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其次，其中日文文法颇成问题——“3月，王纯仁は病死します。”是典型的病句，原因是这件事发生在过去，按照日语，应该使用“3月，王纯仁は病死した。”或者“3月，王纯仁は病死になった。”这样的过去式。
英语和日语都是有时态的，而中文没有，所以，这句话的错误，错在是一句典型的中式日语。不信？不信您拿“病死します”当关键词上谷歌或者雅虎搜去，看有没有日本人这么说话的？
答案是没有一个日本人会这么说话——哪怕说错，也没有错得这样离谱的。
后面还有“支那の奉天の督軍の府の顧問”这样的句子，一句日本话里面见到这样多的“の”也是奇观。
就这一个截屏，类似的错误还可以找出好几个——老萨的日语自己也知道糟糕得很，但这里面的错还不至于犯。
实际上日文档案制作严谨，而且由于该国向我国学习汉文化不遗余力，至今保留下来的档案文件往往让人感叹其文字的流畅与强调书法美，这样的伪劣年表，实在令人耳目一新也。
因此，这份文件基本可以断定是伪造的，否则这个写文档的日本人小学都不会毕业。
那么，真的文档在哪里呢？我们希望是有关人员因为它的珍贵而不使它公开。但我更担心的是发现武田毅雄事迹的许文龙先生可能是被骗子糊弄了。从谍报工作的原则来说，一个重要的间谍也不能不断使用，那几乎可以轻易断送掉他的性命，刘连昆就是一个例子，而佐尔格，也只是因为稍微冒险，发出重要的日本在远东军事布局情报，立刻遭到暴露的命运。真实的特工不可能像这位传说的武田一样，几乎每个重要的事件都要插一腿，那样，武田不要说14年，14个月也潜伏不了。
武田的另一个不真实的地方是他那份简历，网上已经有人查过，每一个职务都不曾有他的记录。这里我却要补充一点。如果说日本关东军因为觉得丢人销毁了武田的资料，倒也有可能造成这样的后果。但因为老萨下了些工夫在用日本史料考证中国抗战上，所以还有一种办法来检验其真伪——如果武田叛逃后关东军销毁其相关资料，那么，在他叛逃前他所谓曾任职单位的文档就应该被改得残缺不全，至少应该有修改的痕迹。而日本当时的出版体制决定每个军事单位都有大量相关的写真集，半公开刊物流失在外，真的有武田特务案，它们或者会因为要删掉武田的信息而造成缺失，不能连贯，或者上面应该有删改的痕迹。而且，日本出版物数量很大，如何能删得干净呢？又通过哪条渠道下达命令来销毁有关资料呢？
其实，无论参谋本部、关东军司令部，还是士官学校，日方的资料都十分完整，看不出来修改的痕迹——我手中收集有大量那个时代的日本关东军资料原件，从1931年到1945年之间，从未见过武田的名字——难道这人一进关东军就是个神秘人物？那他怎么当旅团长，怎么当课长？整天戴着面具吗？日本关东军干吗养这么一个怪物呢？
这些证据够充分吗？
当然，还有一些虽然不入流，但却很致命的证据——如果武田真的生在那个时代而且还是个父亲是中国人的混血儿，他根本就入不了日本籍。
因为“制造”武田毅雄的人或许不知道，二战结束前的日本，是采用单纯父系血亲认定子女国籍的，假如是中国男性与日本女性结婚生的孩子，是不允许加入日本国籍的。
为什么会在“制造”中出现这样的错误呢？
推测是因为今天日本是采用双重血亲认定的，也就是说父亲或者母亲一方是日本国籍，子女就可以拥有日本国籍。可能有人以为这是天经地义的事情，所以根本没有想到在这儿也会出问题。
实际上，从单纯父系血亲认定转为双重血亲认定，日本这条法律还和中国有很大关系呢。其原因是二战后大批日本遗孤滞留中国，很多孩子是追随母亲的，不知其父，也有的母亲改嫁了中国人。这批日本遗孤回国时遇到认定问题，因为他们的缘故，日本才修改了相关的法令。
当然，武田也没准走“归化”的路入日本籍，那他根本不可能在几年内就去上军校，然后还火箭般地升得那样快。
也许，认定武田毅雄存在的朋友手中有更过硬的证据，那当然是好事。不过，有这些破绽和漏洞暴露出来，至少说明他们可能某种程度上受了欺骗，对待新的证据，我建议采取更加严格科学的方法进行审查——如果武田毅雄真的存在的话。
