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在李吉甫、李绛杰出的形象面前，另一位宰相权德舆就显得有点无所成就，更让皇上不满意的是当二李为国是发生争论的时候，身为宰臣，居然不置可否，严重丧失了应有的责任心。元和八年（公元813年）正月，宪宗不客气地停止了权德舆的宰相职权。三月十一日，征召挂宰相衔赴镇剑南西川的武元衡回朝入知政事。这样，三位忠正耿直、富有勇气和才略的大臣同时为相，真是一个难得的局面。
可惜好景不长。相权过于强大，宫中的势力自然就有所消减，皇上既然还试图树立起宦官这一对立的平衡因素，矛盾也就不可避免。
五月，宪宗征召西川节度使武元衡入朝为相。除此之外，这一年好像没有什么事情发生。但是到了岁末的某一天，宪宗李纯忽然用一种若无其事的口吻跟宰相李绛说了一句话，让人感到有点不大对头。
宪宗问：“最近有人说外面结党之风很盛，是怎么回事？”
吉甫谢称“不敢”；李绛答道：“自古人君深恶臣下树结朋党，故小人谗害君子，必借以为口实。君子自与君子相合，岂可一定要与小人相合，才算非朋党否？！请陛下明察。”
宪宗不语，但他内心却不无算计。皇上又变得自作聪明起来，他觉得似乎还是应该保持一种平衡为好，于是他开始想调回吐谷承璀。皇上的早先的话说得太大了，除掉吐谷承璀并非像吹去一根鸿毛那样简单。
一年不到。在元和九年（公元814年）的正月，二李在内外不少人的压力下先后上表请求辞职，皇上挽留了吉甫，却批准了李绛的辞呈。这是他在为重新启用吐谷承璀做准备，因为谁都知道李绛与承璀两人是水火不容的死对头。
吉甫在这一点上又显出了原来的弱点，没有表示反对。照理，他是应该坚决阻止皇上重用承璀这种以逢迎为事的宦官的。吉甫以沉默代替了耿直的规谏，这是他有生之年的又一次错误。
然而吉甫没有停止他的实干，在上一年，他已经把费尽心血所撰就、代表着他对于政治总体策略的三部书《元和郡县图志》、《六代略》、《十道州郡图》进呈皇上。到了今年，他进而把目标转向了淮西，因为吴少阳在九月份也死去了，其子吴元济又擅请袭位并且不听朝命，无论如何到了下手的时候了。 txt小说上传分享
《中国历代党争》第四章（14）
吉甫采取了一系列措施准备进攻，甚至打算亲自赴蔡州劝说吴元济归朝，如其不听，则转而说动其将领倒戈。吉甫的气魄决定了他有不怕冒险、百折无回的决心。
悲哀的是天妒英才，还未等到着手他的大胆计划，十月三日，一代重臣，金紫光禄大夫、中书侍郎、同平章事、集贤大学士、监修国史、上柱国、赵国公李吉甫突患急症不治身亡，年五十七岁。宪宗伤悼不已，厚抚之外，追赠司空之衔。（元和二年正月升任相，第二年年七月罢免，一共做了一年半的宰相。元和六年正月又恢复了宰相的职位，元和九年十月去世，一共出任宰相的时间为三年零十个月。）
吉甫虽然没有亲眼看到自己计划的实现，但他却可以死而无憾，因为他最亲密的朋友武元衡继承了他的遗志，同样地为削平淮西而不遗余力。这年冬天，朝廷以严绶为申、光、蔡招抚使，督诸道兵*吴元济，第二年元和十年（公元815年）正月，朝廷正式对吴元济宣战。尽管战事进行了几个月后并不顺利，也没有取得什么成效，成德、淄青二镇为了切身利害又转而勾结淮西，朝中还有人主张罢兵，但是朝廷仍然没有丧失主动，在武元衡的主持下，到了五月底，中央军队逐渐开始对敌方形成了压力。
