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我先在一家日资食品企业干了半年，后来实在看不惯小日本儿以及那些酷似伪满汉奸的同胞，就仗着会英语懂技术善言辞，跑到一家美资公司应聘销售工程师，顺利通过了英语笔试和初次面试。
最后一轮面试，由于包括我在内的三个幸存者表现都很牛逼，考官就加试了一道逻辑题：村子中有五十个人，每人有一条狗，五十条狗中有病狗，人们的任务就是要找出病狗。每个人可以观察其他四十九条狗，以判断它们是否生病，但唯独不准看自己的狗。大家不能交流观察结果，也不能告诉病狗的主人，一旦谁推断自己的狗有病，就必须枪毙它，而且每个人只有权利枪毙自己的狗。第一天和第二天村子里很平静，第三天终于响起了枪声。试问村子里有几条病狗及相应推算方法。柳叶以前和我玩脑筋慢转弯时，给我出过类似的难题，所以我轻车熟路潇洒胜出。
新东家号称国内同行老大，母公司连续十年在世界五百强中排名前一百位。初到公司时我比刘姥姥进大观园还晕，找到北后才明白原先的两家单位最多只能算街道作坊，同时也坚定了在公司长期战斗下去的决心。
我请柳叶到威廉士堡吃了顿庆祝性洋餐，然后又不知天高地厚地到富丽华大酒店喝茶，结果一看茶价就傻眼了，最便宜的薰衣草茶也要七十元。柳叶说不喝了，站起来要走。我抹不开面子，拉住她说既来之则喝之，于是就点了壶薰衣草茶，一边装模作样地对饮，一边回忆美好的大学时光，感觉毕业后光阴的车轮忽然加快了，真他妈有点儿两岸猿声啼不住轻舟已过万重山的意思。
薰衣草茶味道淡而奇，用柠檬片挤点汁进去，颜色立刻发紫，勾起我俩无限童趣。一壶茶眨眼喝光，为了在人家茶座上多赖一会儿，我两次叫来免费白开水，趁人不注意偷偷往壶里加，如此干喝了两个多小时，以为占了大便宜，走时服务小姐竟说可以免费添茶添水，把我的鼻子都气歪了，柳叶也笑疼了肚子。
我在青云街租了一间二楼的房子，很破的日式老屋，木质地板一踩就响，上下楼还不隔音，有时半夜能同时听见一楼和三楼在莋爱。我咬牙住下来，就贪图房租便宜，一个月一百元，包水电煤气费，哪儿找去呀！不过便宜没那么好捡，由于这房子在房东的亲戚之间有主权争议，房东怕走漏了风声，就让我打上远房亲戚的旗号，并牢记其家族主要成员的姓名和关系，以防内部人士盘问。为了房东也为了自己，我在这上面没少做无用功。
柳叶总来租屋，帮我做饭洗衣收拾屋子，还不停地添置东西，使十平方米的小屋越来越像个家。我说：在这儿暂时住几天，租到好房子就搬走了，费那个劲干啥？柳叶说：住一天也是家，住一天就要有一天的好心情。柳叶毕业回大连后一直住在父母家，而我又住在集体宿舍，严重限制了我们的暧昧活动。现在终于有自己的空间了，想怎么闹就怎么闹，快乐得几乎傻掉。
以前我在破败国企上班，总觉自己虎落平川颜面扫地，所以一直没和外界有太多联系，如今进了大牌外企，多少有了点儿沟通的底气，社交活动便日渐频繁。在大连闯荡的校友一抓一大把，但和我过从甚密的只有顾蕾和大李子等人，他们和我在国企交下的哥们儿孟庆钧一起，当仁不让地成了我朋友圈中的核心人物。这帮人重情重义，但有个共同缺点，那就是女朋友太多，偶尔还出没欢场，所以没少遭柳叶的白眼儿。
