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然而，对那些团结在鲍威尔周围的国务院人士而言，建立民主伊拉克无异于乌托邦式的妄想。他们认为，外国对伊拉克的占领不可避免地会使伊拉克各部落四分五裂，将美国的军事基地包围其中。那会是场真正的噩梦。
鲍威尔的顾问透露说，沃尔夫维兹利用假设和推论吸引布什总统，对他说，“你看伊拉克库尔德人的情况，在美国的保护下，按照中东现在的标准来说，他们已经在伊拉克北部建立了一个对外开放的世界。”
这位顾问补充道：“事实情况是，我们的盟友库尔德人正竭尽所能与萨达姆政权，特别是与控制秘密经济渠道的伊拉克独裁者的儿子进行交易。”
沃尔夫维兹的方式与40年前越战期间的罗伯特·麦克纳马拉惊人的相似。曾任福特公司总裁的麦克纳马拉对南越局势忧心忡忡，就像一位经营者在审视一家因管理不善而危机四伏，必须重组的企业。麦克纳马拉曾在肯尼迪内阁供职，哈尔勃斯坦半真半假地形容这班人是“最杰出、最睿智的人。”与沃尔夫维兹一样，他们是美国知识分子和学者中最成功、最有成就的代表，然而他们的主张和行动往往被现实所彻底粉碎。
麦克纳马拉对理性的推理有着盲目的信仰，他说：“明确了问题之所在，就找出了解决问题的办法。”四十年后，沃尔夫维兹在伊拉克问题上做出了同样错误的判断，并且还在其中掺入了反对大规模杀伤性武器和改变伊拉克政权的问题。有人认为要打击恐怖主义，应该从消除大规模杀伤性武器着手。针对这一观点，沃尔夫维兹和他的幕僚们反驳说：“改变其政权方能达到此目的。”
沃尔夫维兹并不孤立。他最亲密的朋友理查德·博尔完全赞同他的看法。这位朋友不在政府部门供职，但在五角大楼E区拥有一间办公室，靠近拉姆斯菲尔德的工作地点。他还有权直接接触那些标有绝密或机密字样的情报资料。在里根时期，博尔曾出任国防部副部长，他喜欢在幕后秘密操纵，因此得一绰号叫“黑暗王子”。这位###产主义的十字军战士，获得了比其实际职务高得多的影响力，以至于1986年里根在雷克雅未克峰会上会见戈尔巴乔夫时，博尔取代了正部长温博格，成为总统身边唯一的国防部长。
1987年，博尔离开五角大楼，他签定了30万美元的合同，准备写一本惊险政治小说。这本名为《强硬派》的小说讲述了在冷战时期，五角大楼的一位负责人如何与官僚主义和亲苏势力做斗争的故事。
拉姆斯菲尔德本来相中想法独特且好战的博尔出任国防部副部长，但考虑到他颇有争议的个性可能被众议院投票否决，于是任命他为国防政策委员会的主席。这是一个研究美国未来国防政策的咨询机构。前任国务卿基辛格也供职于此。事件后，博尔把这个原本比较次要的职位变成了一个声量巨大的音箱，而他本人也成为颇具影响力的人物。他在伊拉克问题上使用的分析框架实际上正是当初在苏联问题上的那一套。
有观察家称，“在鹰派人物中，博尔就像一个木偶，表达的是操纵者的观点。这使得布什政府能够公开发表官方不便明说的观点。拉姆斯菲尔德拒绝对推翻伊拉克政权一事表态，而博尔除此以外一概不谈。”
鲍威尔称博尔及其支持者为“投弹手”。一位记者问博尔：
“如果出兵伊拉克，推翻了萨达姆政权，将会出现什么情况呢？”
“我想那是恐怖分子的末日到了。”
“您的态度为何如此乐观？”