四月初，李师道派出了一支二千人的队伍开赴到淮西的正前方，声言是帮助朝廷以讨元济，但根本不见这支部队有所动作。
紧接着，朝廷得到报告，河阴转运院这一重要的供应站在四月十日这一天被几十个身份不明的盗贼偷袭，杀伤十余人，烧毁钱帛三十余万缗、匹，粮食三万余斛，损失惨重。有迹象表明，这显然不像是普通的盗贼所为。
五月下旬，王承宗派了一位亲兵将领尹少卿人京奏事。这一天，尹氏来到了中书门下求见武元衡，直言不讳地为吴元济游说，并代表王承宗请求武相奏请圣上罢兵，被武元衡轰了出去。
五月底，王承宗上了一表，对武元衡极尽诋毁。
很明显，战局在明、暗两条战线上进行着，而暗的战线无疑更为惊心动魄，到目前为止的一切还只能算是开始。
六月初三这一天，天还未亮，宰相武元衡像往常一样，从自己位于靖安坊的宅第中出来，跨上座骑，赶往大明宫上朝。他身边只带了几位侍从。
一行人刚刚走出靖安坊的东门，突然，从暗处跳出几个蒙面大汉，拦在路上用箭向他们射击，还未等元衡反应过来，随从已被击散，蒙面人把他从马上拽下杀死，并割下了他的头颅，呼哨而去。（元和二年正月，武元衡被升为宰相。同年四月，出任为西川节度使。元和八年三月，仍回京都为宰相。元和十年六月，被李师道派出的刺客杀死。共二年零三个月。）
同一时间，另一位主战派人士御史中丞裴度也在上朝的路上遭到袭击，蒙面贼从裴度必经之路通化坊东门突然杀到，裴度中刀落马，贼人正欲割其首级，裴度的家仆王义奋不顾身，扑到主人的身上以自己的肉躯遮挡乱刀，蒙面人以刀挥击王义，王义抱住一个贼人大喊，贼人惊慌，挥刀割断了王义的一条胳膊。裴度乘机负痛全力滚进路旁的水沟中，天暗沟深，众贼搜寻不得，遂逃奔而去。
裴度得以幸免全赖他戴了一顶扬州毡帽，贼人挥刀中帽，厚厚的毡帽卸去了大部分力道，才使他大难不死。
《中国历代党争》第四章（15）
事件发生后，长安举城震骇，皇上龙颜大惊，紧急下令：凡宰相出入，皆须有金吾骑士护卫，全体护卫务必箭上弦、刀出鞘，严加防备。同时全城*，全力搜捕。
第二天，掌管京城巡警的左右金吾卫府、长安地方当局京兆府以及所属京畿二县县衙门同时接到飞刀留柬，上书八大字：“毋急捕我，我先杀汝。”观者无不失色，一时长安城中人人自危，朝士未晓不敢出门，有时皇上御殿很久，上朝大臣还没有到齐。大家都很清楚，这一阴谋不出于王承宗，即出于李师道。
看来这一恐怖行动似乎达到了目的。朝中两位主要的强硬派一死一伤，朝野上下一片肃杀之气。但是，事态的发展却证明那些藩镇搬起石头砸了自己的脚，犯了一个自掘坟墓的错误。
在任何时候，恐怖行动总是会有正反两种结果：一方面是能震慑人心，另一方面却也能使人由哀生怒，同仇敌忾。
白居易不顾自己已调任太子东宫、任职太子左赞善大夫的身份，上疏力请搜捕刺杀武相之贼以雪国耻。这是需要一定勇气的。因为他此时的身份是“宫官”；照理是不应在谏官之先议论是非的。但白居易在愤怒之下已顾不得许多了。
兵部侍郎许孟容更是对皇上大哭：“自古以来从没有宰相横尸路旁而让凶手逍遥法外的，这简直是朝廷的奇耻大辱！”许孟容同样无法控制自己的愤怒，他又到中书省中建议到：“请诸位立即奏请皇上以裴中丞为相，大索贼党，察明奸由。”说话时，挥泪不已。
