按键盘上方向键 ← 或 → 可快速上下翻页，按键盘上的 Enter 键可回到本书目录页，按键盘上方向键 ↑ 可回到本页顶部！
————未阅读完？加入书签已便下次继续阅读！
接着说我答记者问的情形。我说回到公寓后，大门早已经锁了，我们摇了几下铁栅门，管理员范叔吼道，深更半夜的，不开门！老繁说，是我们，老繁，还有小门。一会，范叔穿着大裤衩出来了，先像猎犬吸了几下鼻子，然后又像爸爸说儿子，你们又喝酒了？我们说有些无聊，就喝酒了。范叔说，你们再这样我不开门。范叔还是给我们开了门，小门丢给他两包烟，然后我们上楼了。我们和范叔的关系不是一般的好，他还有一个儿子，老婆也没有工作……
女记者打断说：“请切入正题，不要那么罗嗦。”
“你什么态度？再这个样子我们不说。” 奶油不耐烦。
“不是看你长得漂亮，都懒得理你。”老繁不屑。
“就你话多屁多！” 小门恶声恶气。
“想不到猪的脾气这么大。” 女记者颇不满。
我说回到宿舍后，大家都很兴奋，睡不着，老繁对那个女生的*身材还念念不忘，琢磨她的话到底是什么意思……
女记者不长记性，又插话问：“怎么又钻出个*女生？你说话有点层次好不好？”
其他记者说：“不要打断他，对猪要求不要那么严格嘛。”
我没有计较他们，继续说我的。我说我们开始联机玩游戏，玩了一夜，天亮了，我有些困，先睡了，他们三个继续玩。睡了一觉后，我被他们的喊叫声吵醒，睁开眼睛一看，恍惚看到三只猪坐在电脑前。我连忙揉了揉眼睛，发现三只猪用蹄子正熟练地敲着键盘，那些喊叫声就是从他们嘴里传出来的，说的都是人话，听声音正是老繁奶油小门！我吓坏了，连忙从床上坐起来，吃惊地说：“你们怎么都变成了猪？”他们回头看了我一眼，一下子从椅子上弹起来，也失声叫道：“床上怎么有猪啊？”然后慌乱地抄起家伙，随时准备向我扔过来——老繁抄的是热水瓶，小门拿的是水果刀，奶油把键盘竖在胸前，像盾牌一样。一阵鸡飞狗跳后，我们总算安静下来，面面相觑良久，然后不死心地试探问讯，最后不得不明白：我们已经不可挽回地全变成了猪……
女记者问：“你们变成猪害怕吗？”
我说我们一夜没休息，有些麻木，也比较迟钝，不晓得害怕，也没有精力害怕。我们发了一阵呆，在镜子里看了看变成猪后的尊容，一致觉得没有想象中的那么可怕，但总地来说还是有些失落。老繁说，变成猪也好，做了这多年的人类，大家也深知做人的弊端，没什么意思。变猪后，就不用上那些腐朽的课程，也不用天天学外国的鸟语，就算找不到工作，别人也不会瞧不起我们。听老繁如此解释，我们频频点头，几年来，上课、学外语、找工作成了压在我们头上的三座大山，现在突然变成了猪，想必猪把外语学好了也没什么用，除非把我们出口；至于那些腐朽的课程，他奶奶的简直都可以开辟考古学新领域。于是大家坦然接受了这个事实。
我继续答记者问。我说我们也不知道为什么会变成猪；变成猪后，也没什么想法，就是不知道以后找工作难不难……
女记者嘲笑说：“就你们这幅尊容，还是死了这份心吧。”
老繁怒火中烧，将两只猪蹄拍案而起，把面前的矿泉水震得老高。老繁说道：“他妈的，老子找不到工作，就赖在你家大吃大喝。”
女记者吓得直伸舌头，作顽皮可爱状。
