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其实，和中国作战的日军将领，几乎个个都经历了从激昂地主张几个月灭亡中国到变成稳健派的过程，倒不仅仅是石原莞尔。中国的抵抗者给每一个日军将领上了一课，题目就叫——“不可征服”。
让我们看看还有哪些日本“中国通”有这样的照片吧，这几个人，都和侵略中国，特别是侵略东北有着不可分割的联系。
坂西利八郎，这个名字今天的中国人多少有些陌生。然而，在北洋军阀时代，他却堪称名重一时。当1927年坂西奉调回国时，北洋政府前国务总理靳云鹏曾赋诗惜别曰：“二十五年海外交，一杯离洒长春亭。销魂今日幽燕别，把臂他年沧海盟。”由此可见坂西在北洋军政要人心目中的地位。在段祺瑞执政期间，坂西牵线促成“西原借款”。从袁世凯开始，经黎元洪、冯国璋、徐世昌，黎元洪第二次担任总统，再到曹锟、段祺瑞，前后更迭七任总统，坂西或公开出任顾问，或躲在幕后策划，始终为当权者所赏识而受到重用，故日本公众舆论称坂西为“七代兴亡的不倒翁”。实际上，坂西堪称日本在民国时期对华间谍活动的鼻祖，不但取得了中国的大量情报，而且大大促进了日本势力对中国内部的渗透。他在北京建立以“坂西公馆”为代号的特务机关，成为培养日本高级特务人员的重要机构，“九一八”事变的几名关键人物，土肥原贤二、板垣征四郎、本庄繁等人均出其门下。其养子坂西一良1935年曾任关东军司令部作战课课长，是镇压义勇军和抗联的日军重要将领。
头戴瓜皮帽，貌似土地主的田中隆吉，1893年生人，1913年陆军士官学校二十六期毕业，陆大三十四期（1921年）毕业，1922年开始在参谋本部任职，是日本最著名的大特务之一，曾和川岛芳子共同导演了“一·二八”淞沪事变的开场，并策划蒙古德王独立，在百灵庙被傅作义将军打得惨败。田中没有直接参与“九一八”事变，表面上他仅仅在1935年任职于关东军，在东北期间主要的活动也集中在张鼓峰事件，似乎和日军侵略东北关系不那么密切。但他确是查清“九一八”事变真相的重要人物。战后，田中依靠常年当特务的出色记忆力，在远东军事法庭上大举指证上司和同僚“将功补过”而名声远扬，甚至被称为“日本的犹大”。关于“九一八”事变，田中隆吉的证词是：“满洲事变的主谋是参谋本部作战部部长建川美次少将，情报部俄罗斯班长桥本欣五郎中佐，支那班的长勇大尉，关东军高级参谋板垣征四郎大佐，作战参谋石原莞尔中佐和大川周明博士。”并详细描述了事变前后日军上层的动向。他的证词中虽有夸张和狡辩，但最主要的部分大体可信，成为研究“九一八”事变前后历史的最重要证据之一。
河本大作，日本兵库县人，1883年生，1903年毕业于日本陆军士官学校，也是日本军队中著名的中国通。早在辛亥革命时期，身为陆军中尉的河本大作就被日本参谋本部派到中国湖北、四川等地从事特务活动，并在中国军阀之间挑拨离间，以唆使他们互相冲突，进行内战。令其名声大噪的是河本在1928年策划了皇姑屯事件，炸死张作霖，可说为“九一八”事变拉开了远景的序幕。皇姑屯事件，由于东北当局对应得当，日军未能顺利夺取东北，河本因此被解职，但他仍然积极参与了“九一八”事变。“九一八”事变前的9月初，河本受参谋本部中国课课长重藤千秋大佐所托，将5万日元秘密乘飞机送到奉天，交给关东军参谋、奉天特务机关辅佐官花谷正少佐，此时花谷正少佐正苦于发动事变经费拮据，大有“雪中送炭”之感。事变发生后，他不但担任了关东军嘱托的职务，而且完成了对东边道镇守使于芷山的劝降。战后，河本大作在山西协助阎锡山作战时被解放军俘虏，病死狱中。
冈村宁次，穿的本不是中国服装，而是西服，但因为他在日本侵华史上的重要性，还是把他也放在了这一篇文章中。提到冈村宁次，国民党人常常想到他是日本战败时执行投降命令的在华日军总司令，共产党人常常想到他是在华北组织五一大扫荡，残酷镇压华北人民抗日活动的刽子手。但很少有人记得冈村也是日本侵占东北活动中的一名重要将领。1932年8月19日，冈村宁次出任关东军副参谋长。当时，东北的义勇军正发展到高潮，曾组织反攻长春和沈阳，给日军造成重大威胁，但冈村抓住义勇军成分复杂，装备低劣，训练不足和缺乏后方支援的缺点，集中五万关东军实施大讨伐，以“步步为营，重点突破”的作战方针，分地域逐次展开，对缺乏统一指挥的义勇军各个击破，发动了规模空前的大“扫荡”。结果，坚持到1933年春，20万义勇军部队被打垮或瓦解，日军仅付出七千人的损失。是为冈村在侵华战争中的初露头角。