“因为铲除塔利班和萨达姆政权的行动就是对别人的一种警告：下一个目标就是你们。不用废话。这是非常有效的外交手段。你们已经被列入名单之中，如果你们自己不将恐怖组织从国土上清理掉，我们就连你们一块儿铲除。”
鹰派打破了一切规则
博尔和沃尔夫维兹都是很有影响力的“三方委员会”成员，他们首次相遇在1976年的“二队”中，这支人马当时归中情局局长老布什统领，负责评估苏联的威胁程度，并起草相关报告。老布什在“二队”里集中了对莫斯科持强硬立场的人士。在强硬派看来，当时建议尼克松对苏采取缓和政策的基辛格是个伪基督徒。
强硬派搞出来的文章有“启示录”的风格。他们把苏联描绘成扩张主义者，一心发展新式武器，而实际上，苏联从未拥用有过他们所说的新式武器。相反，这些分析文章对苏联面临的日益紧迫的经济困难和失败只字不提。“二队”分析得出的最终结论是：苏联能够发动并赢得核战争。文章作者首先是利用其作为党派###的武器，以反对那些要求实行军控、减少军费的华府人士。
沃尔夫维兹明确表示：发表这份报告的目的是为了“对那种惯性思维方式发动一次游击队式的进攻，就这个具体案例而言，针对的是情报部门的惯性思维：他们总以为对手用与我们相同的方式考虑问题。”
尼古拉·勒芒在《纽约人报》上写道：“鹰派引起人民的注意，因为他们仿佛破坏了一切规则。美国外交政策一直是两党妥协的结果，30年来鹰派对此心怀不满。他们不同意对苏联采取缓和政策，现在他们的影响力空前增长。布什十分看重手下人的绝对忠诚，要求一切争论均在华府内部解决，而鹰派考虑的远不只是布什连任的问题。他们甚至在总统表态之前就做出决策（事件发生一周后，沃尔夫维兹宣称美国应该与支持恐怖主义的国家断绝外交关系）。华府对其鹰派的感情很复杂：表面上反对，暗地里赞赏。鹰派人物毫无克制的言论，按理说这会影响他们在政府内职务的晋升，但是他们却获得了相当高的职位。他们那种知识分子特有的固执和激进使他们的影响力陡增。布什去年发表的关于美国立场的言论都源于鹰派理论。
鹰派代表人物之间有着近30年的交情，他们结成一张结实的网，占据着权力机关中最重要的职位，越是如此，他们越能发挥作用。
除开沃尔夫维兹和博尔，布什身边的两位重量级人物：副总统切尼和拉姆斯菲尔德早在1969年尼克松时代就相识了。拉姆斯菲尔德曾经两度担任切尼的上司：先是在他担任“经济机会办公室”（SIC）主任的时候，后来是他担任福特总统时期的白宫秘书长期间。拉姆斯菲尔德出任国防部长后，秘书长职位在由切尼继任。而在老布什上台后，切尼又出任了国防部长。这两人交情至深，两对夫妇常常共同外出度假。小布什2000年竞选总统期间，切尼是其最亲密的智囊人物，在幕后，拉姆斯菲尔德关于反导弹系统的建议同样受到布什的高度重视。
副总统的得力助手是绰号“踏板车”的勒维斯·利比。利比在耶鲁大学上学时与沃尔夫维兹相识，被他教授的国际政治课“深深吸引”。在里根总统任职期间，他在国务院与沃尔夫维兹共事。老布什上台后，利比成为国防部副部长沃尔夫维兹的副手，后者在切尼的领导下负责政策规划工作。在1990年海湾战争期间，沃尔夫维兹是最先要求派遣地面部队的人士之一。
