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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我是中国人，不是日本人。”伙计将信将疑道：“我不信！”陈鹤琴说：“我来写给你看。”伙计拿过来一张纸，陈鹤琴写了几个中国字，一场误会才消除。临走时，伙计嘴里嘟囔了一句：“唐人姆（不会）讲唐话？”原来，这位伙计认为只有广东话才是中国话，不会讲广东话一定不是中国人。陈鹤琴这才恍然大悟。看来，宣扬中国文化的对象不仅只有外国人。当时在巴城，中国学生在外面租房，时常会吃闭门羹，那些人说：“我们不招待中国人！”美国人眼里的中国人都是开饭馆、洗衣服的，他们由报纸上和电影中所了解的中国人非匪即盗，印象不佳。因此，用宣传中国文化来改变当地人头脑中对中国人的偏见，是陈鹤琴和许多留学生十分着意开展的一项工作。他们从每一件小事做起。有一次，曾在巴城担任过市长的胡珀尔先生邀请中国学生到家里吃饭，他们的三个女儿也一起出席，陈鹤琴将在上海临上船前周校长传授的礼仪搬了出来，受到市长夫妇的大大赞赏：中国不愧是礼仪之邦。陈鹤琴听了很感高兴。
记得，临从上海登船前，周诒春校长曾谆谆告诫说：“你们到美国去，不是去读死书的。你们要看看美国的社会，看看美国的家庭。你们要张开眼睛到处留心。”周校长教导学生们不仅要去考察美国社会，注意政治，探讨美国立国的精神，同时还要做中国的“人民大使”，去宣扬中国的优良文化。他还说：“在美国现今各大学读书的中国学生，每年平均总有三千人之多，假使这三千‘人民大使’都能切切实实去执行他们所负担的重大使命，那中美两国文化的沟通，感情的融洽和邦交的增进，当一日千里了！”
1915年，从国内传来袁世凯的北洋政府与列强签订出卖中国领土主权的条约，陈鹤琴与其他中国学生曾以每周五绝食一餐以明卧薪尝胆之志，达半年之久。
1917年，陈鹤琴在纽约参加当地华侨组成的童子军，还被推举为队长。童子军分成“老鹰”和“老虎”两队，每周六晚上都要聚在一起开会讨论，举行讲演比赛，假期里还举办野餐、露营活动。他还结识了一位来自非洲一个小国家的王子，名叫华罗，他们住在一起。为节省费用，他们在营地的厨房干活，王子主厨，陈鹤琴做帮手。华罗能说一口流利的英语，打一手好网球，还会吹短号。白天，他们在一起切磋球技；晚上，王子吹短号，陈鹤琴弹曼陀林。在联谊会上，他们珠联璧合，共奏一曲，博得满场掌声。一直到几十年以后，陈鹤琴仍常记怀那段快乐的日子，那把见证他们友谊的曼陀林也被细心收藏起来。在中国留学生中，陈鹤琴的热情、活跃渐渐使他小有名气，不仅同学们喜欢他，就连同学的家长和当地多少有些守旧的华侨也被他所感染。他常常带着童子军成员去参加中国学生的###，有时还会邀请许多朋友来到唐人街观摩他所率领的童子军的操演。当时，他还主持一家专门为中国学生服务的俱乐部，可以住宿，也可以娱乐。
1918年夏天，陈鹤琴带着他的童子军队伍到海洋城游览。他们在海滩上举行晨会、唱歌、做早操，下午到海里游泳，晚上研究天上的星宿或举行交谊会。他还请当地的小朋友过来吃茶，然后教他的成员学习招待客人和待人的礼貌礼仪。他与他的队伍倾心交谈，话题都是青年人所面临的现实问题，包括性的问题、求学问题、职业问题，以及宗教问题。
1917年陈鹤琴被推举为北美基督教中国学生会会长，学生会每年暑假分别在美国东部、中部和西部三处各举办年会一次，大致讨论宗教及社会问题，主要目的在于交流经验、联络情感、巩固信仰、促进团结。
1918年，陈鹤琴邀集留美爱国同学十余人仿照当时流行于美国的团体，组织“兄弟会”（Cross and Sword，缩写为C＆S，意即“十字架与宝剑”），以“团结互助，振兴祖国”为宗旨，立志报国。开始时，参加人数不过十几人，包括涂羽卿、温寿庆、冯威凌、刘廷芳、张若麟等，不久以后，兄弟会与在国内成立的诚志社合并，成为后者在美国的分支机构。当时在上海曾有留美经历的学者和知名人士余日章、王正廷、孔祥熙、张伯苓、黄炎培、周诒春、陶行知、郭秉文、廖世承、孟宪承等都是诚志社的成员。诚志社是比较松散的组织，抗战爆发前总社设在南京，后迁往重庆、上海，社员计数百人。
