按键盘上方向键 ← 或 → 可快速上下翻页，按键盘上的 Enter 键可回到本书目录页，按键盘上方向键 ↑ 可回到本页顶部！
————未阅读完？加入书签已便下次继续阅读！
卜舫济，这位曾经令陈鹤琴崇拜、景仰的外国校长、虔诚的基督徒却在15年后的1925年6月，做了一桩令很多圣约翰校友感到蒙羞的事情。五卅惨案爆发后，上海全市人民###、罢市、罢课。6月3日清晨，声援上海工人的爱国师生在校园中重新升起了被校方取走的中国国旗，闻声赶来的卜舫济恼羞成怒，当众从旗杆上强行扯下，引起了在场师生的一致抗议。人们气愤得跺脚、痛哭。据记载，有一名学生挺身而出：“您是校长，我们应当尊重；但你是外国人，不应该抢夺我们中国人的国旗。”在卜舫济交还了国旗之后，人们高喊：“###万岁！万岁！万万岁！”后来，校方命令学生们到礼堂受训，但当校长和外国教授到场时，学生们并没有像平日一样起立欢迎。震怒之下的卜舫济校长立刻宣布学校停课，所有学生马上离校，学校设施全部关闭。在场学生中的553名本科与附中部学生当即宣誓永远与圣约翰脱离关系，以后再也不进任何外国教会学校，然后列队离开。孟宪承、钱基博、张振镛等17位中国籍教师以辞职方式支持学生的爱国行动。不久，离开了圣约翰的师生们另组了光华大学。这就是历史上著名的圣约翰“六三事件”，6月3日这一天也被定为光华大学的建校日。
三 北上京城（1）
宣统三年（1911）6月间，初夏时节。陈鹤琴的小哥鹤云从报纸上看到清华学堂在国内招考的消息。清华学堂是由用美国所退还的部分庚子赔款建立的留美预备学校，清廷为选拔留学人才，在全国各省招考。按规定，凡年龄在15岁至18岁者皆可报名投考。初试由各省提学使主持，复试由学部尚书主持。这是清廷所举办的第三批选拔留美学生的考试。这时陈鹤琴已超过了19岁，经不住小哥和蕙兰的几位老同学的怂恿，他把年龄少报了一岁，终于报上了名。那时，浙江省报名的考生一共只有23人，主考官是提学使，姓袁，监考官是浙江巡抚增蕴。考试科目有国文、英文、算学。23名考生中取前十名，陈鹤琴位居第九，幸运地通过了初试。
过了几天，通过初试的考生每人领了路费20银元北上京城参加复试。杭州到北京相隔千里，路途遥远，通常要经上海转乘太古邮轮到天津上岸，再由京奉铁路乘火车到达北京正阳门。正阳门车站与天安门遥遥相对，始建于光绪三十二年（1906），全称为“京奉铁路正阳门东车站”。
这是陈鹤琴有生以来第一次出远门，从前他最远的地方只去过杭州。在蕙兰同学杨炳勋、姚天造的介绍下，陈鹤琴住进了京城里的仁和会馆准备应考。考试分两场，共进行一星期，头场有国文、英文、算学，第二场有史地、科学。按考试的规矩，如头场考试不及格，第二场考试就不能参加。参加考试者既有从各省保送的学生，也有直接在京城里报名的，一共一千多人，座位挨着座位，考场里人头攒动，可谓“百里挑一”。开考那天，陈鹤琴早早就出了门，因为有了在蕙兰和圣约翰打下的基础和参加初试的经验，他并不感到紧张。进入考场，站在那里，定了定神。主持考试的是曾任清廷驻美公使馆参赞、游美学生监督、外务部左丞左参议、学部丞参上行走、游美学务处总办等职的周自齐。只见他高坐在台上，头戴大红顶子，身着绸缎马褂，端端正正，面色威严，桌边摆着一本报考学生的名册。负责唱名的官员高声把名字一个个唱了出来，主考官用大红银珠笔在名册上一个个做着标记。按点名的顺序，学生在座位上依次坐好，随着一声带有山东口音的命令，考试开始。
