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东方不亮西方亮。在学校处处碰壁的朱海军，在网络世界里将自己的潜能发挥到了极致。留学的路被堵死后，俞敏洪创办了为出国留学生培训英语、名播中外的新东方学校。
一位社会学专家分析估计，中国加入世界贸易组织后，目前很多被压抑的人才，将有更多的人会向有利于自己发展的行业、部门“跳槽”。而且，社会将会给“跳槽”者提供更宽松的环境和更多的选择机会。
有人估计，近几年毕业的大学生，有50％的人改了行。深圳的年轻人，平均不到一年就要跳一次槽。
随着社会分工的细化、知识更新的加快以及学校学的知识在一生中派用场的比例大幅度下降、职业人士再学习和培训的机会增加，原来特别看重的个人专业背景正在淡化，其限制已经不像过去那样严格。越来越多的用人单位更看重的是人的综合素质，因此年轻白领择业极少受到专业行业的局限，他们能在更大的范围内选择自己的职业。
这种变化，也许可从一份“IT公司招聘员工最看重什么”的调查中窥见一斑：
一、绝顶聪明；二、迅速应变能力；三、敢于冒险，但绝不孤注一掷；四、渴望成功；五、富于幻想、六、适于团队工作。
从列出的这些条件可以看出，学历和专业已经退到了“二线”。
如今在我们身边，做记者的，也许是学金融的；做房地产的，也许是学中文的；做营销的，也许是学哲学的；做餐饮的，也许是学经济的……，开放的社会，给人们提供了开放性和多样性的选择机会。
其实，跳槽就是跳龙门，跳的越高，见的东西就越广阔。爱一行专一行固然是社会的需要，一专多能更是社会对人才的要求。已有越来越多的年轻人，正在努力地将自己打造成复合型人才。
第八章 水往低处流
认识王勇
认识王勇，是在中央电视台的一间演播室。
那天晚上，倪萍主持“聊天”节目，与倪萍聊天的是一位名叫段云松的年轻人。没考上大学的段云松，做过王府饭店的门童，小饭馆的老板，后来又开过红遍京城的“忆苦思甜
大杂院”，如今是五福茶艺馆的老板。
我是被邀请去当观众的。我的旁边坐着北京广播学院的大学生们。
倪萍与段云松聊完后说，今天我们还请来了另外一位年轻人，他叫王勇，王勇的经历跟段云松有点不一样，他是大学生。
说到这里，倪萍将头扭向观众席笑着问：“你们知道北京小王府吗？很火的！他就是那里的老板。”
王勇与我隔着两排也坐在观众席上，他穿着橘黄色的套头衫，听见倪萍在介绍他，他站起来欠了欠身子神情有点拘谨。接着，有人将话茼递给了他，他拿着话茼发了一通言，说了些什么我没记住，可有一句话却让我印象深刻，他说：“人生苦短，应该去干自己喜欢干的、愿意干的事情”。
节目录完后，我们交换了名片。王勇的名片很独特，上面画着一幅建外大街至光华路的地形图，在地形图囊括的区域里，有使馆区，有外交公寓，有友谊商店，有闻名中外的秀水街，有高级白领出入的国贸大厦、嘉里中心、丽晶花园，还有京伦饭店、建国门饭店、汉威大厦。北京小王府的几家店就分布在这个区域里。
我和王勇的第二次见面是在一个月以后。
那天，我们约好在光华路的小王府见面。
当时我想，小王府名满京城，门面一定很气派，可是坐着车将光华路找了个遍，也没找着。只好停车打听，才知道小王府在光华路背街的一条小胡同里。
那是一条很幽静的小胡同，虽然距光华路不过百余米，却没有了那里的喧嚣与嘈杂。小王府是一溜平房连着东头一座二层的小楼，粉白的墙，朴实淡雅的窗帘，门口还有几颗歪脖子树，很像居家过日子的房舍。
走进前厅，迎面的墙上挂着一个不大的镜框，是一群身穿救生衣的年轻人勾肩搭背站在海边的照片，照片上的王勇笑嘻嘻的，在他们身后是一片蔚蓝的大海。
餐厅的布置朴实、温馨、亲切。难怪那些出入高级写字楼的白领，那些远离家乡故土的外国人都愿意到这里来。在这里，他们能找到一种回家的感觉。
与餐厅连着的一间平房，是王勇的办公室兼会客室，新颖别致的壁挂、造型独特的灯具、摆列整齐的书柜给人以居室的感觉。在房间的一角，临着胡同的一面，是落地的玻璃窗，一圈古朴典雅的沙发围成了一个小天地，坐在那里，可以看到胡同里的风景。