八、“和平使者”李顿调查团
李顿调查团，即国际联盟为日军侵占东北问题派出的国际调查团。这支调查团代表了当时欧美列强的意见，因此曾被中方赋予极大的期望。
“九一八”事变发生后，蒋介石、张学良等中国高层奉行不抵抗政策，将收复东北的希望寄托在列强干涉上。在中国代表的一再要求下，1931年12月10日，国联理事会通过决议，决定派遣一个国联调查团到远东实地调查“九一八”事变情况。调查团的任务只限研究中、日纠纷的背景，向国联提出报告，而无权干预两国的军事行动或建议双方直接交涉。
又拖了一个多月，1932年1月21日，国联调查团才正式成立。调查团由英美法德意五国代表组成。团长是英国人李顿爵士，故亦称李顿调查团。李顿在英国殖民统治印度时，曾出任孟买省长，代理印度总督等职务。美国代表为麦考益将军，曾任菲律宾总督。法国代表为亨利·克劳德将军，曾任法属西非军司令。德国代表为恩利克·希尼博士，曾任德属东非总督。意大利代表为马柯迪伯爵，曾任意驻南美各国公使。中国派出前外长顾维钧为代表与李顿调查团人员共同工作，日方派出的“参加委员”为吉田伊三郎，曾任驻沈阳总领事。
调查团临行前，国联行政院规定他们除调查日本在中国发动“九一八”事变而形成的满洲问题外，也调查中国的一般形势。因为日本当时宣称，由于中国的政治形势关系，中国政府已不能履行它的责任，不能保护外国利益，特别是日本在满洲的条约权利，所以日本才出兵东北。
然而，这只被寄予厚望的李顿调查团行程不是首先去遭受日军铁蹄蹂躏的中国，而是先到日本，拜会日本天皇裕仁、首相犬养毅等，甚至到奈良喂鹿消遣，似乎已经预示了其使命的绥靖性质。3月14日，李顿调查团抵达中国上海，仍不急于前往东北，只是安排与蒋介石、宋子文等中国政要会面，然后周游芜湖、九江、汉口、重庆、宜昌、济南、天津等地。4月21日才抵达沈阳。这时，日本侵略者已经炮制了伪满洲国，在日军的残酷镇压下，东北抵抗力量受到重大损失，几乎所有大城市都已经沦陷。显然，此时让日本军国主义者吐出已经落入其虎口的东北，已经变成了一个极为艰难的课题。
李顿调查团到达东北时，日本关东军司令官本庄繁、伪满洲国执政溥仪等先后与其会晤，并将其途经的所有地方粉饰一新，制造出其所需的气氛。
但是，东三省的人民，仍然想方设法向李顿调查团成员表达了其爱国立场。萧红前未婚夫王恩甲的父亲王廷兰到齐齐哈尔秘密会见李顿调查团时，因叛徒出卖被日本特务抓住，装在麻袋里从高楼上推下，以身殉国；仍然战斗在黑龙江的马占山将军并想方设法投书李顿，约其在自己的控制区见面。他们的努力，使调查团不得不承认东北民众“几乎都无疑问地认定日本在实施侵略行为”。
李顿调查团最终在1932年9月4日完成了调查报告书，其内容十分耐人寻味——一方面，其报告书认定东北是中国领土一部分，主权属于中国；另一方面，却又认为中国抵制日货运动是“中日冲突的重要原因”，苏联的“共产主义目前的传播”是造成“九一八”事变的最重要因素。
对此，中国和日本没有一家满意，都是骂声一片。中国人是希望越大，失望越大，觉得李顿调查团模糊是非，混淆黑白，没有起码的正义性；而日本人则认为自己早已跻身列强之列，李顿调查团强调中国在东北的主权是“矮化”和“打压”日本。
表态虽然是原则问题，但更关键的还是解决方案，李顿调查团报告书主张既不承认“满洲国”的现状，要日本撤军，但此后东北也不应恢复到“九一八”事变以前的状态，而是应该由西方列强各国共管。从善意的角度说，这是把东北置于“联合国维持和平部队”管辖下，从恶意的角度说，西方列强可不费一枪一弹染指中国东北。
究其本意，李顿报告书的提案，未必没有把东北作为中日俄的缓冲区，隔离各方的意图。
