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晓华：我在网上还看到这样一件事，说有一位女士去医院看病，为她看病的女医生问了她性生活，这位女士就为这是个人隐私的东西，与看病毫无关系，这种做法实际上是在对她实施“性骚扰”，还决定以侵权为由，追究女医生的法律责任。女医生骚扰女患者，这让人觉得奇怪，但如果是男医生也这样问法，能不能叫性骚扰呢？我看也不能。
荆歌：这个女病人我怀疑她是一个复活的清朝人，比《子夜》里的老先生还要脆弱。生活中确实有一些女人有“骚扰妄想症”，每时每刻都觉得男人荷枪实弹想要搞她，穿上防弹衣和贞操内裤才敢上街见人。
齐红：“性骚扰”应该是带有一些阴暗色彩的心理驱动之下的行为。在这个意义上，应该把日常我们所说的“好色”与“性骚扰”区别开来。一个目不转睛地盯住美女的男人未必是“性骚扰”，假如他是用欣赏的目光，也不排除因此开一些善意的玩笑。朱自清有篇散文《女人》，写一个叫白水的先生在女人多的地方，眼睛就忙不堪，跟着女人走。他在寻找一种“艺术的女人”。他认为这样的女人应有着“温柔的空气，使人如听着箫管的悠扬，如嗅着玫瑰花的芬芳，如躺着在天绒的厚毯上。她是如水的密，如烟的轻……她的一举步，一伸腰，一掠鬓，一转眼，一低头，乃至微扬，裙幅的轻舞，都如蜜的流，风的微”，显然这位“白水”先生是从纯粹审美的角度观看女人的（虽然这“女性期待”中带有一些男权的味道），我们无法说他就是在对女人“性骚扰”，只能说他“好色”。
性骚扰（3）
林舟：性骚扰的受害者好像都是有些姿色的女子，至少可以说，比较而言，一个有些姿色的女子宣称受到性骚扰，另一个是长相丑陋的女子宣称受到性骚扰，恐怕前者更容易让人相信。
荆歌：这倒未必。事实常常是“丑人多作怪”。
晓华：据说现在的性骚扰现象还比较普遍，我们在小说里也经常读到，有时也听说办公室里会发生这种情况，但听说总是听说，自己没有碰到，就不能体会。像那个女孩子的痛苦，我想她是实实在在的。按照我的想像，被骚扰的人要么年轻，要么漂亮，但事实上我所听说的，或是电视上看到的，也并不一定，那我就想如果真有这样的骚扰者，一定是病态的，他（她）在性方面的需求特别强烈，不仅是在床上，而且每时每刻都有需求，这种人是病人，要去看医生。
林舟：在有关性骚扰这类事件中，还是将女子定在了羊的地位，男人则是狼了；假如女子变成猎人，情况恐怕就不一样了。可见这还是将女子定在弱者因而需要特别的保护的位置，这大概就是文明的体现。越是文明，人越脆弱，包括性心理。看看那些山野里打情骂俏的山歌俚语，依照现在的标准，恐怕很多都要被认定是属于性骚扰。
汪政：许多东西与经济的发展、生活水平的提高相关，比如疾病，以前没有的病，现在有了，以前有的病，现在没有了，以前认为是病的，比如瘦，现在认为不是病，胖反而是病，还有什么“三高”之类，以前也都无所谓。性骚扰以前也不是病，现在是了，这是文明的产物。
林舟：如果性骚扰指的是，违背一方意愿，以包含性内容的言词或举止造成其生理和心理的痛苦和难堪，那么，同性之间是否存在性骚扰呢。按理说，可以有同性恋，就应该可以有同性之间的性骚扰发生。或许由于同性恋没有被广泛认可，同性之间的性骚扰问题还没有被提到议事日程上来，于是反过来，这又成为社会歧视同性恋的一个证据。
晓华：我曾经看到一篇文章的标题，叫《我无性别，看他骚扰谁去》，内容我没细看，大概是说把自己变成一个中性人，这也是站不住脚的，什么叫中性人？人生来有性别，你在心理上把自己搞得无性别，可你生理的性别在那儿摆着呢，如果真碰上我前面说的那种有病的人，他是不需要你的心理防御的，有你的生理性别就够了。
荆歌：是啊，还有同性骚扰呢！只要你活着，看你往哪儿躲。
