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九十年代初，大概是九二年，七十多岁的父亲终于入党，实现了他的夙愿。
那是在一次看望他们时“妈妈”说的：
“知道吗，你爸爸入党了。”
说这话时，爸爸在一边流露出一种得意的神态。
“妈妈”抱怨：
“这么大岁数还入党，也不知图个什么，还得交不少的党费。”
多年的坚持，终于感动了不甚了解他的丰台区老干部处的党组织。从表面上看，四十年代投
身革命，半个世纪的追求始终不渝，确实让人感动。
我也在想，父亲如此地执着，到底图的是什么呢？
或许在他年轻的时候，也曾想过入党作官；但他更想要的是证明他自己。
列宁曾经指出，革命队伍中不可避免地会有一些抱着形形色色目的加入的“同路人”，这个观点在五九年“反右倾”时被充分发挥，康生写过一篇文章，指责“右倾机会主义分子”“不过是跑到无产阶级革命队伍里来的资产阶级、小资产阶级的民主派，他们从来不是马克思列宁主义者，只不过是党的同路人。”
抛开这里“左倾”的成分，“同路人”的观点倒是说出了一个事实：的确有抱着形形色色目的加入革命的假革命。
父亲当年参加革命，不过是要证明他（他们）抛妻弃子的不道德行为是“革命”的。
我想不出，父亲在四六年还能找出什么别的理由，还能跑到什么别的地方，才能给自己“淫于新婚而弃其旧室”的行为罩上一层“正确”的光环，才能逃避舆论的谴责，才能欺骗自己的良心。
也就是说，当“里比多”（Libido）——即“爱欲本能”被家庭和舆论所压抑时，他（他们）找到了一个“合理”释放“里比多”的出口。
所以他带着表妹跑到了解放区，参加了革命。此后他五十年的孜孜追求，他的“左”得可爱的怪癖，均来自急于证明自己的潜意识。大概是表演得有些过头，得不到组织和群众的认可，甚至觉得他的入党动机可疑，所以一直不被接纳。像所有失去愈多愈不愿罢手的人一样，他退休后的执着所体现的不过是一种补偿心态。
其实，他的入党已证明不了什么，党员里面什么样的人都有，这一点“地球人”都知道。
姐夫是学军工的，上大学时就入了党；姐姐说她入党前曾写信给父亲，要他提供相关的个人材料，父亲居然拒不回信，一点“同志”的道义也不讲。
五．教育诗篇
也就是在八十年代末至九十年代之间，改革开放的春潮涌动，教师却一下子沦为最贫困的阶层之一。
不是教师的工资低，而是教师除了工资以外几乎什么也没有。各行各业大发奖金补贴，个体户更是大赚其钱。随着物价的上涨，教师们叫苦不迭。一位老教授作诗道：
“勉保残躯到劫余，春风浩荡又何如？依旧牢愁卧贫窟，谈何容易长安居。君不见，街巷纷纷个体户，垂手千金若神助，累卵还能买汽车，天下哄传养鸡妇。……”
俏皮话：“造原子弹的不如卖鸡蛋的，拿手术刀的不如拿菜刀的，教书的不如卖书的”一时间流行，教师中的能人纷纷“下海”，我们教研组的一位年轻女教师，就是连工资关系都不要，坚决“下海”经商去也。
校长为安定军心，开始“一手抓教学，一手抓创收。”靠出租房子，招生时拉“赞助”等有限的方法给教师谋点福利。
在这段困难的时期，妻子的家庭给了我们一些资助。妻子的妹妹和妹夫在“东炼”（东方红炼油厂），妹夫还是个中层干部，不时的把单位发的大米，食油等送到我们家里；到了月底，岳父有时还塞点钱给我们，帮助我们度过“青黄不接”的难关。
困难归困难，书还得教。我们这个年龄段的教师，一站到讲台上就“荣辱皆忘，病痛不知”，完全进入角色，简直就是一种“职业病”。另一方面，由于教师的社会地位低，师范生难招，学生难教的问题也越来越明显。
自称是达尔文“斗犬”的英国生物学家赫胥黎也是个教师，当然是教大学的。在他的着作《论人在自然界中的位置》一书的序言中写过这样的话：当教师是一件令人伤心的事，因为有两种学生你是无能为力的：一种是能学而不想学，另一种是想学而学不好。
这是站在教师的立场上看学生，如果站在自省的立场，教师也有两种让人伤心的类型，即“能教而不想教”与“想教而教不了”。
