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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后来逐渐集军事、民事、财权于一身，并兼管地方事务，权力甚大。到玄宗晚年，更以一人充任多镇节度使，并将大部分兵力布置在节度使地区。当时全国兵员总数为５７万，而边兵竟有４９万之多，中央兵力空虚，地方武力坐大，给节度使发动叛乱创造了条件。
而就在此时，宦官的把手伸向了军权。并扶持李亨于宁夏灵武即位，是为肃宗。这是宦官公开的夺权行为，从此宦官干政成为唐朝第二毒瘤。
在唐朝内部发生权力更迭的同时，安禄山集团内部也发生了较大的变化。至德二年正月，安禄山被其子安庆绪所杀，乾元二年三月，部将史思明又将安庆绪杀死，自称大燕皇帝。上元二年三月，史思明又被其子史朝义杀死。叛军内部出现的内讧，为唐军平叛创造了有利条件。肃宗即位后，一边任命大将郭子仪、李光弼等率兵平叛，收复失地，另一方面又迅速从河西、北庭、安西节度使处调兵增援。此外，肃宗还向回纥、于阗、西域等少数民族政权借兵，参加战斗。在叛军的控制区，如河北等地，由于叛军的残暴统治，百姓自发组织起来，反抗安、史的统治。在唐官军和地方百姓的双重打击下，宝应元年，安史叛军已经穷途末路。当年正月，史朝义逃往范阳，守将不予接纳，遂自杀。历时七年的安史之乱得以平定。
安史之乱，唐朝几乎动员了全部兵力，消耗了大部分的国力，自此以后，唐朝的国力再没有恢复到天宝年间的水平。战争期间，百姓饱受战争之苦，流离失所，经济损失严重，土地大量荒芜。东都洛阳遭到毁灭性破坏，城中居民被屠杀殆尽，建筑多毁于战火。回纥等少数民族军队在助剿的同时，也大肆抢掠，增加了人民的苦难。肃宗在借兵之时就与回纥统治者约定：“克城之日，土地、官员归唐朝，金银财宝、老百姓皆归回纥。”这使得回纥的抢掠更加有恃无恐。安史之乱最大的消极影响就是造成了藩镇割据的局面。藩镇割据长期存在于唐朝后期，节度使拥兵自重，互相攻击，使得中国长期处于战乱之中，严重地破坏了社会稳定和经济发展，导致唐朝一步步走向灭亡。 。 想看书来
《中国历代党争》第四章（9）
安史之乱后，唐朝出现了藩镇割据的局面。这是因为参与平叛的各位将领，几乎都被唐朝政府授以节度使之名，并在内地广泛建立大军区，使节度使制度得以在更广大的范围内实行，这就为藩镇割据创造了条件。此外，参与叛乱的大部分将领、士兵依然存在，他们虽然投降了，但割据思想仍然根深蒂固，而朝廷没有力量消灭他们，就只能安抚他们，期望他们能改过自新。
基于这样的历史背景也就不难理解李吉甫为什么坚决主张削弱藩镇势力了。就在这个时候，海节度使李錡反叛之心已日益暴露，李吉甫便劝宪宗把他调迁至中央控制起来。但是，朝廷派使者去召调了三次，李锜都抗命不从，并于该年十月发兵攻掠州县，杀戮刺史、县令，公然叛乱。李吉甫主张坚决平定叛乱，并征调素为江南藩镇所畏惧的徐州兵和汴州兵参与平叛战争，借以震慑李锜叛军。果然，李锜部下兵众得知徐州、汴州皆兴师南下，军心大乱，牙将裴行立等人擒拿李锜而向朝廷投降，叛乱遂平。李锜叛乱的平定，首功当归于李吉甫的正确谋划。所以，叛乱平定后，李吉甫因功进爵为赵国公。
