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7点半，他正从马莱徒步去警队，电话响了：
“探长吗？”一个气喘吁吁的声音说，“我是值夜班的加尔东警士，12区的人行道上发现两具尸体，一具在罗腾堡路，另一具离那儿不远，在苏尔特大道。裸体躺在碎石路面，身上有一层木炭。两个男的。”
二十一
中午，两具尸体被抬走了，运去停尸房，交通恢复了正常。这一戏剧性的大展示，使公众都知道了那两具黑色的尸体。从今晚开始，电视新闻就会轮番轰炸，从明天开始，所有的报纸都会刊登。无法再隐瞒死者的身份，记者们很快就会去普莱街和图尔维尔大道他们的家中采访。两栋大楼内的所有的门都被写上了4字，除了两扇，也就是死者的门。两个男人分别为31岁和36岁，一个有孩子，另一个也已经结婚。警队的三分之一人马都在忙这个案子，有的在发现尸体的地段寻找证人；有的在重新调查那两栋目标大楼，询问周围的人，寻找一切能把这两个死者与勒内·洛里翁联系起来的东西；剩下的则在办公室里敲键盘，写报告，登记新资料。
亚当斯贝格靠在办公室的墙上，低着头。旁边就是窗，透过新装的窗栅，可以看到人们在人行道上匆匆行走，生活在照常进行。有关谋杀案及其他“相关”细节的材料现在太多了，沉甸甸，他试图把它们都聚拢起来，但觉得一个人的大脑放不下，至少是他的大脑放不下。他再也理不出思路，他被压垮了。“特别广告”的内容，埃德加…基吉内广场的种种琐事，勒盖恩和杜库埃迪克的犯罪记录，被写上4字的大楼，死者的身份及其邻居和家人，炭粉、鼠疫、信封、实验室的分析、医生的电话、凶手的特征……道路纵横交错，他无从选择，迷失其中。他第一次觉得当格拉尔老是抱着电脑不放是对的，不像他，整天在暴风雨中迷失方向。
一个晚上又死了两个人，一下子死两个。由于警察看守着大门，凶手便把受害者引到外面加以杀害。他绕过了障碍，用的办法如此简单，就像当年德国人用飞机穿越马其诺防线①一样，因为法国人把所有的道路都堵住了。在罗腾堡路死者所住的大楼前监视的两个警察，曾看见让·维亚尔在晚上8点半的时候走出大楼。总不能不让他出去约会吧？尤其是那个维亚尔，他对那个“乱七八糟的4字”根本不感兴趣，正如他曾向负责看守大楼的警察所说的那样。另一个死者，弗朗索瓦·克拉克是晚上10点离家的，出去逛逛，他说。守在他家门后的警察让他感到窒息。天气温暖，他想出去喝一杯，这难道不是真的吗？两个人都是被掐死的，像洛里翁一样，前后相差一个小时。系列谋杀。然后，尸体被装在一辆车上搬走，也许是一起搬的。尸体在车上被脱光衣服，涂上炭末。最后，凶手把尸体及其所有的东西都扔到12区的大马路上，那是快出城的地方。凶手不会被人看到，因为这一次，尸体没有按照宗教仪式仰面躺着，双臂合十，而是被匆匆忙忙地扔到了路上。亚当斯贝格推测，最后一个步骤做得这么马马虎虎，他是不得已，他肯定会感到不满。半夜里，谁都没有看到什么。巴黎虽然有200万居民，但在平时，在凌晨4点钟的时候，也像山村那样荒凉。不管首不首都，在苏尔特大道和在比利牛斯山区睡觉是一样的。
人们所能得到的惟一的新信息，是三个死者都是30多岁的男性。他们之间的共同点也就这么多了，没有更详细的东西，其余的细节完全不相吻合。让·维亚尔不像第一个死者那样在郊区读专科学校，他出生于高尚住宅区，后来成了信息工程师，娶了一个当律师的太太。弗朗索瓦·克拉克的出身要平民化一点，他是一个腰圆肩宽的大汉，在一家卖红酒的大商行里当搬运工。
亚当斯贝格仍靠在墙上，给法医打电话，法医正在检查维亚尔的尸体。接电话的人去找法医时，他乘机在笔记本查了查法医的姓：罗曼。
“罗曼，你好，我是亚当斯贝格，很抱歉打搅你。你能肯定他们是被掐死的吗？”
“毫无疑问。凶手使用的是一根很牢固的绳子，也许是一条很粗的塑料绳，死者脖子上有很清楚的印痕。可能有条带活结的带子，凶手只需向右勒，并不需要太大的力气。而且，他改进了技术，进行双重谋杀：两个死者都喝过一口浓度很高的催眠药。但催眠药起反应的时候，凶手已经把绳子套在他们脖子上了，这样更快，也更保险。”