天子亦忍无可忍，下令大索京城。他对众臣道：“有人竟奏请朕罢裴度官以安二镇之心，真是岂有此理！若罢裴度，岂非奸谋得成，朝廷纲纪何在？！吾用裴度一人，足破二贼。”皇上下诏：在裴度养伤期间，以金吾精兵进驻其宅第保护，务必做到万无一失。
裴度在家足足躺了近二十天方才痊愈，二十五日，被委以宰相。同时为相的是去年十二月任命的韦贯之和张弘靖。裴度的入相是极其偶然的，在某种意义上甚至可以说是藩镇的阴谋把他推向了相位，单从这个事实就可看出，恐怖活动的制造者是大大的失策了。
事情当然不能说就此一帆风顺，相反，裴度迎来的却是一个前所未有的艰难时期。首先是刺杀武相的案件有了眉目，有人举报成德驻京机构“成德进奏院”的兵士张晏等数人行迹可疑，神策军立即将其收捕，数人竟然供认不讳。尽管负责审讯的监察御史陈中师觉得可疑，但皇上正在气头上，联想起早先王承宗曾上表谩骂武元衡，想当然地认为刺杀事件一定是那个可恨的王承宗所为，于是不分青红皂白，将张晏等共十四人斩首。半年后的元和十一年（公元816年）正月，正式下诏攻讨王承宗，不明智地陷入了两线作战。
其次是前线作战不利。在头两年里，各路军统帅先是曾经逼王叔文下台的山南东道节度使严绶，此人就知道交结宦官，是个典型的无能之辈。后来是宣武节度使韩弘出任主帅，却又暗怀私心，拥兵自重，不愿迅速平定淮西，以便自己大捞一把。在这两人的指挥下，朝廷在将近十八个月的时间里没有取得任何重大进展。
再就是皇上的老毛病不改，一直坚持宦官监军。天子的这种患得患失心态可以理解，但却绝对是个最大的祸根。宦官与前线主将本就不是同一种人，矛盾是与生俱来而不可调和的，在这种情况下，如何又能打胜仗？
元和十一年（公元816年）六月十日，右羽林大将军兼唐、随、邓州节度使高霞寓在铁城被淮西兵打得全军覆没，仅只身逃出。此次失利没能被前线众将遮盖，传到了长安。消息一到，举朝震愕。韦贯之和新任宰相李逢吉入殿奏报此事时，劝说皇上罢兵。
宪宗在这个关键时刻表现出了天子的大度和百折不回的信念。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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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中国历代党争》第五章（1）
以激情始以党争终的北宋改革
第一节文人的权力角逐
政党是政治进化中阶级斗争的产物，它是在阶级社会中，一定的阶级或阶层的政治上最积极的代表，为了共同的利益和共同的政治目的，特别是为了取得政权和保持政权，而在阶级斗争中形成的政治组织。
国家有政党的存在，并不可悲，反而是值得庆幸的事。虽然如此，也有几种说法。一是说：政党只能生存在立宪政体之下，与专制政体水火不容。二是说：作为政党，既然已经做了结党的事情，就不应该逃避。三是说：党派之间的纷争应该都是政治问题。而不能将宫廷问题和个人问题容杂其中。如宋代的党派，他们都没有做到这些，所以不能称之为政党，只能称之为朋党。