在策划平定李锜叛乱的同时，李吉甫还针对唐德宗朝以来因为姑息藩镇而导致某些藩镇节帅终身不易其地的弊病，进行了大胆而有力的改革。他利用拜相后的一年多时间，共调换了三十六个藩镇的节帅。这样，通过频繁地调动藩镇节帅，就使节度使难以长期有效地控制某个藩镇，其势力自然大为削弱，从而有利于维护中央集权。不过，吉甫无疑也给自己树立了一个强大的对立面。
宪宗元和二年，李吉甫当了宰相。李吉甫对中书舍人裴垍说：“我流落江淮已有十五年，今日蒙受皇恩，提升我不知为同平章事，我道该用什么来报答陛下的恩德，只有好好为朝廷多选拔一些人才了，而如今的后起之秀，我与他们之间又没有什么交情，希望你给我推荐推荐。”裴垍立刻拿笔写了三十多人的名字。几个月以后，这些人都得到了妥善的安排，当时的人都说李吉甫用人非常得当。可用人问题向来是个大问题，用谁不用谁牵扯到很多人的利益，因此不可避免得罪一些人。这个时候朝廷官员多结为朋党，而各朋党之间为了争权夺利，经常发生争斗诉讼事件。李吉甫也被卷人了这种朋党之争，
宪宗元和三年四月，长安为选拔人才进行了一次考试。唐朝的考试制度有两种，一种叫做常科，一种叫做制科。常科考的是诗赋。但通过常科考试后只能取得出身，要想获得官职，尚须经吏部衡量选拔，通过“身、言、书、判”四方面的考察。制科是由皇帝委任策试官命试，科目不定，大到国家大政方针，小到朝野一事，均可策问，由被试者答以策文，以供皇帝亲览、朝廷参考。对策高第，皆可授官。
因为考科目多是现实问题的缘故，与常科相比，制举与政治的联系就更为紧密。应试者往往通过对策表达对时政的看法。天子与主试官有时也引导举人申述政见，以发现人才、体察舆情。特别是一个名为“贤良方正能言直谏科”的制举科目，最有“应诏直言”的特色。
明白了这些，就可看出问题来了：制举试特别是“贤良方正能言直谏科”既有如此的特点，那么，欲在考试中取得佳绩，必然要投其所好，在策文中“切时宜，观政事”、“指病危言”；以求得轰动效果。此乃人之常情，本无可厚非，况且，言切辞直的策文，常能在客观上对国家弊政有所匡正，也算是种有理的行为。麻烦的是，考试与政治相联，便不可避免地造成是非之争。这正反两种效应往往相伴而来，在本朝的制举试中屡见不鲜。
《中国历代党争》第四章（10）
元和三年的这次“贤良方正能言直谏科”考试就是一个最为有名的例子。这次考试中举人牛僧孺、皇甫湜、李宗闵等人在对策中指陈时弊、言词激切，竟然一点也不避讳。考官杨于陵、韦贯之认为他们符合朝廷选用人才的标准，将他们全部录用了。
平心而论，元和初年的政治确实也并非无懈可击，表现在很多方面。比如，朝廷欲加强中央集权，必然要损害民众的利益，再加上朝中意见多少有些分歧，各派之间意气用事的情况也不少。但主要的症结是皇上对宦官的依赖和依靠并未减轻，权贵骄奢淫逸、宦官专横霸道的事情更是屡见不鲜。时任翰林学士的白居易就经常与皇帝争论，并且写作了大量的“讽喻诗”进闻于上。可见牛僧孺等人的言论倒也不是空穴来风。
三人的策文，皇甫湜以攻击宦官为主，而李、牛却主要是指责当权者炽于武功。这得罪了当时的宦官势力。这时裴均已由荆南入朝，他是窦文场的养子，通过宦官的关节，得到了“尚书右仆射、判度支使”的荣衔，正显贵一时，很是得意，一心想要把李吉甫弄下去。