但，这根本就是一个不可能实现的方案。首先，明明原来东北是在中国管辖之下，一眨眼就成了中国没有发言权的地方。中国绝不可能就此放弃对于东北的实际治权，容忍这样一个出卖中国国家主权的决议；其次，日本侵华势力垂涎东北的资源已久，一旦得手，根本不可能放弃。尤其国联用了一年多才得出决议，此时日本已经巩固了其占领，更不会因为没有制裁手段的一纸空文撤军。
牺牲弱国利益，过高估计自己的影响力和权威性，东西方的绥靖政策、问题如出一辙。
1933年2月24日，国联大会以42票赞成，日本一票反对，通过了19国委员会关于接受《李顿调查团报告书》决议，重申不承认伪满洲国。日本则于3月28日以抗议该报告书为由，宣布退出国际联盟，致使李顿的调查报告书实际上成了一纸空文。
事实证明，国联的活动和《李顿调查团报告书》，根本不能制止日本帝国主义对中国东北的侵略，日本的侵华战争在迅速扩大，并准备进一步升级为全面侵华战争。国联李顿调查团的活动说明了弱国无外交的真理，也让更多的中国人抛弃了期待他人主持正义的幻想，而投身抗日救国的事业。
九、少帅有疾
都说在侵华过程中日军善于做情报，土肥原贤二、南本隆实等大特务在中国活动极为频繁。然而，看到1933年日本出版的《满洲事变写真大全集》中居然出现了“九一八”事变时，张学良将军在协和医院养病的照片，还是令人感到惊讶。要知道这样的照片，即便是中方报刊上，也不曾经出现过的。
张学良将军晚年承认，在日军发动“九一八”事变的时候，是自己向东北军下达了不抵抗的命令。当时蒋介石正在江西，乘“永绥号”军舰（即毛主席后来曾经乘坐并题写“我们一定要建立一支强大的海军”的长江舰）前往“剿共”前线督战，由于该舰没有与陆上联络用的无线电通信设备，直到9月19日到达九江，蒋才知道沈阳发生了事变。值得注意的是，张学良将军在阐述这段历史责任的时候，提到自己得知日军进攻北大营的消息时正在剧院看戏，随后立即返回“养病的协和医院”，并在那里和东北军其他高级将领商讨后，向沈阳方面下达了“避免冲突，静候国联解决”的命令，从而导致了沈阳的轻易沦陷。
可见，“九一八”事变前，张学良将军的确在协和医院养病，日方的情报是准确的。
具有讽刺意味的是中国报刊上却在刊登“赵四风流朱五狂，翩翩胡蝶正当行”，对张学良口诛笔伐——也许舆论的初衷是好的，但文章虽然骂得痛快，却和事实相去甚远。真实的情况是“九一八”之前胡蝶从未见过张学良将军。一个人犯了错，所有他做过没做过的黑锅都可以往他的头上扣，当时中国的所谓舆论监督，其心态很值得思索。而在对情报的掌握上，也可看出日方做得更为准确。
这张照片也反映了当时张学良将军在“九一八”事变时的状态——张学良在郭松龄事件时由于过于苦闷开始接触鸦片，接任东北军领袖后又发展为吗啡瘾，其精神和身体都处于非常糟糕的状态，这大概也是他在“九一八”事变中做出错误决断的一个重要原因。毒瘾的折磨让一个少年有为的将领几乎沦为废人，无论在处理东北问题还是后来的长城抗战，萎靡的精神状态都大大影响了张学良，使很多人对之十分失望。后来张学良将军因此痛下决心，冒死戒毒，终于走出了阴影，励精图治于收复故土，乃至直接促成了西安事变和国共合作，从这一点上来说也值得钦佩。
在日军攻占沈阳的过程中，张的总部、住所、边业银行等都被占领，留在东北的巨额财富皆被日军夺占。
然而，从日方资料照片中，还可以看到另一件历史事件的影子。
这两张照片来自于日本恤兵部1933年发行的《光辉——满洲事变写真大全集》，事实上，关东军真的曾经安排将张学良的私人财物运往北平归还，借以拉拢张学良并进行宣传。这件事，1989年为张学良做口述史的郭冠英曾【wＷw。Ｚei8。Ｃom电子书】当面向张学良问起，张学良回答：“我不要啊，我们没要啊，我让他们整个拿回去了。”“我跟本庄（关东军司令本庄繁）是很好的朋友，我就跟本庄说，你要不拿回去，我在火车站都烧了，与你脸很不好看啊。我说你拿回去，我家里怎么摆你给我怎么摆，要拿我自己会拿，我用不着你送，你这是羞辱我。你要还，还给我东北，东北三省你还给我啊！你还我私人东西做什么？！我东北三省比你日本三岛还大，比你还富庶，把你日本三岛给我们也不够。”