那天下午，我就一直坐在那里，听王勇讲述他的故事。
从此将踏上一条不归路
交上辞职书后，我知道从此将踏上一条不归路。
我是87年从中国人民大学毕业的，学的是外贸专业。
那时，还是国家包分配，我被分配到一家大型国有企业，先是做技术翻译，后又去了合同处。
那是一份很安逸的、令很多人羡慕的工作。可是没多久，我就很苦恼，因为在那里，我看不到自己的发展，看不到自己的前途，在大型国有企业，一切都要论资排辈，还有许多说不清道不明的裙带关系决定着一个人的命运。我苦恼还因为，我的建议和想法在那里得不到采纳，甚至得不到尊重。人们仍习惯于按传统的思维模式思考问题、作出判断，仍习惯于在旧有的轨道上行走，不敢、也不愿偏离哪怕一点点。
这样的环境让我感到很压抑，也让我很不甘心，我不甘心自己的热情被一点点地吞噬，也不甘心自己的个性和斗志被一点点地被磨灭。如果没有了热情、没有了斗志、没有了个性，我将不是我自己。
苦恼归苦恼，但是真要作出抉择还是要下很大决心的。因为生活在体制中，它会给人一种安全感，虽然这种安全感的获得是要付出代价的。但是如果脱离了体制，也许会象一叶难以找到岸的浮萍，每天生活在一种不安全的恐惧中。这也是许多渴望自由、渴望拥有自己一片蓝天的人不敢跨出体制门槛的原因。
在犹豫不决中过了3年后，我终于下决心离开，因为如果再耗下去，我可能就会失去离开的决心和重新开始的信心。
那天，我拿着辞职申请走进领导办公室。看完我的辞职申请，领导吃惊地看着我说：“你可要想好了，开弓没有回头箭，你要明白这一点。”
我很坚定地点点头说：“想好了。”
我的辞职申请被批准了。我的同事们不理解我为什么要这么做，为什么干得好好的要走，而且一下就将自己打到了最底层：一个没有单位，没有固定工资，没有任何保障的待业青年。
那天离开办公楼的情景，如今仍历历在目。
下着小雨，我推着自行车，自行车后架上夹着书和日常生活用品，在同事们惋惜不解的目光中，我一步一步离开了那座工作了3年的办公楼。迈着沉重的脚步，我一次次地回头张望，我知道，从此后我将踏上一条不归路。
不久，我去了一家在北京的英国公司。这家英国公司是做飞机配件生意的，在全球许多国家都设有分公司，我进了销售部。
上班的第二天，公司负责人将我喊到他的办公室，将两盒印有我名字的名片和一张飞机票交给我说：“公司派你去上海开辟市场，你明天就走。”
我一下就蒙了，没想到刚上班，就给了我这么一个艰巨的任务，而且公司头儿说：“你什么时候把上海市场打开了，什么时候回来。”这其实是给我下了军令状，我没有退路，也不可能讨价还价。
第二天，我提着行李，拿着飞机票，忐忑不安地登上了去上海的飞机。
这是我第一次坐飞机，也是第一次去上海。当飞机缓缓降落在虹桥机场时，我知道自己将要独自面对眼前这个陌生的环境，将要独自在这里打出一片天下。
人就是这样，当知道自己没有退路，没有任何外援时，反而会激发出连自己都难以相信的能量。在上海的那两年，是很辛苦的两年，也是收获颇丰的两年，我单枪匹马地终于为公司打出了一片天地。
后来回想起来，觉得在那两年学到东西，比我在国企呆3年学的东西多得多。在国企，我是戴着游泳圈学游泳，身边还有教练陪着，不管浪有多高，风有多大，只要我不脱离游泳圈，就能安然无恙。可是在外企，不管你会不会游泳，“扑腾”先将你丢进水里，任你挣扎，任你呛水，没有本事游上来就会溺死，这时，求生的本能会让你拼命地伸胳膊蹬腿，游着游着也许就到了岸边。
当然，溺死的人也不少。没被溺死的，就真能干成点事儿。这也是一些年轻人愿意去外企工作的原因。因为，在外企得到的培训和学到的经验，是目前国内任何一家企业都不可能有的。
从上海回来后我又跳槽去了一家在北京的美国公司，也是做飞机配件生意的。不久，我就坐上了大班位置。