晓华：还有黄段子的问题，现在的黄段子满天飞了，打开手机就可能会看到，大多是你的好朋友发来的，大家一笑了之。有些比较含蓄，你得拐一个弯，觉得还挺智慧的，有些则比较露骨，不过现在看着脸红的人恐怕也不多了吧。但还是有脆弱的，连这点也要算性骚扰，愤愤地说：“他的脸色一会儿青，一会儿白，眼皮始终垂着不敢抬起来，我想他终于学会了一个词：自取其辱。”我想这位男士也实在可怜，他或许还以为自己幽默机智了一把呢。
齐红：但假如“好色”去除了距离、善意并带有了下流的成份，而且丝毫不顾及对方的感受，谈不上基本的尊重与礼貌，这就带有了“骚扰”的成份。
汪政：性骚扰也可以进行文化研究，它肯定是李银河博士之类的研究对象，会研究出许多学问出来的，比如性别差异问题，现在的性骚扰大部分是女的告男的，下级告上级，员工告老板，有没有反过来的？在报上好像看到一男的告女的，结果没有立成案。在南京的媒体上倒是报道过一件事，有一男性大学生去做家教，那一家的女主人频频撩拨他，大学生很烦恼，苦无应对良策，就在网上发帖子，征询解决办法，结果跟帖如潮，大多是取笑的，羡慕的，有的说“小子你艳福不浅啊”，有的说“阿米尔，冲啊”，有的干脆恨铁不成钢地骂道：“傻逼！”那大学生很无奈，慨叹世风日下，没有人能理解他受伤的小心灵。大部分情况下，仿佛受骚扰之害是女性的专利，其实，强奸罪也是一样，有的国家强奸罪适用于两性，有的就只是针对男性，这里面肯定有许多的道理，学问太大。
齐红：通过法律的途径解决这个问题的确艰难。北京的首例“性骚扰”案不是以当事人雷曼的最终败诉而告终了吗？女人嘛，只好学会自我保护；男人，只有通过道德自律的途径。
林舟：有一句话叫做，有了法律规定，才有了犯罪。这话用到性骚扰上来，还真是贴切。
晓华：还有目光，看你一眼就骚扰了？这太麻烦了，而且每个人的承受力不一样，性格差异也大。受了比较刺眼的目光，有人浑然不觉，有人嘻嘻哈哈也就过去了，有人可能就像吃了一个苍蝇，老堵在那儿，这该怎么打这个官司呢？
性骚扰（4）
我的看法是，性骚扰实在难以有一条明确的界限，我国现在没有相关法律可供断案，这就说明这方面的难度。在现在这个宽松和自由的社会，性骚扰的界定肯定是应该宽一些，对那些程度深的骚扰者，建议把他们看作是病人，带他们去看医生。
林舟：前不久，新闻里报道说四川农村一个妇女不堪同村一个男人的骚扰，奋起动粗，挥刀砍伤“色狼”，结果被以涉嫌伤害罪被拘捕。新闻里虽然给了这位妇女以同情（同村还有其他妇女接受采访说受到了那位男青年的骚扰），但还是暗示该妇女不懂法律以致触犯刑律。可是，如果她告那男子性骚扰就能保护自己吗？
荆歌：性骚扰官司打起来，在法庭上，一定是十分热闹有趣。控辩双方针对具体的动作，还有暧昧的语言，唇枪舌剑进行交锋，我想应该是极具观赏性的。如果进行电视实况转播，一定会有压倒性的收视率。
林舟：荆歌你一开始就谈到了此类事件认定的困难。假如说规定身体间的距离，规定哪些言词不能用，规定哪些动作不能有，规定目光不能看哪里，即使偶尔瞥见也不能停留几秒钟，等等，凡是违反规定的就是性骚扰，可是这些规定如何得出来，是件让人费解的事情，莫不是要经过千百次试验和总结？而且“骚扰”虽然看起来像是动词，是行为者发出的，可最终落实在受骚扰者的主观感受上来，这样一来，一方面，就有可能导致只要女性这方面说受到性骚扰了，几乎就是性骚扰了；另一方面，就像你说的，人的个体差异很大，在此可能是饶有趣味或者无伤大雅的男来女往，在彼可能就是不堪忍受的性骚扰了；就像关于性的言词的刺激，对有的人激发了欲望，对另一些人反而是压抑。认定的困难还在于取证。这种总是在一对一的情况下发生的事情，谁来见证？总不能单独与异性相处的时候，总准备着个偷录偷拍的器械在暗中监控吧。
荆歌：性骚扰的问题，要较起真来，确实比其他的法律纠纷难度要大得多。但是，给性骚扰立法，我以为还是有其积极作用的。立了法，许多原本有骚扰癖好的人，就像晓华所说的“有病的人”，他们就会适当收敛。他们能够意识到，自己的行为是违法的，是和强奸一样，要受到司法追究的。而齐红所说的“女人只好学会自我保护，男人只有通过道德自律”，我认为是靠不住的。不管男人女人，对色欲的追求，最有效的制约，还是制度和法律。而对被骚扰方来说，光靠自我保护显然是无力的。如果强奸不算犯罪，那么女人即使穿上贞操内裤，也会被能工巧匠轻易地解开裤头上的锁。