自1909年8月首次招考庚款留美学生，此次已是第三次招考，对考生要求，不仅通晓国文、英文，还须“身体强健，性情纯正，相貌完全，身家清白”。曾受业于蕙兰和圣约翰，又生性活泼、开朗的陈鹤琴，并不对此感到担忧。头场考试下来，一共取了160名参加复试，陈鹤琴位列第82名；复试下来，取了100名，陈鹤琴位列42名。考试结束后，陈鹤琴在同学姚天造的引荐下，找到了本地有名的士绅范烟泰先生作保，终于被清华学堂录取，成为第三批庚款留学生。
清华学校地处京城西北，原为清漪园和圆明园等几处皇家园林遗址的一部分，相传是清道光皇帝赐予其五子的小五爷府。某日，朝廷学部员外郎范源濂带着随从路经此地，抬头望见乳白色的西洋式拱形石门之上，镌刻着由军机大臣、中堂尚书那桐手书的“清华园”三个大字。园中古柏林阴，亭台楼榭，还有一条清澈的溪流穿园而过，宛若仙境。于是，范源濂上奏朝廷准予在此建校。这便是最初的清华学堂。
三 北上京城（2）
陈鹤琴写道：清华学校原是一个某王公的花园。有荷花池，有假山，有溶溶的清流，有空旷的操场，有四季不断的花草，有崭新巍峨的校舍。环境之美，无以复加。《陈鹤琴全集》，第六卷，第565页，江苏教育出版社，1992年1月。六七月的北京，正值盛夏，城里的气温很高，西郊就成了避暑的好地方。从城里通往海甸、颐和园、香炉峰有一条大路，要经过西直门。在这条路上，赶路的马车、驴车和挑担子、推小车的人们行色匆匆，有去避暑的达官贵人，也有进城卖菜、打零工的乡下农民；有去西山八大处、妙峰山朝奉的老人家，也有回娘家的新媳妇儿。由于距城里较远，清华的师生出校进城只能靠乘驴车、骑毛驴或步行。校园的旁边就是有“万园之园”之誉的圆明园。据说，英法联军火烧圆明园时，大火燃烧至清华园外时渐渐熄灭，有人说是园内有乾隆亲书“水木清华”匾的灵显之功。
流经园内的溪流源于万泉庄引来的活水，而工字厅则是由一条彩绘木廊连成一体的前后两排房屋，形成工字状，因此得名。庚子赔款后，清廷外交部设“游美学务处”于此。北方晴朗的天气和阳光使初到京城的陈鹤琴豁然开朗，如沐清风。进校不到一个月，政府下了一道命令，在8月27日孔子诞辰日，全校师生，西籍教员除外，一律须去同方部“祭孔”，向孔圣人的牌位行跪拜礼，届时政府派大员前来监祭。同方部是清华校园北面一座简朴小楼，灰砖墙，红瓦坡顶，典型的欧式风格。“同方”二字取自《礼记？儒行》中“儒有合志同方，营道同术，并立则乐，相下不厌”句，有“志同道合者相聚”之意。这里也曾是清华园内最早的礼堂。祭孔之命使得曾受过洗礼的陈鹤琴和其他来自教会学校的学生们拿不定主意。于是，他们找到了学校监督唐开森先生请示，唐先生待人十分诚恳、亲和，办事非常热心，视学生如子弟，看同事如朋友，很受师生们尊敬。此刻，唐先生也正左右为难，他是虔诚的基督徒，但身为学校监督，怎么可以不去参加祭孔呢？陈鹤琴和几位同学商量后，决定不去参加。至于那天唐先生有无前往，不得而知。
