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年龄最大的59岁，最小的16岁。学校还举办了四次展览会，分别为农业、卫生与博物、初等教育和职业教育，组织宁沪两地相关机构、学校参展。陶行知等人反对狭隘的课堂教育，提倡扩大学生知识面，重视校园体育活动，鼓励实践与思想自由。他们在校内各部科设立研究会，邀请中外学者讲学，并参加南京市举办的学术公开演讲，成立演讲厅。1919年10月，在郭秉文、陶行知等人的推动下，南高师同意将校友会改组成为学生自治会，以实现学校###。1919年12月7日，陶行知在学校校务会议上提出《规定女子旁听法案》，得到了校长郭秉文、学监主任兼文史地部主任刘伯明等人的支持，在校务会议上获得一致通过，并决定自1920年暑期正式招收女生，首开中国国内大学男女同校之先河。陶行知与刘伯明先生一道，主张实行学生寝室与自修室合并，反对监学制度，强调自觉力学、德行互勉和学生自治的重要性。在南高师学生自治会成立大会上，陶行知和陈鹤琴都作了“恳切而详尽”的演讲。会后举行了联欢大会，气氛热烈。
二 “南高”！“南高”！（3）
关于学生自治，陶行知曾有这样一段阐述：今日的学生，就是将来的公民；将来所需要的公民，即今日所应当养成的学生。专制国所需要的公民，是要他们有被统治的习惯；共和国所需要的公民，是要他们有共同自治的能力。中国既号称共和国，当然要有能够共同自治的公民。想要能够共同自治的公民，必先有能够共同自治的学生。所以从我们国体上看起来，我们学校一定要养成学生共同自治的能力，否则不应算为共和国的学校。《陶行知教育文集》，第55页，四川教育出版社，2005年5月。在一片热烈的气氛中，踌躇满志、血气方刚的青年教授陈鹤琴走马上任。由他担任主任的学校游艺和制定校徽委员会，负责开展校园活动。于是，他大力提倡课外活动，经常举行竞赛、联谊会等，培养学生们的兴趣和活力。为此，他引入在清华举办活动时常见的“欢呼”以刺激学生，试图冲破沉沉暮气。他煞费苦心地编了许多种“欢呼”，每逢学校举行运动会或联谊会时，场边观众席有拉拉队加油助威，他带领学生的欢呼别有特色。有一组欢呼是仿照火车头的声音，节奏由慢而快，声调由低至高，词句是“中国万岁！——中国万岁！——中国万岁！——万岁！——万岁！——万万岁！”另一组欢呼是仿效钻天炮的声音，词句是：“丝——砰——啪！啦啦啦！啦啦啦！啦啦啦！南高！南高！南高！”他要用这些欢呼，使学生们的情绪跟着凝结起来。除此之外，他还在学生面前表演唱歌，平日里他自己很少唱歌，他与涂羽卿一道为学生们表演外国民歌，他要借此来说明，唱歌并不难学。他对学生们说：“我素来不会唱歌，在外国人叫作monotone，即单调音的意思。在教会学校中，我虽唱过几年赞美诗，而且也弹过几年曼陀林，可是对于音调的高低，我始终辨别不出来，对于音乐，我真是个地道的聋子。话虽这样说，但人是聪明的，任何事情，都能够学会，何况唱歌呢？”
陈鹤琴的种种努力终于有了回报。在校方的大力提倡和陈鹤琴等人的推动下，不到一年的光景，南高师校园里的风气有了明显变化，学生的课外活动举办得有声有色，“于是每级级会都有了，级歌亦有了，各级的联谊会也时常举行，有表演，有讲座，有辩论……”《陈鹤琴全集》，第六卷，第622页，江苏教育出版社，1992年1月。学校成立了运动委员会、游艺委员会、办事方法研究委员会、校景布置委员会，学生自主成立学生自治会，等等，让学生参与学校的管理事务，这在尊崇师道尊严的中国传统学校里是不可想像的。然而，他的这些努力也时常受到许多人的责难，有人给他起了一个绰号叫“欢呼博士”，意思是说，这个新来的留洋教授并没有什么真学问，只会欢呼、说空话。在一次校务会议上，讨论到有关校旗的议题。陈鹤琴站起来发言，他提议用白色或紫色作为南高师的校色——白色代表青年的纯洁，紫色代表学术的渊博与高深。他的这番提议受到另一位与会教授的嘲讽：“颜色就是颜色，又有什么意思呢？学校就是学校，又何必有什么校色呢？”
在这些流言蜚语和种种议论面前，陈鹤琴感到很难过。他决心立即着手实际的研究工作，用成绩来证明自己的实力，用事实说话。他意识到，校风的改变，决非一朝一夕就能完成的。