可在这个节骨眼上李吉甫却犯了个错误。李吉甫做事较冲动，为人也很固执，一旦有了主见便会坚持到底，所以经常和其他人发生抵触。但吉甫对国家的忠诚是不可怀疑的，对是非善恶更是有一种近乎偏激的爱憎感，这无疑又是他的长处。吉甫的政治立场异常的坚定，自然认为李、牛的政见不对。而这恰好被宦官势力利用。宪宗不久罢免了裴垍的户部侍郎一官，贬到巴州去做刺史，贬王涯为虢州司马，杨于陵为岭南节度使，牛僧孺和李宗闵也没有受到提拔。牛僧孺长期得不到升官，从此对李吉甫怀恨在心，由此而导致了对李吉甫及其子李德裕历时多年的激烈党争。这就是著名的牛（牛僧孺、李宗闵）李（李德裕）之争的起因。此后牛李党争也成为唐朝后期，继宦官干政、军阀割据之外的第三大毒瘤。
如果说元和三年这次制举案仍然还是一个伏根的话，那么真正的导火索却是因一次“常科”考试而点燃的。
元和十五年，唐宪宗去世，唐穆宗即位。当时，李宗闵、牛僧孺、李德裕相继入朝为官，开始在帝国政坛上发挥作用，这次事件的实质就是李宗闵与吉甫的儿子李德裕发生了直接的冲突，并使朝中的不少人围绕着他们三人而形成了鲜明的政治与个人分野。这年四月，右补阙杨汝士，与礼部侍郎钱徽，共同主持科举。前刑部侍郎杨凭喜欢书画古董，家里收藏颇丰。儿子杨浑之正准备考进士，为保考试成功，杨凭四处托人找门路说情，不得不忍痛，将一批极珍贵的字画送给同样酷爱古玩的宰相段文昌。段文昌对送来的字画爱不释手，多次写信推荐杨浑之，还亲自跑到钱徽家中说情。翰林学士李绅也亲自登门拜访，并推荐了自己属意的人，及至开榜，他们二人所嘱咐的人全部没有被录取，而谏议大夫郑覃的弟弟郑朗，（故相珣瑜之子）河东节度使裴度的儿子裴撰，中书舍人李宗闵的女婿苏巢，杨汝士的弟弟杨殷士等人都被录取了。段文昌于是向唐穆宗进言说：“这次科举礼部没有本着公平公正的原则，所录取的人才都是他们的亲戚朋友。”唐穆宗以段文昌的话向翰林院的学士咨询。书 包 网 txt小说上传分享
《中国历代党争》第四章（11）
当时李吉甫的儿子子李德裕与李绅、元稹，都在翰林院当差，他们因为赏识对方的学识文采，在一起有很深的交情。李德裕因为李宗闵经常用对策讥讽自己的父亲，早已怀恨在心，元稹与李宗闵因为相互之间争取功名，也早已有了矛盾。于是李德裕、元稹李绅等人都告诉唐穆宗他们认为段文昌的话是真是的。唐穆宗听从了李德裕等人的意见，于是安排了复试，并罢免了郑朗等十人为徽江州刺史，李宗闵被贬为剑州刺史，杨汝士被贬为开江县令。有人劝钱徽向唐穆宗禀告段文昌、李绅向他推荐人一事，这样唐穆宗必然能够醒悟。钱徽说：“我没有做过任何对不起自己良心的事，有什么好辩解的？况且私下揭人短处，怎么是君子所为呢？”并将段文昌、李绅写给他通融的书信全部烧掉了。当时有很多这样的人。
从此以后，李德裕、李宗闵各自在私下交结朋党，互相打压近四十年。
第三节 帝王的平衡术
一、李逢吉专政
李逢吉、牛僧孺相继进入内阁。（穆宗长庆二年六月，李逢吉升任宰相；第二年三月，牛僧孺升任宰相。敬宗宝历元年正月，牛僧孺被罢免宰相一职；第二年十一月，李逢吉也被罢免，中间一共经历了四年零五个月）