“洛里翁身上有被咬的伤痕吗，虫咬的伤痕？”
“天哪，我忘了写在报告上了。当时，我并不觉得有什么意义。他的腹股沟有被跳蚤咬过的痕迹，刚咬不久的。维亚尔身上也有，在右腿内侧和脖子上，时间有些久了。我还没来得及检查最后一名死者呢。”
“跳蚤会去咬死了的人吗？”
“不会，亚当斯贝格，无论如何都不会。身体一发凉，它们就会离开。”
“谢谢，罗曼。检查一下有没有细菌，就像检查洛里翁一样。谁知道会有什么事。”
亚当斯贝格把手机放回口袋，手指按着眼睛。这么说，他弄错了，装有跳蚤的信封并不是在杀人的时候放的。把跳蚤塞进信封和杀人隔着一段时间，因为跳蚤还来得及咬人。对维亚尔来说，这段时间甚至还挺长。法医发现他的咬痕时间已久。
他背着手，转身回到房间。这么说，传播者严格遵守仪式，首先把拆开的信封塞进受害者的门底下，过了一会儿后才回来。这次，他强行撬开锁，掐死受害者，口袋里装着炭末。他干了两次，第一次是放跳蚤，第二次是杀人，还不包括写那些可恶的4字和准备广告。亚当斯贝格感到自己越来越无能为力。道路交错，他不知道该选择哪条道。他摸不透那个注重仪式的凶手心里到底是怎么想的，难以理解他的行为。激动之中，他拨打了卡米尔的电话。半小时后，他躺在了自己的床上，穿着衣服，但觉得像没穿一样，后来是真的没穿了。卡米尔扑在他身上，他闭上了眼睛。刹那间，他就忘了警队的27位弟兄正在大街上巡逻或在电脑前忙碌。
两个半小时后，他来到了埃德加…基内广场。他感到舒服多了，卡米尔曾轻轻地拥抱着他，几乎可以说是保护着他。
“我正想打电话给你，探长，”德康布雷从门口向他迎来，“昨天没有，但今天又有了。”
“没看见有人把它塞进箱子。”亚当斯贝格说。
“是用信寄来的。他改变了办法，不敢再冒险亲自前来。他通过邮局寄来的。”
“寄到哪里？”
“寄给若斯·勒盖恩，也就是说寄到这里。”
“他知道若斯的名字？”
“许多人都知道。”
亚当斯贝格跟着德康布雷来到他的家中，拆开了那个大信封。
“消息突然传来，并且很快就得到证实，鼠疫刚刚在城里的两条马路上同时爆发。好像那两个……发现有那种疾病的所有症状，极其清楚。”
“勒盖恩念了吗？”
“念了，中午念的。你说过要他继续念的。”
“随着那家伙采取行动，现在，这些文字更加清楚了。对公众有什么影响？”
“骚动不安、询问，在海盗小饭店里讨论得很厉害。我相信其中有个记者，他向若斯和其他人问了许多问题。我都不知道他是从哪来的。”
“谣言是不可避免的，德康布雷。随着最近的那些特别广告、星期二晚上的公告、早上的死亡事件，口子必须扎紧了。事情肯定会发生，传媒可能收到了传播者本人的通告，他想刮龙卷风呢！”
“很有可能。”
“这是昨天寄的，”亚当斯贝格翻过信封，说，“是在第1区寄的。”
“宣布有两个人要死。”德康布雷说。
“预言成真了，”亚当斯贝格看着他，说，“今晚，你会在电视中听到的。两个男子像麻袋一样被扔在人行道上，一丝不挂，身上涂得漆黑。”
“一下子两个。”德康布雷低声说。
他的嘴都变形了，白白的皮肤上出现了一道道皱纹。
“在你看来，德康布雷，得了鼠疫的尸体是黑的吗？”
这个文化人皱了皱眉头：
“我不是这方面的专家，探长，更不是医学史专家，所以才花了那么长时间去鉴别‘特别广告’。不过我可以向你保证，现在的医生们从来没有提到过这一现象和这种颜色。木炭、斑块、淋巴结炎、肿块，这些有，但没有这种黑色。过了很久才产生集体想像，那是由于语言的歧义所产生的，你知道。”
“是的。”
“这并不重要，因为这一错误一直存在，人们还是把鼠疫叫做是‘黑死病’。这几个词对凶手来说是至关重要的，因为传播恐慌的就是这几个字。他想给人以强烈的印象，用骇人听闻的东西来震惊人们的灵魂，不管这种东西是不是真的。于是，‘黑色死亡’像一门炮一样产生了巨大的威力。”