本来我还想请两对评论家伉俪聊一聊“婚内强奸”，在开场白中，我也提出这个问题了。但大家在谈话中并没有去涉及这一话题。我想除了大家对此缺乏兴趣，更主要的原因是，这种情况在恩爱的夫妻中，是根本不存在的。
泛爱的时代（1）
本期嘉宾
车前子
生于六十年代，写诗的诗人。现居北京。
陶文瑜
诗人，生于1963年。出版有诗集《木马骑手》《练习一》等。供职于《苏州》杂志社。
周瓒
女。诗人，学者，1968年生，文学博士，著有《当代文学研究》（合著）、《梦想，或自我观察》，现任职于中国社会科学院文学研究所。
赵霞
女。诗人，七十年代出生于上海。著有诗集《蒙昧中的七朵百合》、《简装一个春天》、《哑》等。现暂居南京，任职于一所高校。
泛爱的时代
荆歌：前些日子，我们与几位评论家和一位小说家聊了一通网恋。在杂志上发表后，有读者给我来信说，我们的这个谈话，有肯定网恋、鼓励网恋，搞乱传统恋爱市场之嫌。在此我不得不作出声明：我们这个对话专栏，与通常严肃认真的学术性对话是有很大不同的，虽然我们并不排斥学术与思想，但有趣、可读、热闹、纷纭、机智，似乎更是我们的特别追求。因此读者诸君关注这个专栏，不妨更多地以娱乐的心态视之，看名家们如何磨牙、饶舌、抖机灵。当然，如果从中得到了什么深刻的启迪，则会让我们感到不胜荣幸之至。
因而这一期我们聊天的口号依然是：就事论事也行，借题发挥也行。欢迎理性的分析，也不排斥偏激之论。幽默调侃插科打诨亦庄亦谐，则更是让人拍手称快的！有话则长，不怕你长；无话则要找话。不提倡“沉默是金”，而推崇“快乐的噜嗦”。
本期邀请到的嘉宾是四位诗人。在我们的印象中，诗人就是敏感、不羁、激情的代名词。而本期所聊的话题，恰恰也更具敏感的特点。
各位嘉宾，让我们开始。
有统计资料表明，性观念越开放的社会，人们的性欲是越弱的。批评家陈晓明先生有一个观点，说我们所处的今天，是一个“泛文学”的时代。他认为文学精神在今天是被严重分散了。影视、新闻，甚至广告，都带上了文学的色彩。而纯文学的严肃、集中、凝聚、纯粹的特点，则不复存在。那么，我们是不是也可以认为，今天是一个“泛爱”的时代。爱也因为了“泛”而变得随意、暧昧、似是而非、鸡零狗碎了呢？
是不是人们已经能够不再从单个的、相对固定的、具体的异性那里寄托和获取爱了呢？好像爱的碎片唾手可得，俯拾皆是。看一场电影，聊一聊天，调一调情，发一个黄色短消息过去，诸如此类，便可将往昔那种凝聚的、炽烈的、一根筋的爱化解了。一日三餐变成了吃零食了吗？
我们可不可以说，性爱观念的开放，性爱信息的芜杂，性爱途径的直接，看上去繁花似锦的性爱世界，更多的是叶公好色——两性交往频繁了，爱的能力却差了。
陶文瑜：这个话题有点“损”，我要赞成了，好像我一直闲着似的；我要不赞成，好像我干了什么似的。其实上了我们这个年纪，有点“不管风吹浪打，胜似闲庭信步”了，社会搞“体制改革了”，我们也跟上时代步伐，跟上去不适应了，觉得还是自己的老一套得心应手。
周瓒：这个话题有点大，确实也有些部分也很敏感。
一个社会的性观念的开放，意味着有一个“去蔽”（例如，用科学观念看待性，驱除落后的性蒙昧）或“解压”（通过各种释放渠道，解除部分人的性压抑）的过程。甚至有研究者相信，如果将社会上存在的卖淫现象合法化，将会大大降低社会上强奸等性暴力犯罪的概率。因为越是压抑的社会，人们的欲望便越会显得强烈。
荆歌：周瓒的话显然更敏感了。事实上，将卖淫合法化，早就有这种呼声，而且理由看来还颇充分。我所记得的理由有三：第一周瓒已经说了；第二，这一块的税可以让国家收起来造福人民。若是暗娼盛行的话，这一块数额巨大的税收，就白白地流失了；第三，可以更有效地防治性病。但我相信，我们社会主义特色的市场经济，卖淫仍然会被定义为丑恶现象。扫黄工作只会加强，不能减弱。
泛爱的时代（2）