不过，我至今的看法，这仍然是一个虚构的谍王。
七、神秘的“中国人”——关东军司令本庄繁及其帮凶？
令人吃惊的是，策划侵略中国东北的日军头目，几乎都有穿中国服装照相的经历，而且看来几乎天衣无缝。不了解我们的对手，就无法明白这场战争中我们在面对怎样狡诈的敌人。
头顶瓜皮帽，身穿绸马褂，在这张拍摄于1926年的照片上，照片的主人看起来就是一个民国时代典型的中国士绅。然而，此人却从八代祖宗开始就根本和中国人不搭界，其的真实身份是发动“九一八”事变时的日本关东军总司令本庄繁。
本庄繁，日本陆军大将。兵库县人。陆军士官学校、陆军大学毕业。参加过日俄战争。曾任驻华副武官、参谋本部中国科科长、步兵第十一团团长，并如土肥原贤二一样，曾为张作霖担任过军事顾问，1926年曾调动日本军舰炮击大沽口，间接导致了“三一八”惨案的发生。1931年8月任关东军司令，主持并策划了“九一八”事变，并参加了炮制伪满洲国的行动，被日本国民目为“满洲英雄”。1933年任天皇侍从武官长，晋大将。1935年受封男爵，但因其女婿卷入二二六兵变而被迫在次年退役。日本战败后本庄被控为甲级战犯，畏罪自杀。
因为他深通中国文化，张学良曾将本庄繁视为密友，“九一八”事变时采不抵抗政策，被认为也有张学良幻想通过和本庄繁的沟通摆平局面的因素在里面。然而，张学良没有意识到，本庄繁之深通中国文化，其目的并非为了和中国友好相处，而正是为了对中国进行掠夺和征服。所以，事变中本庄繁丝毫不否认和张学良的私人友谊，但在侵占东北问题上，却没有任何让步，因为，在他看来，这是日本帝国的利益。
在日本保存的老照片中，会意外发现作出一副“中国通”样子的日本人比比皆是。比如日本关东军智囊石原莞尔，被蒋介石骂为“土匪源”的土肥原贤二，这些人，和本庄繁都有着同样的特点，确切地说，这是日军中的“中国通”共同的特点。
我们来看看土肥原，他是唯一我没有找到穿便服的日本“中国通”。
“九一八”事变后，日军控制沈阳后的第一任市长，竟然是空降来的——这个人，就是东京审判中被判处死刑的甲级战犯——土肥原贤二。日军炮轰北大营时，土肥原身在东京，正在向军部汇报中国东北的情况。事变三天后，土肥原便紧急乘飞机赶回，随即出任了奉天，即沈阳市的市长。
于是，就有了下页这张照片。
土肥原干这个活儿，可谓是费力不讨好，冷眼一看，会觉得这个甲级战犯竟然人品好得出奇。
“九一八”事变发生时，臧式毅等中国官员，或随军撤离，或以各种消极或积极的方式反抗着日军的占领。当时的奉天市已呈无政府状态，同时，关东军根本没有准备资金和人员来维持治安，管理市面。此时，这个土肥原竟自掏腰包干起市长来。
说起来令人难以置信，土肥原其人自己没有存款，当了市长以后他以个人名义去借了一笔钱，贷款来维持日本占领下沈阳市政府的运作，一直运转到日军对沈阳的占领稳定下来，才转交给伪政府。他做这件事情，由于没有得到上级的授权，所以这笔钱自然也就无处报销。此时土肥原是怎么样做呢？他没有去到处找人核报这笔钱，而是默默无闻地把这笔钱从自己的工资里一个月一个月地偿还出来。结果土肥原贤二在很长时间里全家只能住在一所仅两间的租来的小房子里。
其实，土肥原为国“吃亏”已经不是第一次了。
从陆军大学毕业，土肥原进入参谋本部的第二年，以陆军上尉的身份来华，他进入了日本驻北平的特务机关坂西公馆，在坂西机关工作过五年，从此成为日军中最有名的中国通之一。土肥原在北京潜心研究中国文化，他熟读《三国演义》《水浒传》，会说多种方言。当时，日本人对陆军大学毕业的精英，有个形象的说法，叫“十年人事”，即只要不犯错误，一般十年内可升至大佐。但因为土肥原在日本参谋本部和中国大陆之间来回调动数次，在中国待的时间太长，影响了升迁，用了15年，才达到这个职位，但他对此从无怨言。
此外，土肥原与人打交道时形象通常和蔼可亲，带有冈山人特殊的乡土气，甚至，在一些与之接触的中国政客中，还流传着“土肥原不说谎”的说法。
所以说他“人品好”这些都算依据。从为国家牺牲自己利益而毫无怨言这个角度，土肥原贤二可以算一个品格高尚的“模范国民”了。