亚当斯贝格坐在海盗小饭店里，在傍晚的这个时候，小饭店里显得非常安静。他向大个子贝尔丹要了一杯咖啡。窗边的视野非常开阔，可以看见整个广场。一刻钟以后，当格拉尔打来了电话。
“我在海盗小饭店。”亚当斯贝格说。
“小心那里的苹果烧，”当格拉尔说，“那酒太特别了，一下子就会使你昏了头脑。”
“我已经昏头昏脑了，当格拉尔。我晕头转向，我想我已经醉了，他已经弄得我精神失常了，我想他达到目的了。”
“苹果烧？”
“传播鼠疫的人。CLT，对了，当格拉尔，把这几个姓名起首字母忘了吧！”
“我的克里斯蒂昂·洛朗·塔韦尼奥？”
“别打搅他了，”亚当斯贝格说着，拿出笔记本，翻到旺多斯勒替他写的那一页，“那是形容软糖冲剂的三个副词。”
亚当斯贝格等待着助手的反应，但没有等到。当格拉尔自己也被弄得心里七上八下的，闪光的思想湮没了。
“Cito；Longe；Tarde”，亚当斯贝格读道，“赶快走，长时间地走。”
“他妈的，”当格拉尔过了好一会儿才骂道，“Cito，longe fugeas et tarde redeas。我早就应该想到的。”
“谁都没有想到，连你也没有想到。他把我们都蒙了。”
“是谁告诉你的。”
“马克·旺多斯勒。”
“关于这个旺多斯勒，我有情况要告诉你。”
“免了吧，他与此案无关。”
“你是否知道他叔叔曾经是警察，就在退休之前出了事？”
“我知道。我和那家伙在一起吃过章鱼。”
“噢，是这样。你可知道他的侄儿，也就是马克，牵涉到某些事情吗？”
“罪案？”
“是的，但没查到。那家伙一点不傻。”
“我注意到了。”
“我打电话给你是想告诉你，那四个鼠疫专家都有不在现场的证明。他们都很守规矩，手指上戴着宝石，家庭生活很亲密。”
“真倒霉。”
“是很倒霉。我们没有怀疑对象了。”
“我已经看不到了，也感觉不到了，老兄。”
亚当斯贝格的直觉眼看就要消失，当格拉尔应该感到很高兴，但他突然发现自己却因此而感到惋惜，甚至鼓励亚当斯贝格在这条他以前最为痛恨的路上走下去。
“不会的，”他坚决地说，“你肯定会感到一个什么东西，至少有个东西。”
“确实有一个，”亚当斯贝格沉默了一小会儿之后，慢慢地承认说，“永远是同一个。”
“说一说这个东西。”
亚当斯贝格扫了广场一眼。那几小拨人已经开始围拢来，还有些人从小饭店里出来，去听勒盖恩宣读广告。远处，在梧桐树旁边，有人在打赌，赌船员在海上死还是活。
“我知道他在那儿。”他说。
“在哪儿？”
“在这个广场上。他在那儿。”
亚当斯贝格家里没有电视，他已经养成习惯，必要的时候就下楼，到离家100米开外的一家爱尔兰俱乐部去。那儿有音乐和吉内斯①的味道，女侍应埃尼德认识他已经很久了，他可以在那里看电视，那台小电视机放在吧台下面的一个角落里。于是，8点差5分，他推开了“都柏林黑水”的大门，悄悄地走到柜台后面。黑水，正是他现在的感觉，至少从早上开始就如此。埃尼德给他准备肉丁大土豆的时候——那些爱尔兰人是从哪里搞到这么大的土豆的？如果人们有时间，也就是说，那个鼠疫传播者没有把人们弄得这样头昏脑涨的时候，人们都会这么问——亚当斯贝格悄悄地看着电视新闻。电视里播的差不多正是他所担心的东西。
主持人说，星期一晚到星期二早晨之间，巴黎突然死了三个人，星期三和星期四又出现了令人惊慌的情况。受害者都住在门上写了4字的大楼里，而这些4字正是前一天晚上巴黎警察总局在特别通告中所警告的内容，尽管警方在通告中没有解释这一数字的意义，但由于法新社收到了作者的一封短信，现在大家都已经知道那是什么意思。对于这封匿名信必须极为小心，因为根本弄不清信中的内容是真是假。然而作者却肯定地说有三个人死于鼠疫，而且信誓旦旦地说，他早就开始保护首都的民众，防止那个灾难的出现，埃德加…基内…德朗布尔十字路口当众宣读的广告中曾一再提到那个灾难。这样抢功劳，无疑只有疯子才做得出来。虽然尸体上有“黑死病”的各种迹象，但警察总局肯定地说，那两个不幸者是在一桩系列谋杀案中受害的，是被人掐死的。亚当斯贝格还听到电视上提到了他的名字。