我说我们变成猪之前，也没有什么征兆，就是小门有一次说他想养一只宠物猪，不知这个算不算？至于我们的父母是不是近亲结婚，我可以肯定地告诉大家，即使回溯到石器时代，他们也找不出一点血缘关系，如果再往上回溯，我就不敢肯定了。至于我们祖上有没有人变成猪，我同样可以很肯定地告诉大家，我家祖上没有，但不知他们三个的祖上有没有？
老繁和奶油同声说：“我家祖上也绝对没有！”
小门说：“我对家族史不是很了解，不过我可以打电话问我爸爸。”
众记者说：“算了，不用问了，你们继续说。”
我说至于人类学家社会学家教育学家对这事持何种看法，那是你们记者的事，如果你们问出结果，不妨告诉我们一声，我们也很想知道。
说到这里，众记者纷纷点头表示没问题，并一致表扬我口才好，不怯场，风度比人差不了多少，这对一头猪来说，实在是不容易。
这天答记者问时，众记者还反复问我们变成猪的确切时间，但我们守口如瓶，没有走漏一点风声。关于我们变成猪的确切时间，我记得很清楚，只是不想说出来。记者把这件事写进报纸，那是没有办法的事情，我担心地是，人类把这件怪异的事写进历史，这样一来，我们的名字就会流传千年，甚至万年，如果人类那时还没有灭亡的话。当然，也有可能那时的思潮发生了变化，疯狂的人类不再觉得人变猪是怪事丑事，甚至是时尚的事，大家都争着做变猪手术，我们作为这种活动的始作俑者，说不定会被他们顶礼膜拜——虽然我们是纯天然变成猪，而不是做手术变的。但我们天生低调，对名垂青史的勾当一点兴趣都没有。此外，以我对人类的了解，若干年后，一些人觉得没什么好研究了，就把我们拿出来考古，将国家的经费骗到手后，再草率地结论几下。不管得出什么结论，我不想人类在我们死了那么多年后，还在背后嚼舌根，更不想被他们无聊利用，让国家受损失。我们曾经是人类，对人类的很多习性比较熟悉，按照人类的思维方式，某个事件一旦年月日时分秒都记载得清清楚楚，那一定是历史，例如神舟飞船上天，某个大人物去世；而某个事件将发生的日期模糊掉，大家最多只说那是野史，充其量在“志异”“笔记”里记载几句，大家看了也不会当真。当我们的事情变成了“野史”，人类想在我们身上打主意就没辙了。
以上是我的一点小认识，想必大家已经看出，猪也具有一定的智慧。当然，这点小智慧还不足以让人类对我类刮目相看，肃然起敬，但我已经心满意足，别无他求，毕竟我是从人类变过来的，知道人类有多厉害，有多骄傲。在这世上，没有事情他们不敢做，没有东西他们不敢吃，没有动物他们不敢杀，我们猪是永远厉害不过他们，骄傲不过他们了。我们猪生活条件好的，充其量吃点五谷杂粮，能做的事情也只是睡觉闲逛，如果非要说有什么奢靡之处，那就是在发情季节过上一阵子性生活，但这和人类花样繁多欲望泛滥的性生活比起来，完全不可同日而语。虽然我们的生活已经很低调很绿色很环保，但人类还是不肯放过我们，除了要吃我们的肉，还要鄙视我们肥胖蠢笨，连马戏团都不屑要我们参加活动。被人类吃肉，这是我们的宿命，因为我们没有他们聪明强大；被人类鄙视，这还是我们的宿命，因为我们没有话语权，没有他们强势，我们要是说“你笨得像个人”，那肯定会被人类笑死。我做人类二十余年，做猪才几天，按说我做人类比做猪的时间长得多，对做猪的感情不应该那么深厚，说话做事应该站在人类的立场去考虑，至少要多偏向人类一些。但按照我变成猪后的朴素观点，既然我现在成为了一头猪，那还是一心一意把猪做好，不要三心二意脚踏两只船。而事实上，自从我们变成猪后，人类再也没有把我们当人看，开始我还有点气愤，后来也就释然了。 txt小说上传分享