宋代的朋党之祸，虽然是在元祐绍圣以后非常激烈，实际上在仁宗英宗的时候就应经埋下了祸端，这就是范吕之争。接着他们继续发展的就是英宗时候的濮议了。到了神宗主政的时候王安石创行新法，旧党对他肆行攻击。畏惧王安石的权势而附和安石的人，开始逢迎*，反对旧党。新旧两党互相排挤，造成党政之祸。
中国在此之前的党祸。有汉代的钩党，唐代的牛李党。在此之后的党祸，有明代的东林党，复社党，这些都可以说是小人在陷害君子。只有宋代的党祸不是这样，他的性质非常复杂，而且很不容易分清谁对谁错，要辨别他的正误，无异于自寻烦恼。总的来说，不过是士大夫之间意气用事而已。
推断宋代朋党之祸特别激烈的原因有两点：一是由朝廷重文轻武：二是由于权力太过集中。宋太祖吸取唐末五代时期的教训，藩镇权力太大，武人粉墨登场，纷纷称王称帝。赵匡胤自己也是这样黄袍加身的。所以采取了偃武修文的国策，极力抑制武将，重文轻武渐渐成了风气。通过一系列措施的实行；武官的地位就非常低下了，即便有才能的武官也得不到选拔与重用。这样一来，使得那些有才华的人都不得不靠这个从政。宋太祖全面控制了各州郡的政权、军权、财权和司法权，加强了中央集权。一反五代时期君弱臣强，地方上节度使的权力太重的现象，建立了从中央到地方的中央集权专制统治。所以那些有特殊才能和想建立功名的人，都开始在京师穿梭游走，四处寻找门路。而当时的京师，不是像现在的立宪制国家一样设有国会，可以有很多人一起议论国家大事，实际能参与国家政务讨论的，只有宰执（宰相与执政简称。宋先后以同平章事，尚书左右仆射，左右丞相为宰相，以参知政事，门下侍郎，中书侍郎、尚书左右丞、枢密使、枢密副使、知枢密院等事、同知枢密院事为执政，合称宰执。）这样的人而已。其次则是少数的如馆职（宋初沿袭唐代制度，置史馆、昭文馆、集贤院，合称三馆，都在崇文院内，后来又在崇文院内增建秘阁，另置官属，三馆和秘阁总称崇文院。三馆有直馆、直院、修撰、检讨等官，秘阁有直阁、校理等官，这些官都称为馆职，掌管三馆、秘阁典籍的编校。宋神宗元丰年间改革官职，把崇文院并入秘书省，秘书省的著作郎、校书郎等也叫做馆职。北宋的馆职要求很严，一般文士要经过考选才能授职，南宋后授予渐滥，不象北宋时受人重视。明、清两代称翰林院、詹事府官员为馆职。）台谏（官名。唐时，台官与谏官分立。唐、宋侍御史、殿中侍御史与监察御史掌纠弹，通称为台官，谏议大夫、拾遗、补阙、正言掌规谏，通称谏官，合称台谏。清代统归于都察院，职权不再分别，虽亦统称台谏，与宋之台谏性质有所不同。台官指御史大夫、御史中丞、侍御史、殿中侍御史、监察御史，其主要职务为纠弹官邪，是监督官吏的官员；谏官指谏议大夫、拾遗、补阙、司谏、正言，其主要职务是侍从规谏，是讽谏君主的官员。自宋代开始，开了台谏合一之端，两者事权相混，谏官也拥有对百官的监察权。宋代台谏，实即御史台、监司、谏官连称。《宋会要？职官》四五之四三：“天子耳目，寄与台谏，而台之为制，则有内台，有外台。外台即监司是也。”后世废门下省，谏官随之废除。明代给事中职兼前代谏议之责，因此称给事中为给谏，而通称御史为台谏。）这样的人，他们都是宰执升进的阶梯。为何如此的一个大国，人才如此众多，却只有这么少的位置可以成为树立功名的凭证呢？难怪有这么多人相互竞争了。
《中国历代党争》第五章（2）