公司办公地点在建国门外的赛特。北京人没有不知道赛特的，知道赛特的北京人，只知道那是一家有钱人出入的高档商场，却不知道商场上面的写字楼藏龙卧虎，有着多家在全球都响当当的大牌公司。
每天，工作累了，我就会俯身在窗前，看马路上穿流不息、象甲壳虫一样的车辆，看象蚁蝼一样蠕动的人流。有时看着看着，我会突然莫名其妙地发呆，会有一种空落落的感觉。虽然我在这家公司已经干到了大班，只要继续努力，职务还会升迁。但是干得再好，这里也不属于我，我永远只是一个打工者。这个舞台是别人的，在这个舞台上，我只是一个匆匆的过客。
每每想到这里，我就会怅然若失，情绪低落。
我常常不明白自己为什么这么不知足。当年我走出那座国企的办公楼时，许多人为我惋惜，可是几年后，那些为我惋惜的人，见我出入高级写字楼，拿着比他们高几倍的工资，见了我都面露羡慕之情，说我走对了。比起他们，我还有什么不满足的？我一次次地反躬自问。
后来我终于明白了，我之所以会义无反顾地走出国企，之所以拿着高薪、坐在了大班的位置仍不满足，是因为在我的内心深处，有一种不时躁动着的渴望，我渴望拥有一片属于自己的蓝天。
对于我来说，这种渴望不是成年以后才有的，它早在我14岁那年就已深深地埋进了心里。
我还记得那是一个凉爽的凌晨，父亲拿着北京市八中的录取通知书，领着我坐上了开往市内的公共汽车。在那之前，我一直生活在北京近郊的顺义农村，不但没进过北京城，连县城也没去过。
我是在6岁那年跟母亲和姐姐从四川农村来北京的。那时，父亲的部队在顺义，母亲、姐姐和我就入了当地的农村户口。虽然顺义属北京市管辖，可是14岁之前，我从没进过城，在我的世界里，只有低矮的农舍、四季变化的田野、满地乱跑的鸡鸭，还有跟我一样穿着土不拉叽衣服、顶着一头乱发的乡下野小子。
车进城时，天已大亮。一辆洒水车唱着好听的音乐从我们身边开过，父亲拉着我的手向学校走去。
宽阔的街道上，各种小轿车穿流不息地开过，一座座造型别致的高楼耸入云端，穿戴时髦的男男女女从身边擦肩而过，生意人的吆喝声此起彼伏……我睁着激动兴奋的眼睛，看着在我面前徐徐展开的这个新的世界。这一切对我的冲击力太大了，它不但使我看到了一个从未看到过的世界，而且它还激发了我的“野心”，我在心里暗暗地说，将来，这个世界里应该有我，应该有一片属于我的空间。
可是，哪里才是属于我的一片天空呢？
有很长一段时间，我很苦恼，也很迷茫，我想干一点事，却又找不到方向，不知道该干什么。当时社会上，各种名目的公司雨后春笋般地冒出来，有的人什么都没有，租间房子，挂个牌子，摇身一变，便成了某某公司经理。有的人前一天还是个穷小子，第二天便腰间别着大哥大，到处散发印着某某公司经理头衔的名片。
我不愿为了一种虚荣做自欺欺人的事，更不愿为了一个本不存在的幻觉浪费我的精力和心智，我要的是一片实实在在的天空，在那片天空里，我能随心所欲地飞翔，能随心所欲地描绘心中的图画。
其实我的心里一直有一片天空，只是我没有足够的财力去拥有它。这片天空就是开饭馆。很小的时候，我就有这个梦想，也许是小时候嘴馋贪吃，也许是当时家里太穷，很少有一顿好饭菜。总之，小的时候我就梦想开饭馆，不是将饭馆开在顺义，而是开到北京城里，不是一家，是许多家。
要想拥有这片天空，我只能从起点干起。那个干什么的老问题，转了一圈又回到了面前。
有一天，我仍象往常一样站在窗前胡思乱想。我的目光不经意地落在楼下那片自行车停车场上，我看见不断有人推着自行车过来，又不断有人推着自行车离去。我突然冒出一个想法：何不将那片场地租下来，自已干。
马上，我又为自己这个大胆而又荒唐的念头好笑，怎么也不能放着大班的位置不坐去看自行车呀。可是想法一旦冒出来了，想赶也赶不走。那段日子，我常站在窗前看着那片自行车场地发愣。
为什么不能呢？赛特生意兴隆，有物流就有人流，有人流就有财流。可是那片自行车停车场的财流又在哪里呢？光靠存放自行车肯定不行，存放一辆车当时才5分钱。我开始冥思苦想，想琢磨出个赚钱的门道。