柳叶总在我耳边吹风：角子啊，你交啥样的朋友我管不了，可你要是不学好，看我怎么收拾你。我说：放心吧媳妇儿，我和他们打成一片，目的就是要把他们往高层次上带。
1994年元月，我三个月试用期满，开始正式出去跑业务。第一次出差是到安徽滁州，赶上省区经理请几个重量级客户吃饭，于是被无情地推到了酒桌前线，结果上帝们喝高兴了我却趴下了。腐败小分队接着转战到了歌房，经理豪爽地请客嫖娼，一人配备了一件浓妆艳抹的“床上用品”。我从未见过这种刺激场面，很想在人肉上试试牛刀，可经过一番激烈的思想斗争，最终还是客气地退了货。经理指着我的鼻尖骂：你少他妈装纯，主人不干客人怎么干？今晚你要是搅我的局，明早就滚回大连去。
我只好把被我赶跑的小姐找回来，关在小房间里谈人生理想。她与我同岁，1988年高考落榜后堕入风尘。我很同情她，暗想假如自己那年高考也名落孙山，没准儿也会上吕梁山当土匪。她给我介绍滁州的风土人情，说市郊南山里有醉翁亭，接着开始背诵《 醉翁亭记 》，声音好似泉水叮咚，又如珠落玉盘。
听着听着，我这个醉翁有了生理反应，忽然间好想干坏事儿了，可眼前不断闪过柳叶的影子，整得我像一只彷徨的耗子，想偷灯油吃又怕烫着嘴，最后只好通过简单的搂搂抱抱败了败火，勉强保住了金身。事后我对柳叶有所负疚，但更多的是为这位小姐感到悲哀，她虽是小姐，但离天使只有一步之遥。
说句唯物主义的心里话，我对柳叶之外的女人的身体有一定的探求意向，对地下工作者们的业务内容更是充满遐思，但我声明这仅仅是好奇而绝不是图谋纵欲。回到大连后，我时常会想起滁州那个会背《醉翁亭记》的烟花女子，有点儿后悔没有彻底消费她一次。
孟庆钧和顾蕾等人听我讲完滁州见闻，挨个儿以身说法给我洗脑，说我是半个妇道人家，受三从四德毒害太深，再不开放搞活就会被历史的车轮碾成肉饼，还说现在的大气候是多边主义，脚踩两只以上的船才符合科学规律和人类追求。他们的厥词我只当放屁听响，但也觉得男子汉大丈夫跃马扬枪纵横天下，偶尔泡个妞撒个野打什么紧呢？
开春儿时，我被公司送到美国芝加哥培训了半个月，回来后说话底气充沛声如洪钟，用顾蕾的话说，这叫老太太扔拐棍儿——抖起来了。不久我又被任命为辽宁地区营销主管，工资突破了千元大关，用我自己的话说，这叫老太太开手扶拖拉机——抖上加抖了。
我抖成老太太了，自然要被狐朋狗友摁倒放血，当月的工资一半都贡献给了饭店。柳叶心疼地说：妈呀，这笔钱啥时候能省回来啊。我说：钱是挣出来的，不是省出来的，我愿把所有的钱都花光然后当个穷人，也不愿天天在算计中过日子。柳叶说：就冲你这话，以后咱家的钱不能让你管。
我请客的开支后来都让我偷摸报销了，报销回来的钱也被我昧下了，和哥儿几个又出去撮了两顿。以前穷得轰隆响，没少蹭他们的饭吃，现在是牛逼生涯的初级阶段了，总想报答一下。再说了，我喜欢和他们鬼混，喝喝酒吹吹牛真他妈其乐无穷。
一个夏日的周末，我和孟庆钧及其新挂上的小妞熊芳在春藤歌舞厅对酒当歌。熊芳长相良好，眼睛比关之琳还大，猛看像只蜻蜓。我问孟庆钧这姑娘的来路，他故作牛逼笑而不答。中途熊芳叫来一个她自考学习班的女同学凑热闹，该女名唤齐芳草，姿色中等偏上，伪装得特纯，喝酒时还看课堂笔记。