此事原只有文献记载，这两张照片算是给出了更直接的证据。
拒绝了日军的拉拢，张学良将军在被免去全国海陆空军副总司令的处分下，在北平组织后援会，给被隔绝在敌后的东北军将领写信并设法派人联络，运送补给物资，积极组织义勇军，一度成为东北敌后战场最有力的支持者。日军也因此对张学良将军恨之入骨，认为他和他的部下是威胁“满洲国”的头号敌人，必除之而后快。
可见，尽管张学良将军在丢失东北的问题上负有相当的责任，但是，知耻而后勇，仍不愧为一名不失民族气节的爱国将领。
外篇（八）老帅少帅——张学良父子二三事
日前回国见到老萨的一个长辈，他是北师大历史系教授，曾作过张学良父子的研究，为此我把在日本收集到的皇姑屯事变珍贵照片二十余张送给他。他很喜欢，说研究张作霖的时候，曾经采访过一个张学良的卫士，叫作郑景山。郑是东北讲武堂学生，辽宁朝阳人。张学良有一个骑兵卫队（郭松龄事变以后扩编为一个营），他一直在其中，西安事变后郑因为不满东北军上层妥协接受南京条件，辞官回家务农。他口中的张学良父子，颇有些特别的味道。
（一）我不怕日本子
郑景山说，张作霖和张学良性格不太一样，他虽然看来北人南相，但性格刚烈果断，特别是和日本的关系上，有一次张作霖父子的对话颇能反映这一点。
那是北伐战争时期，张学良从前线回来，因为战况不利，劝张作霖不要继续和南方打仗，老将（当时张学良背后叫张作霖“老将”）不听。张学良说日本人盼着我们打，不要我们向前打，日本人抄了我们的后路，我们打不过日本人，要吃苦头的。
张作霖大怒，拍桌子叫道：我有三十万东北军，我才不怕日本子！他撑死了在南满有一万三千人，要想收拾他我让臧式毅把辽宁各县的县长公安局长召集起来开个会，三天把他的铁路扒了。东北军先打重镇大连旅顺，他一万三千人怎么跟我打？我怕什么日本子？
当时，张氏父子说话，张学良的几个卫士，东北军的将领邢士廉都随侍在旁。这段话是我看到这位长辈记录在笔记上的，不敢说字字都对，但基本是原始材料了。
从这段话看，张作霖父子，对于日本在东北的实力，都是有警觉的，但是老帅打江山几十年，虽不读书却有经验，盛怒之下，瞬间判断双方力量对比依然相当准确，几条措施也颇有可行之处，方针更明确鲜明。相比之下，看“九一八”少帅的对应，则显得不知己亦不知彼，心中无数，看来在阅历方面，确不如乃父远矣。
（二）见人说人话见鬼说鬼话
西安事变之前，张学良在西安相当活跃，这时他的警卫骑兵队已经扩编为骑兵营。因为这些人都是军事人才，他出国期间这些人有的被东北军其他将领拉走，颇有流散。郑景山始终在营中不走，张学良对他颇为赞赏。
张学良平时说话并不粗俗，但也不是知识分子腔调，有点儿像老北京的旗人子弟。只是西安事变前张说话颇有些异常。有一天，郑景山从早上陪他出去，见从北京来的教授，好像其中有顾颉刚，张入客厅后和教授们攀谈甚欢，话语激进，居然满口都是马克思主义，大谈社会主义革命，而且说得头头是道，并表示日内东北军就要和日军决一死战。几位教授本来是来劝说张进步抗日的，这时反而劝他不要着急，注意集中力量，谋定而后动。有位教授说：“我们要胜利的英雄张副司令，不要失败的英雄张副司令。”
这样到下午，张又见几个法国客人，一边放留声机，一边在沙发上用英语和这些人交谈。张的英语水平不错，可以直接和外国人交谈，不需要翻译。张学良通外语，能开飞机，马术出色，这就不是今天一些公子哥能比得了。到了晚上，张送走外国人，和军官训练团的一些高级将领谈话吃饭，席间又满口东北土话，一副老帅的粗犷形象。后来郑景山才知道，这些都是老帅时代的一些部队主官，张学良正在重整东北军，提拔少壮军官，这些老人渐渐失势，都有怨言。而张学良基本能够笼络住他们，直到西安事变以后张离开东北军，新旧将领之间的矛盾才激化起来，发生了“二二”事件。
郑景山晚上扈从张返回，张笑对他说：“今天太累，见人说人话，见鬼说鬼话。”
看来，张并不是一个没有政治头脑和政治手腕的公子哥儿。［·］
（三）皇姑屯
皇姑屯事件是日军炸死张作霖的行动，