这些强硬派，加上“处于边缘地带”的博尔，一致认为，如果美国不迅速采取行动，两级时代终止后的世界会变得动荡和危险，而且将完全失控。在他们看来，美国完全有权先发制人。小布什容易接受鹰派的做法和观点，后者认为他更像里根而不是他的父亲。
“相信我！”
一边是中情局局长乔治·特尼特精心构筑“非国家恐怖主义”的观念，一边是鲍威尔在为伊拉克争取“通情达理的制裁”，即放宽其购买医药和食品的限制，进一步打击地下交易，因为巴格达可能靠此添置武器装备。在此期间，切尼、拉姆斯菲尔德、沃尔夫维兹和博尔等人更加团结一心，对伊立场更为强硬。
2002年1月，一位同僚说，“他们有自己的一套理论，但他们拿不出证据证明巴格达与有关联。”事件发生几周后，沃尔夫维兹派他的朋友，前任中情局局长詹姆斯·伍尔西前往伦敦。伍尔西乘坐美国空军喷气式飞机，任务是挖掘出伊拉克与基地组织的联络人物，但他无功而返。
有情报显示，基地首领穆罕默德·阿塔与伊拉克情报人员曾在布拉格会面。这一消息最先得到捷克内务部长的证实，但是他后来再提及此事时，语气远不及头一次肯定。
捷克总统瓦茨拉夫·哈维尔与布什会面时完全切断了布拉格这条线索。此事纯属谣言。阿塔不仅未曾与伊拉克情报人员联系，而且连他是否到过布拉格都不能肯定了。
但鹰派抛弃了“以事实为依据”的原则，在随后数月当中，紧抓住这个论据不肯放手。当被问及萨达姆与恐怖组织的联系时，沃尔夫维兹举例说，不久前阿布·尼达尔在巴格达死得可疑。实际上此人多年前就已经放弃了暴力。他还补充说，伊拉克拥有的生化和常规武器若被国际恐怖主义掌握会构成更大的危险。因此需要对伊开战。
他们执迷于自己的构想，他们笃信理论，行为受该理论左右。记者大卫·科恩问博尔：“有何证据表明萨达姆对美国的威胁迫在眉睫？”博尔回答说：“相信我！”
反恐战争不应该仅仅开辟巴格达一条战线，但鹰派认为伊拉克乃症结所在。他们乐于举苏联解体为例，那的确是里根的辉煌胜利，但是他们忘了，老总统并非靠出兵莫斯科而取胜，靠的是动摇苏联的周边国家波兰和阿富汗。
“我把伊拉克列入了日程”
“有一种说法认为，在华盛顿，所有的人都相互争斗，毫不留情，以获取总统的垂青。”那么，鹰派已经达到了这个目的。
鹰派的胜利从9月15日开始。布什激动地倾听沃尔夫维兹的陈述：后者描述了伊拉克政权垮台后地缘政治格局重新组合的前景。在国防部副部长眼里，伊朗以及其他恐怖主义国家将会被美国的盟友包围其中：东边有阿富汗，东边和南边有巴基斯坦，北面和东北面有土库曼斯坦，西北有土耳其，最后还有西边的伊拉克。
布什的一位亲信说：“去戴维营时，布什总统一心想的是‘提本·拉登人头来见我’（这句玩笑话是从萨姆·佩金法的电影《提阿尔弗雷多·加西亚的人头来见我》（又名：《惊天动地抢人头》——译注）中来的）；两天后回到白宫，他改变了想法。一回来，他就对自己最信赖的赖斯说：‘我们先对付本·拉登，铲除他的手下和基地组织，我也把伊拉克列入了日程，她脱不了干系。这是下一步的事。’”2002年4月初，布什首次承认他的目标之一是改变伊拉克政权。2002年10月，博尔大肆吹捧小布什：“我毫不怀疑，布什总统与里根观点一致，布什有能力使伊拉克及其周围地区发生重大改变。”
就在2000年9月，“‘美国世纪’规划组”起草的一份报告还肯定地指出：历史上没有一个时期，国家的秩序和安全如此有利于美国的利益和理想。新世纪的挑战是要维护这一“美国式的和平”并使其发挥作用。报告的起草者正是沃尔夫维兹和利比。
