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在会议室里，我们见到了《今晚》的导演铃木，他有着一张古铜色的脸，看起来像个渔民的儿子。我们谈得很投机，最后他告诉我：
“亚洲特辑由于经费问题要延期。如果你不介意，先和另一位主持山本晋也一起跑跑日本国内吧。先试3个月。”能周游日本各地，对一个外国人来说自然是个难得的良机，我心中欢喜，一口答应。
接着，铃木又试探地问了一句：“有些节目中可能会去一些风俗店采访，你是中国人，会不会对风俗店的小姐有成见？”
我心中一惊，“风俗店不就是风月场所吗？”
在中国人的传统观念中那可不是好女孩该去的地方。说实在话，来日本之后，一到夜晚看那满大街五光十色的霓虹灯中，密密麻麻地布满了成百上千家风俗店，成长在新中国的我不禁充满好奇。日本如此发达，我们初来乍到的外国人都能糊口，土生土长的这些女孩子为什么会沦落成卖身女郎呢？这难道就是资本主义制度的阴暗？这背后又有些什么不可昭示天下的凄惨故事呢？
一大堆问题需要答案，于是，我爽快地答应：“如果没有人身危险，我只是作为一个记者去采访，去和她们聊天谈心的话，我愿意接受。”
铃木笑了：“我们这个节目中，你是第一个中国人，希望你能给我们带来前所未有的新鲜感。”
一个星期后我开始工作，搭档山本晋也给我的第一个印象是个博学、健谈、和蔼可亲的小老头儿。他做这个节目已有17年之久，我这个当时还是一脸学生气的研究生，站在他身旁倒有几分滑稽。铃木把我介绍给山本时，他正翻着我的简历，抬头笑眯眯地看着我：“你是汉族吗？”“纯种！”
我也笑着说：
“那您是大和民族吗？”
“没错，汉族加大和族，咱们和平共处。”
《今晚》是一档情报资讯类节目。选题的标准就是“报纸的头版话题”。流行趋势、各大赛事、旅游资讯、人物专访，谁红拍谁，哪儿火去哪儿。近20年以来，很多高级政要、大牌艺术家、电影明星都曾经做客《今晚》。包括中国杂技每年在日本获得国际金奖，《今晚》都会做大篇幅的报道。这些任务自然首当其冲由我来完成。
日本人工作起来不要命。特别是艺能圈，在绚丽的外表下，隐藏着数不尽的辛苦和泪水。3个月的试用期转眼而过，由于山本晋也和司会石川次郎的赞誉，在竞争激烈的众多主持人中，我作为“第一个中国人”，终于站稳了脚跟。在这3个月中，从东到西，从南到北，我跑遍了日本各地，并探访过“桌上魔术”“腹话术”等五花八门的行业。虽然工作极其辛苦，但我暗自庆幸能经历这么多新鲜事，能拜访这么多高手、名人。
我从2500米的高空被人推下飞机
日本电视市场追逐的收视率，使得电视人挖空心思地求新、求变。新人、新面孔、新思维、新角度，这也是我作为外国人在日本民间放送电视能受到关注，得以立足的主要原因吧。
日本电视强调真实、新鲜，身处危险境遇中的真实反映是节目的亮点之一，所以作为主持人的我；常常遭人“暗算”：在塞班；我从2500米的高空被人推下飞机，成为第一次跳伞成功的真正原因；
在北海道漂流，我又被人掀翻；掉进急流滚滚的河里，不会游泳的我；被呛得呼吸不得；
在深海中，不带任何保护装备让我爬上海豚，从滑溜溜的海豚背上多次滑落，我急得哇哇大哭；一次用餐，吃进嘴里才知道，原来是生熊肉……整个剧组里，只有我不知道将会发生什么事，而这一切是为了真实、自然，为了收视率。这些看似即兴的安排，后面都有大量的准备，不会真的伤害我，这是在制片和导演精心策划和严格控制中，秀给人看的。
我当时的生活是，刚下课，电视台的采访车已经等在校门口，我跑过去，把书包甩下来，一边看资料，一边听导演说拍摄意图。这时，化妆师、服装师都在为我忙碌打点。从采访车上下来，我已经焕然一新进入拍摄。生活在工作中，工作在生活里，我和我的采访对象一起感受生活，体验生活，品尝生活的艰辛和乐趣。在融入的同时，我还会把自己拉出来。我用我的身份去思考，用我的头脑去提问，用我的眼光去发现。