有一天，我突发灵感，赛特周围分布着各国使馆，高级写字楼，高档宾馆，是外国人出入最多的地方，外国人到中国来看什么，不就是看民情民俗民风吗？而北京的民情民俗民风主要集中在胡同里，集中在胡同里的四合院。外地人一提起四合院，就会想起北京城，就如同看到窑洞就会想起陕北，看见蒙古包就会想到蒙古一样。北京是由一条条纵横交错的胡同构成的，一条条胡同又是由一座座灰墙黑瓦的四合院连起来形成的。
要去胡同里看风景，最好的交通工具是什么？不是四个轮子的汽车，而是两个轮子、脚一点地就能站住的自行车。
大街上浩浩荡荡的自行车车流本身就是中国的一景，世界上没有哪个国家有中国这么庞大的自行车族。而且，外国游客若骑自行车逛北京城，汇入车流人流中时，会有一种融入其中的感觉，远比坐在出租车或公共汽车里隔着距离观望感觉要好得多。
我为自己的奇思妙想激动不已。有人说，一个人的天赋会让他成为幻想家，一个人的知识积淀会让他成为哲学家。其实，目标往往产生于幻想，但是，只有知识和能力才能帮助人实现幻想的目标。
当我找到自行车停车场的主人，提出想租这片场地时，对方吃惊地睁大了眼睛，因为他认识我，知道我是那家美国公司的大班，开始他以为我是开玩笑，哪有放着白领不做，要做一个遭人白眼的看自行车的。后来见我是认真的，才跟我签下了合同。
拿到了合同，第二天，我就向公司提出了辞职。听说我要辞职，同事们以为我是找到了一份更好的工作要跳槽，后来知道我是去楼下看自行车，他们惊愕的表情不亚于听说一个人要跳楼，他们看我的眼神怪怪的，他们一定以为我脑子出毛病了。
水往低处流是为积水成渊
水往低处流是为积水成渊，所以我才一次又一次地将自己打到最底层。
第一天的经历让我终生难忘。
早上7点钟不到，我就斜背着一个黑色的包站在空旷的停车场，等着前来存车的顾客。
我的第一个顾客是一位年轻人。他锁上车后，从口袋里掏出一枚5分的硬币。我的表情一定很难堪，我的手有点哆嗦，那枚5分的硬币象炭火一样落在我的手心里。我将它匆匆地放进了黑包里。
不一会儿，在写字楼上班的人陆陆续续的来了，他们有许多人是骑自行车来的，其中，就有我原来的同事。
那是一种特别令人难堪的场面：同事推着自行车过来了，我迎上去将他们的自行车摆放好，然后他们给我5分钱。不但我难堪，我的同事也觉得难堪，他们有的人甚至低着头不敢正眼看我，匆匆地将5分钱塞进我手里转身就走了。有的人虽然故意装着轻松跟我点头打招呼，却是一脸的尴尬。因为昨天我们还是同事，我们还坐在同一间办公室里，有的人甚至是我的部下。
那一天，是我的自尊心备感痛苦的一天，也是我的灵魂备受折磨的一天。当夕阳落尽，看同事们推着自行车渐渐消失在暮霭中，当夜色深重，我送走了最后一位顾客，我对自己说：“有了今天的经历，你还有什么干不了的呢？不是别人将你赶到这个位置上来的，是你自己选择的，既然是自己选择的，就要对自己的选择负责，就要对自己的选择有信心。”
超越了自尊和虚荣，我有一种获得了新生的感觉。
第二天，我将全部积蓄拿出来买了80辆崭新的自行车，有普通车，也有山地车，并在停车场挂上了“北京王师傅租赁自行车店”的横幅，广告词是——“自行车是你在北京最理想的交通工具”。
一些进赛特的外国人很好奇地走过来，他们看看自行车，看看我，很兴奋。我很快就与他们交谈起来，他们说骑自行车游北京城太棒了，想去哪儿就去哪儿。他们说来北京就是想看看那些胡同和四合院，就是想看看北京人真实的生活。
我的“王师傅自行车租赁店”在北京城里是第一家。
当天我就租出去了20多辆车。一辆自行车一天的租金是20元，普通车和山地车的押金分别是400元和800元。花20块钱就能租辆自行车，想逛哪儿就逛哪儿，很受外国游客的欢迎。
王师傅自行车租赁店一传十，十传百，传到了很多外国人的耳里。一些外国游客到了北京就直奔我的店，租辆自行车就自己逛北京城去了。80辆自行车常常不到一个小时便租完了，后来的顾客租不到车很失望。
需求就是市场。半年后，我又在建国门和北京站开了两家自行车租赁连