赵霞：从封建走到今天谈性色不变，这大概算得上是一种好现象。不难想像，这种新时代的“曙光”一出现即会引去不计其数的飞蛾，其蜂拥之状一定空前绝后。
周瓒：至于说，性观念越是开放的社会，人们的性欲就变得越弱。这里面除了压抑机制得到解除之外，可能的确也包括性爱的“泛化”：人们对性与爱的内涵理解较从前更宽泛了，另外，愉情悦性的花样也越来越多了。像主持人所说的，看电影、聊天、发个黄色短信等等。好比陈教授举文学的例子，说文学被泛化了，“影视、新闻，甚至广告，都带上了文学的色彩。而纯文学的严肃、集中、凝聚、纯粹的特点，则不复存在”。我同意前半句，但要说纯文学的特点将不复存在，这个看法，恕我不认同了。
荆歌：也许是我记错了，曲解了陈教授的意思。
周瓒：如果是这样，我倒觉得，正是有了泛文学的大众文化的兴盛，纯文学才真正值得去开掘和发扬光大呢。也拿这个观点来套咱们的话题吧：虽然，愉情悦性的花样多了，但是，这些花样里大概也有优劣之分吧。不是有句话叫做“好色而不淫”吗？我个人比较赞赏这样的态度。试问，谁不好色？爱美之心人皆有之，在好色方面，男女皆然。好色而不淫，就是试图用相对超然的态度，领略性感和迷人的性。当然，那样是不是会变得性冷淡或性欲减弱呢？呵呵，不知道。
陶文瑜：前几天在饭桌上，老车说两个人眼睛一对，就进入了高潮，他的形象在我面前一下子高大起来。现在想起来，觉得这是一个“诗歌”的说法，不然你在大街头上走着，三五里路，要有多少高潮？也太累人吧。
荆歌：即使是这样，文瑜也不必为老车操心。人与人，就是不一样，这就叫个性差异。但我猜想，老车的意思恐怕不是这样吧。他不是说对了一眼就来高潮，而是说有感觉的人，并不一定非得有身体的接触，只要眼光一对，就会来感觉。
陶文瑜：不管怎么样说，我是不赞成荆歌的观点的，我们来打个简单的比方，由于市政人员管理上的漏洞，黄碟在街头又多了起来，一对夫妻接触以后，就看得如饥似渴，然后，他们会不会因此减少过夫妻生活的次数呢？会不会说今天我们就纸上谈兵吧？我想非但不会李代桃僵，而且会更上一层楼。
车前子：性欲的问题与性观念没有关系，一个是肛门，一个是嘴巴。也就是说一个在下面，一个在上面，只有把它们截然分开，才热闹，才好玩。让肛门去反对嘴巴，或者动员嘴巴去反对肛门。性观念是可以进修的，你很快就能拿到毕业证，而性欲却是天赋，你有多大的性能力才有多强的性欲。这个时代的衰落不在于经济、政治、书报杂志、广播喇叭的疲软，而在于具有这种天赋的人越来越少，以至到最后性欲会成为一个职业，像现在的小说家、编辑是一个职业，职业小说家、职业编辑，到时候有职业做爱人、职业做爱家、职业做爱者、职业做爱分子。与现在的知识分子差不多。现在是后业余知识分子的年头，也就是前专业做爱分子的假期。我想我是看得到的，那人递我一张名片，上面印着“中国做爱协会江苏分会理事／驻会做爱人”，或者在什么会议上听主持人介绍，“这是我国著名的做爱分子”。
荆歌：老车是什么职称？名片上又有哪些头衔？
车前子：所以我们没有前途，趁着后业余知识分子的年头前职业做爱分子的假期还没有结束，“泛”一把做“爱”是可能的，也是“知之者不如好之者，好之者不如乐之者（《论语·雍也篇第六》）”的，尽管有点“子食于有丧者之侧，未尝饱也（《论语·述而篇第七》）”。随意、暧昧、似是而非、鸡零狗碎，这没什么不好，如果是爱的话，如果这就是因为“泛”而做“爱”的话，那就更好了。爱当然有崇高性，崇高性就崇高在其中有不可摧毁的贬低性，崇高性就是贬低性，也就是贬高性和崇低性，在爱这个问题上，崇低性是我们没有解决的问题，声音太大了，所以调子要低一点，低一点，再低一点。
陶文瑜：老车的话要想一想，这样恰到好处地用文言文，而且把孔子都抬出来替你说话，对我是震慑的，做爱分子这个想法有创意，可能归在体育类里比较合适，因为多少是有一点“更高，更快，更强”的意思的，可能还是一个群众性项目，不行，太乱了，老车你太有想像力了。
荆歌：老车的意思是不是与诗坛上著