鹰派前进的步伐得到了以色列的完全支持。1996年，博尔写了一篇分析文章，并提供给了未来的以色列总理内塔尼亚胡。分析指出，以色列应与土耳其、约旦合作，努力削弱叙利亚。“要想挫败叙利亚在本地区的野心，排挤伊拉克首脑萨达姆是一条路。”
博尔与在英国发行《每日邮报》的霍林格报业集团合作，他还在以色列《耶路撒冷邮报》的董事会中占一席之地，这两家报纸均相当保守。与沃尔夫维兹一样，他还参与福克斯新闻电视频道（CNN的竞争对手）的工作，这个频道属于媒体巨鳄默多克，成为博尔和沃尔夫维兹等人的最佳讲坛。博尔还是美国企业研究所的研究员，这一机构是个所谓的“智库”（研究与思考中心），先后向里根和小布什政府输送了大批的骨干。博尔与该所中东研究部的主任大卫·维姆塞关系密切。维姆塞的夫人梅拉与曾担任以色列军事情报机构负责人的卡蒙上校共同创办了中东媒体研究所，以异常挑剔的眼光翻译和分析阿拉伯报刊。
梅拉·维姆塞又和博尔一样与中东论坛合作。该论坛的一名研究员罗瑞·米尔华曾出版《萨达姆反美：战争尚未结束》一书，她力图证明巴格达是1993年世贸中心袭击事件的策划者。
沃尔夫维兹的情况不太一样。他对萨达特前往耶路撒冷发表和平演说的勇气大加称赞。认识他的人评价说，他最操心的不是以色列的安全，而是催生一个温和的###教。在海湾战争期间，当飞毛腿导弹打到犹太国土上时，正是他说服了沙米尔政府不要还击。以色列总理的一位幕僚告诉我们说：“当时要换成沙龙政府，想达成同样的协议可不容易。”
鹰派为了支持犹太国家，尤其支持库尔德集团代表的右翼势力，必然对“不民主”的阿拉伯国家，尤其是华府的盟友埃及和沙特阿拉伯进行无休止的谴责。
在五角大楼内，拉姆斯菲尔德被认为是“公司总经理”，沃尔夫维兹则是“战略制定者，为他出谋划策。”
他们的一位亲信温·维伯称“沃尔夫维兹是制定战略、政策和实施方案的大脑。”游人批评说，国防部长事实上完全受其副手的影响，拉姆斯菲尔德个人对巴以冲突的态度是极其坚决的。2002年8月8日，国防部长在五角大楼开会时提及“所谓的被占领土”，他解释说那都是1967年对以色列开战的国家丢弃的地盘。他又补充道：“以色列人在这些所谓的被占领土上建立了多个犹太人定居点，这些领土来源于他们赢得的战争……以色列人曾将多块所谓的被占领土拱手相送，但另一方不接受。”
鹰派中的异类
在拉姆斯菲尔德、切尼和布什看来，沃尔夫维兹的权威是无可置辩的。早在1979年，沙漠风暴行动发生前12年，作为五角大楼年轻的分析员，沃尔夫维兹秘密地撰写了一份报告，分析海湾地区存在的威胁。他当时就指出伊拉克可能危及邻国安全、危害美国利益。
鹰派中的异类是国务卿鲍威尔。沃尔夫维兹曾对一位亲信表示自己之所以会接受五角大楼的第二把交椅，目的就是为了监视和削弱鲍威尔。
双方的对抗毫不容情，好在还没到要置对方于死地。
一位官员提及鲍威尔时说：“他过于谨慎，谨慎到放弃一切大胆的选择，尽管这些选择非常有理。”
“谨慎并非坏事，”鲍威尔反驳说，“我认为那是一种美德。如果谨慎是如此可怕的缺点，我敢肯定多年来与我共事的高层官员们不会把我留在身边。”