1911年10月10日，武昌起义爆发，黎元洪被封了大都督，革命军挥师北上，清朝廷摇摇欲坠，京城里乱作一团，人心惶惶。清华宣布停学，学校发给每位学生路费20元，学生们纷纷离校南返。起初，陈鹤琴对时局没想到过会有多么严重，仍独自留在宿舍里专心读书，后来，在同乡杨炳勋的一再催促下，他才恋恋不舍地离开清华园，踏上了返乡之途。此时，水陆交通都很吃紧，他们从北京乘火车到天津，转乘太古邮轮南下。因为没买到舱位票，他们只好买了货舱票，睡在舱里的一口棺材旁边。船上甲板、船舱、通道上到处是逃难的人们，拥挤不堪，连站脚的地方都没有。陈鹤琴回忆说：“这是我一生中第一次的逃难。”《陈鹤琴全集》，第六卷，第565页，江苏教育出版社，1992年1月。
经过几天海上航行，终于到了上海，然后从陆路回到杭州家中，陈鹤琴见到久违的母亲、小哥、小姐夫妇，全家团聚。在这次回家期间，他请母亲将20年来一直与他相依为命的辫子亲手剪掉，以作为自己旧的人生完结，身心轻松地走进新的天地。他写道：这条辫子是母亲赐给我的，是母亲每天早晨替我梳打的，现在我奉还给她。她老人家把它好好儿保存着。《陈鹤琴全集》，第六卷，第565页，江苏教育出版社，1992年1月。不久，陈鹤琴告别家人去了上海，回到圣约翰继续学业。12月25日，隆裕皇太后诏告宣统皇帝宣布退位，这一天也是西方的圣诞节。在悠扬的圣诞歌声中，紫禁城的大门被重重关闭。次年，民国成立，清华登报重新开学，清华学堂改名为清华学校，陈鹤琴再一次离开上海，踏上北上之路，回到了清华园。
。 想看书来
一 晨钟暮鼓（1）
陈鹤琴怀着忐忑不安的心情走进了清华校园，这位来自江南小镇的20岁年轻人，开始了自己新的人生。他曾这样写道：我的清华时代，好像万象更新的新年，好像朝气蓬勃的春天。我的希望，非常远大；我的前途，非常光明；我的精神，非常饱满；我的勇气，非常旺盛；我的自信，非常坚强；我的自期，非常宏远。那时做人真觉有无穷愉快。《陈鹤琴全集》，第六卷，第564页，江苏教育出版社，1992年1月。清华园中的一切，使这个朝气蓬勃的年轻人很感###。
清华之初，始于1908年美国国会通过法案，授权美国总统退还中国庚子赔款中超出美国实际损失的部分，用此笔钱办学，并资助中国学生赴美留学。1900年庚子事变，八国联军进攻北京，中国战败，清政府与11国列强签订《辛丑条约》，包括允付战争赔款共计白银45亿两，自1902年起分39年还请，年息4厘，其中美国分得其中7％，约合美金2444万元。1905年1月，清政府驻美公使梁诚与美国政府交涉，提出核减赔款；1907年，梁诚再次向美国总统提出减收庚款事宜。美国总统西奥多？罗斯福于1907年12月3日在国会发表演讲，提出“以援助中国厉行教育，使此繁众之国能渐渐融洽于近世之文化”，要求国会授权向中国退还部分庚款用于中国政府派遣学生来美留学。1908年5月25日，美国国会参、众两院通过《豁免中国部分赔款》的法案，并授权美国总统宣布实施。清政府遂于当年7月14日致函美国政府，“此后当按年派送学生到贵国承受教育”，确认“从赔款开始退还之年起，敝国政府于前四年每年遣送百人至美留学……自第五年起，每年至少必遣50人赴美留学，直至该项退还赔款用完为止”云云。双方协议，创办清华学堂。此后，清政府向美递交《派遣美国留学生的章程草案》，开始选派留美学生的实施工作。1909年10月，第一批庚款留美学生共50人，登上去美国的邮船，开始游学历程，其中有大教育家、后来曾担任清华大学校长的梅贻琦。他们所学的专业包括化工、机械、土木、冶金及农、商各科。1910年10月，第二批庚款留美学生上路，他们中有胡适、赵元任、竺可桢等人。从第三批起，被录取的留美学生先要在清华完成相当于大学预科的学业，然后才被送往美国进入正规大学学习深造。因此，有人称清华为“庚款学校”。