永贞元年，宪宗继位。年轻气盛的宪宗，继承祖父的遗愿，想要中兴大唐，削平藩镇。此时的朝廷经过德、顺两朝的韬光养晦，钱粮兵马均已充实。朝廷上以宰相李吉甫和杜黄裳为首的一批主战派也一心扶助唐室，身边又有良将精兵，削藩已是箭在弦上，一触即发。
就在帝臣都磨刀霍霍之际，突闻剑南西川节度使韦皋病亡，节度副使刘辟上表朝廷要求自封为留后。韦皋是德宗年间的西川节度使。因对吐蕃、诸蛮作战立有大功，被封为南康郡王。韦皋贪心不足，又向朝廷提出要统兼三川。朝廷断然拒绝，还差点砍了刘辟。韦皋于是怀恨在心，暗中招兵买马，增充钱粮，企图用武力夺取三川。刘辟出身寒门，后来跟随韦皋，是韦皋的心腹。韦皋备战快成，却突然暴病亡故。刘辟接手西川事务，暗中指使手下的官员联名推荐自己继任韦皋的位置。
宪宗正准备削平藩镇，自然不同意让刘辟坐据西川。下旨派中书侍郎、平章事袁滋出任剑南三川安抚大使，去收刘辟的权。又下一道旨，封刘辟为给事中，调到京城。
刘辟本来以为朝廷积弱，会顺理成章地承认自己为西川节度使，一看见朝廷要收自己的权力非常生气。韦皋经营西川多年，兵精粮足，刘辟刚接手，正摩拳擦掌想做翻大事。立刻点上兵马，将京川告诉公路封了起来。
袁滋受宪宗之托赴西川手权，本来是圣宠眷顾。没走多远，又得一道圣旨，被封兼剑南东西两川节度使，更是风光无限。行走到半路，却听到刘辟派兵封锁了入川的道路，还扣押了兄长袁峰，顿时吓的不敢再往前走了。但是身负皇命，回去又不是，只能留在原地，观察形势。
刘辟拒旨、袁滋滞留，很快便传到京城。宪宗听到消息，不仅勃然大怒，先是将袁滋贬到江西任吉州刺史，再召集群尘商议*刘辟。
群臣也是被德宗朝的叛乱所震，加上西川群峰围绕，地势险要，担心朝廷新立，恐怕出兵不利，都纷纷上表不宜*。宪宗思虑再三，心想此时才登基不到一年，朝廷内部还没有稳定，一些遗老旧臣对自己还不是忠心耿耿，外地藩镇也在观望政局。如果胜了固然是好，可以一举打开朝廷的困顿局面，给各地藩镇一个下马威，但是败了呢？那么朝廷本来就若有若无的威信，将会彻底丧失，各地藩镇将变本加厉地违抗朝廷旨意。而且朝廷若新败，不仅休息几年的实力会被消耗，还可能面临叛军直逼京城，外无援军的境地。就在君臣都顾虑重重下，宪宗只好下旨封刘辟为西川节度副使、知节度事、成都尹，实际上是确认刘辟的地位，不过预留下节度使一职，作为伏笔，等时机成熟就伏收刘辟。txt电子书分享平台
《中国历代党争》第四章（12）
刘辟最想要的职称没拿到，还是不肯罢休，继续向朝廷施加压力。宪宗已经是忍无可忍，大臣们都劝说蜀中地形攻难守易，朝廷兵马不足，主张议和。此刻李吉甫和杜黄裳表示应该*并陈述了平叛的基本方略。宪宗这才终于下定平叛的决心，诏命神策行营节度使高崇文、神策京西行营兵马使李元奕率军，会同山南西道节度使严砺一起南下征讨刘辟，
十一月一日，刘辟被执送京师时，自以为还不足死罪，甚至见到神策兵士来捆他时，尚还十分惊讶道：“何至于是？！”当皇上在兴安楼义正辞严地驳斥他的狡辩时，刘辟这才无话可说，低头伏法。另外还有一个成功的事例是在三月份，夏绥留后杨惠琳拒绝承认朝廷任命的新节度使，皇上亦坚决地下令征讨，未几杨氏就被部下所杀。征服蜀、夏是新帝即位初始就完成的功业，本就足以自豪。天子在这个胜利的时刻肯定十分激动，因为这是他第一次感到了天威奋发后的那种无可言喻的欢畅和成就感。