我从教几十年，感觉是：为师总有伤心时，若是教到动情处。
学校是个送旧迎新的地方，每届熟悉的学生毕业，我整个暑假都怅然若失，虽然也觉得好笑，但就是不能自己。
教师是一个感情高度投入的职业。在教育和教学中能够收获愉悦，也会得到烦恼；有时你觉得自己是游刃有余，有时又觉得自己是万般无奈，这其中的喜怒哀乐，非局外人所能体会。
可能与我的经历有关，我比较倾向苏联教育家马卡连柯的教育思想，比较反感所谓的“母爱教育”。
现在的年轻教师都熟悉苏霍姆林斯基，很少有知道马卡连柯的。但可以毫不夸张地说，马卡连柯的《教育诗篇》影响了像我这个年龄的一代人甚至是几代人。马卡连柯（18881939）的教育思想虽然有那个革命年代的印记，但与他同时代的人也赞扬他“是一个伟大的人道主义者”。他是认为宪法里虽然没有写出“爱”字，却真真实实写出了“人”字的教育家；他认为教育的目标是培养“真正的人”。
他认为对待学生如同对待花朵一样，真正的园丁要有一种高于情感的理智：
“对待花不应该只是叹赏﹑亲吻，要手里拿起锹铲﹑剪刀﹑喷壶，应当准备好梯子；如果我们的园子里有了虫子的话，还要准备杀虫剂，……即使花有些不愿意接受也无妨。”
“在需要的时候，教师甚至于应当变为独裁者。”
所以，我是认为“雷霆与雨露，一例是春风”的那种老师。学生虽然爱听我的课，对我严格严肃的形象还是不无调侃，有一届学生给我起了个外号叫“格格巫”，那是动画片“蓝精灵”里摆弄试管和烧瓶，不时与蓝精灵对抗的有趣角色，倒有几分贴切。我知道后并不生气，有时还和别人提起以自嘲。
几年前的暑假，我给一个从加拿大回国探亲的小留学生作家教，看她的作业时，发现有一次作业后面不是通常写的“good”或“excellent”而是“thankyou”。我感到奇怪，她说这次是忘了写作业，老师让她补上，然后老师就写了“谢谢”。
对于中国教师，或起码对于我来说，这么做简直是不可思议。
马卡连柯也说：“教育学是最辩证法的﹑最生动的﹑最复杂的﹑和最多种多样的科学。”受这位加拿大同行的启发，后来我也在试图改变自己。
一九九五年，我通过了高级讲师的评定。在评定职称时还有一个插曲。师范学校属中专，职称评定要通过外语考试。我初中时学过的那点俄语早已忘得差不多了，幸亏我在文革后的学外语大潮中坚持自学了英语，不但轻松地通过了考试，还把自己的“译着”当做职称评定的一个砝码。
还是在密云工作时，我得到一本美国“康奈尔大学”（Cornelluniversity）的《化学习题集》（Chemistryproblems），是在灯市口的一个旧书店买的。书里有许多衔接高中和大学的知识点，例题的分析也详尽。我当时也不懂什么版权，就在一个暑假里把它译了出来，心想主要是练练手。译完了差不多有二十万字，到北京跑了几家出版社，被人家客气地拒绝。理由有两个：一是习题的出版现在受控制，二是需要有专家或特级教师的推荐。
不久，我又在那个书店里发现了一本英文原版的中学化学教材，教材编得非常有特色，是以化学实验为引导，构成一个个的教学单元，由学生实验引入化学的基本理论和概念；图文并茂，可读性很强。我得到这本教材后兴奋不已，又动了翻译的念头。为了找到能推荐此书的专家，我把此事和区教研员程跃尧老师说了，程老师虽然当时还不是“特级”，在教育界已很有名气，和化学的特级教师比较熟，他答应帮忙。这本教材由程老师转交到据说是英语相当不错的一名化学特级教师的手里，想请他拿意见。没想到此书送出后便如石沉大海；几个月过去，程老师问了几次，毫无结果；我心疼这本书，又亲自写信求他把书还给我，还是没有回音。情急之下我曾打算登门向他索要，但又想，如此为人，登门也未必给；何况又不是我亲手交给他的，只好自认倒霉。
后来此特级教师到处宣讲他首创的“化学程序教学法”，内容与这本教材很相似。
我由此得一教训：特级教师的品质并不一定“特级”。