日本是典型的男性占主导的社会，男主持人身边漂亮的女搭档，多半所受的教育都会像一个充满敬畏的女中学生，在屏幕上不时地频频点头，并总是同意男主持人说的话。而我这个外国人，却不同于日本已经定型了的女性角色，时常会对有些事情提出不同的想法，甚至会产生质疑。山本毫无防备，这样却使节目更有深度，视角更加拓宽。
中国有句俗话，“葱是嫩的香，姜是老的辣。”
我和山本成了节目中的“绝配”。
风俗店不就是风月场吗（2）
意想不到的冲击还是来了
10月初，日本各大电视台都在更新节目的这个节骨眼上争夺收视率。在《今晚》剧组办公室的入口处，挂上了一块收视率的大牌，每一天的收视率，与其纵向相比同一时段其他节目的收视率，一目了然。不仅如此，在50分钟的节目里；
每一分钟的收视率也用曲线清清楚楚地表现出来。如果某个单元的主持人的收视率连续几周不佳，他或她就会被毫不留情地换掉。有人说；“受视率是万恶之源。”这个时期是电视界各节目人人自危，必须使出浑身解数应对的关键时刻。
为了在收视率大战中稳操胜券，《今晚》决定连续3个星期做有关报道风俗行业的节目。虽然我已经做了充分的思想准备，但是在采访风俗店的3个星期里，那一幕幕使人心惊肉跳、面红耳赤的风俗小姐服务的接客场面，让这个自认为可以随机应变、应付自如的我，依然瞠目结舌，羞得无地自容。虽然觉得自己没做什么对不起父母的事，但从小书香门弟的教育、中国文化的熏陶，让我总觉得自己的工作难登大雅之堂。上街我总是带着墨镜，生怕给别人认出来。精神上包袱越来越重，终于决定向父母坦言相告。
打给北京的电话已超过一个小时，妈妈在仔细地听完我详细说明和描述之后，竟然笑了，说：“傻孩子，你是作为一名记者去采访她们，自己又没有做坏事。走过这一遭，你会知道这个社会不全是阳光，也有阴暗面。你爸爸也是记者，曾常驻东欧、中美洲、香港和日本，从总统、首相到街头女郎，采访过各行各业、各个阶层的人，我很相信他！现在，也相信自己的女儿！”
听完这番话，我觉得十分意外，但心里踏实多了。
从此我安下心来努力工作，搭档山本晋也很高兴。他原本以为我在去过第一次采访后就会逃掉，没想到我坚持下来了，我的存在，对他触动很大。访谈中，我提出的问题，如“道德观”“贞洁观”等等，很多是现在的日本人已经不以为然，麻木了，甚至遗忘了。经我不加修饰的提示，反倒引起了他们的反思。这时我就会深深感谢国内父母和老师留在我心中根深蒂固的中国传统的儒家思想。它同时也督促我在这复杂纷繁的领域中，只要把握住自己的定位，是记者，而不是观众，更不是欣赏者，就可以做人做事，问心无愧。
走进“禁区”
这段经历让我在很长一段时间内对异性产生强烈的不信任感
“风月是社会的皮肤。”
山本这样认为，一个健康的社会，它对于性的理念和态度也会是健康的，如果出现了问题，“皮肤”
就开始瘙痒。
2005年中秋前夕的“惊世大爆料”之后，我把日本的日记本又翻了出来。这几篇采访日记是我当初每次采访或直播后用凌乱的日语记录下来的，主要是为了平衡心态而倾泻出的笔墨，现在有些连自己都辨认不清了。但这些文字是和记忆中一组组镜头、一个个片段拼凑起来的，已经渐渐模糊的人和事逐渐变得清晰、真实。凌乱的笔迹刻画出了当时混乱的心情。这是我在日本采访生涯中最有争议的一段日子，正所谓“成也萧何，败也萧何”。
对日本风月场所的电视采访中出现了一个中国女留学生的身影，不用说在日本媒体中是头一回，除了“卖花人”之外，我应该是知道那些女孩子们故事最多的一个外国电视人。在绝对的高收视率下，我迅速走红了。当时，在日本列岛的街上逛，都会有人主动在我买东西时打折，下馆子还会送上甜点。人火了，所谓的朋友也自然增多。混熟了，有些人流露出一份艳羡，日本人都无法经历的；却给你一个外国女孩子快看全了。
由于节目的特殊性，我确实看了一些别人看不到的或看不全的画面。当时，日本已建成世界第二“经济大国”，许多日本人手中很有钱，在纸醉金迷的场所挥金如土，但精神十分空虚、颓废。他们在与生俱来的性的领域里，寻求刺激，追逐猎奇。这种社会现象与媒体展现的画面，是我眼中真实的日本社会的一面，它带给我的冲击和影响是多方面的、长久的。以至于曾让我在很长一段时间内回避恋爱、惧怕婚姻，对异性产生强烈的不信任感。