（3）
当我没有变成猪，还是人类的时候，稍加留神就考上了大学。本来我一点都不想留神，但我实在不愿看到我父亲的嘴脸，如果把他脸上的那些部件再看上半年，我肯定拿刀把自己给抹了，但天下之大，却没有我容身的地方，想想也实在是可怜，连只兔子都不如。在这样的境况下，我于是发奋了一阵，这一发奋不打紧，我连滚带爬就考上了大学。
开学那天，我坐十几个小时的火车来到这个城市，总地来说，这个城市还不错，空气没有我老家小山城的新鲜，但还不至于让人不能忍受；名胜古迹没有画报电视上的壮观，但远远地看去，也有些*魅力；让人欣慰地是，街上美女众多，一群群如过江之鲫，都很风情万种的样子，让人不知看哪个才好，这是我老家山城那些土妹子所不能比拟的。我老家的妹子们风情起来总是不得要领，拿接吻来说，上中学时，我看别人都搞初恋，也跟着不知所云搞了一回，结果第一次接吻，我嘴巴被咬成了唐老鸭，三天都不能说话。很显然，和这个城市的美女接吻，我嘴巴肯定会完好如初，当然，我也深知，想和这些美女把嘴巴对接成功，我必须得有足够多的钱，或者是长得有足够多的帅。除此之外，一个街心广场割草坪时，青草的清香让我一度对这个城市产生了片刻的亲切，但亲切过后，我突然难受极了，大失所望极了。
我没有立即去学校报到。开学已经几天，我天天在学校门口转悠，转无聊了，便到校园里转；转累乏了，便坐在操场上看新生军训。看到漂亮女生，就希望她和我一个班；不是一个班，和我一个系也可以；不是我系的，肯定是我们学校的，这点不用怀疑。看到那些学生兵蛋子在烈日下炙烤，锻炼着意志，劳累着筋骨，饥饿着体肤，我感到由衷的快活。
我之所以不去报到，说白了，我根本就不想上学，哪怕是大学，因为我听到读书就头疼，看到老师就厌烦，当然，老师看到我更厌烦。我有众多事例可以说明老师看到我有多厌烦。上小学一年级，语文老师把我的桌子凳子摔出教室，要我到别的班去，说我在他班上，他估计活不了几天。他和我家同住一个院子，想必对我儿时的劣行有所了解。开始看到他我还很高兴，以为他要给班长我当，谁知他竟然这样对我。以后只要我心情不好，或者心情很好，我都要砸他家玻璃，蹂躏他儿子。我上大学回家过暑假时，几次碰到了语文老师，那时他已经退休，每天早上起来打太极拳，练乌龟功，晚上还和老太太们跳交谊舞，运气好的话，还能搂着中年妇女跳上一阵。碰到我后，语文老师先疑惑冲天地问道，你怎么就考上了大学呢？我当然不屑回答他的问话，哼哈了两下。语文老师又热情地说，不管你用什么手段考上大学，都属于有出息的范畴。既然语文老师夸我“有出息”，我也不便对他过于表示仇视，我赞美他蹶着屁股练乌龟功的样子真*，别说老太太看了心旌动摇，就是少妇看了，也会心中泛涟漪。语文老师高兴得直咧嘴，说我越来越懂事，越来越会说话了。但他不等我走远，便和老太太们嘀咕，说幸亏那时把我赶到别班去，否则他不会过上今天的幸福生活。