玩儿完我们去了孟庆钧位于寺儿沟的狗窝，靠着打情骂俏情绪高涨，不知不觉又整了一箱啤酒，直至烂醉。后来我晃进卧室睡了一觉，醒来发现齐芳草泥鳅一样光滑地拱在我怀里，而且居然还在看那本破课堂笔记。
头前儿隐隐约约有种要出事儿的预感，没想到这么快就栽倒在人家裤裆里了。我心里一凉，愧疚懊丧不安呼啦一下涌上脑门儿。我想到了柳叶，觉得自己很对不起她，对不起我们这么多年的感情。我推开齐芳草，点燃一根烟猛抽几口，在心里反复告诫自己，这只是一场成年人的游戏，完了就完了，可以穿上裤子一走了之，可以安全地回到柳叶身边，然后就当什么事儿都没有发生。
我很快镇定下来，刚才一系列的不良感觉也逐渐消退，心存侥幸地问齐芳草：我是不是真的对你耍流氓了？这小学究还挺幽默，红着脸磨唧了半天说：你闯了我家的后花园，怎么这么快就忘了？我被她逗乐了：你醉得五迷三道怎么知道后花园进了人？又怎么知道进去的不是别人而是我？她用笔记本砸我的脑袋：你这坏蛋，占人家便宜还想赖账。我心想反正已经背了恶名，不如来个名副其实，于是堂而皇之地到她家后花园逛了一回。
同八十年代相比，九十年代男女关系的特点是，开始相对容易，结束依然困难。从那我就被齐芳草沾了包，店小二似的被她呼来唤去，好几次都险些让柳叶闻出腥味儿，形势一度十分悲惨。我不止一次大骂孟庆钧，责成他将功补过，替我揭去小齐这张狗皮膏药。孟庆钧说：我压根儿就不认识齐芳草，你骑完马甩不了镫怎么能怪我呢？又开导我说：你刚失去贞操，心理和生理上都不太习惯，多贴些这种膏药片子就习惯了。气得我恨不得一巴掌将他拍成膏药片子。
好在齐芳草早已残花有主，不久便和推销纯净水的男友到民政局挂了个号，身披婚纱走进坟墓。我包了二百大洋给她当贺礼，然后一阵狂喜绝尘而去。我想我以后不会再乱采野花了，我要老老实实守着家花柳叶，勤勤恳恳拉磨耕田。
谁站在爱情的芒上 二A
我在郎燕家一住就是三个月，除了自学德语无所事事，只等曼海姆歌德学院的DSH强化班开学。值得欣慰的是，革命友谊经受住了洪水猛兽的考验，孤男寡女相安无事。
当街旁的栗树叶子即将落尽的时候，阿尔卑斯山的冷风就将雨意带到了莱茵河谷。我不喜欢秋天，树木在这个萧瑟时节落尽繁华，一片片凋零的叶子会令我睹物思情。我曾经说过，柳叶是一片不小心从天堂里飘下来的叶子，被我这个凡夫俗子幸运地得到了。如今天堂的叶子没了，人间的叶子也在秋风中纷纷飘落，我内心的那份凄凉和悲伤，在异国他乡能向谁诉说呢？
我常常独自坐在门前的台阶上，目光在几株秃树间流转。我会想起大连，此刻那座三面环海的城市正处在明媚的夏天，而路德维希港却已经秋寒袭人。会有阵阵的秋风，在我身边打着旋儿，像一群无家可归的乞人。会有汽车低声碾过几片树叶，它们被汽车尾风扫起来，又静静地跌落。怔望着那几片落叶，我的心会隐隐地疼，会走过去将它们一片片地捡起来，轻轻地握在掌心。
我在郎燕家住得并不安心，主要是男人的自尊心在作祟，总想快些从她的庇护下独立出去。一天夜里我睡醒后起来找水喝，忽听郎燕的卧房里有人说话。大半夜的，难道这房子里来人了？我好奇地摸下楼偷听，原来是郎燕在打电话，声音忽高忽低，口气紧张激烈，间或还夹杂着德语。这时电话已近尾声，只听郎燕提高嗓门说：“不用说了，这人再流氓也没你流氓，我要睡觉了，再见！”