留在记忆中和日记本里的往往是一些极端的例子，它们是真实的、也是片面的，一般人是难以涉足的。但这并不代表日本社会的全部。它们是日本发达、繁荣光环下的角落。我进去了，看到了，用一个外国人的眼光观察一个赤裸裸的世界。与此同时，周围人看我的眼光不同了。这也成为我当初回国时的担心和顾虑。当我以“破釜沉舟”的心情，拿着最有争议的录像带给央视国际部领导看，没想到他看完后平静地说，“有些题材的确不适合中国国情，但制作水平和方法是很专业的。别太担心，把在日本电视台积累的经验运用到今后的工作中就好。”
一辈子感谢国际部领导和《正大综艺》的同事们，他们在我感到困惑、无助的时候托住了我的梦。
国人的开放倒把我这个“见过世面”的人吓着了
回国后终于过上了日常的生活，做着正规的节目。往日的名气，包括对这段日子的记忆渐渐远离了。前些日子，在机场候机的时候，看到书店里摆着一位清华大学公共管理学院的老师做过的关于中国某某省的风月场所的调查报告。似觉熟悉，买来一读。其中有一个观点抓人眼球：现在批评她们的人已经很多了，再多一个也没有太大的意义，并不能改变现状。但是，现在还很少有人能够站在一个平等、关怀和帮助的角度上来对待她们，这就使我们的工作非常重要。在一大袋马铃薯中加一个，没什么意义，但是如果把这个马铃薯给一个饥饿的人，意义就很大了。
这位老师和他的团队很不容易，在采访的过程中吃了不少苦。不仅要扮成安全套的生产商同妈咪们讨价还价，还要面对警察或联防的审查。与其相比，我要幸运多了。在日本，从来就是在明里或暗中的重重保护下“明目张胆”“堂而皇之”地完成自己的工作任务。但在采访过程中同样需要面对一个最艰难的问题；就是如何获得她们的信任。打开这扇门的钥匙就是“尊重”两字。
在日本的采访中，大多数坐到镜头前的人是非常配合的，经常会给你意外惊喜。这当然不是每一个节目都可以做到的。女孩们中有的漂亮得晃眼，有的清纯如少女，让你在心中不禁大呼可惜。在拍摄过程中，谈话是在极为平和、平等甚至是女孩之间说悄悄话的氛围中进行的。我说的不多，主要的工作是倾听和做出女孩子特有的自然反应。上访谈节目，女孩子们的目的非常明确，想增加自己的曝光率，提升自己的知名度，挣更多的钱。
她们理直气壮，还有几个理由：首先，日本整个社会对性的观念和中国传统的观点有所不同。特别是女孩子在结婚前的多方尝试，一般不会受到社会上的道德指责。但在结婚后大多数的女孩子会有一个巨大的变化，恪尽职守地相夫教子。过去，该见的都见过了。现在，该踏踏实实地珍惜这种缘分了。
其次，这是一个已经形成规模的上税行业。用她们的话来说自己是“职人”。电视台选择的采访人物；虽是风月中人；但服务、曝光是有限度的。我们的底线就是舞女、陪酒女和按摩女。在这方面，日本有着明确的法律规定。换句话说，这最后一层面子还都留着。接受采访的时候，有些女孩儿虽是偶尔会戴上各色可爱的面具来遮掩，但对我们提出的问题都是尽其所能，倾囊相告。即使我真的出言不逊，有“说教”嫌疑的时候，她们也不会在脸上显出太多的反感，更不会拂袖而去。
从效果来看，其实是彼此把对方都吓了一跳。她们吃惊于同龄人中竟还会有这样“封建”的想法？！我吃惊于这种自己的命运由自己主宰的主流“放纵”观念，无意中被我打破后；反而成为一个大卖点。而我的这种反应完全出于从小就受过的中国传统教育，它融于我的血液中，形成一种本能。日本的近代发迹史中有它的无奈与悲伤，也许自从美军在日本登陆后，当时满目疮痍、穷困潦倒的日本社会中，为了让一家人活下去而徘徊在兵营边的女孩日益增多。日本人既痛心疾首，又无可奈何。在这以后日本腾飞了，生活富裕了，人们对风月场所的事已经心照不宣，有太长的时间没人提醒过有“贞操”这个话题了。
中国呢？回国后，国人的开放意识之强，反而把我这个“见过世面”的人吓着了。我在大学时曾选过一门课叫做环境经营学，主修在日本经济腾飞的时期；由于对环境的巨大破坏而造成毁灭性的影响，其中包括对人类的伤害。记得当时课堂上老师展示了很多照片。那些得了各种怪病变得奇形怪状的人，一张张痛苦不堪，甚至是狰狞的面孔；至今还出现在噩梦中。正如环境问题一样，在精神环境上，中国是否也要经历一个污染严重的时期，才能学会反省呢？
