐心、恒心换来了被宽大免试录用，却还是没滑掉“预备党员”的必要程序――试用。
“校书郎”为从八品，老苏能就此满意？犹豫几天还是推辞了，不过这次辞职的理由干脆给朝廷挑明了：官太小，工资太低，高新方能养廉么！辞职书原句：“实以家贫无资，得六七千钱，诚不足以赡养”。
可是官还是要做的，苏洵还是一事不烦二主，又给韩琦写信：“相公若别除一官而幸与之，愿得尽力”――要是另外能给安排个官，我保证好好干。
最后索性向宰相长叹：“……嗟夫，岂天下之官，以洵故冗耶！”――天下这么多的好职位，怎么就不能给一个适合我的官儿呢？
韩琦的确够意思，又帮他弄到了霸州文安县主簿的小官，具体工作不需要赴任，是留在京城编礼书。好歹也算是国家公务员了，老苏终于收心安分编书了，这本书就是《太常因革礼》。
苏洵有了稳定的工作，北宋朝局却陡然不稳，老皇帝仁宗驾崩了，新皇帝英宗上台了，儿子苏轼也到了任期，回京述职，尤其可喜：那新皇帝英宗也是东坡的“粉丝”之一！
苏东坡看来终于熬到了时来运转的辉煌！
十四、天子眷顾也枉然
北宋的人事政策挺严格，地方官员三年任期一到，朝廷就要依法将他停职停薪，以便考察他政绩如何，叫做“磨勘”。 依据察考的结果，再经推荐，另授新职。
让官员在职掌权时对他考察？那不过是忽悠老百姓，尤其是让下级来纪检上级？更是花活。
东坡任职期满当然也要回京，他的回京使弟弟苏辙获得了自由，老爸能有人照料了。苏辙不久被委任为大名府推事，当时的大名府也叫“北京”，在今日的北京南一百余里。
苏东坡在离开凤翔府之前，有两件事需要提起一下：一件事是数月前王弗的哥哥自川中来到凤翔投奔妹夫，这与苏东坡将来的生活关系甚大。
第二件则是在凤翔任上所结识的两个人，其一是苏轼与之不大对眼的陈太守的儿子陈糙，此人一身好武功，张弓射得天上飞鸟；其二是邻县的太守章惇，其人富有才华，豪爽大方且胆略过人。
这二人都是在此时与东坡结交为朋友，我们日后将会不断的熟悉他们。
新皇帝英宗，是老皇帝仁宗的堂侄，只是由于仁宗无后才幸运的被收养到宫中做了太子，早年曾任岳州团练使、秦州防御使，也算是出身基层官场。
英宗赵曙从闲诗文章中早就对苏东坡十分倾慕，在加上太后从老皇帝那里转来的那句“一榜觅来苏门两宰相”的御言闲谈，心想：新朝新气象当用新人，破格提拔这已空缺的苏轼吧，便与宰相韩倚商量，要把苏东坡委任以翰林之职，专为皇帝起草诏令，官名就是“知制诰”，若如此，东坡便将如同一步登天，直接进入了大宋中央的决策班子。
但是宰相韩倚却反对，老头认为让苏东坡突然居此高位，对苏东坡可不是什么好事，有文才不等于老练，重用未必适用。这的确是韩倚居官多年的老道之处：一个世界冠军让你突然给提拔成了国家体委主任，其实等于毁了他。
但皇帝毕竟是皇帝，不提拔自己心仪之人总有些不舒服，于是便又一次建议授苏东坡翰林修注，掌管宫中公务以及记载。
结果还是没能过了宰相韩倚这一关，韩倚的理由还是与前次差不多：“轼之才，远大器也，他日自当为天下用。要在朝廷培养之，使天下之士莫不畏慕降伏，皆欲朝廷进用，然后取而用之，则人人无复异辞矣。今骤用之，则天下之士未必以为然，适足以累之也。”
这就是说，宰相也认为东坡有“为天下用”的大才，应该留在中央培养锻炼，不过要提拔的让天下士子信服，让他坐直升飞机直接进中央政治局常委，反而害了他。
修注这个工作与“知制诰”类似，还是工作在中央决策班子内，所以不能这样擅越提拔。
最后老头自己给东坡推荐了个活路：进入国家史馆修史吧，不过要先再考他一回，这是宋代官员就任新职前的惯例。
这下皇帝终于忍不住了，当场反驳宰相：“试之未知其能否，如轼有不能邪？”――考试的目的是因为不知道这人的才干，像苏东坡这样的我们不知道他吗？不明白为何要考苏东坡！