此时南高师校园的气氛已逐渐活跃，开始呈现勃勃生机。一向主张教育改革的校长郭秉文正雄心勃勃为筹备建立东南大学到处奔走。1920年，陈鹤琴参加了由郭秉文、黄炎培、蒋梦麟、余日章发起成立的新教育共进社并担任英文秘书。
新教育共进社同仁陈鹤琴、黄炎培、郭秉文、蒋梦麟、余日章、涂羽卿等在
南高院前合摄（前排左二是陈鹤琴）
此外，陈鹤琴抽出时间回了一趟杭州，与俞雅琴正式完婚。婚后，他们一同回到南京。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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三 东南大学（1）
据记载，1920年4月7日，在校长郭秉文的提议下，南高师校务会议通过了把该校改造成为国立综合性大学的议案。12月7日由国务会议同意，在南京成立国立东南大学。12月15日东南大学筹备处成立。1921年7月13日，北洋政府###核准《东南大学组织大纲》，一个月后，东南大学预科和南高师本科同时招生，东南大学招收新生130人，南高师招收新生119人。8月27日郭秉文博士被###核准正式出任东南大学校长。
建校之初，东南大学设文、理、教育、农、工、商各科系，由郭秉文在美延揽的优秀人才担当教职。燕京大学校长司徒雷登在《在华五十年》一书中写道：“郭秉文延揽了50位留学生，每一位都精通他自己所教的学科。”其中，教育科分设教育、心理、体育三系，所聘教授大多出自哥伦比亚大学教育学院。陶行知先后担任教育系主任、教育科主任，后由徐养秋接任。心理系主任陆志韦，体育系主任饶冰士（美籍）。全科教师34人，曾获国外博士、硕士学位13人，本国教授17人，外籍教授2人，教授中包括陈鹤琴、郑晓沧、廖世承、徐养秋、程其保、孟宪承、汪懋祖、李叔同等。在东南大学其他科系教授名单中，刘伯明、汤用彤、陈衡哲、吴宓、朱君毅、竺可桢、熊庆来、赛珍珠、马寅初、杨杏佛等赫然在目，所谓“名师荟萃，俊彦云集”；其中既包括主张革新与改革的新教育学者，也有对新文化运动持批评观点的学衡派。由此，东南大学成为与北京大学齐名的著名高等学府，也是中国近代教育最早的策源地和中心之一。
在东南大学，陈鹤琴是新教育的主要参与者之一，也是郭秉文的拥戴者。在课堂上，他教授儿童教育和儿童心理学课程，深入浅出、生动有趣，很受学生欢迎。陈鹤琴的朋友和曾经的同事、著名的教育家俞子夷先生写道：他（按：指陈鹤琴）的姿势最使我羡慕。无论上课、开会、谈话，他总是始终坐得挺直，从不见他撑了头、弯了腰、曲了背，露出一些疲乏的神情。立时、走路，也是这样。就是打招呼行礼，他上半身的弯度，也是很小，并且在背后看不到弧形的###。“正直”可以代表他的姿态。
圆圆的脸孔，健美的脸色，再加上一副永远不分离的微笑，使得和他接触的人，个个发生好感和愉快。即使在研究很严重问题时，他发言仍夹些微笑。他的语言虽不像音乐，但是这一个微笑却很容易使听者乐意接受。厉声严色，或者有密切的相关。和颜悦色下，只听得他轻快平静的声音，我没有看见过他发怒。《我的半生》序二，江西教育用品厂，1941年。在学校里培养和建立“笃实而有光辉”的良好学风，是东大师生共同的追求。而陈鹤琴作为知名教授，一方面努力认真实践新教育的各种主张，积极推进教育改革，另一方面也非常注重自身的示范和表率作用。他对学生亲切和蔼，平易近人，循循善诱，注重小事与细节。有一次，他带学生到上海做学校调查，他与一个学生站在人行道上谈话，看见那个学生的裤扣没有系上，便走上前去帮他扣好，然后微笑地说：“这是一种对人的礼貌啊！”这个学生脸红了，将这件小事牢记心间，以后一遇到陈鹤琴，便马上将自己的穿戴审视一遍，养成良好的习惯。 。。
三 东南大学（2）
1921年9月，在陶行知、蔡元培、范源濂、张伯苓等人的邀请和安排下，美国哥伦比亚大学师范学院院长孟禄博士乘船抵达上海，这是继4月刚离开中国的杜威博士以后，又一位美国新教育运动领袖造访中国。关于此行目的，陶行知期望：“诊得我们教育症结之所在，以定医法方案。”9月5日，孟禄由上海下船，受到黄炎培、郭秉文、陶行知的迎接。9月7日，孟禄在陶行知等人的陪同下参观沪江大学并游览吴淞。此时，东南大学已准备作为东道主之一热情接待这位世界最著名的教育权威、东大和南高师许多教授昔日的师长。在陶行知的推荐下，陈鹤琴负责此次重要的接待工作。此时，他的职务为学校行政委员会委员、教务部主任。