我溜回房间忐忑了很久，觉得郎燕在电话里说的“这人”应该是我，而电话那端的人一定是个和她关系亲密的男人。不管怎样，我的到来打乱了郎燕的生活，我必须尽快从这里搬出去自力更生。
10月下旬，曼海姆歌德学院的语言班终于开学了，我入了学并搬到了学校公寓。郎燕很不情愿，但我住在河西学在河东的确不便，不想让我搬也不行。搬离那天细雨霏霏，郎燕开车送我到曼海姆，路上我俩总共才说了七八句话。我不是不想说，只是不知该说什么。此时无声胜有声，我俩彼此明了的心境，沉默是最好的语言。
我像一只折翅的鸟儿，在一棵叫曼海姆的大树上暂时栖居下来，除了喘息、疗伤和苟活，再无其他心理和生理欲念。在这座城市里，没有人知道我是谁，没有人知道我的过去，没有人知道我衣衫和皮囊下面隐藏着伤口。能够隐姓埋名地活着，对我来说是不幸中的万幸。
曼海姆比路德维希港大一点，历史悠久风景如画，古朴敦实的建筑，整洁恬静的街道，从容守时的有轨电车，身材高大面容友善的人群，无不让我感受到一种沉淀亘久的文明，很难想象数十年前，这方水土曾经笼罩过纳粹阴云。盛传曼海姆是全德美女最多的城市，来了才知道言过其实，如同我国几个谣传丰产美女的城市一样，满街都是史前妹妹。听说这里是莫扎特和席勒年轻时偶尔出没的地方，我稍稍来了一点电，希望自己能沾点儿他们的仙气儿，有朝一日也能混成个文化人儿。
歌德学院在曼海姆市郊，溜溜达达就能走到莱茵河边，沿途有个尖顶的小教堂，后院是一片风景怡人的墓地，一座座十字架安详地伫立在繁花绿草中，暗示着天国的幸福与安康。我住在学校的单身公寓里，和同一单元的另外四个中外学生不相往来，除了上课就泡图书馆，晚上也抱着书本搞到很晚，完全处于当年高考前的冲刺状态。我想把自己累个半死，没精力再为往事多愁善感。
然而往事已经溶入血液，每一秒钟的流动都能滋生回想和哀愁。我回想最多的当然是柳叶。这段时间我和北京的姜振辉联系了无数次，这个猪头居然还没查到那个打到1319房间的电话。大连的孟庆钧也有了回信儿，说柳叶的好朋友刘晴向顾蕾打听过我出国前的行踪。我给刘晴打电话，可她还是恨我入骨，冷声冷语地声称对柳叶的近况一无所知。老天一再难随我愿，我的伤感和无奈自然又加重了许多，再怎么自救都无济于事。
转眼半年过去，我的德语进步神速，水平直逼东德民工，唯一昏头的是，语法里姓、数、格的倒腾，那些繁杂的变化简直能把人搞死。我也基本适应了生活环境，饮食起居应付自如，不爽的是早餐吃不到油条豆浆，另外德国的东西太贵，光看马克的标价觉得差不离，可一换算成人民币就蔫儿了，害得我只能往东西便宜的ALDI超市里钻。我还和班里几个土耳其烂仔玩耍得很好，没事儿和他们喝喝啤酒，讲讲中国的黄色段子。他们也挺哥们，热心地教我如何将“静三动四”这条著名的德语语法，普及到床上。
郎燕说我是一粒沙枣树种，盐碱地上都能生根开花，何况美丽富饶的莱茵河畔。其实若没有她的照顾，我不可能在这天涯一隅如此顺利地苟延残喘。她三天两头开车来看我，捎来各种生活用品，到公用厨房为我忙活一顿中国大餐，再就是像幼儿园阿姨那样耐心地给我辅导德语，传授备考窍门。
然而郎燕不知道，我的身体来到了德国，魂儿却丢在了遥远的东方。我想爹娘，想柳叶，想迟丽和小梦，想孟庆钧顾蕾他们，那种深邃的思念就像一炉熊熊燃烧的炭火，天天熏我烤我蒸我煮我，令我恨不能第二天就飞回中国去。