清末新政实行教育改革，1904年颁布《奏定学堂章程》（《癸卯学制》），明确规定了各级各类学堂的培养目标、学习年限、学习科目及其相互之间的衔接统属关系，将自然科学和社会科学包括进学校课程。1905年，清廷下诏废除科举制度。此后，各省陆续兴办新式学堂，在校学生数量逐年增加。从此，中国的近代教育有了新的开端。
在这所中西合璧的学府里，除了校长和教务长是中国人，教师大都是来自美国的基督徒，教学内容与体制也仿效美国的高等院校。“中体西用”是李鸿章、张之洞等办洋务时所提出的口号，也是朝廷与外国人打交道所采取的基本态度。作为官办学堂的标志，每年举行祭孔仪式。在发布于1911年的《清华学堂章程》中，提出“以进德修业、自强不息为教育之方针”，“延用美国高等各科教习，所有办法均照美国学堂，以便熟悉课程，到美入学可无扞格。”教师中有一半来自美国。每个星期天都有美国教师讲授圣经，教学生如何求学做人，怎样处世接物。校中辟有专门的外国教师住宅区，被中国师生谑称“小租界”。
一 晨钟暮鼓（2）
在陈鹤琴的印象中，周诒春、张伯苓是两位深受师生爱戴和尊敬的师长。
周诒春（1883—1958），字寄梅，祖籍安徽休宁，生于湖北汉口，1903年毕业于圣约翰大学并留校担任教职。1907年被授予学士学位，并于同年自费赴美留学。辛亥革命后，曾出任南京临时政府外交部秘书，担任过孙中山先生的英文秘书。1912年4月，周诒春任清华学校副校长兼教务长，1913年8月接任校长职务。
陈鹤琴记述道：周校长办事认真，毫不敷衍。校规不定则已，一定了我们非要遵守不可。他常常对我们说：“我不要你们怕我，我要你们怕法律。你们读书，总要研究得透彻，不要马马虎虎，一知半解。你们做事，总要实事求是，脚踏实地，要从小做到大，从低升到高。若是脚没有着实而攀得高高的，那一跌下来，就要跌死的。”周校长处处能以身作则，不爱名，也不贪利，说起话来总是诚诚恳恳，切切实实。清华校长换了好几位，而养成清华纯洁学风的，就是周校长。凡是在清华读过书的，没有一个不爱戴他。他真是我们的良师呢！②《陈鹤琴全集》，第六卷，第568页，江苏教育出版社，1992年1月。张伯苓（1876—1951），天津人，名寿春，生于天津。早年毕业于天津北洋水师学堂，曾在海军服务，后弃戎从教，立志教育救国，先后担任保定高等学堂总教习、清华学校教务长。留学美国后，在天津教授西学，倡办新式教育，先后创办私立南开中学、南开大学、南开女子中学和南开小学等。
陈鹤琴回忆：张伯苓先生曾经做过我们的教务长。他的声音像洪钟，说起话来非常动人。他的体魄魁梧，望之令人油然起敬。他虽然在清华不久，但他的伟大人格，已深深地印入我们的脑筋中了。②在陈鹤琴的心目中，清华的可敬之处，一方面在于清华的“纯洁”；另一方面在于清华的“活力”。