这话够重的，等于当面斥责宰相多此一举，有指责宰相老眼不识人，甚至故意设绊妒才的味道！
但是没有用，新皇帝的金口玉言不如老宰相的话灵光，最后还是按照宰相的意见，苏东坡必须依法参加上岗考试。由此看来宋代的人事任命制度几近赶上今天，今天不是都要走组织考察、民心测试那套程序吗？上级的意见只能是参考，个人跑官没用，卖官更是谣言。
考试结果早在预料之中。苏东坡顺利三试过关，被正式任命在国家史馆任职。
苏东坡乐意这个新职务吗？恰如鱼儿得水！
原来，在史馆工作的官员，有在宫中图书馆轮值的条件，而苏东坡正能趁此良机饱读珍本书籍、名人手稿、名家绘画等等，这对苏东坡将来文学上的发展打下了稳固的基础，可以说，东坡文学日后得以辉煌，宰相韩倚功不可没！
但毕竟此时的韩倚当了东坡仕途上的绊脚石，阻人官路难说积德，要在今天，还不远大于杀父之仇，夺妻之恨？苏东坡心里能对这讨厌的韩老头没点看法？
东坡何等人？岂能是我们一般凡夫俗人能预料！据宋史载，苏东坡后来听说了宰相韩倚当时的表态，慨然感叹：“公可谓爱人以德矣。”――韩公这才是真正的用德行爱护我啊！
能得以干上恰投自己兴趣的工作，实在是人生莫大幸事，这期间苏东坡寄情诗书，专趣书画，操琴怀古，曲酒对月，生活的可谓适意。
东坡不仅诗词书画承古创新自成一派，对音乐琴律也是造诣颇深，一生留下数十首曲论琴铭，见解独特，新意频出，借琴吟诗抒情怀，苏子常留佳作。
宋仁宗嘉佑八年（1063年）时， 二十七岁的苏东坡所作《次韵子由弹琴》一诗，使我们略能感觉到他早期作品不涉政坛纠纷的潇洒。
琴上遗声久不弹；琴中古意本长存。
苦心欲记常迷旧；信指如归自着痕。
应有仙人依树听；空教瘦鹤舞风骞。
谁知千里溪堂夜；时引惊猿撼竹轩。
但现在朝阙就在身边，苏东坡还能自娱于琴棋书画之中吗？事实是不光“天有不测风云”的政坛风云他躲不开，就是“人有旦夕祸福”的厄运他也绕不过。
自古有“花无百日红”之句，快乐总是暂短不及流恋，命运总是在岁月的流水中打旋，苏东坡适意未久便突然遭遇了人生的绝大悲痛：自己中年丧妻，儿子幼年丧母！
英宗治平二年（1065年）五月，苏东坡心爱的妻子王弗以二十七岁之芳龄因病早逝，遗下六岁的幼子王迈，苏东坡这年正是古人所称的而立之年――三十岁。
突然失去了人生的另一半，给苏东坡造成了巨大的悲痛，十年后发芽的《江城子》绝世之作，便是此刻埋下的思念种子，苏东坡一时面临国事即将堪忧，家事却先苦愁！
就连以不近人情著称的苏洵也对儿媳早殇表达了悲哀，他对儿子说：“汝妻嫁后随汝至今，未及见汝有成，共享安乐。汝当于汝母坟莹旁葬之。”
将妻子尸骨送回故乡，让她安息在母亲身旁为伴，当然是东坡所愿，但他却没料到，陪伴妻子亡灵回乡的竟然还有自己的老爸！
朝廷没有丧妻给假的规矩，东坡送妻回乡的打算还未及付诸，父亲苏洵便于治平三年病逝于京师开封，享年五十八岁，苏氏兄弟又必须辞官丁忧了。
仿佛苏门家事纷扰预兆着大宋王朝的政局动荡，东坡送父亲回故乡眉山安葬的次年，三十五岁的英宗仅坐了三年皇帝御座便一命呜呼，看来命运这东西向来不照顾官职大小。
英宗的儿子神宗即位了，年号也随之改为熙宁。
不过老孙一直也没弄明白：为什么皇帝不遵守自己定下的规矩？从没找到过有皇帝停职丁忧的记载，看来圣人的礼法还是要屈从于皇上。
怪不得那么多人都惦念着当皇帝，官大到顶点就是好！
十五、王朝动荡根源久
趁苏氏兄弟送老爸灵枢回乡安葬，我们先来了解一下北宋政权发生的一件大事：王安石变法。
误不了叙述东坡正文，东坡此行不比往年赶考被时间催促，需要日夜兼程；现在尽可以趁远行沿途游览，丁忧期要长达两年另三个月，有的是充足的时间。实际上苏氏兄弟光一个单程就走了将近一年。