圣诞节还远着呢，德国人就开始蠢蠢欲动了，街上的彩灯一天比一天繁多绚丽，满载着圣诞树的卡车也迫不及待地鱼贯进城了。据说圣诞树三四百年前发源于德国，如今暂住在圣诞树的老家，我除了孤独和恐惧竟然啥感觉也没有。
12月初，班里的日本妞渥美约我晚上去弗里得瑞奇广场玩，说那儿有个圣诞节的亮灯仪式，有德甲球星和超级名模出席。渥美来自日本一个叫鱼津的机巴地方，语言天赋比八哥强不了多少，好好的德语让她说得就像日本农民的方言。我不计民族前嫌，用含水发声法帮她找到了小舌头，感动得她连大舌头都不好使了，每次见到我都会来个锐角鞠躬，谦卑温顺得濒临变态。
我谢绝了渥美，说穆勒和克劳迪亚都来我也不会去。
随着平安夜的日益临近，我内心的孤独和恐惧感越来越浓重，就像苔藓一样细细密密地爬满心头。对我和柳叶来说，这是一个非同寻常的节日，它见证了我俩爱情的生，也记录了我俩爱情的死。眼下它又面目可憎地翩然而至，而那个从1990年起和我一起过节的女人却不知身在何方。
郎燕老早就为我将要在德国度过的第一个圣诞节作出了安排，计划带我到海德堡参加一个盛大的华人聚会。我告诉郎燕，1998年我没过圣诞节，今年也不想过，而且永远都不会再过这个鸟节了。郎燕当然知道我心里的疙瘩，迁就地说：“不过就不过吧，我们去卢森堡旅行。”我说：“我哪儿也不去，就呆在学校看书。”郎燕说：“看你个头，到时候由不得你。”
12月24日上午，郎燕来电话说下午三点来曼海姆接我，然后一起去海德堡过平安夜。我说我不舒服，今晚真的哪儿都不想去。她说：“那你等着吧，我过去陪你。”我不想让她来，可这话说不出口。
郎燕赶来的时候，正好撞见渥美又来宿舍找我出去玩。郎燕连讥带讽地说：“刘角，另有约会就早说呀，害得我大老远跑来丢人现眼。”我赔着笑脸说：“我再怎么无聊也不会约日本妞儿啊，这大和傻姑不太懂事儿，未经批准就闯上门来，你先坐下来歇会儿，看我怎么轰她出去。”郎燕说：“你要是轰人家走，那就是你不懂事了。”
我客气地劝退了渥美，开始架锅造饭。此时夜幕初合，窗户不时被烟火映亮。宿舍楼里比往日安静了许多，偶尔也传来大规模的欢声笑语。
吃饭的时候，郎燕的手机一直响个不停，有的她接听了，有的置之不理。我对郎燕说：“吃完饭你就去海德堡吧，说不定还能赶上那边的节目呢。”郎燕说：“你要是不去，我自己去又有啥意思啊？”我说：“不要因为我而冷落了其他朋友，那样我就更过意不去了。”
郎燕想了想说：“既然你一个劲儿地赶我走，那我就不赖在你这儿啦，很久都没见到那些朋友了，过去看看也好。”我心里很虚，嘴上却逗她说：“我哪舍得赶你走呀，想留你过夜可就是没胆儿开口。”郎燕红着脸说：“臭嘴，这话还是去说给日本女生听吧。”
饭罢，郎燕麻利地洗完碗筷，又简单替我打扫了一下房间，然后匆匆下楼去了。临走叮嘱我说：“一个人别胡思乱想那些没用的，想出精神病可不是闹着玩的。”
我透过结着冰雾的窗玻璃，看见郎燕的车打着大灯在楼前车场划了个半圆，缓缓消失在平安之夜。我松了口气，锁上房门拉上窗帘，从书桌抽屉里拿出那株小圣诞树。这些日子它一直摆在书桌上，郎燕来时我急忙将它藏了起来，怕她