由于高级职称的评定要经过市级评审，学校领导怕我学历的分量不够，便让我把未发表的译稿和原着附在个人材料里，用心可谓良苦。从工作以来，学校的领导从没有因为我的学历低而歧视我，这一点我一直心存感激。
在普通中学为升学率搞得昏天黑地的时候，师范学校是一个避风港，由于小学教师的职业特点，比较重视德智体美的全面发展；而此时我上高中的女儿天天熬到十一二点，否则就拿不下没完没了的作业。
一九九六年暑假，那是个难忘的夏天。我带领师范“摄影小组”的学生和高考完毕的女儿登上了黄山，我们在山上跑了三天，住了两个晚上。第二天早上看到了日出，第三天上午看到了云海，还遇到了难得一见的“佛光”。
那神奇的佛光真让人难以忘怀。
我们十几个人站在莲花峰的一块山崖上，云海无边，云涛在脚下慢慢流过，人如同凌空御风而行，感觉十分的快意。
不经意间，眼前现出一条彩虹；先是向下的一个弧，渐渐地延伸闭合，形成了一个完美的光环；那七彩光环中恍恍惚惚，有影子在浮动。我忽然灵光一闪，大叫：“佛光！这是佛光！”
大家都激动了起来，向天空挥臂喊叫，光环中的影子也在向我们呼应，并且顿时闪射出无数道光来；那光影有长有短，有远有近，忽聚忽散，有的感觉就像是在眼前晃动；如佛展千手，似佛现万像，那如真如幻的奇辉异彩令人惊心动魄。在那一刻，人的精神兴奋到了极点，心也狂喜到了极点；忘记了自己身是何人，人在何处，简直就要与那些光影化在了一起，融在了一起；要与那神光佛影一同飘忽而起，轻飏而去了。
几分钟之后，奇妙的佛光渐渐淡去。我们兴奋地议论着，赞叹着，迟迟不愿离去。几位港客仍面朝佛光出现的方向，虔诚地双手合十，口中念念有词；而山崖下离我们仅几十米远的游客好奇地望着我们，竟不知道发生了什么事。
同样让人难以忘怀的，是黄山的人。
第二天我们是住在莲花峰的一家旅馆。晚上无事，我和几个学生想出去走走。快到门口，见一个粗壮的北方汉子敞胸露怀，穿着拖鞋也向外走。一位女服务员叫住他：
“先生，不能穿拖鞋出去的。”
“我走不远，一会儿就回来。”那人边说边走。
“不行，这是我们旅店的规定，不行的！”那服务员急急地解释。
“什么规定，别那么死板！”那汉子继续向外走。
我的心情立时紧张起来，按北京的“风土人情”，已经到了“出言不逊”的临界点。
那女孩急得直跺脚：
“不行嘛，就是不行嘛！”
那声音像是在恳求，又像是女儿在父亲面前的娇嗔。
那汉子在门口止步，一句话不说，扭头回去了。
没有恶言恶语的争吵，夜晚的黄山，还是那么美。
次日下山的路上我们又遇见了那个女孩，她跟在一个中年妇女的身后，像是她的母亲接她回家休假。母女俩一身干净而得体的农村打扮，那女孩虽没有城里姑娘的俏丽，却像黄山上的一松一石，美得那么朴实，实在。
莫非是黄山的松涛，云海，佛光，把美给予了在这块土地上生活的人们？
荀子说：“君子居必择乡，游必就士，所以防邪僻而近中正也。”
看来居黄山，游黄山，受这一方风土和民风的浸润，心灵也一定会得到某种净化。
黄山之游真让人回味无穷。
回京之后，女儿拿到了入学通知，她被北京一所部队院校的计算机专业录取。
第五章叹息的灵魂第七章回到起点
第七章 回到起点
更新时间2005…9…13 9：03：00 字数：14222
第七章回到起点
或曰：“以德报怨，何如？”
子曰：“何以报德？以直报怨，以德报德。”
——《论语》
一．仇父情结
有一次在父母家，我偶然发现米袋里有一只老旧的木碗，感到奇怪：
“你们还用这么个东西，又脏又旧的？”
“妈妈”脱口而出：
“这就是你小时用过的嘛！”
我小时用过的？我更感到诧异。奶奶给过我一只，怎么又有一只？
“你想要就拿走。”爸爸不动声色地说。
我把它拿到手里，看着爸爸：
“是奶奶给你的？”
“是的，早的事了。”爸爸的回答含含糊糊。
我没有再问。
回到家，我仔细端详：这是一种在南方经常可见的普通木碗，上面有一道细而深的裂纹；碗边已磨得很圆，是使用过的痕迹；由于年代久远，颜色斑驳发暗，几乎没有了木材的质感，真像是个古董。
在我小时，孩子是不许用瓷碗的，因为打碎了可惜。通常是用木碗，用钢精（铝）碗则是较高的待遇了。