然而，战后中国政府向远东国际军事法庭提交的战犯名单当中第一个就是土肥原。这样一个“克己奉公”的人，怎么成了万夫所指的战犯呢？
英国前驻日本大使克雷吉爵士，曾经这样描述土肥原贤二，他说日本陆军在中国的一切阴谋诡计和恩威并施当中，日本方面有一个小人物始终活跃地上蹿下跳，无论什么地方，只要有他沾边，哪怕是写上几个字，作上一番鼓动就注定要出乱子。
1928年3月，土肥原应聘出任奉系军阀首领张作霖的顾问，他借助关东军的势力，巩固了张作霖在东北的地位。他希望张知恩图报，满足日本人对东北的领土要求。张作霖借直奉战争之际，占领了北京，控制了北洋政府。但张作霖虽出身绿林却颇明民族大义，一直力图摆脱日本人的控制。土肥原对他十分不满。1928年北伐军剑指北京，张作霖无奈中退回东北。此时，土肥原与河本大作等策划皇姑屯事件，炸死了张作霖。只是由于东北军方面应对得当，张学良出关继承奉系领袖地位，日军才没能立即占领东北。
1929年3月，因皇姑屯事件未能达到预期效果，被打入冷宫的土肥原转任高田第三十步兵联队联队长，失意地回到了日本，不久，他又等来了一个机会，1930年中国爆发了军阀混战，土肥原曾是阎锡山在陆大的同学，他穿梭于军阀之间，拼凑了所谓“北洋派大同盟”，以对抗蒋介石和张学良。1930年他调任天津特务机关长，次年又调任沈阳特务机关长。此时，张学良的十一万东北军被调入关内。土肥原遂与关东军的少壮派参谋石原莞尔、板垣征四郎，趁东北兵力空虚，策划了“九一八”事变，由他主持的土肥原特务机关是发动事变的中心。
侵占东北之后，怎么进行统治，日方最初并无定论。石原莞尔提出统治东北要用日本陆军大将或中将，组织一个总督府。像对台湾和朝鲜一样，建立一个殖民地。板垣征四郎则提出过，直接把东北满蒙变成日本的领土。
就在争执不下的时候，土肥原提出了一个折中方案，即成立一个由日本控制，脱离中国本土的满蒙五族共和国，关于这个国家的首脑，他提出利用闲居在天津的前清宣统帝溥仪。因为当年冯玉祥发动“北京政变”，从故宫赶走溥仪时，正是土肥原将走投无路的溥仪接到了天津，保护了起来。此时，溥仪正住在天津日租界，一个叫静园的公馆里。1931年11月4日，土肥原于深夜，踏进静园公馆，不久，溥仪在他的策动下到达大连，伪满洲国正式出炉。
1935年6月，土肥原苦心经营，策动阴谋，逼迫国民政府签署《秦土协定》，取得了察哈尔大部主权。造成中国丧失察哈尔省80％的领土。
1935年10月，土肥原策划华北自治运动。
1937年“七七”事变后，他率日军第十四师团入侵中国，在保定、石家庄、邢台、邯郸等地多次与中国军队发生激战。但因孤军深入，1938年在兰封险些被中国名将薛岳的第一兵团围歼。
1938年6月后，土肥原专心于特务工作，“土肥原机关”改称“重光堂”，在上海设办事处。该特务机关成立后，在土肥原的主持下，先后对唐绍仪、吴佩孚、靳云鹏做工作，但因这些中国旧军阀多仍有民族气节，土肥原未能取得预期效果。其间，土肥原被指暗杀了不肯与日方合作的吴佩孚。
土肥原所谓的“出乱子”，对中国人来说，伴随的总是屠杀、劫掠、丧失家园和无穷尽的灾难。他可以牺牲五年时光等待升迁，只是因为深信自己的努力，对帝国征服“支那”有着重要的意义。他的“守信用”只因为这样更能网罗汉奸为日本的侵略政策服务。为此，给无辜的人们带来怎样的苦难，“好人”土肥原是不会在意的。
土肥原的现象其实很值得我们深思。东北的抗战之所以打得艰苦卓绝，不仅仅因为敌人的残暴，还因为敌人中有大批像土肥原这样，把侵略当作理想，并全身心为这一理想而奋斗的所谓“志士”。
再看看石原莞尔，这个“九一八”的策划者被称作“关东军的大脑”。
日本有个著名指挥家小泽征尔，他的名字，据说即取自其父崇拜的两个人——“坂垣征四郎”的“征”和“石原莞尔”的“尔”。
坂垣征四郎，日本陆军大将，作为甲级战犯在东京审判中被判处死刑，虽然臭名昭著也算闻名遐迩，这个和他齐名的石原莞尔，又是何许人也，许多中国人对其可能会深感茫然。