一 回国
1919年8月15日，陈鹤琴所搭乘的“南京号”邮轮从吴淞口驶入黄浦江，缓缓航行在浊黄甚至有些发黑的江面上。沿岸的景色与五年前离开时基本一样，码头和江岸上的建筑被灰色雾霭笼罩着，江风中掺着些许鱼腥味道，天上的云层很低，又潮又闷，很少见到明媚阳光。当陈鹤琴走下舷梯出现在码头上迎接他的亲人们面前时，显得更加干练与成熟，手中仍拎着出国时带去的那只旧皮箱，里面只有一些简单的衣物，另一只箱子里面装的是一大堆各种各样的石头，这都是他在美国学习期间一点点积攒下来用于观察与实验的宝贝。
五年前，也是在同一天，也是在招商局码头，搭乘“南京号”的姊妹船“中国号”，可现在陈鹤琴的感受和心境与那时已完全不同。当初，他所怀有的那份激动、向往和热烈期盼此刻却化为感叹、忧思和痛楚。他所搭乘的这条“南京号”邮轮和她的姊妹船“中国号”一样，都是从美国买来的旧船，载重量不过1500吨，船体小且设施落后。中国曾是航海大国，明朝郑和所率领的庞大船队七下西洋，较哥伦布的环球航行年代更早、航路更远、船队规模更大；而如今中国孱弱的国力、低下的生产力和科学发展水平，远远落后于美国、欧洲等发达国家。中国没有造船的钢铁，也没有新的科学技术，中国要强大、要发展，惟有从提高国民素质着手。
当船经停日本东京时，陈鹤琴下船登岸，看见在街头有许多车夫在读报纸，联想到他在美国读书时的一个房东，不过只是大学里的一个工友，家里也订了许多种报纸，他们在早餐时一定要阅读报纸，还经常谈论国家的大事；而中国却是文盲遍地，封建时代的君主用愚民政策作为统治的手段和工具。在###潮流的时代里，科学和知识是强国的必由之路。强国必先强民，开启民智，发展教育，从扫除文盲开始。
“南京号”渐渐靠近外滩的招商局码头，舷窗外的景物更近、更明朗，码头上等待欢迎的人群也清晰地进入了陈鹤琴的视线。他看到在这些欢迎人群之外，还有许多路人慢慢地拖着脚跟在江边行走，他们中间有许多人驼着背，有一种想法在他的心头油然而生：中国人为什么驼背呢？为什么走起路来这样拖沓迂缓呢？而美国人却很少有驼背的，都是胸挺得高高的，走起路来，头昂起，背笔直，眼睛看前，胸部稍向前倾，步履轻快。我们中国人为什么不能也是这样呢？后来到了南京高等师范学校教书，陈鹤琴就把驼背的问题加以研究。他认为国人驼背的原因大约有下列几种：缺少运动、椅凳不适宜、看书的姿势不正确及谦恭姿势的观念不正确。《陈鹤琴全集》，第六卷，第617页，江苏教育出版社，1992年1月。
登岸后，陈鹤琴提着行李住进了南京路上的东亚###。有一天晚上，约莫过了11点，隔壁房间的客人仍在打“麻雀”，噼噼啪啪吵闹不休。陈鹤琴不得已找到###的茶房，小心地问是否可请打牌的那些人声音放轻些。茶房先生有些奇怪地望着面前的这个读书人问道：“你可知道这是什么地方？”陈鹤琴回答：“这是###！”茶房口里应了一下，说道：“是呵，这是###！”然后笑了笑转身离开，他话里的意思似乎是在说，###就应该是这样吵闹繁杂的。这对于初涉世事的陈鹤琴来说不能不说是又多了一次人生经历，我们的国人自私心太重，“自私心太重的人就只顾自己，不顾别人！”《陈鹤琴全集》，第六卷，第619页，江苏教育出版社，1992年1月。他的心里产生了新的感慨。有一次，陈鹤琴坐在电车里，旁边有个男子很不经意地在车上吐痰，陈鹤琴有些看不惯，就上前对那人说道：“你这痰应该吐在自己的手帕里或者吐到车厢外面去！”那人转过脸恶狠狠地回答道：“我并没有吐在你的身上呵！”陈鹤琴说：“这公共的地方你不该随地吐痰！”那人回敬道：“既然是公共地方，大家都可以吐痰！”此时，周围乘客对于他们的争论并不关心。事后，陈鹤琴思考道，国人不注意公共卫生是一种根深蒂固的恶习。在我们中国凡是大家的事情、公共的事情，老百姓都不闻不问，这与发达国家，如美国，人人都是社会的一员，人人关心公共事务的情形刚刚相反。