前一阵在《新闻调查》的关于中国同性恋的选题中看到这样一句话：“关注特殊人群，才能更好地保护普通人群。”这次我竟敢大着胆子把对老、中、青三代风月女的采访日记写下来，也是咬了牙的。
她是许多男孩的青春启蒙（1）
请花5万日元买下我
朝日电视台的安田导演打电话告诉我说；据可靠消息通报，驹大夫在今天就要金盆洗手，退出江湖。我听了后心里微微一动。一般的日本人可能根本不知道驹大夫是谁？但在一个特殊的行业中，她的名声和影响力着实不小。说到底，她不过是浅草的一个脱衣舞娘，难得的是，她今年已经快60岁了，在一家有着60多年历史的名叫法国座的剧场中跳了40多年。不管是做什么，能做到这份上真不容易，今天一早《今晚》摄制组就来到“法国座”，想要目睹这位年近六旬的舞娘的引退过程。
顺着狭小的过道往后台走，原本只能一个人通过的地方，因为放满了大大小小的花篮而更挤了，几乎是侧身前行。过道的尽头就是驹大夫的换装间。一个只有4平的地方被各种衣服、镜子和鲜百合花塞得很拥挤。屋子里只有师徒两人，年长的就是驹大夫。见我们进来，驹大夫把她屁股下的垫子抽出来，“请坐，”
她不紧不慢地招呼着。
以前我在别的采访中，曾遇到过驹大夫，有几分面识。当时只觉得她长得很“日本”，如果不知道她的特殊职业，走在大街上，你一定会以为她是一位普通的家庭主妇。知道了之后，几乎所有的人心里都会冒出一个问题：“这么老了，怎么还做这一行？”
今天驹大夫是被采访的主角，我不禁仔细打量她。齐肩的头发松松地拢在后面，大脸庞上抹着厚厚的粉，似乎一低头就会掉下一层来。这在舞台特殊的灯光下也许会显得粉嫩些，但在正常情况下真有些吓人。眼睛上贴着宽宽的双眼皮和假睫毛，一晃一闪的，有些勾人。但眼神中没有一丝故意的造作，有一层让人琢磨不透的清淡和不屑。打了招呼，我们每个人坐在垫子的一个角上。
“我们是闻讯而来，听说您今天就要关上大幕了，真的打算引退了吗？”
“真的。”
驹大夫的脸上看不出喜怒哀乐，“但这原本不是我的意思，是我丈夫要我这样做的。”
“你的丈夫？”
我心想；这个问题还可以缓一缓。“在这40年里，支撑您走到今天的是什么呢？”
“贫穷。”
她的假睫毛长长的不再忽闪。“为了吃饭，为了活下去，我必须这样做。”
驹大夫出生在日本岩手县的农村里，50年前那地方很穷，冬天很冷。父亲去菲律宾打仗，就再也没有回来。家里还有母亲和一个妹妹。一家人总要活下去，1957年，16岁的驹大夫在报纸上登出一则免费广告：
请花5万元买下我！当时的5万日元相当现在的100万左右吧（约7…8万人民币）。广告还配上了她的照片。
这种事在当时的日本并不是仅此一家，但是驹大夫超凡的俊俏容貌，让几十封回执如岩手县的雪片一样飞进她的手里。来信的几乎全是有钱的老人家；希望她做小或是妓院的卖身契买主。有一封信引起了她的注意：
一个叫宫田的男人来信把她大骂了一顿，“马路野郎（混蛋）！你把自己卖得太便宜了！你还小，一定有更好的出路。”驹大夫给他回信说，再也没有办法继续生存下去，为了让妈妈和妹妹过得好些，她情愿把自己卖掉，希望宫田先生帮助在东京找一条出路。不久，宫田的回信中寄来了一张脱衣舞娘的照片。
就这样，昭和32年（1957年）16岁的驹大夫只身来到东京，跟比她大18岁的宫田住到了一起。宫田也没有工作，在他的引见下，驹大夫先是在一个温泉中作为舞娘出道。昭和42年（1967年），驹大夫因美色过人而力夺花魁，奇货可居。在宫田的安排下，她从此开始了花魁脱衣秀。
40年过去了，岁月已逝，但花魁秀依旧。
“连这个也辨不清就不是合格的皮条客。”
故事讲完了，我相信它基本的真实性。驹大夫没有必要骗我。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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