这只我幼时喂饭的木碗是奶奶给他们的，这一点毫无疑问。奶奶这么做的用意，莫非是想提醒他们不要忘记昔日的过失，不要忘记对我的亏欠？可是，他们竟然毫不经意地把它扔在米袋里用来量米！
奶奶给我那只碗距她老人家去世仅几个月的时间。
那么，这只木碗是奶奶什么时候给他们的呢？
爸爸为什么闪烁其词，不愿意说明这只碗的来历？
我脑子里闪现出一个可怕的想法，难道，是在奶奶病重之时？
若奶奶是在病重之时将它交给爸爸的，一定是头脑清醒并且有所嘱托。那么，爸爸说的奶奶“病重说不出话”等等又俱是谎言。而不通知我，不让我和奶奶见最后一面，更是爸爸和“妈妈”别有用心了。
在奶奶生命的最后时刻，他们对奶奶做了什么，他们又向我隐瞒了什么？
我简直不敢想，但又不得不想。
我不是不相信他们，而是“相信”他们什么事都做得出来。
现在，这两只年龄和我一样大的碗被我小心地珍藏。在家里只有我一个人时，我把它们拿出来，轻轻地抚摩，细细地把看；睹物思人，我百感交集，缅思无尽。
“你们这两个…卑鄙无耻的…狗男女！我…，我打死你们！”
我一边愤怒地责骂，一边左右开弓，疯狂地搧爸爸的耳光。
“为奶奶…，为母亲…，为姐姐……”
爸爸的脸在我的抽打下像拨浪鼓一样来回摆动，“妈妈”在一旁惊恐地看着。我筋疲力尽，喘息着，几乎透不过气来，手还在不停地挥动……
我从梦中醒来，心跳加速，浑身发热；相似的梦境，已出现过好几次。
是的，我恨他们。他们不但伤害了我，也伤害了我身边所有的善良之人：爷爷和奶奶，母亲和姐姐，还有外公。可我，什么也没有做，什么也不能做。
梦中发生的事让我感到畅快淋漓，也让我感到恐惧。爸爸已七十多岁，如果这样的梦有一天真的在现实中发生，足以要了他的命。
按照弗洛伊德的分析，“梦是一种愿望的满足”。更进一步说，“梦是一种抑制的、受压抑的愿望的伪装的满足。”梦境表现的是被压抑的冲动和愿望，所以梦境心理是常态心理的一部分。
弗洛伊德认为，男性在其三到五岁的儿童期，就有仇父恋母的潜意识——“俄底浦斯情结”。俄底浦斯是希腊神话中杀父娶母的悲剧性人物，成为“仇父情结”的一个符号。
但我的儿童期“没有父母”。八岁之后到北京，知道自己有继母之后，似乎也未曾“仇父恋母”，虽然有的是对他们的疏远和不满。
据父亲说，在我一两岁时，他回南京探亲，曾为一事批评我道：“你这个小坏蛋！”。我当即反驳：“我不是坏蛋，我是好蛋！”引得家人哈哈大笑。爸爸在回忆此事时用一种复杂的表情叹道：“你从小就有主见！”此事我也依稀记得，这并不是幼年的我就具有了主见或幽默感，而是懵懵懂懂中觉得这个称为“爸爸”的陌生人没有批评我的权利。
对爸爸有打自心底里的蔑视和反感，是在我逐渐了解事情真相的三十岁之后；这和“俄底浦斯情结”似乎有点大相径庭；或者，是一个特例。
我的这种“情结”不但被道德和教养的“自我”所压抑，还被另一个梦不断地冲淡，那是一个人性和良心复活的梦。
作为一名教师，我有一个体会，五十岁以后的心态与二三十岁时显然不同；对学生多了一份理解和宽容，对自己多了一份反思。我有时想，父母已垂垂老矣，在他们人生的暮年，也应当能够反省自己的过去，如托尔斯泰《复活》里的主人公聂赫留朵夫。或许，我也能等到他们迟到的歉意，而且不会等得太久。我用这种人道主义的虚幻安慰着自己，用“以德报怨”的信条勉励着自己；因为即便是为了女儿，我也应当维护这个形式上完整的“大家庭”。
这种长期被压抑的情绪终于在梦中爆发了。
我想起媒体上报道的一些杀父﹑弑继母的案例，心有所悟：那些“使人恨“的家长，最终与自己的子女同归于尽，如此恶因恶果，不啻人伦的噩梦。显然，对于我来说，我的“如真实的噩梦”，对于另外一些人来说，竟是“如噩梦的真实”；在心理状态上极其相似，不过是发泄的渠道不同而已。
或许，有这梦的宣泄，能减少人间惨剧的发生？或许，就是这些梦，反而成了暴力行为的启示？
我不知道答案。
但肯定的是，人的理性虽不能阻止噩梦