陶行知于1921年6月6日写给郭秉文的函中称：欢迎门罗（按：即孟禄）先生事由陈鹤琴主持。
……
门罗先生到沪后，请用下文电陈鹤琴先生，以资准备。
南京高师陈鹤琴门罗日午抵宁。《陶行知全集》，第八卷，第226页，四川教育出版社，1991年8月。孟禄一行到达南京后，受到东南大学校长郭秉文的热情接待。欢迎会上，陶行知亲自担任孟禄的翻译。陈鹤琴也参加了接待工作，并于11月底陪同孟禄北上天津、北京等地继续考察、讲学。在江苏，孟禄应邀在江苏教育学会、苏州第一师范分别发表《共和与教育》、《旧教育与新教育之差异》的讲演；在广州，孟禄应邀在第七届全国教育联合会上作《平###义在教育上的应用》报告；在天津，孟禄与张伯苓见面时，陈鹤琴担任陪同与翻译。据记载，12月5日孟禄在沈阳拜会了奉系军政首脑张作霖，王卓如、凌冰、陈鹤琴、汤茂如等陪同。在北京期间，孟禄与来自中国各省教育界代表讨论中国教育和学制改革问题，所涉及的题目包括中小学学制、普及问题、乡村学校、学校对社会之关系与对旧式私塾之关系和教授法、课程、教育行政、教师职业的规范和师资培养、###教育、特别教育、学校建筑与卫生、私人承办教育与政府承认问题等。参加会议者为自教育总长以下各省教育行政负责人、各省教育会负责人和指定教育学术团体代表、有关大学校长、教育系主任及特邀代表共千余人。对于孟禄此次访问，国内文教界给予了极大热情和期待，几家著名教育刊物出版专号，在教育界形成“孟禄热”。孟禄在一次演讲中说：新教育和旧教育，完全立在反对地位，第一种革新的原动力，就是德谟克拉西（按：原文democracy，意即###）的精神。旧教育是少数人的教育，新教育是人民公共的，个个有相当的机会，发展他们各个的道德、技能、学识，所以新教育的真精神，是德谟克拉西主义。德谟克拉西要求普通人民都得到相当的教育，这是中国当今之急务！《陶行知全集》，第六卷，第754页，四川教育出版社，1991年8月。关于孟禄此次考察访问意义和对中国新教育运动的影响，陶行知曾作过以下总结：此次博士来华，以科学的目光调查教育，以谋教育之改进，实为我国教育开一新纪元。我们当这新纪元开始的时候，要参与教育革新的运动，须具两种精神：一是开辟的精神，二是实验的精神。有开辟的精神，然后愿到那不肯到的地方去服务，然后我们足迹所到之处，就是教育所到之处。有试验的精神，然后对于教育问题才有彻底的解决；对于教育原理才有充量的发现。但开辟和试验两种精神，都非短时间所能奏效的。我们若想教育日新日进，就须继续不已的去开辟，继续不已的去试验。《陶行知全集》，第一卷，第401页，四川教育出版社，1991年7月。在这次考察访问结束前，由中华新教育共进社、《新教育》杂志社和实际教育调查社三大团体合并，于1921年12月23日成立中华教育改进社，选举蔡元培、郭秉文、范源濂、黄炎培、汪精卫、熊希龄、张伯苓、李建勋、袁观澜等9人为董事，聘请杜威、孟禄为该社名誉董事。中华教育改进社聘定陶行知为主任干事，具体负责该社一切事务；通过由陶行知、马叙伦等起草的社章，确定“本社以调查教育实况，研究教育学术，力谋教育改进为宗旨”；设址于北京羊市大街（今白塔寺大街）历代帝王庙。陶行知曾记载：本社成立之初，曾假北京美术专门学校为临时总事务所。嗣赖熊秉三（按：熊希龄，时任内阁总理）、孙丹林（按：时任内务总长）二先生之力，由内务部将西四牌楼帝王庙拨给本社，作为永久地址，即现在的总事务所。该庙地方宽敞，殿宇壮丽，足敷总事务所、教育图书馆、教育研究所及职员宿舍之用。且接近电车道线，不久电车开驶，交通很是便利。《陶行知全集》，第十二卷，第42页，四川教育出版社，2002年9月。根据中华教育改进社第一次年会所作决议，陈鹤琴分别担任共32个专业委员会中的国语字母委员会和心理教育测验委员会书记。
一 教育的民主化