在上海住了不久，陈鹤琴回到了上虞百官镇老家，见到久别的家人，也见到了未婚妻雅琴，但他的心情依然十分沉重。一路上，他的眼前仍是一片贫困景象，穷人实在太多了！许多原先的有钱人卖掉了土地，没有钱的人找不到生计，这给了他很大的震撼。他写道：“后来在南京下关一带看见那些穷人真是苦不堪言，他们仅靠一个草棚过着非人的生活，路上要饭的也到处都是。”《陈鹤琴全集》，第六卷，第621页，江苏教育出版社，1992年1月。此外，他还有一个强烈的印象，我们的国人被疾病包围着。当时，中国人以体弱病多而闻名于世，外国人称中国人为“东亚病夫”。中国是世界上肺病患者最多的国家，儿童死亡率也位居世界首位。中国人的体质与其他国家比是较差的。为此，陈鹤琴不禁大声发出感慨：“身体衰弱就是缺少活力，生命力薄弱，一切勇气毅力都会减低。当你正在年轻有为的时候，国家正需要你，你却因为缺少活力，缺少生命力而拒绝这个神圣伟大的请求，这该多么惋惜啊！”《陈鹤琴全集》，第六卷，第622页，江苏教育出版社，1992年1月。
在杭州，陈鹤琴应邀出席由知名教育家经亨颐所主持的中国科学社年会并在会上发表演讲。自陈独秀、李大钊、胡适等人以《新青年》为主要阵地，发动新文化运动以来，新旧势力之间的激烈对抗、角逐不时掀起一阵阵波澜。以蔡元培、胡适、蒋梦麟、郭秉文等为代表的革新派发动了新教育改革运动，以美国进步教育思潮为主要代表的欧美反传统教育思想对中国传统教育格局和教育观念产生了革命性的影响。“共和”、“###”、“自由”、“科学”成为时代的新宠。以聚集哥大教育精英而著称于国内外学界的南京高等师范学校在郭秉文的主持下，成为这场时代变革的焦点和标志。时年27岁的陈鹤琴走入了南高师的校门，在这所中国最著名的高等学府里，开始了他的教育家人生。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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二 “南高”！“南高”！（1）
国立南京高等师范学校成立于1915年，是在两江高等师范学堂（原名三江师范学堂）旧址上建立的，由江谦任校长，留美博士郭秉文任教务主任。1919年9月后江谦因病离职，校长一职由郭秉文接任。南高师聚集着一批留美学者、教授，声名远播，其中包括黄炎培、郭秉文、蒋梦麟、陶行知等，深受美国进步教育思想和杜威实用主义教育学说的影响。正如英国哲学家、教育家罗素所说：“很自然，他（按：指杜威）对美国人有最强的动人力量，而且很自然地几乎同样得到中国和墨西哥之类国家进步分子的赏识。”罗素著，马元德译：《西方哲学史》，下卷，第386—387页，商务印书馆，1976年。此时的南高师正处于新教育运动中心的浪尖上，为世人所瞩目。陈鹤琴正是在这一年9月间进入该校担任教席的。
1919年4月30日，美国新教育运动的领袖约翰？杜威应北京大学、南京高等师范学校、江苏教育会、浙江教育会和尚志学会等五团体之邀，经他的中国学生胡适、蒋梦麟等多方努力，由日本抵达中国。北京大学代表胡适、江苏教育会代表蒋梦麟、南京高等师范学校代表陶行知等在上海码头上迎接。在此后的两年多里，杜威一行在胡适、郭秉文、蒋梦麟、陶行知等人的安排和陪同下，到中国各地巡回讲学，考察访问，行迹遍及京、津、沪、辽、冀、晋、江、浙、赣、鲁、鄂、湘、闽、粤等14省市，大小演讲二百余次，反响极为热烈。听众中不仅有学生和教师，还有其他知识分子阶层的代表，有人考证，其中也包括了后来成为中国共产党领袖的毛泽东。在此期间，北京和上海等地报刊的版面上几乎每日都会刊登关于杜威的报道或讲演摘录。后来这些讲演结集编印为《杜威五大演讲》，由北京晨报社出版，两年内印行十余版之多，内容包括现代教育趋势、关于社会哲学和政治哲学问题、关于伦理学问题和关于思想流派问题。杜威曾在南高师发表演讲，内容包括教育哲学、哲学史和实验科学等。几天后，北京爆发五四运动。杜威很快北上，亲身感受这场中国历史上的伟大变革。关于杜威此行的评价，胡适曾说过：“我们可以说，自从中国和西洋文化接触以来，没有一个外国学者在中国思想界的影响有杜威先生这样大的。”②《胡适文集》，第二卷，第279页，北京大学出版社，1998年11月。他列举了两个理由：第一，杜威先生最注重的是教育的革新，他在中国的演讲也要算教育的演讲为最多。当这个教育破产的时代，他的学说自然没有实行的机会。但他的种子确已散布不少了……