所以，宋朝的历史，实际上就是争夺政权的历史。小人争斗是为了谋取私利，而好人也因为要实现自己的报复而不得不与其争夺。因为争斗的很急，便难免会出现意气用事，彼此互相诋毁，而将朋党的名义加之于对方。于是*与旧党相互倾轧之祸，便从始至终一直贯穿着整个北宋。
第二节 宋仁宗闹离婚引起的大规模骂架事件
宋仁宗郭皇后是宋代第一位被废黜的皇后；郭皇后被废事件是仁宗时期宫廷矛盾掺杂朝臣斗争的产物；其主要原因是仁宗不满刘太后的垂帘听政；同时也与仁宗作为少年即位的皇帝；与其母亲、妻子之间的感情纠葛有关；另外；朝中大臣的介入也起了推波助澜的作用。其结果则是直接导致了宰执与台谏斗争的公开化，困扰北宋一代的“党争”也由此揭开序幕。
宋仁宗赵祯是宋朝的第四任皇帝，狸猫换太子就是说的他。他13岁登基，24岁才开始亲政。仁宗在位42年，是两宋时期在位时间最长的皇帝。仁宗早年生活在养母刘太后阴影之下，作为一个守成之君，能守祖宗法度，性情文弱温厚，其武功谋略不及太祖、太宗，在与西夏王朝的长期对峙中表现平平，宋王朝屡战屡败，军事上处于弱势地位。然而，仁宗知人善任，也想解决当时社会存在的诸多弊端，提拔重用了一大批对当时和后世都产生重大影响的人物，因而其在位时期名臣辈出。总体而言，仁宗算是一个有作为的皇帝。他的一生充满了悲剧色彩，但其中也不乏悲天悯人的情怀。
仁宗赵祯的母亲李氏本来就是刘皇后的侍女，因为被真宗看中，成为后宫嫔妃之一。在赵祯出生之前，真宗有过5个男孩，但都先后夭折。人到中年的真宗处于无人继承皇位的难堪之中。赵祯出生后，真宗喜出望外，赵祯自然要做大宋朝的接班人，由于李氏身份卑微，而刘皇后这个时候权势已经很大，于是在真宗的默许下，赵祯被一直未能生育的刘氏据为己子，跟杨淑妃一起抚养。李氏慑于刘后的权势，只能眼睁睁看着自己的孩子被别人夺去，却不敢流露出任何不满情绪，否则不仅会危害自身，也会给亲生儿子带来灾难。
乾兴元年，真宗病危，惟一不放心的就是自己年幼的儿子，生怕皇位落入他人之手。他最后一次在寝殿召见了大臣们，宰相丁谓代表文武百官在真宗面前信誓旦旦地作出承诺，向真宗保证将全力辅佐新皇帝，决不容许有废立之心。真宗当时已经不能说话，只是点头微笑，表示满意。事实上，真宗晚年，刘皇后的权势越来越大，基本上控制了朝政，再加上宰相丁谓等人的附和，因而真宗的担心并非毫无道理。真宗留下遗诏，要“皇太后权同处分军国事”；相当于让刘后掌握了最高权力。同年，13岁的仁宗即位，刘氏以皇太后身份垂帘听政，权倾朝野。
这样，仁宗就在养母的权力阴影下一天天长大。刘太后在世时，他一直不知先皇嫔妃中的顺容李氏就是自己的亲生母亲。这大概与刘太后有直接关系，毕竟她在后宫及朝廷内外都能一手遮天。在这种情况下，恐怕不会有人冒着生命危险告诉仁宗身世秘密的。明道二年，刘太后病逝，仁宗刚刚亲政，这个秘密也就逐渐公开了。
蒙受了20年的欺骗，生母也在明道元年不明不白地死去，当仁宗知道自己的身世后，其震惊无异于天崩地陷。他抑制不住内心的悲伤，一面亲自乘坐牛车赶赴安放李妃灵柩的洪福院，一面派兵包围了刘后的住宅，以便查清事实真相后作出处理。此时的仁宗不仅得知了自己的身世，而且听说自己的亲生母亲竟死于非命，他一定要打开棺木查验真相。当