王安石变法动静之大，事实上摧毁了北宋王朝；影响之久，甚至还影响着我们的今天――新法中可以看到不少国家行业垄断政策的雏形、甚至国有经济实体与国有银行的影子。
所谓变法，也可以称为改革，就是废除当时正在执行的一些法律，实施一些被认为能富国强民的新法律，具体到被后世称为的“王安石变法，即王安石所建议实施的九条主要新法：均输法、市易法、免行法、 青苗法、募役法、将兵法 保甲法、方田均税法和农田水利法。
本文不是探讨王安石变法，所以也就不详细解释这些几百年来争议不断的新法了，只谈点自己对这些新法的感觉：接近提前实行社会主义的初级阶段吧。
均输法类似国家贸易垄断；市易法即对全国的商贩进行统一管理；保甲法即把老百姓编成十家一组的单位；这是否有些像近代的集体经济雏形？另一证据是：俄国的无产阶级革命先驱列宁就对王安石极为欣赏，把他誉为“十一世纪中国最伟大改革家”。
但变法的源由却需要交代一下：北宋自960年太祖开国，到仁宗时的百年期间，由于“三冗”（“冗官”“冗兵”“冗费”）， 已经混得国家近乎赤贫，但北宋王朝外表却曾是全球最富的政府，首都东京汴梁的繁华绝对当时全球第一！日子怎么会越过越穷呢？
中国自五代残唐纷争杀戮之后，国力尤其是民力其实一直没能真正恢复，大都市的繁华不过是由农民奇高的税赋装饰出来的，尤其是北宋的军事力量，在重文轻武的基本国策指导下，与北方、西方的三大强邻（西夏、契丹（后来称辽）、金）相较总是处于弱势。
短期交战之后虽订约言和，但那些和约却是由中国皇帝按年“赐予”他们金银绸缎换来的，大量财帛的外流虽然得到了花钱买来的暂安，却使政府经费更加捉襟见肘，再加上政府行政队伍的那个““三冗”，大宋皇家实际上处于穷极思变之时刻！
富国强兵谁不盼望？但钱从哪里来？无非一个开源，一个节流，自持为财务奇才的王安石就是借此内外亟需登上了中国历史的舞台！
王安石的主要九项新法其实就是九项生财有道的法门，但具体分析却难冠以“生财有道”四字。真能“生财”的无非仅“农田水利法”、“方田均税法”两项，其它逐项应该称为“敛财”更为确切些。
可悲的是：这两项能生财的新法却还不是具体实施的重点，那“方田均税法”自1072年颁布实施不到一年就废止了；“农田水利法”在实施中倒是兴修了一批水利工程，使近万顷的田地得以灌溉，但相较其它新政的弊端来说，老百姓得到的实惠远比不上付出的多。
这样必然出现了现实中的矛盾：王安石认为自己是“以天下之力，以生天下之财；取天下之财，以共天下之费”，新法的反对者甚至大多数老百姓却认为是 “人情咨怨，无不言其害者”由此“民于是益困矣”。
再谈具体点，对后世最熟悉的变法名词有两个：青苗法与免役法，其实这两个新法目的都是一回事：敛财。
青苗法：历史上哪个年代都有青黄不接的季节，这时的贫下中农便免不了向富农、地主们借贷高利粮款，同样也是农民的地主们便趁机以最小的投资取得了最大的高利。王安石在基层工作时便谙熟了这一点，所颁布的“青苗法”其实就是把这个高利肥肉从地主嘴里夺过来，由皇家政府享用。
具体措施是：在春耕时由官府借款给农民，收获后由农民还本付息，要说这是仁善之举，还不如说是一种类似现代银行的商业行为，而且那利息也不能算低：每季大约在20％到30％之间吧。比方：政府投资百万两白银，年底政府便可赚五十万两，因为一年两收啊，这样就成了年息50％左右的高息――注意：这债主是政府，谁若赖账？不要紧，有牢狱板子等着你。
免役法：实际称募役法，宣布可以由州、县官府出钱雇人服国家兵役、工役，雇役所需银钱，由各地按户等高下分摊。这