鹰派翻出鲍威尔的旧帐：上一次海湾危机期间，地区局势日趋紧张，鲍威尔却拒绝向该地区派遣军舰巡逻。派遣军舰是要给萨达姆传递的一个明确信号，表示美国的决心。这一举措或许能够避免伊拉克对科威特的入侵。当时，对鲍威尔的决定反对最为激烈正是沃尔夫维兹。
随后，鲍威尔希望在派兵前能够延长对巴格达的政治和军事制裁。最后，在地面部队开始行动5天之后，不断有情报显示萨达姆的精锐部队共和国卫队中已经有一半士兵撤退，鲍威尔却因为担心美国显得“过于鲁莽”而反对轰炸这些部队。从2001年9月开始，颇具影响力的《标准周报》主任威廉·克里斯托尔写到：“尽管鲍威尔进行了抵制”，老布什仍然发动了战争。
那位当年揭露水门事件的《华盛顿邮报》记者鲍伯·伍德沃德报道说，早在1993年克林顿执政时期，面对塞尔维亚人对穆斯林的大肆屠杀，身为总参谋长的鲍威尔就已经在向波斯尼亚派遣美军一事上表现得谨慎和迟疑。鲍威尔认为，与海湾战争期间一样，要干涉必然要派遣大规模的地面部队，而美国舆论不会支持士兵冒着生命危险卷入这场在他看来“无法解决”的冲突之中。十年后，波斯尼亚恢复了和平。
鲍威尔的态度引起美国驻联合国大使奥尔布莱特的不满：“总是说我们军事力量超级强大，光说不用的话，养这样一支军队有何意义呢？”
对布什及其幕僚们而言，克林顿年代使美国蒙羞。某次在白宫开会时，鲍威尔坚持对伊拉克采取温和克制的方式，取得所有盟国的支持。拉姆斯菲尔德的回答是：“科林，你不是在为克林顿工作。”
国务卿的阵营随即反驳，他们刻薄而准确地指出，那些一心要对伊拉克开战的人自己从未有过战争经历。鲍威尔去过越南，尽管实战不多；切尼、沃尔夫维兹、白宫秘书长安德鲁·卡特、总统顾问卡尔·洛夫统统逃了兵役。布什的服役地点也远离战场，在德克萨斯国民卫队，后者被戏称为“抵御俄克拉荷马侵略德克萨斯的最后一道防线”。
“军师切尼”
从国外看美国往往会犯重大错误。欧洲人认为鲍威尔和鹰派的斗争不相上下（或者说欧洲人希望如此）。而事实上，双方的对抗从来就不是平等的。鲍威尔背靠外交部，而外交部的官员们长期以来一直士气低落、缺乏动力。每当涉及敏感问题，他们总得让位于白宫和五角大楼。甚至连鲍威尔身边都被安插了鹰派人物，如约翰·伯顿，负责国际安全和军控的副国务卿，他是由副总统切尼直接任命的。
随着五角大楼份量的增加，不平衡仍在加剧。五角大楼的预算创了历史最高纪录：4千亿美元，这一数目超过名列其后的25个国家军费的总和。
然而，军事首领们仍显得担忧。美国中央司令部负责人汤米·弗兰克斯在4个月期间与布什会面多达20次。弗兰克斯和鲍威尔一样生性谨慎，一位同事说他是政治军官，倾向于躲避而不是行动。海湾战争期间，中央司令部的指挥中心被设在佛罗里达州坦帕附近的麦克迪尔基地，从那里指挥军事行动。五角大楼的战略家们把世界划分为若干军区。中央司令部负责从肯尼亚到巴基斯坦2600万平方公里的区域：世界上70％的油田集中于此。海湾战争期间，司令部负责人是施瓦茨柯普夫将军，当时的国防部长切尼进一步加强了它的力量。从1991年开始，该司令部成为了真正的实验室兼测试中心，用各种方式模拟伊拉克入侵沙特阿拉伯并研究美国如何还击。
几个月来，中央司令部的部分人员和物资被运往卡塔尔新建的美军特别基地，这里与战场