自德宗以来子孙相接的那些地方藩镇则有点不知所措。见到蜀、夏两地被朝廷轻而易举地剪灭，诸镇大为惕息，纷纷上表求朝。所谓“求朝”；也就是节度使们自请赴京朝觐。人既入京，自不可能再有“将在外有所不受”的便利，所以，这个举动实际的含义就是放弃兵权。
本年的九月，在剿平蜀夏的声威下，镇海节度使李锜很不自安，也上表求朝，并署判官王澹为“留后”。宪宗下诏表示同意，拜他为左仆射，还派了位中使赴京口慰抚其将士。但李锜却毫无动身之意，屡次拖延行期，上表说有疾在身，无法遽行。
镇海地处浙西，是南方的重镇，肩负着天下财赋的重责，朝廷对它是相当重视的。这个李锜倒也是皇族旁枝，德宗贞元时因门荫而官至湖、杭二州刺史。长期在富庶之地任职，李锜手中积聚了不少钱财，以此贿赂求官，竟得到德宗的赏识而出任润州刺史并领盐铁使。后来王叔文罢免了他的盐铁使，但在润州置镇海军时，还是以他为节度使。李锜此人恃恩骄恣，在地方上横行不法。因为得到了镇海节度的重职，所以他一直忍而未发。此番上表，实在是迫于无奈，其实是很不甘心就此赴京去挂一个荣衔的。
消息传到朝中，宪宗很不高兴，在宪宗心里这不是来不来的问题，是谁说了算的问题。于是宪宗决定：下诏征他来京！
诏书一到，王澹和宪宗派来的中使劝谕他动身，李锜很不高兴。心想：哪能这么便宜！王澹不识相，频频劝驾，搞得他极为恼怒。于是暗地里指使手下的士兵把王澹杀死。中使听说军中鼓噪，急遣卫将赵琦出面慰谕，又被李锜手下那些暴悍的兵士们投进大锅中煮食。当那位中使赶到，士兵们还把刀架在他的脖子上极尽污辱之事，这时李锜才假惺惺地出来喝止。十月份，诈言军变，正式起兵。但是李锜手下有不少将领不愿造反，在中央政府的强大压力下，倒戈一击，生擒了李锜。由此江南大定。
南方得以保持相对的稳定是值得庆贺的。不过，藩镇多少年来养成的那种子孙永保、自为除授的本性不会一下子消失。特别是一些大镇，比如有名的河北诸镇成德、魏博、淄青等，还是时时刻刻在侦伺可能，未尝少息。但总的来说，势力既有长消，各镇之间矛盾则必然加深，分化也日重，而中央对江南财赋之控制在元和时日益加强，财力的保证是一切的关键，帝国正逢上了一个几十年来未曾有过的一种机会。
《中国历代党争》第四章（13）
谋事在人。朝中涌现出一大批杰出的人才，无论从数量还是从整体素质上，都是本朝自安史*以来前所未有的。就以前两年来说，宰相前后有郑絪、郑馀庆、杜黄裳、武元衡、李吉甫，翰林学士有裴垍，李绛，都是一时佳选。此外，兵部侍郎权德舆、吏部郎中李藩也都是蕴籍*、精鉴默识之士。
元和元年的四月十三日，这是一个值得纪念的日子。这一天，天子策试制举之士，在“才识兼茂明于体用科”中，校书郎白居易、元稹，监察御史独孤郁，前进士萧俛、沈传师等人脱颖而出；同日，一代元勋杜佑因年迈力衰，举兵部侍郎兼度支使、盐铁副使李巽自代，从此李巽成为帝国财政的主要策划者。天降奇才，这标志着帝国即将要走出低谷，恢复它失去已久的生机了。
杜黄裳在相时间不长，元和二年初被调任外职，出为河中节度使，不久病故。据说这位三朝老臣为人有个很大的缺点：身为宰相，任用官吏却不分流品，而且接受贿赂。此事在他死后被揭发出来，遭到御史台的追劾，宪宗念在勋旧，未予追究。尽管如此，黄裳坚持征讨刘辟，为整个元和树立了