周校长素来不主张“读死书”。在他当清华校长的四年任上，倡导“德智体三育”，注重“端品励学”和“强迫运动”，“素以养成完全人格为宗旨”。较之于国内其他学校，清华的课外活动更加丰富，包括足球比赛、篮球比赛，还举办辩论会、演说比赛、化装表演、音乐会。在毕业典礼上，陈鹤琴曾参加过话剧《威尼斯商人》的演出。在清华，来自圣约翰的同学很多，圣约翰的体育在国内最为著名，其中潘文辉、潘文炳和杨经魁等人在圣约翰就是运动健将，因此也成为清华园里的佼佼者，田径和球类样样精通，陈鹤琴对他们非常羡慕。陈鹤琴感觉自己在品德和读书方面并不逊色，而身体条件和运动天赋却输于他们。但他并不气馁，他想，自己球类、田径方面虽比不过他们，但力量、筋骨总可以同他们比一比。于是他坚持锻炼。一年以后，全校举行学生体力测验，有握力表测验握力，有量力表测验腿力、背力，还有测验臂力、手臂的举力和攀力的测量表，共有七八项力量比赛，在全校几百名学生中，陈鹤琴居然名列第二，在第二年举行的同一比赛中，他又名列第一。
陈鹤琴写道：当初我曾想做一个伟人，但又想伟人非要有“魁梧奇伟”的体格不可。我很矮，不过5呎3吋长，从古人的眼光看来，我不过是一个5尺童子罢了（英尺5呎3吋还不及中国5尺5），绝对没有做伟人的资格，因此颇郁郁不乐。后来读到法国革命史。先生说，拿破仑雄才大略而身躯很短，像一个矮子。我问先生：他究竟有多高呢？“5呎5吋。”我听了，非常快乐。我想假使我穿一双后跟2吋高的皮鞋，不是同拿破仑一样高吗？所以我就穿“高脚皮鞋”做“伟人”了。这种错误的观念，你们想想看，不是很好笑吗？《陈鹤琴全集》，第六卷，第571页，江苏教育出版社，1992年1月。陈鹤琴在清华读的是理科。教授物理课的是沃尔德先生，他讲课很认真，实验课也上得很有趣，对学生的要求很严格。马隆先生讲授西洋史课程，他是一位美少年，非常英俊。他所教的历史课，总要求学生死记硬背历史事实和重要日期。他与陈鹤琴等班上同学相处很好，常常会请学生们来家里作客。课余，他经常到圆明园去研究残碑断柱。后来听说他回到美国又进了大学读博士学位，以圆明园为研究对象。皮克特姐妹，姐姐讲授美国史，妹妹教授德文。她们都只有二十几岁，甚至比班上一些同学还要年轻。在课堂上，她们不得不摆出一副“师道尊严”的样子，将原本开朗、活泼的本性收敛起来，“她们在中国这种守旧的环境里面确实感到非常拘束”《陈鹤琴全集》，第六卷，第566页，江苏教育出版社，1992年1月。。史密斯先生是一位40岁还未娶亲的男士，讲授西方文学课程。斯塔尔小姐讲授美术课，她也是一位基督徒，对宗教很热心，四十多岁仍孑然一身，是个老姑娘。她教学生们绘画，也教学生们做人。休梅克先生是体育教师，每天早晨都带领学生做集体操，有时，陈鹤琴还被叫出来领操。博尔德先生是校医，人很好，医疗技术不错。塔尔梅齐女士讲授英文课，她不太爱讲话，在教室里从来不笑。上课时，若有同学回答不上问题，她就会用那双严厉的大眼睛盯着他。有的学生很怕她，实际上她是一位很诚恳的良师。那时，她正讲授英国作家狄更斯的《双城记》，书中有一个叫Madam de Vague的女革命家，勇敢地带领人民群众去攻打牢狱。因此，有的学生就将女革命家的名字作为塔尔梅齐女士的别称，似乎是形容她的严厉。而讲授算学课的海因斯先生却是一位非常和气、满脸堆着微笑、说话声音很轻、举止文雅、学问也很好的好好先生。有时学生做不出题，他也不会发脾气，仍然很有耐心。音乐教师西利，举止稳重，谈吐风雅，待年轻学生如弟弟，上她的课，不仅学到音乐，也学到做人。这些来自大洋彼岸的教师，给学生们留