小学三年级，音乐老师把我的课本撕得粉碎，然后像天女散花一样，把碎纸片洒得纷纷扬扬，动作柔媚至极。音乐老师四十多岁，生得细皮嫩肉，白白净净，说话细声细气，唱歌如泣如诉，天然演旦角的料，在他的教导下，我们把进行曲狂想曲也能唱得凄婉动人，哀怨回肠，更别说“白毛女”“松花江”之类，铁打的心肠也能被我们唱溶化。县教育局长的父亲去世时，音乐老师和我们全班应邀前去哭灵，音乐老师比自己的父亲去世哭得还要动容，多次晕倒在灵堂前。死去的老太爷硬是被我们哭唱得流出了一行浊泪，大家都说教育局长的孝心感动了上苍，但也有钻牛角尖地说那是因为尸体停放时间过长，变腐流出的水而已。不管哪种说法，我们的哭灵给葬礼增色不少那是事实。我们一直以为音乐老师是女的，那天我和他在厕所里不幸邂逅，着实受了不小的惊吓，我大呼小叫跑回教室，告诉全班这个骇人的发现，同学们震惊了，全体男生来到了厕所，女生则在外面等着。音乐老师还在大解，我们装模作样小解，偷偷打量他，发现他除了屁股又白又亮外，还发现他的 确是个男的，并没走错厕所。小解完后，我们索性围着他参观起来，音乐老师生气地赶我们快走，但我们不仅不走，还在那里交头接耳，做鬼脸。音乐老师从兜里掏出一张巴掌大的手纸，上面密密麻麻写满了铅笔字，一看就知道是从低年级学生练习本上撕下来的，音乐老师先把手纸反复搓揉，手纸变软后他开始擦屁股，经过多次对折，手纸变成了拇指大小的一个纸团。音乐老师直起身，一手拎着裤子，一手竖起兰花指，将纸团奋力弹出，纸团划出一道眩目的白光，以两倍的音速向我脑袋笔直射来，正中我脑门心，打得满眼金星直冒。我用手把脑门心擦了一整天，在水龙头底下冲洗了无数次，其实什么都没有，心理作怪罢了。就这样，我和音乐老师结下了梁子，他敢在我头上扔屎，我就敢在他的课堂上捣乱。这天我把音乐课本故意高高抛起，然后和周围同学像逮麻雀一样，在半空中抢课本，如此十几趟，音乐老师终于把我的课本撕了，为了表达他的愤怒强度，他把我的课本撕了整整三十分钟，每一片都撕成指甲盖大小。他说撕我课本，是因为他的忍耐已经到了极限。对于他的愤怒，我表示一定程度的理解，现在回头看我那时的表现，如果我是音乐老师，我会把我的人撕成粉碎，并顺便加工成肉馅。现在人们都提倡感恩，所以我要对音乐老师感恩，他那时要是把我撕成粉碎，我此时就不会在这里发神经，胡言乱语写什么小说。
上小学四年级时，班主任是我哥，他每次上课第一件事不是喊“上课，同学们好”，而是直接喊我的名字，然后叫我站出来，向他低头认罪，直到上课结束。我哥这是典型的公报私仇，因为在家时，他被我折腾得像从疯人院放出来的，我经常把捉到的老鼠蛇壁虎蝙蝠蚯蚓癞蛤蟆弄死后，放在一些他触手可及又出其不意的地方，例如抽屉衣兜书柜鞋子或者枕头下。我平时一点都不怕他，但进入教室后，仿佛里面有一个巨大的磁场，让我就乖顺得像绵羊，我哥叫我低头，我就低头；叫我认罪，我就认罪；有时他忘了叫我站出来，我还奴颜卑膝地提醒他。此外每周一次的班会也成了我的批斗会，我哥动员全班学生积极发言，数列我的罪状，放学了还继续批斗，直到把批判活动搞得有声有色意义深远为止。一次我上美术课打了个喷嚏，被同学揭发后，全班开了两次班会批斗才告一段落，把我弄得痛不欲生死去活来。当然，这事也不能全怪我哥下手毒辣，本来我要打喷嚏不以人的意志为转移，但我在喷嚏打出的一刹那，故意把声响弄得惊天动地，严重影响课堂秩序。虽然他是我哥，但我觉得他比老师还坏，所以一直以来，我从不喊他哥，而是喊他老师，他居然没有发现我是在嘲讽他。