在五四新文化运动和新教育运动中，实现教育###化，提倡“学生自治”和“改良女子教育”是两项重要内容。在提倡学生自治方面，德谟克拉西和学生自治之风在国内各大高等学府迅速传播。区别于旧教育中教师权威至上，学生只知读书，毫无生机活力，更无发扬个性可言，新教育提倡学生自治、知行合一，尊重他人之自由与权利，尊重学生个性。关于这一问题，陶行知曾于1919年10月发表《学生自治问题之研究》强调“共同自治是共和国立国的根本”，“学生自治，是共和国学校里一件重要的事情”。随着许多留学生学成归国，这种在欧美风行的意识和制度传入中国，并渐渐被人们所了解和接受。同时，陈鹤琴发表了题为“学生自治之结果种种”的文章，赞同并支持陶行知的主张。何谓学生自治，陈鹤琴回答：“学生自治者，即与青年以发达此本能之机会也。”他所提到的“本能”指“天赋本能”。在文章中，陈鹤琴就当时风行的关于学生自治问题明确地阐述了自己的主张：“若要发展德谟克拉西之真精神，收德谟克拉西之真效果，非将德谟克拉西之真原理，先施之于学校不足以养成###国之国民。”《陈鹤琴全集》，第六卷，第2页，江苏教育出版社，1992年1月。在陈鹤琴看来，###不是靠喊口号就能够实现的，要使###精神变为人们自觉的行动，真正做到深入人心。他写道：“惟学生自治，可以使爱国热诚，变成平日生活上之习惯”；“学生自治制之用实大且深，自治使学生得有服务社会之良好机会，以尊重他人之自由与权利；且每协力同心，和衷共济，凡与学校有益者，必竭力提创之、护助之；凡与学校有损者，必共排斥之”。他又写道：“学生自治制之成效，已彰彰在人耳目，教育家之应提创此制明矣。若尚有不加注意，以为自治制度不足以实行，或以为捣乱之媒孽，或以为梦中之变幻，其不遭舆论之痛斥者几希。”《陈鹤琴全集》，第六卷，第4页，江苏教育出版社，1992年1月。在文章中，陈鹤琴还专门提到有关培养儿童自治意识的问题。他写道：“儿童之能自治，已成为事实，无可疑议。夫###之所以不能自治者，非吾###政体，不从儿童时培养自治之故欤？凡当幼时不与儿童以参与社会公共事业之机会，而希望其一到###，即可自治，焉望其能成功。吾侪年幼时，在学校常受专制师长之鞭笞；即今日之学校，培养国民之学业，尚付缺如。国民事业及责任，徒从一二死书中求之，则学生之不负责任，与其成年时不能自治也，亦固其所。”《陈鹤琴全集》，第六卷，第6页，江苏教育出版社，1992年1月。
这是陈鹤琴回国后第一次在公开刊物上发表文章阐述教育###化的主张，也是对当时在社会上热烈讨论的关于学生自治和学校管理的###化问题的响应与宣示。
1921年2月，陈鹤琴在《东方杂志》发表《学生婚姻问题之研究》一文，从对青年学生婚姻实际状况调查入手，说明婚姻与个人幸福、社会进步之间的关系，提出普及教育的问题和提倡女子教育。
关于进行此项研究的动机，陈鹤琴写道：人生在世有二件最重大的事体：一件择业，一件择偶。从中国的社会情形看来，择偶比较择业似尤为重要。何以呢？择业不得其当，不妨改业，所耗的光阴尚少，所受的害处尚浅。假使择偶不得其人，恐怕终身要受莫大的痛苦。迩来欧风美雨，渐渐东来，新思潮的升涨，一天高似一天，什么“自由结婚”，什么“自由恋爱”，什么“社交公开”，什么“男女同学”，什么“小家庭制”；种种新名词常常接触吾人的眼帘，震荡吾人的耳鼓，使旧式的婚制大有破产之趋势。吾因此有所感，遂把这个人生最重要的婚姻问题，从事实上稍为研究一番。研究后，我觉得所得的结果很有价值。现在把它详细的写出来，以供大家参考。《陈鹤琴全集》，第六卷，第10页，江苏教育出版社，1992年1月。调查中，陈鹤琴先后向绍兴、杭州、徐州和南京等城市6所中、高等学校发出1500余份问卷，实际回收631份。他将被调查对象分为三种类型：已婚者、已订婚者、未订婚者，其中已婚者184人、已定婚者181人、未定婚者266人。为了打消被调查者的顾虑，在学生据情填写调查表之前，他先要讲清楚这种研究的目的和性质，并且请学生不必在表上填上自己的姓名，以维护被调查者的###。在对已婚者的调查中，他用百分比统计方法，将夫妻结婚年龄、婚姻形成过程和婚后爱情程度分别列表并逐项予以分析、说明。通过比较、分析，陈鹤琴发现，凡是对妻子表示满意的，多