接着，电视上播放了门上被写上了4字的大楼的地图，并以住户的证词作解释，还放了埃德加…基内广场的全景，然后是局长布雷齐永本人的镜头，是在警察局他的办公室里录制的。局长带着必要的严肃说，所有受那个疯子威胁的人都受到了警方的保护，关于鼠疫的谣言完全是警方正在寻找的那个人制造出来的。死者身上的黑色是有人用炭粉抹上去的。然而，电视没有支持这一让人放心的说法，反而播放了一个讲述法国历史上发生黑死病的短纪录片，一幅幅图像惊心动魄，并配以十分残酷的解说。
亚当斯贝格回到自己的座位上，心情有点沉重，心不在焉地吃起那盘大土豆来。
在海盗小饭店，人们把电视的声音调得很响，贝尔丹推迟了上热菜和敲铜片的时间。若斯成了公众关注的焦点，尽其所能地应付大家提出的一个个问题，并受到了德康布雷和达马斯的巨大支持。德康布雷显得非常冷静，而达马斯尽管不知道自己能帮什么忙，仍感到形势将变得紧张和复杂，所以紧紧地拉着若斯的衣襟。玛丽…贝尔哭了起来，弄得达马斯也恐慌起来。
“发生了鼠疫？”看电视时，她大声叫出了这个谁都不敢说得那么明白的词，一语道破了大家恐慌的原因。
“你没有听见吗？”丽丝贝特威严地说，“他们不是得鼠疫死的，而是被掐死的。你没有听见？你得听清楚，玛丽…贝尔。”
“谁敢说警察局的那个大胖子不是在骗我们？”酒吧里有个男人说，“如果巴黎真的发生了鼠疫，丽丝贝特，你以为他们会在通告中一五一十地告诉我们吗？你以为他们真会把他们知道的一切都告诉我们吗？他们往往闪烁其词。你以为他们会告诉你真相？”
“那我们现在怎么办？”另一个人说，“他们怎么说我们就怎么听吧。”
“我可不愿意。”一个女人说。
“你从来就不愿意，”她丈夫说，“你不喜欢这样。”
“根据他们以前的愚蠢表现来看，”又有一个人说，“他们很可能在做一件大蠢事。他们让这传染病流向了自然界，比如说绿藻，你知道它们是从哪来的吗？”
“是啊，”有个家伙回答说，“现在已经太晚了。就像玉米和母牛。”
“死了三个人，你知道这意味着什么吗？他们如何制止？连他们自己都不知道，你信不信？”
“你觉得是这样吗？”角落里有个人说。
“可是，天哪，”丽丝贝特说得很大声，想压过这些讨论声，“那些人是被掐死的。”
“因为他们的门上没有4字，”有个人举起食指，说，“所以得不到保护。他们在电视上解释了这一点吗，解释了没有？我们不是在做梦吧？”
“如果是这样的话，那就是逃出来的东西，而不是有人释放的。”
“是逃出来的东西，”那个人坚决地说，“有个家伙想保护别人，通知他们，在尽自己的努力。”
“那他为什么把有的人给忘了？为什么他只给一小部分大楼标了记号？”
“这么说吧，那家伙并不是上帝，他没有四只手。如果你愿意多此一举，你自己可以去写这些4字啊！”
“天哪！”丽丝贝特又叫了一声。
“出什么事了？”达马斯怯生生地问，但谁也没有理睬他。
“别管它了，丽丝贝特，”德康布雷抓住她的胳膊，说，“他们发疯了，但愿夜晚能使他们冷静下来。我们吃饭，敲铜片，让房客们过来吃饭。”
在丽丝贝特招呼大家下来吃饭的时候，德康布雷离开酒吧，给亚当斯贝格打了一个电话。
“探长，这里很热烈，”他说，“大家都热昏了头脑。”
“我这里也一样，”亚当斯贝格在爱尔兰酒吧的餐桌边说，“玩火者必自焚。”
“你准备怎么办？”
“一再重复那三个人是被杀死的。你周围的人都在说些什么？”
“丽丝贝特见过世面，头脑比较冷静；勒盖恩有点满不在乎，他试图保住自己的饭碗，得刮其他风暴才能让他激动起来；贝尔丹好像犹豫不决，达马斯什么都不明白，玛丽…贝尔发神经了。其他人说的话没什么特别，他们向我们隐瞒了一切，什么都不告诉我们，四季颠倒了。好像冬天不冷了，而是热得要命；夏天不热了，变得非常凉爽。春天和秋天也如此。”
“顾问，你会被忙得分不清面包和地板的。”
“探长，你也会这样。”
“我现在就分不清面包和地板了。”
“你准备怎么办