五年级时，数学老师要学生带工具到学校搞劳动，我说我家没工具，结果第二天我又带了工具。劳动时，我干得满头大汗；休息时，数学老师向我招手，我以为他要表扬我，兴冲冲跑过去，他一把拎着我的耳朵，在我头上使劲地凿了几下。我那时头皮不甚结实，起了满头的包，搞得像如来佛——数学老师给我定的罪是不诚实。这事搁谁头上都会产生一些仇恨，晚上我用报纸包了一坨牛粪，甩进了他家的窗户。报复完毕后，我心情大畅，添油加醋把壮举告诉了几个小伙伴，但这些小伙伴天生是当汉奸的材料，连夜向数学老师告了密。数学老师正在家里暴跳如雷，知道是我干的后，扬言要把我塞到茅坑里淹死，不淹死也行，但起码每天要扇五十个耳光，方能解他心头之恨。按照我那时候的纯良想法，杀人抵命，做坏事就要受惩罚，所以数学老师要把我淹死，也不是说完全不能接受，但要把我塞到茅坑里淹死，那我就有些意见。我有个小伙伴在小城郊区玩耍时，不慎掉进了农民的蓄粪池，捞起来时已经没气了，浑身臭气熏天，耳朵嘴巴里还有蛆爬出爬进，一幅为革命辛勤忙碌的样子，许多人看了后呕吐不止，我也吐了三个小时，两天没能吃下饭。我虽然不是乖孩子，但还不至于坏到因为我的死让人不吃饭。说到扇耳光，我就更不能接受，别说每天扇五十个，就是五个，我也会彻底熄火，班上有个男生被数学老师只扇了一下，三颗牙齿就没有了，世界上最厉害的牙医估计也没有他技能过硬，他要是每天扇我五十下，那小命肯定扇没了，与其被活活打死，倒不如直接丢河里淹死算了。综合以上种种顾虑，我好几个月都不敢上学，小学生涯戛然而止。
历经这些老师的摧残，我再也不好意思去喜欢老师，讨厌上学也就正常；当然，老师经过我的摧残，想喜欢我也不可能，关于这一点我有自知之明。到了上中学，要不是我父亲每天拿着一把五股钢叉逼我去学校，我早辍学逍遥去了。也亏他耐力好，意志力强，居然拿着钢叉风雨无阻陪了我几年，一看到我有反抗的苗头，他就在一块石头上磨钢叉，等我中学毕业后，那把钢叉只剩下五根细针了，几乎可以做针灸用，这说明我曾经有过多次暴动的迹象。
我的中学老师倒没有拿钢叉逼我，他们一直为用什么词语给我定位伤透脑筋，他们先后给我定位过不良少年、问题学生、差生、调皮鬼、小流氓、社会残渣、人类余孽，但这些词语都不足以恰如其分入木三分将我定死。开始老师们称我“不良少年”，但他们随后发现我还有一点爱心，一次给“希望工程”捐了二十元的早点钱，还有一次扶老奶奶过了马路，更有一次把一个没有修炼成型的小混混打跑了。老师们探讨了一阵，决定给我有条件地*，把我升格为“差生”。我被定位成“差生”的日子最长，历时四年，在这几年里，我有几次像癫痫病发作一样，突然把成绩窜到年级前三十名（我们年级几百人，这样的发作平均一年一次），正当老师们欢欣鼓舞，准备给我正常身份待遇时，我又回归传统，让成绩在后三十名中闲庭信步。我的上窜下跳让老师们痛不欲生，他们也因此对我展开了旷日持久的“定位战”，经常吵得面红耳赤。一天清晨，某女老师一到办公室就大声嚷道：“我昨晚兴奋得一夜没睡。”马上男老师女老师都不怀好意地问：“是不是老公把