第二，杜威先生不曾给我们一些关于特别问题的特别主张——如共产主义、无政府主义、自由恋爱之类——他只给了我们一个哲学方法，使我们用这个方法去解决我们自己的特别问题。他的哲学方法总名叫做“实验主义”……②胡适曾引用杜威的名言：“哲学就是广义的教育学说。”他总结道：杜威的教育哲学的大贡献，只是要把阶级社会遗传下来的教育理论和教育制度一齐改革，要使教育出来的人真能应平###义的社会之用。《胡适文集》，第二卷，第247页，北京大学出版社，1998年11月。1919年5月18日下午7时许，杜威来到南高师口子房向南京各学校职教员发表题为“真正之爱国”的演讲，陶行知现场翻译。演讲中，杜威再一次宣示了平民教育的理想。陶行知记载：末复鼓励吾人为家国明灯当竭其思想能力，使全国人民无一不受教育，而致国家于富强，如明灯之无所不照也。《陶行知全集》，第十二卷，第8页，四川教育出版社，2002年9月。1920年10月17日，北京大学授予杜威名誉博士学位，校长蔡元培在致词中称杜威为“西方的孔子”，在场的人对此给以热烈的掌声。《杜威在华教育演讲》，第7页，教育科学出版社，2007年1月。txt电子书分享平台
二 “南高”！“南高”！（2）
在2007年1月出版的《杜威在华教育演讲》一书的代前言中，作者写道：1922年南京高等师范学校的一位教授曾这样说：“有一些拒绝政治仕途的知名人士，他们把自己的整个精力转向学术界和教育界。就在那时，杜威博士来到我国宣传他的理论，告诉我们新教育是什么以及新教育应该采取什么方法，于是，整个国家的教育思想经历了一种变化，这就是新教育运动。”《杜威在华教育演讲》，第13页，教育科学出版社，2007年1月。作为五四新文化运动的组成部分，新教育运动在国内多个城市迅速发展，教育革新、平民教育、实验教育等一系列充满激情和创新精神的口号和行动，使中国旧式教育这块坚石被一点点撬动。蔡元培倡导###精神治校，使北大在国内首开教育改革之风，在南高师，郭秉文、陶行知等人也在为实现教育###化而不懈努力。1922年11月1日，北洋政府颁布史称“壬戌学制”的新学制，规定整个学校系统采用美国“633制”，提出教育的“七项标准”，即：（1）适应社会进化之需要；（2）发挥平民教育精神；（3）谋个性之发展；（4）注意国民经济力；（5）注意生活教育；（6）使教育易于普及教育；（7）多留各地方伸缩余地。次年，由全国教育联合会所属的新学制课程标准起草委员会拟定的《新学制课程标准纲要》正式公布。在与新学制课程标准相配套的教材中，包括儿童本位和注重儿童的兴趣与需要等内容。在中国近现代教育史上，杜威的这次中国之旅对中国新教育改革起到推动作用，他的教育思想“成为了那些渴望革新教育的中国教育家的一种改革工具”《杜威在华教育演讲》，第13页，教育科学出版社，2007年1月。，从而促进中国近现代教育走上了变革之路。
在新教育运动的浓厚社会氛围中，陈鹤琴于1919年9月进入南高师担任教席，他的清华或哥大同学郑晓沧、廖世承、陶行知、陆志韦、俞子夷、涂羽卿等也在这里任教，其中陶行知与胡适、郭秉文、蒋梦麟一起成为新教育运动的领袖人物。这使年轻气盛的陈鹤琴更感踌躇满志，他的热情很高，理想也很远大。这时的南高师，到处仍是一片暮气沉沉，校园里到处可见身着长衫的学生，人人都是一副文绉绉模样；学校里很少课外活动，一般学生运动都要强迫，就连上运动场也不脱下身上的长衫，毫无生气与活力可言。他要将自己从国外带回来的生气活力全部搬出来，让南高师活起来！让中国的教育迎头赶上！显然，他把事情看得过于简单了。
在郭秉文、陶行知等人的大力提倡下，教育###化、男女同校、学生自治等主张在南高师已逐渐被人们接受。“自动主义”在学校中盛行，强调学生自学、自强、自治，以学生自动为主，教师则加以指导。由担任教务主任的陶行知亲自主持，南高师开办了暑期学校及国语讲习课，开设小学组织法、小学教授法、社会教育学、实验心理学、儿童心理学、文学概论、近代西洋哲学史、高等数学等科目，邀请廖世承、陆志韦、陈鹤琴、王伯秋等本校教授和北京大学的胡适、陈衡哲和南开大学的凌冰、梅光迪等担任教员。学生总数逾千人，来自国内各省，学生中年龄最大的59岁，最小的16岁。学校还举办了四次展览会，分别为农业、卫生与博物、初等教育和职业教育，组织