石原莞尔，被称为“日本陆大有史以来最杰出的大脑”，是日本杰出的战略理论家，他曾经预言了东条英机上台即意味日本覆亡，战争将以原子弹的爆炸结束，甚至在二战刚结束就坚称日本将以发展经济再度复兴，苏联集团将在冷战中自行崩溃消亡。
1937年9月27日，被日本军政两界均视为天才，担任参谋本部第一部长的石原莞尔，因力主不扩大与中国的战争，与当时军界主流发生冲突，被左迁为“关东军参谋副长”。一年以后，因就满洲国的统治方式跟关东军参谋长东条英机发生矛盾，他主张将“满洲国”扶植为日本的盟国而不是完全的占领地，被东条取消了在“满洲”问题上的发言权。三年后干脆被免职，编入预备役。1944年，这名中将甚至卷入了暗杀东条英机未遂的事件。
因此，在某种程度上，石原被视为日本军界尚属理智的典型，连战争末期缪斌到日本讨论中日单独议和的可能性时，都会先拜访石原。
这样一个在疯狂的日本军界独自清醒的人物，究竟是怎样的形象呢？检看当时照片，我们会惊异地发现，在他自己的影集中，此人有着各种各样的变身，忽而身着西服，忽而身着和服，忽而身着军装，甚至——会和太太一起穿着中式大褂照相。
在那个军人执掌一切的时代，大多数军人留下的照片都是身着戎装，仿佛脱了军服就不知道穿什么好一样，石原这样不断变换形象的癖好，可算颇为异类——似乎只有中国名将张自忠与其有类似的爱好。
喜欢不断变更形象的张自忠，似乎暗喻着自己一生从西北军猛将到被冤为汉奸，再到杀身成仁，以鲜血还自己以清白的曲折历程，有着同样癖好的石原莞尔，这种多变的形象，又暗喻着什么呢？
也许，背后有着同样的含义。
被视为理性战略家的石原莞尔，正是“九一八”事变的始作俑者和直接责任人。1929年7月，石原莞尔发布了三篇论文：《战争史大观》、《回转国运的根本国策——满蒙问题解决案》和《关东军满蒙领有计划》，提出“满洲土地无主论”，认为只有占领满蒙，才能满足日本发展的需要。这三篇论文，成了日本侵略东北的战略指导，在日本深受重视。在中国曾被反复提起的田中奏折，日本学界认为并非事实，但又多认为并非全然是伪造，而是石原莞尔等人的作品，也是日本少壮派军人对扩张的蓝图。
1931年，正担任关东军参谋的石原莞尔架空司令官本庄繁，和坂垣征四郎合作，直接策动了“九一八”事变，整个事变的作战计划完全由石原起草。事后，石原又亲临锦州前线，无视日本政府的态度发动了对锦州的进攻。“九一八”事变打开了日本扩张侵略的潘多拉盒子，给亚洲各国带来极大痛苦，也最终把日本带入深渊，石原可谓其中的最直接责任者。对此，石原一直承认不讳，并自称“满洲国之父”。其在对中国的侵略中，起到了急先锋和幕后军师的作用。
这样一个激进的石原，在“七七”事变时却变得如同完全相反的一个人，他力主日军撤出长城以北，至少是不恶化冲突事态，这种变色龙一样的主张难免令人疑惑。
据推测，这是因为石原真实地经历了日军占领东北的过程，在面对中国军民在最艰难条件下的顽强抵抗之后，石原认识到欲仅仅靠武力征服这样一个民族是无望的冒险，所以虽然其征服中国的主张不变，却建议采取更加稳健的做法，慢火煮鱼，而尽量避免激发中国的全面抗战。石原认为，中日一旦展开全面战争，战和的主动权将掌握在中国手中，中国必然以持久战拖垮日本。这一点，倒是和中国战略大家蒋百里对中日之战的看法——中国对日本，“不怕鲸吞，只怕蚕食”，颇为暗合。石原莞尔的思想变化是符合逻辑的。
但是，不吃一堑不长一智，尽管“九一八”的始作俑者已经认识到和中国的战争是一场不智之战，而新一代日军将领却依然热衷于在中国冒险。甲级战犯武藤章在讨论对华战争时曾一度嘲讽石原——“我只不过是模仿石原阁下当时在满洲事变中的做法而已”。要知道，“九一八”事变后，石原莞尔立即晋为大佐，升任参谋本部战争指导课课长，随后兼任参谋本部最核心的课长——第一部（作战部）作战课长。1937年升任参谋本部第一部部长，晋少将。他违背上级命令擅自发动侵略，不但未受惩罚，反加官晋爵怎能不让野心勃勃的日本中下级军官纷纷仿效呢？
其实，和中国作战的日军将领，几乎个个都经历了从激昂地主张几个月灭亡中国到变成稳健派的过程，倒不仅仅